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第二章

“雙槍老太婆”鄧惠中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人物。 關於鄧惠中的事蹟，前文已經有過詳細的介紹。對這樣一位傑出的共產黨員，除了小說裡有一個傳說般的故事外，很少有人知道她叫“鄧惠中”，而且她是跟自己的兒子一起犧牲在監獄裡的。但由於解放初期在評定烈士時，有關部門發現在敵特機關保存的審訊材料裡有一段鄧惠中的“交待”，她把自己在黨內乾的什麼事、曾經與敵人打過的幾次戰鬥經過都說了，這樣她就一直沒有被評上“革命烈士”，“文革”中，更是有人拿著敵特的審訊“證據”說她鄧惠中是“叛徒”，因為在過去我們的一般認識歷史時總把向敵人是否承認自己身份或“交待”什麼事作為判別“革命的堅定者”還是“叛徒”的基本標準。所以，鄧惠中這樣堅強而又為華鎣山游擊戰爭作出重要貢獻的女英雄，在被敵人殺害後的40多年裡一直被人們誤認為“大叛徒”。

過去對“革命烈士”和“叛徒”及“不確定身份遇難人士”的認定，一直是相關部門的“核心機密”，外人常常一頭霧水，有冤情也無法申訴，即使申訴了也不太容易獲得糾正，除了極左時代的政治因素外，更多的是我們的相關部門寧可將問題模糊一些，也不願讓那些曾經給革命帶來極大傷害的叛徒獲得一點點“解放”的機會——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造成“紅岩”幾百名革命烈士的犧牲，就是無恥的叛徒背叛的結果，這份罪孽誰也不想輕易從他們頭上搬開。然而，在這種思想意識的支配下，許多像鄧惠中這樣真正的革命烈士卻蒙受了不白之冤。 “11·27”大屠殺過去60多年了，按照歷史檔案的保密規定，多數檔案已經解密。這樣，我們也有機會看到一些寶貴的歷史材料。下面是當年“證明”鄧惠中向敵人“交待”和“背叛”的審訊記錄了——

第一份是民國37年9月13日即1948年9月13日，鄧惠中在自己的家鄉岳池縣被捕後偽軍法室審訊她的筆錄材料： 鄧惠中45歲江西小學校長 問：你任教員有幾年了？ 答：有三年了。 問：你丈夫何名？ 答：鄧福謙，他××八年出外到84師（武漢）作秘書沒有回來過。 問：現在在何地方？ 答：聽說被共匪去了也沒有準。 問：你有好多產業、好多人？ 答：有160排各，兩女兩子。 問：你處過什麼學校？ 答：××年在縣女中畢業。 問：你×好久加入共產黨的？ 答：我29年參加組織系王治（南充）介紹在青×街教書時加入。 問：你作些什麼工作？ 答：在前我有組織，現在沒有了。 問；你8月初五到那去了？

答：我的二兒在新場被捕，我去保他。前天從我女兒那裡回來的。 問：今天晚在甚麼地方拿獲的？ 答：學校的小房裡拿獲的。 問：你現在共產黨內任的甚麼職務？ 答：我不過作點宣傳。 問：機槍、鑰匙、子彈那來的？ 答：是他們的，不是我。 問：你究竟作的甚麼工作？ 答：我參加組織後對婦女宣傳，有曹雲清（新場人，現住後山）李中權（在新場）作農村工作，他集合有10餘人。 問：你在黨內有甚麼地位？ 答：沒有什麼地位。 問：你的兒子是被新場××拉去的？ 答：清鄉拉去了的。 問：李中權系什麼地位？ 答：農民地位。 問：七月十九你到×塔山去作甚麼？ 答：有李世傑、×光亞、何朽柏、李世昌和我去還願。

