第38章 第一章

關於“紅岩”的故事，小說的版本僅僅是革命先烈們在獄中的一段藝術再現，而圍繞“紅岩”那段革命歷史的真實故事，其實遠遠比小說要復雜得多，它包括了“11·27”大屠殺之後的幾十年來甚至今天還在繼續的故事…… 無法想像，當我走進那段歷史、與那些曾經在白公館和渣滓洞坐過牢的脫險難友——雖然現在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及其那些烈士的親屬們接觸之後，我的內心產生了強烈的震撼：“紅岩”真是一座血紅血紅的豐碑，在這塊血紅血紅的豐碑上，凝結了許多我們無法想像甚至難以理解的撼天動地的故事。 在紅岩革命歷史人物中，有這樣一位歷經坎坷、飽受屈辱卻對黨忠貞不渝的人。他的名字叫謝育才，是紅軍時期的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謝育才在解放後先後擔任汕頭市市長和湖南農墾局局長等職。他一生中歷經苦難和曲折，曾4次被捕入獄，3次被開除黨籍。即使在解放後仍一直不被重用，並屢次被黨錯誤地判定為“叛徒”，直至1977年含冤病逝，終年74歲。謝育才留下遺願，叮嚀妻子和孩子，一定要忠誠於黨，並求得黨的理解，澄清事實，表現了一位具有崇高共產主義信仰者的偉大情操。關於謝育才的名字，黨內的同志不知道他的名字，廣大讀者更不了解這位老共產黨員。我們在此略作介紹，以作為對他的一份思念：

1904年生於海南萬寧縣貧窮農家的謝育才，思想進步、血氣方剛，年輕時就在家鄉組織成立了農民自衛軍，通過武裝鬥爭佔領了萬寧縣城，成為海南瓊崖地區農民起義最出色的領導者之一。 1926年4月，年僅22歲的謝育才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一重大的政治選擇，注定了他一生顛沛流離、歷經坎坷。也正是因為這莊重的政治選擇，使謝育才在其後的革命道路上，不論遭受怎樣的挫折和不公正待遇，始終義無反顧、終身不悔。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海南革命力量受到嚴重挫折，這時的謝育才擔任了中共萬寧縣委書記，並出色領導了1927年11月的萬寧起義。雖起義隊伍因缺乏作戰經驗，暴動以失敗而告終，但卻強烈地震撼了當地的反動統治。次年夏天，國民黨第11軍鎮壓海南革命勢力，局勢更加嚴峻，原來生氣蓬勃的海南革命陷入一片腥風血雨之中。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裡，敵人進行血腥屠殺，對共產黨幹部一律格殺勿論。狡猾的敵人還常常身著便裝，假冒紅軍戰士，敲老百姓的門，一旦開門，便慘遭毒手，搞得老百姓談之色變。紅色武裝被迫撤退上山，或者撤至香港。 11月的一天晚上，敵人荷槍實彈，包圍了謝育才的家，瘋狂的敵人逢人便殺，謝育才臥床不起的母親，及其他的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和4個侄子全部被敵人用刺刀捅死，全家遇難的9人中最小的年僅9歲，鮮血溢滿家室，慘不忍睹。謝家所有家產也全部被投收，宅居毀於一旦。謝育才得知全家被害的噩耗時，這位堂堂七尺男兒，雙膝跪地，仰天長嘯，悲憤至極，數次暈厥在地。然而，反動派的兇毒行徑，更堅定了這位共產黨人的信念，他發誓要與反動派鬥爭到底。

