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第三章

發生在重慶那兩座“人間地獄”裡的女共產黨人和女革命者的傳奇故事還有很多，這裡挑幾個大家熟悉但並不是小說裡所描述的那位女烈士們的故事，及其另外幾位鮮為人知的但英勇事蹟更是悲壯而偉大的女性，在此一併獻給讀者們—— 關於“雙槍老太婆”。 《紅岩》小說裡有一個“雙槍老太婆”。那是個沒有進監獄的華雲山游擊隊隊長形象。其實，真正的“雙槍老太婆”也是渣滓洞的一位被敵人屠殺致死的革命烈士。她的名字叫鄧中惠。 “老太婆”犧牲時只有49歲。 1950年春，剛剛解放的重慶，到處是翻身的市民們和解放軍在一起為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得滿目瘡痍的山城進行精心的醫治與重建。這一天，一位身著威嚴軍裝的中年人來到渣滓洞，他向依然散發著焦灰味的監獄囚室獻上了一束鮮花，然而默默地鞠下三躬……鄧福謙專程去到重慶滓渣洞、岳池老家，憑弔自己的戰友，親愛的妻子和第二個孩子，並作詩一首《於重慶吊難妻烈子》，以表自己的懷念。

淒風苦雨山河破， 共求光明兩手分。 中年雙雙入共黨， 保國何惜獻我頭。 學年未滿纘母績， 闖關赴難不遲疑。 長江吹起進軍號， 四川百姓著戰袍。 這位軍人在現場默詠了一首題為《吊難妻烈士》。後來知道，這位軍人名叫鄧福謙，他的妻子就是在“11﹒27”大屠殺中遇難的女烈士鄧惠中。鄧福謙同時弔唁的還有他的兒子，一起與母親鄧惠中同時犧牲在渣滓洞的鄧誠…… 真實的鄧惠中，與小說中的“雙槍老太婆”有相似之處，也有很大差異。她生前的一位女戰友的紀念文章中這樣描繪鄧惠中： ……我親自聽見，聽見那笑聲，那充滿了熱情與內容的笑聲，這笑聲讓敵人在發抖——“你這匪徒！你這兩腳獸，你除把我們的肉體弄成肉漿外，你還有什麼辦法？哼哈！我們的生命,我們的政治生命，已成長壯大了，將揚眉吐氣於世界！”——惠中同志，我聽見您響亮的笑了！我瞧見了您那豪俠的風度，剛毅的意志，對敵人威武不屈的精神。在很短的日子裡，曾因工作關係認識了您，您那和藹爽直的面貌，有著待人的高貴情感。您親熱的口吻中敘述著您的私生活給我，您的一對雙生寶寶，當時約有七歲樣子，是那樣可愛，可他們在你培養教育下，就當了宣傳工作的小英雄，打起金錢板來，神氣逼真、生龍活虎的跳躍在我們的隊伍中間，令我欣賞和羨慕不已。您告訴我，您的先生是如何到陝北，與他如何結的婚，在形式上雖然脫不了封建意味，但您們有了孩子以後的感情仍然深厚熾烈，精神上那麼富有！您有領導的天才，您幫助了無數的農民，為他們解決了多少不平的事，在現實生活中去幫助他們。您的散文投登各縣報館以表人民生活疾苦，講述您如何適應著舊的家庭生活。抗日的時候，您為出征軍人家屬講話，爭取優待權利，替他們寫信，同時又宣傳抗戰的意義，您動員了無數的農民，組織了他們。人們親切地稱呼您為“鄧二姑婆”。您吸收了不少的同志，您辦了一所私立小學，您救濟了不少的貧苦兒童，在生活上教育他們進步。您常愛寫詩，並用此形式改造環境！ ——天亮的前夕您竟犧牲了，死在這蔣匪特務們的手裡，他們恨不得把您整個家都要剷草除根，連您的孩子都不肯放手，您那可愛的孩子也與您一起遭害……這血債如何算得清！