問：六月廿九你在毛慎修家裡說的甚麼話？ 答：當時有11人，有毛靜修，少全安等開農民會。 問：你是工委會的嗎？ 答：地委會是蔡衣渠負責。 問：陳尚克在那裡？ 答：認不得。 下面是鄧惠中的簽名。另一份是同一年的9月21日的審訊材料： 問：你在七月廿後，開過幾次會？ 答：在萬塔山毛慎修這兩處開過會。 問：你到張遠智那裡是開會嗎？ 答：他們在開會，我說你們要攻城看你們的力量如何，能否攻下，否則我要殺你們。 問；那次開會你那有好多錢？ 答：6千多萬元是蔡衣渠送來的，其餘的錢是我拿×李中全與毛慎修那裡用的。 問；你叫你的兒同李中玄、鄧華朗去作甚麼？ 答：怕他有危險才叫他到唐家去躲避一下。

問：他到重慶去讀什麼學校？ 答：西南學院一年多了。 問：鄧葉芸既不是正式黨員，是否編為小組。 答：我編為讀書會，由周亞華負責領導看書報。 問：你們入黨禮節如何？ 答：為黨盡忠，保守秘密，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 問：楊明權買手槍彈放在張遠智家裡，你如何處理的？ 答：我不知道 問：你賣五石谷是否交與兒子作活動費。 答：沒有那事。 問：你們的經濟本源怎樣？ 答：自武勝之暴動後上級派小二送來兩仟萬元錢，叫我拿來作黨費。 問：徐也速是否工委書記？ 答：我不清楚。 最後也是鄧惠中本人的簽名。材料中許多文字難以理解，這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了它的真實與客觀性。 對這樣兩份敵特的檔案材料如何看待，在解放初期和“文革”期間是可以想像的。鄧惠中因此一直沒有被認定為“革命烈士”。現今的重慶紅岩歷史檔案館中，當年每位在監獄裡犧牲或死去的人都有相應的材料，其首頁是統一用鉛印的題為《遇難烈士登記表》。當時由於條件有限，凡是確定為“烈士”的就被分為“甲”級“乙”級或甲下、乙下，依次來認定誰是最革命者、誰是一般的犧牲烈士，但在一些明顯是叛徒的表格上就會寫上“叛徒”字樣，而對那些未確定身份者則標上“不確定”的字樣。在鄧惠中的表上，我們現在可以明顯地看到那份《遇難烈士登記表》中的“烈士”二字被改成了“人士”，而且旁邊還寫有一個“叛”字。就這樣，鄧惠中便從“烈士”變為“人士”，變成了“叛徒”。這簡簡單單的幾個不同的字，決定了鄧惠中在死後的命運完全與江竹筠和許曉軒等人不同了。後者通過革命小說和革命戲劇成了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前者的鄧惠中則長期地被埋藏在革命的“可恥叛徒”之列。為這，她的親人和家屬蒙受了幾十年的不白之冤。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歷史終究不能顛倒黑白。”這類話說起來很容易，但真正明辨是非，讓真相獲得應有的認可亦非易事。再說，什麼是真正的真相？真相中有沒有假相的存在？假相中難道不會隱藏著真相？這些問題在當時的地下工作和異常錯綜複雜的對敵鬥爭中完全是有可能存在的。為什麼憑一個簡單的“證據”、旁人看法和敵特分子的一份“審訊”材料就輕率地認定誰是革命者、誰是革命的叛徒呢？而如果不是依據像羅文斌這樣的脫險者在獄中的所見所聞和敵特機關當時留下來的現場“審訊”材料，你又能拿出什麼來證明你是革命者或他就是反革命呢？ 呵，太複雜了！ 革命者面臨的考驗何止是敵人的嚴刑拷打，還要經歷各種各樣的非常考驗，包括被組織和自己隊伍中的革命同志們的誤解，有時這種誤解將是永遠的……誰能經受？真正的共產黨員能經受！真正的忠誠於組織的、又有堅定信仰的人能經受！而且，真正的共產黨員必須經受各種考驗，這也是“紅岩精神”能夠萬代相傳的根本所在。