這也是謝育才為什麼能夠在漫漫革命征途中屢受挫折仍百折不回、義無反顧的跟定共產黨鬧革命的原因所在。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謝家滅門慘案當天，實際上有3個人倖免遇難：一個是謝育才前妻，一個是他們的女兒謝瑩，還有一個是他的侄女。不久，他的前妻和女兒又被敵人抓住，以300大洋強迫賣到外地，前妻後來生死不明，小小年紀的女兒到處流浪，最後被謝育才的侄女帶回家鄉，孤苦生活…… 9年後的1937年6月，謝育才作為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代表與粵軍及國民黨當局談判，提出6條原則：1．國民黨立即停止向紅軍進攻；2．國民黨要實現民主自由，動員人民抗日；3．國民黨釋放一切政治犯；4．我方保證取消軍政委員會，停止對國民黨的軍事進攻；5.我方停止沒收土地和打土豪籌款；6．我方取消番號，改變名稱，在國民政府統一領導下抗日。國民黨方面提出“即日發表投降自新宣言；全部投誠，有槍者點編，徒手遣散”等苛刻條件，使談判幾近陷入僵局。謝育才想著全家被殺，大仇未報，今日還要同他們同桌談判、合作，還要一再受其侮辱和逼迫，實無法容忍，談判現場，竟幾度傷心得直掉眼淚。然而當他想到國難深重，民族危亡之時必須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力量時，只好忍住家仇之恨，遵照黨的指示，繼續和談。也正是因為這次公開和談，報紙上登載了謝育才出任中共方面和談代表的消息，讓遠在海南的鄉親知道他還尚在世間。海南地下黨組織當即派出游擊隊員梁居民帶著謝育才的女兒和侄女，千里迢迢趕到閩西與謝相會。劫後餘生的親骨肉相聚，謝育才悲喜交集，抱頭痛哭。由於女兒謝瑩不懂普通話，而長期在外的謝育才也忘了家鄉話，父女倆人近在咫尺，竟不能互通語言，只得由梁居民當翻譯，此情此景，亦悲亦喜，令在場的同志們淚雨紛飛。此後，謝育才將女兒謝瑩留在身邊，並於1939年送其到延安學習。他的侄女則繼續從事革命工作，後遭日寇殺害。

在海南屠殺事件之後，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萬寧縣委決定將一部分較為暴露的同志撤出島，謝育才接受廣東省委指示，赴馬來西亞、新加坡協助收容安排流亡在外的中共黨員幹部，他的任務完成得相當出色。 1930年初，謝育才取道香港準備回瓊崖。時值香港工人上街遊行示威，謝育才不慎被捕，審訊時他急中生智，報假名，稱自己是在上海讀書的新加坡華僑子弟，準備返滬就學。軍警找不出其餘什麼證據，遂將其“驅逐出境”，由便衣送至上海。 謝育才來到上海後，與地下黨取得聯繫後在上海閘北區第三街道黨支部工作。這年6月，上海舉行大規模的抗議“台灣淪陷日”活動，地下黨要求全體黨團員都要積極參加，尤其是各黨支部負責人要站在隊伍前列。這是一次典型的“左”傾盲動行動，遊行示威之前各領事館周圍早已佈滿密探，只待時機一到就抓人。危險已近在眼前，而此次行動總指揮卻渾然不覺，時間一到，即發出行動指令，各支部黨團員便開始散發傳單，立刻有數人當場被捕。謝育才此時擔任第三街道支部負責人，雖對如此行動有意見，也只好執行命令，繼續散發傳單，隨即也被捕。此次行動造成很大損失，共有7名地下黨負責人被捕入獄。謝育才被關在一間小牢房裡，狹窄的空間擠了30餘人，生活條件的極度惡劣，加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謝育才病倒了，被送進犯人醫院，在開刀中差點送了性命。 1931年4月，謝育才刑滿出獄，先後擔任紅軍福建軍區第二軍分區政委、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閩粵贛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等職，為領導閩西保田鬥爭作出了特殊貢獻。

1940年10月，中共南方局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統一領導廣東、廣西、江西、湘南、閩西南、香港等廣大地區地下黨的工作。南委書記方方，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張文彬，組織部副部長郭潛，宣傳部長涂振農，秘書長姚鐸，委員王濤。 11月根據南委安排，閩粵贛邊省委副書記謝育才被調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 1941年6月，謝育才抵達江西吉安，住省委統戰部長林鳴鳳家。 7月初，到達江西省委機關所在地安福山。這時，謝育才看了前任書記郭潛寫的3年工作總結，又聽了代理書記顏福華的介紹，感到江西省委的情況非常嚴重，因為江西省委領導下的4個特委，實際上已名存實亡，省委機關也不健全。他深感自己責任重大，決定迅速把江西省委下面的組織建立健全。隔日，他隨省委宣傳部長駱奇勳一，跟著交通員李鐵拐下山，直奔吉安。