另一位在“11·27”大屠殺中脫險的老同志則用另一種口吻評說鄧惠中：鄧惠中（女）老太婆，小腳，身體不好，老黨員，丈夫在解放區，兒子和他一道被捕，受過刑，在獄中表現好。在岳武一帶作匪運，對當地武裝起義很有貢獻。 朱光璧，鄧惠中的地下黨上級領導和直接的單線聯繫人。他對鄧惠中是這樣介紹的： 鄧惠中，女，本名張惠中，岳池縣人。她和她的愛人鄧福謙，次子鄧誠同志，在解放前已都是共產黨員。鄧福謙同志在1938年即到了解放區（延安），全國解放後，曾先後在武漢市、廣州市工作，1965年因病退休，1974年病故於岳池縣。鄧誠同志於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敵人大屠殺時英勇犧牲。 鄧惠中是在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入黨後，經常在外地任教和深入農村發動群眾進行抗日。根據我所了解，凡是她任教的學校和工作過的地區，師生與農民對她的印像很好。她平時生活艱苦，同群眾的關係很密切，特別是同廣大農民和農村婦女打得攏來，沒有架子，很親近人，很多人都親切地稱呼她叫“老大姐”。她對工作認真負責，從不馬虎，雖然她是一個過去纏過腳的女同志，年齡又比較大了，但為了工作，不辭辛勞，常常步行三、四十里外去做群眾工作，從不叫一聲苦。鄧惠中同志對黨的工作，一貫積極。在她的直接培養教育下，曾介紹了七、八個婦女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對黨忠誠，為人正派。對任何同志都是熱情關懷，特別是對上級領導同志既盡力保護其安全，更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照顧。真正是大公無私，真忱相待。她對自己的子女，既要求嚴格，又善於循循誘導。她的兩個兒子，為了黨的事業，一個流盡了自己的熱血；一個在工作台中因積勞成疾，醫治無效而去世。兩個兒子後來都光榮地成為了烈士。她女兒叫鄧中芸，在她被捕的前一天被敵人抓去，後來轉移到合川集中營，由於平時接受她母親的革命氣節教育，因而被捕後，盡菅敵人用竹棍子夾在她的手指縫裡（當時只不過十四、五歲）使勁往一起擠，手指就好像斷了似的，痛得她鑽心，但鄧中芸始終堅貞不屈，一心想著決不能讓叔叔娘娘遭殃，決不能讓他（她）們受罪；一心想著叔叔嬢嬢這樣好的人，這樣的正直無私，就更加堅強，更加痛恨敵人。

鄧惠中同志在1948年8月5日被捕後，擬從各方面了解，她的表現是很好的。在岳池的敵人審訊她時，曾勸她“自新”，她狠狠地打了岳池縣一個罪名昭著的特務頭子曹茀知（1952年11月27日被我政府公審槍決）的耳光，從而她受了一頓苦刑，並押出敵人的法庭把她捆綁在一個釘牢了的凳子上，任何親人都不讓見面。鄧惠中同志被捕後，敵人對她曾進行了多次刑訊。當她還在岳池監獄時的一個早上，敵人把她的女兒鄧葉芸押到偽衙門裡的一個審訊室裡，鄧惠中同志也早被押到這個審訊室內，女兒見到媽媽瘦得皮包骨頭的樣子，禁不住痛哭起來，鄧惠中同志既英勇又慈祥的對她說：“葉芸，你不要哭，抬起頭來，還是聽聽我的口供吧”。當即有一個國民黨的法官拿起一張紙就念起來，其中，除了問鄧惠中同志的姓名，年齡等外，又問鄧是不是共產黨員？鄧答：“是”問：“上級是誰？”鄧答：“不告訴你”。又問：“穿的什麼衣服？”鄧鄙視地看了他一眼說：“穿一件蘭衣服。”還問：“彭華秋，周淑瑞是不是黨員？”答“不是。是群眾”。隨即敵人決定將鄧惠中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並提出要把鄧葉芸也從岳池帶走。當時鄧惠中同志說：“她太小，讓她留下吧！”當天，敵人押著鄧惠中、鄧誠和其他一些同志到了“中美合作所”。