楊漢秀烈士的事蹟，前面也曾介紹過，但由於她是被自己的親伯叔叔楊森殺害的，而且又是單獨秘密殺害的。因此雖然她當年被定為“革命烈士”，可由於她的屍體一直沒有找到，加上她獄中用的名字與真名又不一樣，其親生女兒為了找到自己的母親，解放後費盡心血，受盡心靈折磨，最後也是在烈士犧牲40多年時才知道了母親的真實情況。我從紅岩紀念館的檔案裡看到了楊漢秀女兒李繼業寫的一篇“親愛的媽媽楊漢秀”文章，很受感動。下面摘選一段給讀者： 每個人都有媽媽。可是，我的媽媽是誰？她在哪裡？為什麼不要我了？這一切在我年幼的心中，一直是個解不開的謎。 那時，我還沒有上學。有一天，與鄰居小孩玩耍時發生了矛盾，突然，她們喊道：“你是抱的娃”。我一下愣住了，我怎麼會是別人抱養的孩子？那我的親身母親又是誰呢？我不知所措，彷彿掉進了冰窟裡。我不相信這是真的，心想，一定是小伙伴為了要製服我，胡亂編造的謊言。但是，從那以後，她們總是用這樣的話來攻擊我，卻從來沒有用這樣的話去對付過別人。我只好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因為我相信它確實是真的。

我家左鄰右舍的全是解放前的老鄰居，他們都認識我的親生父母，自然對我的情況很熟悉。平時大人們在議論我的時候，被身邊的小孩聽見了，就成了他們攻擊我的材料。 從此，屈辱、自卑籠著我。因怕別人罵我是抱的娃，只好處處忍讓，盡量不與別人發生爭執。表面上，我給別人的感覺是既開朗又活潑，但我內心深處卻埋藏著不易被人察覺的痛苦和憂傷。 我想問養母，究竟我是不是他們抱養的孩子？我的媽媽又是誰？可是，幾次話到口邊又咽了回去，因為我不願捅穿這層包著的紙，怕從此打破家中的寧靜與和睦。平時，我在養父母面前佯裝著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在外面如果受委屈，晚上就躲在被子裡偷偷地哭泣。那時，我感到好可憐，因為我沒有地方可以傾訴。有一天晚上養母聽到了我的哭聲問我時，我只能用剛剛做了一個惡夢的話來搪塞。

直到1961年我小學畢業前，老師拿出覆歷表讓我們填，其中就有一欄“是否烈屬”。我拿筆首先就把烈屬這欄劃掉了，老師說我是烈屬，讓我把烈屬這欄填上。老師的話把我驚呆了，以前，只知道我不是這家的親生女兒，可是，現在又說我是烈士的後代。我那時雖不太懂事，但烈屬的概念還是明白，我心中就好像打翻了五味瓶，真是什麼滋味都有，高興與悲傷並存。高興的是，我的身世之謎終於被揭開；難受的是，我做夢都想有一天能見到媽媽。卻永遠見不到了。 就在那年暑假，老師、教導主任來到了我家，養父母終於將我的身世告訴了我其實，我的情況鄰居、學校、派出所都知道，以前，他們怕我年紀小不懂事，所以一直瞞著我。 我出生我不到兩個月時，媽媽急著要回渠縣去參加龍潭武裝起義，不能帶我同行，因為給我請了一個奶媽。由於奶媽只有十八歲，媽媽不放心，又請鄰居（後來的養母）抽空幫忙照顧我。媽媽怕離我而去引起別人的懷疑，她對養母說：“我要回老家去收租，由於天太熱，我不能帶小孩去，大概一個月左右就回來了”。那時大家都知道她很有錢，但究竟是乾什麼的卻搞不清楚。所以，媽媽以回去收租為藉口離開我，大家都不會疑心。