到吉安後，當晚謝育才一行住在一家小旅館。晚8點左右，謝育才和駱奇勳分別被國民黨中統局江西省調統室行動隊密捕。他的宣傳部長駱奇勳隨後叛變。審訊中，謝育才聽特務叫他“謝書記”，不禁大吃一驚，因為此時謝育才的化名是李志強，職業是教員。這時，特務又說出了謝育才何時來江西、來江西幹什麼等等，謝育才知道省委機關一定出了叛徒。囚在敵人槍桿之下的謝育才痛心疾首，可又無可奈何。 可憎的敵人這時又假借謝育才的名義，寫信給中共江西省委代理書記顏福華，並誘捕了顏福華。不久，顏福華也叛變投敵。接著，江西省委機關的工作人員全部被捕，電台台長等也先後叛變。中共江西省委全軍覆沒。 為了對中共南委封鎖消息，特務將在吉安的所有有可能與廣東聯繫的中共人員及其家屬全部拘捕，利用繳獲的中共地下黨的電台，命令原中共江西省委的電台工作人員，仍按照過去的信號、波長、密碼，對中共南委電台發出呼叫，企圖騙取南委的信任，與其通話。

這時的中共南委和南方局對江西省委的情況全然不知。原南方局機要科科長童小鵬在《“南委”遭破壞前後》中說：“到1942年問，江西省委所屬黨組織基本瓦解，44個縣委、200多個區委和絕大部分的支部都遭受國民黨頑固派的摧殘，2000多名黨員被投入監獄，2000多名農村黨員被強行'管訓'。對於這麼嚴重的一件大事，南委幾乎有大半年的時間被蒙在鼓裡，毫不知情。” 對於南委的情況、聯絡方式，只有新到任的江西省委書記謝育才最清楚，只要謝育才開口，破壞南委指日可待了，於是特務們加緊了對謝育才的逼供誘降。中統大特務馮琦親自出版審訊，還動用了叛徒駱奇勳等勸降，可在敵人所有的招術面前，謝育才只有一句話：“想從我嘴裡你們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東西，讓我放棄真理——絕不可能！”後來，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也親自出面勸降，熊假腥腥地說：“我們是愛護人才的，希望你同我們合作。”，謝育才冷笑地對熊式輝說，如果你答應我地下三個條件，我可以考慮你的建議。這三個條件，熊式輝無論也無法接受：“一，無條件釋放我；二，保持我共產黨員的立場和信仰；三，我不做任何反對共產黨的言行。”

困在獄中的謝育才，知道南委處在隨時隨地的危險之中，故而心急如焚。從被捕之日起，他一直沒有停止過送出情報的努力，並多次試圖通過各種方式帶信給南委書記負責人方方，甚至曾秘密寫報告給周恩來，但都未能成功。剩下的只有一條強行越獄之路了。第一次試圖用小刀鋸斷木窗欄，跳窗而逃，沒成功；第二次又想通過收買看守越獄，也未成功。後在江西泰和馬家洲集中營，謝育才決定再次冒險越獄，他用舊牙膏皮做成鑰匙，試開腳鐐，還真成功了。於是他再次用仿製的鑰匙試開囚室門，想不到給扭斷在鎖孔內，立即被特務發現，便對他加戴重鐐，再也無法實施越獄計劃了。 敵人見勸降無效，又用兒女私情、骨肉親情來軟化謝育才。他懷孕著的妻子王勗這時也被敵人投入監獄，不久，即在監獄裡生下一個孩子，取名謝繼強。妻兒在條件十分艱苦的監獄時，整天哭泣，令謝育才心酸不已。可惡的敵人，後來藉故把嬰兒從母親手中騙出，單獨囚禁在謝育才囚室的附近。無人照料的娃兒一餓就哭聲振耳，謝育才聽後肝腸寸斷。但敵人無法用這樣殘酷的心理來迫害和改變謝育才的的革命信念，他曾向獄中難友表示，“革命者為真理正義而流血亦心甚安”，並做好了犧牲的準備。

當謝育才又從零零星星的消息中得知敵人正在想盡辦法尋找南委領導及駐地時，心急如焚的他再度決定：不惜一切代價，盡快出獄，向南委報警! 這一回，謝育才作出了犧牲的準備。他甚至給獄中難友留下了一首“訣別詩：“為國捐軀身不憂，唯願正氣永存留。成敗論定任褒貶，忠奸自讓後史修！ ” 謝育才作出的決定，令他的戰友和妻子都是想像不到的：他向敵人拿來的“自首表”上簽了自己的名字！ “叛徒？你要當叛徒？”妻子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會選擇這樣的道路。但她很快明白丈夫是想通過“假投降”來換取中共南委的安全。多麼崇高的犧牲啊！丈夫是個好男兒，真共產黨！妻子的心一下平靜了。 1942年2月9日，謝育才、王勗一家人被押出集中營。