總之，鄧惠中同志被捕入獄以後，我所知道的凡是她所熟悉的人沒有一個被牽連。說明鄧惠中同志不但對自己的子女進行革命氣節教育，而她自己也完全以身作則。再拿我來說，鄧惠中同志明明知道我是她的上級領導，而且到過我住的地方兩次；還有，在我們第九工委作掩護機關和聯絡工作的鄧淑華同志，是她在岳池親自接受入黨的一個同志；另外在1942年下半年她在南充青居小學任教時，與袁崇校、袁純潔等是同一個支部，但所有上述關係，都沒有任何一個受過牽連和影響…… 一個纏腳的舊式婦女，能夠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這本身就是已經有些傳奇了，可鄧惠中則不然，她還是個使刀弄槍、令敵人聞聲喪膽的“雙槍老太婆”，則更傳奇了。關於鄧惠中傳說，在民間有多種版本，這裡選擇幾個她與槍的故事：

一、假槍真用 已經是幾個孩子的媽媽的鄧惠中參加革命後，做夢都想得到一支槍，但就是沒有機會。她便學兒童們的辦法，用竹子做了一支假槍，學瞄準射擊。學校內每當童子軍用棒當槍操練時，她也跟著學操練槍上肩，槍放下，臥射、跪射、立射等動作。為了熟練槍法，她還經常秘密地在家後門外的巷道裡練習。她練槍法時，關上後門，叫大兒子和二兒子在前門外放哨。如有人來，便用早已規定的暗號告知她，好立即停止。 二、得到槍和學用槍 1948年以後，上級黨委派她去指導岳西地下黨支部工作時，支部給了她一支手槍，她喜出望外，愛不釋手。以後，上級黨書記蔡衣渠同志又發了一支手槍給她。她一段時間有了兩支槍，這就是“雙槍老太婆”稱號的由來，其實鄧惠中那時還不到50歲。可在那個時候的鄉村，50歲的女人算是老太婆了，加上她鄧惠已經有二兒一女，何況大兒子也有人給說媳婦了，有人叫她“老太婆”，鄧惠中本人並不在意，後來她使著雙槍也在外人面前說“我這個雙槍老太婆”如何如何，“雙槍老太婆”就這樣出名了。當然，更出名的是她帶領游擊隊一次次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的緣故。

再說，鄧惠中得了這兩支槍後，無比高興。她抓住一切機會練習使用，首先是明了槍的性能，再練習上子彈，下子彈，然後練習如何攜帶身上而不暴露。特別是如何做到百發百中、彈無虛發。 三，“做夢也想著子彈少了” 鄧惠中自己有了雙槍後，更重視她的隊伍的軍事素質。一天，她對手下的一位年輕的小同志說：“你跟隨我去粽巴鄉檢查工作，準備一下就動身。”出發前，鄧作了一番準備，她換上了這位小同志嫂嫂曾玉清新婚時穿的一套衣服，認真地梳了梳自己的短頭後，站在鏡子麵前照了又照，說：“你們看我像不像新娘子回娘家啦？”曾玉清風趣地對她說：“真像！你裝農村婦女就像個農村婦女，你裝個新娘像個新娘。脫掉這些衣服，你又像一個教師，你的各種裝扮都很大方、樸實，很合眾的。”是夜，鄧惠中檢查了粽巴鄉的一個武裝游擊隊的軍事表演。鄧對這支隊伍很滿意，隨即講話道：“你們的軍事訓練是不錯的，耍槍耍刀的表演都很好，我要問你們一個問題：今後你們敢不敢上戰場去同敵人拼殺呢？”大家答道：“解放自己，敢去拼殺。”但其中一個隊員說：“我不敢上戰場去拼殺。”鄧問他為什麼？那隊員答：“他們有槍有子彈，敢去拼殺，我只有一條空桿子槍，沒有一發子彈，所以不敢上戰場拼殺。”後經查實，鄧惠中發現游擊隊隊員們最多的只有八發子彈，一般的三、四發子彈，那個發言不敢拼殺的同志確實沒有子彈，只有一支空桿子槍。鄧非常吃驚道；“子彈少可能是帶普遍性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個嚴重的問題，我們想辦法解決，我們也能夠解決。你們加緊訓練，作好戰鬥準備。”這時已是深夜色12點了，鄧為了給游擊隊解決子彈問題，便告辭同志，摸黑走了20多里夜路回到原來的住處。一路上烏雲滾滾，雷雨交加，她和隨行同志的衣服全淋濕了。當時，那位小同志要把僅有的一件乾衣服脫給鄧穿，鄧始終不干，說：“小兄弟，不要為我難過，共產黨人是鐵打的心腸，幹革命，死都不怕，還怕穿濕衣服嗎？你聽過劉胡蘭、林祥謙同志的故事嗎？他們是臨死不屈的革命者，敵人把鋼刀架在他們的頸項上，把槍口對准他們的胸膛，他們都是面不變色地嘲笑敵人無能，顯示了自己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他們是共產黨員，你我也是共產黨員，他們革命不怕死，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像他們那樣，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這天夜裡，鄧惠中睡得很死。第二天吃早飯時，與她同床睡的女同志說：“昨晚鄧惠中同志做夢都在說：'子彈少了，不想辦法，一切都會落空的'……”鄧聽後，十分不安道說：“這個現像不好，假如有一天被敵人抓起再做夢說胡話就太容易暴露了。我要想辦法克服。”