當時，媽媽和爸爸用的都是化名。媽媽叫楊稚華。媽媽離開我回到渠縣後，即給養父母寫了一封信，署上了她的真名楊漢秀，遺憾的是這封信沒有保存下來，而事隔多年後，他們竟將我媽媽楊漢秀錯記為楊益秀。 知道媽媽是烈士後，有一天，我偷偷跑到烈士墓去，希望能找到媽媽的名字，那時烈士的名單陳列在大墓左側的房子裡，我翻來覆去找了幾遍，也沒找到'楊漢秀'三個字，我仔細地看了所有陳列內容，也沒有找到楊益秀這個名字。我懷著失望與忐忑不安的心情離開了烈士陵園，一路上我想得很多，由於沒有找到媽媽的名字我幻想著媽媽犧牲的消息只是誤傳，因為火燒渣滓洞後，家人曾去清屍，一直沒有找到媽媽的遺體，我怕媽媽是叛徒，所以才榜上無名。難道……這一個個疑團，當時只有十三歲的我實在無法解釋清楚，又不知該問誰。從那以後，我怕別人問我的身世，自己也從不提起。 鑑於地下鬥爭的特殊性，養父母知道我父母的事情很少。他們知道我媽媽是楊森的侄女這一重要線索，也因眾所周知的原因，而不敢告訴我，怕我出去亂講會受到株連。直到1972年我從山東回家探親，養母才告訴我，並一再囑咐我不能出去說。當我知道這條線索後，決心要把自己的身世搞清楚。 1975年我調回才重慶工作後，了解到一職工的父親解放前在渠縣時曾見過我的媽媽兩次，他還認識一個曾給我外婆家護院的人。當我得知這個消息時，激動得渾身發抖，話都說不出來了。他一見我便感到我像媽媽楊漢秀，可是我堅持說我的媽媽叫楊益秀不叫楊漢秀，我還請他回去替我打聽楊森是否還有一個侄女叫楊漢秀，他說：“據我所知，楊森只有一個侄女是從延安回來，在渣滓洞犧牲的。”他回到渠縣了了解到一些情況後，來信請我親自到渠縣去一趟。 1976年春節後，徵得養父母同意，我在廠黨委開了一張介紹信，便踏上了尋親之路。 我先後到渠縣、成都等地，找到地下黨的老同志熊揚、陳雲龍等，還有媽媽生前的朋友及解放前給外婆家中護院的人，由於我模樣、身材長得很像我的媽媽，所以，無論我走到哪裡，都得到了他們的熱情幫助，凡是認識我媽媽的人看見我時，全都說我長得像媽媽，甚至說我走路的姿式和說話的樣子都像我的媽媽。在媽媽的一個朋友家中，我第一次看見了媽媽的照片，我帶著這張照片回重慶，為了證實我與照片上的人是否是母女關係，我對養母謊稱沒有找到媽媽的消息，並裝做很不在意地拿出媽媽的照片給他看，問她認不認識這個人，養母一見照片驚喜地對我說：“這就是你媽啥？你還真有辦法，把你媽的照片都找到了我的父親、哥哥和姐姐。那時我都28歲了…… ……由於是秘密殺害的，媽媽犧牲後，一直沒有找到她犧牲的準確地點，都以為媽媽是火燒渣滓洞時犧牲的。 直到1977年，我們才知道了媽媽犧牲的準確地點和經過。 1975夏天，據歌樂山農民反映，解放前夕，在金剛坡碉堡中發現過一具帶手銬的女屍，烈士陵園派人調查核實後。請專家進行骨骼鑑定。又根據特務的口供，確認犧牲的烈士就是我的媽媽楊漢秀。 有一天，通知我們親屬與烈士陵園、民政局的同志一道，到媽媽殉難地去挖掘清理遺骨。這一天我終身難忘，幾十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思念我的媽媽，因為媽媽離開我時我還不到兩個月，而媽媽犧牲時，我還不到一歲半。我是多麼想念我的媽媽呀！當我得知要去清理媽媽的遺骨時，心中異常激動，幾乎不能自己。 一路上，我在心裡默默地念著，媽媽呀！你知道嗎？你的女兒今天終於找到你就要見到你了，你再也不會一個人冷冷清清地躺在這荒郊野嶺了。媽媽，你知道嗎？你最最放心不下的小女兒，就要來到你的身邊。 