然而特務們一直將他全家緊緊盯稍著。時間一天天過去，謝育才夫婦焦急萬分。有一天，特務突然來問他：“電台的密碼你知道嗎？”謝育才應道：“我不懂這個。”特務又說：“我們已和南委接通電訊了，南委要你回'全福處'，'全福處'是什麼意思？人名還是地名，這你應該知道吧？”謝育才一聽，頓時嚇出一身冷汗：“全福處”，應該指的是中共福建平和縣長樂地區區委書記劉全福處，老劉負責著南委電台的安全保衛工作。估計敵人真的利用電台與南委接上電訊了，難道南委已經暴露？如此一分析，謝育才更加焦急，可又不能讓敵人看出真相。急中生智的謝育才這樣與敵人周旋道：“我想起來了，'全福處'是地名，在福建龍巖，我在那裡住過的。”這個地方與劉全福所在的閩南平和縣相距400餘里。謝育才想的是：如果能找到劉全福，就可以找到南委了。

敵人是如何與南委電台接上關係的呢？ 《南方局黨史資料黨的建設》中“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概況”中這樣寫道：“1942年2月(春節)後，南委電台接到重慶電台指示：'江西台找你們，請與聯繫。'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內，南委電台正在與其他電台通電時，江西電台突然用同樣的波長插了進來，詭稱由於機器損壞中斷聯繫，現已修好，要求恢復聯繫。起初，南委負責同志認為江西電台中斷聯繫半年多，對此應有所警惕，於是決定，首先，考查一下是否是江西台，要它說明中斷原因；二、要江西省委將中斷後的情況作詳細報告；三、南委暫不向江西省委作任何指示和通知。此後，江西的叛徒即以江西省委名義，通過電台陸續發來一些'報告'。南委曾詢問謝育才本人情況，江西台則詭稱'謝育才在日寇轟炸泰和時受傷住院'和'情況不明'等等。南委書記方方曾將此情況提交涂振農、郭潛等研究，他們都認為沒有問題。於是，方方決定派郭潛去傳達指示和檢查江西工作，並給謝育才發一封明文隱語的信，要謝育才5月中旬到曲江與郭潛見面。” 這個情況與謝育才分析的現狀差不多，敵人用江西的電台取得了南委的信任，並且得到南委要謝育才去曲江見郭潛的情報。再也不能等了！ 1942年4月29日深夜，住在後面平房裡的看守，因有事外出一直沒有回來，而前面房子裡的兩個特務，又到鄰居處聊天，遲遲未歸，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時機，只能拼死一搏了，哪怕犧牲也在所不惜。 當時他的孩子已經熟睡，若帶著孩子走，萬一孩子啼哭，則前功盡棄，若放棄孩子離開，未滿周歲的孩子明天將會怎樣？生離痛過死別，孩子本來就跟著他們受盡折磨，今日一別，也許永世不得相見，是生是死，只能聽天由命了。既是革命者又是為人父母，孩子是父母的心頭肉，哪有父母願意將孩子拋棄？作為革命者，謝育才必須越獄為黨報警，作為父親，只好寄希望於莊家人良心發現，莊家沒有孩子，應該不會殺害無辜的孩子吧？吻了又吻熟睡中的孩子，夫妻二人忍痛割愛，跳出窗外，越牆逃走。謝育才把事先寫好的兩張紙條壓在園中石板上，一張條子上寫了首詩：“卑躬屈節非順意，擒住雄心靜待時。鳥已高揚人何慕，欲學叔齊與伯夷。”以表明心跡。另一張條子是寫給莊母的：“莊老太太，孩子是沒罪的，請不要因政治信仰不同而殺害他。” 小心翼翼將園門打開一條縫，兩人閃身而出，很快鑽進小巷裡。夜深人靜，兩人不敢稍懈，一路連奔帶跑，朝著原先觀察好的方向迅速奔去。他們晝伏夜行，風餐露宿。為了不至引人注意，謝育才用偷偷帶出來的剪子，將王勗頭髮剪短，換上用旗袍改的短衣，女扮男裝。白天他們躲藏在被盜挖過的墳穴裡，輪流睡覺，渴了舀墳頭積水解渴，晚上，到天黑盡了才敢出來，急匆匆趕路。途中曾碰上土匪，將他們身上僅有的幾塊錢和手錶也都搜走了。 走到離泰和100多里路的時候，因為心急改為白天走公路，以加快行程，卻不料碰上抓壯丁，將他倆抓到鄉公所。