四，設計巧借槍 離開戰只有4、5天時間了，直屬支部游擊隊小隊又增添了十多名戰士，尚差十多條槍，怎麼辦呢？鄧惠中找黨支書商量有無辦法。支書說：形勢逼人囉，我們現在也顧不得什麼親戚家族了，這裡有幾家財主（地主）有家槍，或許能從他們那裡借槍？不過這些人家裡的槍不易借出來，過去（偽）鄉、保上辦團丁借槍都不容易，看來我們今天只有動用武力去奪槍才行。可這樣做會不會以小收益影響整個武裝起義部隊過幾天進行地下起義的大事？鄧惠中問為什麼。有人說：我們去搶槍，財主們必然要去偽鄉所報訊。鄧惠中眉頭一縐，說：我們來他一個名借暗繳的辦法。又悄悄受計道：只不過要由你出名（秦說到了今天還怕×，出名不出名）。鄧說那好，到每個地主家，都用你的名義向他們藉槍， 必然是有的願藉，有的不願藉，願藉的都不說了，不願藉的就以武力征服，到他屋內去奪槍，一旦到地主老財那兒把槍“借”到後，馬上大聲告訴他；槍是你們藉給我們的，如果有人要去偽鄉所告，那就是你們的事了。同志們都說這招好。就這樣，7月8日晚上，鄧惠中指揮了支部直屬游擊隊小隊40餘人，兵分兩路出發，她自己親自帶了路。當晚，鄧惠中帶的那個小隊，到了幾戶地主老財家“借”槍，連連得手。有一戶財主的女當家的推說男人不在家不願藉。鄧惠中從腰里撥出雙槍，頂在那女人腦袋上，問她借不借？借借借！那女財主嚇得魂飛膽裂，全身發抖，老老實實把家藏的槍支全都“借”給了游擊隊。有個財主對游擊隊的“借”槍很生氣，鄧惠中等“借”槍還未出門，他就在後面嘀咕說，明天就到鄉公所報告你們搶槍的事。鄧惠中聽後折身對那老財主笑道，告訴你，這槍是你們家的，可現在已經到了我們手裡，但我們一未向你打槍，二未破門而入，三未傷害你家人，你說我們是搶槍，誰能說得清？依我看，你不報則罷，真要去報了，恐怕反而替你自己找麻煩，那鄉公所幾個爺兒們還不趁機敲你一把才怪！這老財主一想鄧惠中講得有道理，只好把舌頭一伸，如像吃了一根苦瓜似的，低頭輕聲道：“還是你雙槍老太婆厲害！”