由於媽媽是被倉皇棄屍，當時只淺淺的埋了一下，幾十年來任憑山水沖刷，媽媽的遺骨已經剩下不多了。我們只有按照當地老農指點的位置，用手在泥土裡小心地扒著、找著經過仔細辨認，才找到一些骨頭。我輕輕地拿著媽媽的每一塊骨頭，小心地放在我手裡拿著的紙口袋裡。我把口袋放在我的胸前，感到媽媽和我貼得是那麼近，彷彿就站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媽媽犧牲的消息不是真的，期望媽媽有一天能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能與媽媽在夢中想見；又有多少次因為想您的女兒在夢中哭醒。這些，媽媽你都知道嗎？女兒多麼希望能得到媽媽的愛，多想喊你一聲“媽媽”呀！ 我知道，世界上那個母親不愛自己的兒女？又有那個兒女不愛自己的媽媽呢？正是為了千千萬萬的兒女不再失去這種愛，我的媽媽英勇地獻出了她年輕的生命。年幼的我，從此失去了人間最寶貴的母愛。但是，我感到更多的則是自豪，為有這樣一個好媽媽而感到無比驕傲。 媽媽自從參加革命後，歷經了許多磨難和嚴峻的考驗，也受到許多不公正的待遇，但她從不氣餒，對黨對事業的追求永遠是那樣的執著。她對待同志、戰友總是那麼熱情寬容，幫助別人十分慷慨，對待困難又是那樣樂觀，從不叫苦。 媽媽犧牲後，由於地下黨是單線聯繫的，直接與媽媽聯繫接頭的川東臨委書記王璞同志也犧牲了，媽媽的真實情況很少有人知道，雖然媽媽在1950年第一批就被認定為革命烈士，但長期以來卻寂寂無聞。 1977，哥哥從媽媽的遺物中，找到了一張“吳銘同志”見周副主席的介紹信，上面有王維舟同志的印章和周副主席的兩處親筆批字。至此，才推斷出延安的吳銘，就是犧牲在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楊漢秀。這個謎終於解開了。 原週副主席的秘書，龍潛同志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特寫信將我媽媽的情況做了介紹和說明：“關於吳銘烈士，確係週副主席在延安交介紹到交際處金城同志處住，利用美軍觀察組的飛機隨他一起到重慶。那時想利用她同楊森系叔侄，派她去作地下工作。”而且還確認：“吳是共產黨員、表現好，所以才派她去作地下工作，後來犧牲在渣滓洞。” 雖然媽媽曾經寂寂無聞幾十年，不為人知，但是黨沒有忘記她，人民沒有忘記她。她毅然背叛反動家庭投身革命的行為，特別是她在人們不理解她、懷疑她，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時，都沒有能動搖她跟黨走的決心。她的精神得到人們的稱頌，很多報刊、雜誌上都登載了媽媽的事蹟。 1980年11月25日，在歌樂山烈士陵園為我的媽媽舉行了隆重的遺骨安葬儀式…… 李繼業的媽媽楊漢秀的遺骨，晚了41年放進紅岩革命烈士紀念地。就是這樣一位歷史非常清晰的烈士，為了給予她應有的正名，烈士的親屬和戰友們曾經到處尋求組織解決和幫助尋找遺骨的工作，前後花了七八年時間，僅僅為調查烈士被害過程和尋找與挖掘烈士屍體就運用了數以百計的人員，其間歷盡的周折難用筆墨形容。最後如果不是周恩來總理的秘書等重要證人出面作證，也不知結果如何。然而，畢竟楊漢秀這樣英雄名字還是被最終列入了紅岩革命史冊上，可相比與楊漢秀，還有許多革命先烈的死後命運就要差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