到了鄉公所，一搜身，發現王勗是女扮男裝，謝育才急中生智，謊稱兩人是自由戀愛，遭受家庭阻撓，所以從吉安逃回家鄉平遠，鄉長對他們的一套說辭半信半疑，因為當天是圩日，圍觀者很多，大家都很同情他們的“反封建行為”，鄉長見他們身上沒錢，又不想惹麻煩，於是就放了他們。謝育才趁機提出要求，要鄉長發給路條，許多圍觀者也紛紛支持他們，鄉長怕再添麻煩，乾脆開給路條，二人因禍得福。 終於可以在大白天走路了，王勗又回复女裝，穿上旗袍，兩人激情滿懷，希望早日到達南委!由於盤纏不夠，謝育才把僅剩下的一件禦寒衣物——毛背心也賣掉了，最後連那塊露宿山間用的油布也賣掉做路費。日夜兼程，謝育才的腳底打起了血泡，走一步都鈷心的疼，一瘸一拐，欲速不能，心中十分著急。路途中，謝育才深怕自己趕不及而使南委遭受破壞，按下山時，南委電告的曲江地址，不具名地寫了一一封信：“江西最近傷寒病流行，注意提防傳染。”5月22日，謝育才夫婦風餐露宿，冒著被敵人追捕的危險，經過24天步行，行程500多公里，終於到達閩粵邊平和縣的小（石示）村。謝育才找到南委軍事幹部劉永生和長樂中心區委書記張全福。謝育才見，面的第一句話就問南委的安危，當聽說南委安然無恙時，兩行熱淚奪眶而出。當晚，謝育才奮筆疾書，將自己被捕和逃離的經過，詳細寫了一份報告，將江西省委被破壞、顏福華等主要領導人叛變、與南委通訊聯繫的電台已被敵人控制等情況，如實進行了報告，並報告了郭潛的通訊地址已被敵人掌握，建議南委立即轉移。 幾日後，因南委電台搖機員投敵叛變，發生了南委電台被襲事件。由於謝育才及時報警，南委書記方方和南委機關及下屬組織均未遭受損失。方方先後召開幾次會議，周密佈置撤退轉移，又給郭潛發一密碼電報，要他立即撤退。可是，郭潛卻疏忽大意，收到電報後未及時譯出，被特務逮捕，立即叛變，破壞了粵北省委，並親自帶特務破壞了南委，南委副書記張文彬、宣傳部長涂振農及南委交通站長被捕。電台被襲、南委事件，都發生在謝育才越獄歸來不久，謝育才夫婦因此受到特別懷疑。這既在情理之中，而同時對一個革命者來說，沒有比在自己革命隊伍裡蒙受不白之冤更令人痛心的了。 謝育才夫婦棄子越獄後，一直接受組織審查。從1942年7月至1944年冬的兩年半時間裡，謝育才隱居在潮安，過著沒有黨組織生活的日子，忍受著巨大的精神折磨。 1944年底，潮汕黨組織恢復活動後，謝育才參與了韓江縱隊、東江縱隊的工作。 1946年，謝育才隨華南游擊隊北上山東煙台，接受了中共中央華東局對他的歷史審查。他襟懷坦白，如實向黨交代了從被捕到簽字、越獄赴南委報警的全過程。由於當時江西仍屬國統區，無法進行詳細的調查核實，故審查結論為：不管謝育才同志當時思想動機如何，但在敵人面前簽字願意放棄共產黨立場，是一種背叛行為，應予補行開除黨籍處分。但姑念謝育才同志在歷史上對黨有很多貢獻，及越獄回來救南委，又在潮汕地區協助黨建立與發展韓江縱隊，能坦白檢查錯誤，所以對其進行黨齡處理：一、1945年2月參加韓江縱隊起重新入黨；二、從1942年4月越獄回南委到1945年參加韓江縱隊時止，作為考察期。 對此，謝育才沒有怨天尤人，更加努力工作，為解放海南做出了很大貢獻。 1950年6月，謝育才受命擔任廣東省汕頭市首任市長，全心投入汕頭市城市接管和經濟建設工作。此時，意外又發生了：謝育才夫婦在越獄時丟下的孩子謝繼強，被特務頭子莊祖方收養。解放前夕，莊一家帶著孩子逃到香港。解放初，廣州市公安局在進行策反工作時，與莊祖方建立了聯繫。莊表示，如謝育才想要回孩子，他願意送還。得此消息，謝育才夫婦真是喜出望外。經中共中央華南局書記葉劍英同意，孩子終於回到謝育才夫婦身邊。 廣州市公安局因與莊祖方聯繫，被錯認為“與敵特勾結”，廣州市公安局長陳泊、副局長陳坤被開除黨籍、逮捕、監禁，謝育才因此事受到牽連。此間，在清理江西特委遺留的檔案時，發現謝育才在離開集中營時，曾在“死結”、“密結”上簽字，謝育才再次被開除黨籍。