“雙槍老太婆”的傳奇可多得很。有人說她走路疾如飛，可鄧惠中其實是纏小腳的女人，只是參加革命後她把裹腳布撕了，雙腳開始成了“解放腳”，為了保持行軍時方便和快捷，她走路總讓人感覺是一跳一跳的，所以當地百姓中傳說“雙槍老太婆”又有“飛毛腿”之稱。 這麼個女游擊隊隊長，她在自家的孩子眼裡倒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下面是她女兒鄧葉芸的回憶： 我媽媽原名張惠中，本是一個農村姑娘。結婚後，在爸爸的支持下進四川岳池縣女子師範學校學習。報名時，她懷著對共產黨員的爸爸的欽佩和深情，乾脆改名叫鄧惠中。我爸爸鄧福謙，是個小學教員，1938年為了抗日救國，突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從重慶去延安。媽媽送走爸爸之後，勇敢地承擔起了撫養和教育三個孩子的重擔。因為爸爸走的時候，為了湊路費賣掉了僅有的一點家產，媽媽只好靠教書來維持全家的生活，日子過得十分艱苦。 1939年，媽媽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秘密地從事黨的地下工作。那時我只有六歲，我的兩個孿生哥哥才11歲。為了發動農民參加抗日鬥爭，媽媽把哥哥鄧永義、鄧誠放在家裡，托姥姥照管，帶著我到了農村。她在鄉村一邊當教師，一邊為黨的工作奔走於窮鄉僻壤之間。由於經常住山間的破廟，山水沿著石牆滲下來，屋裡非常潮濕，不久，媽媽身上就長滿了疥瘡，一直到她被捕入獄也沒好。

媽媽在鄉下工作了四五年，後來工作緊張，把我也送回了家，姥姥去世後，我們三個孩子只好獨立生活，飽一頓，餓一頓，每當我們看見別的孩子穿得乾乾淨淨背著書包上學，心裡非常羨慕。我們的媽媽只有過年才回來住幾天。記得有一次，媽媽捎信叫大哥去取生活費，約定在半路上某個小店門前見面。我們兄妹三個頭天晚上就睡不好覺，想媽媽也許會順便捎點好吃的東西來，高興極了。第二天一清早，大哥就起來上路，我們在家裡等呀，太陽都落山了，才把大哥盼回來。原來大哥在約定的地方一直等到下午，還不見媽媽的影子，眼看太陽偏西了，肚子也餓得受不了，才無精打采地回來。我們一聽說沒看見媽媽，失望得哭做一團。 我們三個無娘管的孩子生活極其困難，身體一天天瘦下去。鄰居看到我常常憐憫地說：“這孩子的脖子都像磨盤芯了，她媽媽為什麼不回城教書？”我想媽媽，但也不理解媽媽為什麼竟忍心扔下我們到山溝裡去教書。有一次，媽媽回家，我終於憋不住問她為什麼不照看我們。媽媽說：“我也想你們！但是，現在有成千上萬的孩子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生活，為了救他們，也為了你們以後能過上幸福的日子，我只好暫時扔下你們，你們要諒解媽媽。”聽了這番話，我更加敬愛媽媽了。