所謂“死結”即“個人政治上無保留”，“密結”即“離營後要保守集中營的秘密”，這是任何人離開集中營的必需手續。在那個極其講究“階級鬥爭”的年代，無論謝育才如何解釋，均無濟於事，他再次失去了政治生命…… 後來謝育才被安排到華南墾殖局工作。對黨赤膽中心的他，一面勤奮工作，一面繼續申訴。 1957年，組織上根據謝育才的表現，同意他重新入黨，並被派往海南農墾局任局長兼黨組書記。然而十年浩劫期間，謝育才的問題再次被造反派們當作“特大反革命分子”和“大叛徒”被又一次揪了出來，並立即開除黨籍。 1977年，久經磨難、極度苦悶的謝育才鬱鬱而終。臨終留下遺言：我雖歷盡坎坷，但堅信組織最終會理解我對中國共產黨、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片赤誠之心。 幾經周折，1999年1月8日，中共廣東省紀委發出第一號文件，內容是：“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通知，經中央紀委常委复議並報中共中央同意，決定恢復謝育才同志1926年至1945年一段的黨籍黨齡。”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問題，終於得到徹底解決。此時，謝育才已去世22年…… 謝育才是個悲劇式人物，他的經歷和冤屈也非常人所及，然而作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他對黨的忠誠天地可證，這也是我們要永遠銘記這個人名字的緣故。 其實在“紅岩”故事裡，也有很多謝育才式的人物，他們雖然在“11·27”大屠殺中成為了“革命烈士”，但由於歷史的種種原因，他們中相當一些同志一直沒有被政府和組織所認定其革命身份和烈士英名，他們和他們的親人們以另一種忠誠，演繹了對黨的信任和期待—— 我知道，到今天為止，關於“11·27”大屠殺中還有幾十位犧牲的難友只知其名，卻不知其身份，也不知其來自何方、逝於何事，更不知道他們的親人是誰，他們為何被關在監獄，又該不該像江姐、許雲峰式的英雄被刻在我黨的光榮史冊上？他們或有名，或無名，甚至有的連長的什麼樣都不知，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都沒有被列入“革命烈士”的名單上…… 這是為什麼？因為有關部門經過幾十年的努力，至今仍然不知道他們當時的身份。許多共產黨員，由於當時都是地下工作，又是單線聯繫，而且不少人用的是假名。被敵人逮捕後在敵人的監獄裡他們有的繼續編一個假名來矇騙特務的審問，因此直到犧牲後仍然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現存的“紅岩”革命烈士評定，也是經歷了幾個過程。最早的一批是根據羅文斌等脫險難友們出獄後提供的證明材料，這些材料應該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但誰能說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們都會在敵人的監獄里相互把真實的情況告訴另外的同志呢？因此這一部分人一旦被敵人殘害後就再也無法有人來證明他們的真實身份和在獄中的真實表現了。另一個渠道是有關部門從繳獲的敵特機關的檔案中查悉的材料得出某種歷史性的結論，比如有人在敵人的審訊紀錄中可以看到他們不屈不撓的英雄表現，但也有一些共產黨員在敵人的審訊材料中把一些自己擔任的職務、做過什麼事等等都如實的“交待”了，這部分人到底是不是“革命者”和“堅定的共產黨員”，過去一直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