抗戰勝利後，媽媽回到岳池縣城，任江西館小學校長。在重慶當學徙的大哥也回來了，我們兄妹三個都上了學。這段時間，經常有農民、工人、中小學教員來找媽媽。媽媽和他們的信件往來，全由我來傳遞。他們有時談話很嚴肅，孩子們是不准在場的。我們在門口放哨，看到有外人來，就遠遠地迎上去，大聲地招呼，說笑，等來人進屋，裡面的人不是在打牌，就是在閒聊。我知道他們有秘密，養成了習慣，從不發問。當一個姓何的叔叔（解放後才知道他的真名叫朱光壁）來時，家里人格外慎密。媽媽悄悄地把我們招呼進去，何叔叔對我們講解放軍又在哪裡打了勝仗，已經由多少萬發展到多少萬，我們越聽越高興，因為解放軍、共產黨勝利，就意味著我們和爸爸團聚。邊我們小孩子也都把共產黨的勝利看成是自己的勝利，這樣的信念就是後來我被捕後經受住考驗的精神支柱。 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媽媽打開裝有一層鹹菜的壇子，從裡面取出一本一本的書，我們全家就圍在一盞小油燈下，興致勃勃地讀起來。我最愛看的是一些介紹解放區生活的故事書，這些書把我帶進了一個嶄新的天地，我對書中的生活羨慕極了。哥哥們讀的是，《大眾哲學》之類的書，我常聽到他們爭論“人是不是都自私”、“人不為已天誅地滅對不對”等問題。在我們激烈爭論的時候，媽媽總是全神貫注地聽，但她不輕易發言，結論總是由我們自己得出來的。媽媽就是這樣循循善誘地引導我們逐步提高革命覺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8年，解放軍即將橫度長江的春風傳來，家鄉人民受到極大鼓舞，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人民的鎮壓也更加瘋狂。這一年的春天，有一天，媽媽和我們閒談，當我們憧憬著美好的未來，設想著和闊別的爸爸歡聚的時候，媽媽輕聲而意味深長地說：“那時候，如果能剩下永義和葉芸，我就很慶幸了。”這時候，我已經明白媽媽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隨時有生命危險，但是二哥什麼時候也被算在她那保有住腦袋的一夥中了呢？我只是瞪著眼睛看看媽媽，再看看二哥。媽媽笑笑說：“我們家多一個掉腦袋的了。”不用再打聽，二哥已經把他的理想付諸實踐，投入轟轟烈烈的兩個階級的生死大搏鬥中去了。 同年五、六月，形勢逐漸緊張，反動派大批逮捕共產黨員。我媽媽自然是他們的大目標。晚上聽到哪裡狗叫，哪裡就有人被捕。我為媽媽和二哥提心吊膽。黎明前的沉沉黑夜，要多少人付出生命的代價才能迎來燦爛的曙光啊！ 8月2日晚上，媽媽化裝回來，說二哥被捕了，教我們有人問時應如何對答。八點多鐘，外面有人敲門，說是清查戶口。媽媽從後門逃出，我去開門，衝進來十幾個持槍的國民黨匪兵。他們搜查了一陣，沒有發現媽媽，就把大哥、張淑珍（二哥的未婚妻）和我投入了監牢。 入獄的第二天晚上，兩個國民黨匪兵傳我去審訊。他們用槍頂著我的後背，經過黑森森的小道，走到縣衙門後面的參議院裡。一進門，就听到一陣慘叫聲。這分明是媽媽的聲音啊！我拼命往裡衝，一隻大手把我抓住推到了旁邊的一間屋子裡。過了一會才讓我進去，在走廊裡，迎面碰見我大哥，他一瘸一拐地從我身旁走過，眼睛裡射出憤怒的光芒。等我走進屋子，卻見了媽媽。兩個審訊官對我用了刑，問我家裡來過什麼人，但終於問不出什麼情況，其中一個把槍往桌子上一摔，說：“拉下去，和他媽媽、哥哥一起槍斃！”我心想既然我們全家遭了殃，能和媽媽、哥死在一起也就很好了。沒想到匪兵沒有槍斃我，又把我押回了監獄。 幾天以後的一個上午，兩個憲兵把我帶進縣衙門。一抬眼，我看見了日夜思念的媽媽。她坐在長桌了旁邊，頭髮白了許多，清瘦的臉上一雙有神的眼睛緊盯著我。我跑到她身邊，緊緊地依偎著她，想起那天晚上媽媽的慘叫聲，我哭了。媽媽用手撫摸著我的背，輕輕地說：“芸兒，不要哭，抬起頭來！”旁邊一個穿便衣的傢伙說：“你媽媽就要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你跟不跟她去？”我在獄中聽人說，敵人所謂的轉移，常常是秘密處決。就在我一楞神的工夫，只聽見媽媽搶著說：“她是個孩子，不懂得什麼，不必了吧。”然後，敵人把我帶出來了，媽媽還想說點什麼，剛一開口，就被憲兵一把推到一邊，那憲兵還惡狠狠地說：“不許說話！”我目送著媽媽被押走了。 在這生離死別的關頭，我哭成一團，竟沒有能再看媽媽和二哥一眼。但是，我心裡暗暗喚著自己的名字：“葉芸呀，葉芸，你要為媽媽、二哥報仇！”當天下午，一個管監獄的兵悄悄地送來一張條子，是媽媽寫的，她叫我好好生活，照顧好張淑珍。 從此以後，我就再沒有見到我的媽媽，1949年7月，形勢越來越緊張，國民黨見情況不妙，把我們押送到合川集中營。 11月，家鄉解放了，我從牢籠中飛出來。國家是我們人民的了！天空顯得這樣碧藍而深遠，大地變得這樣美麗和寬廣，我從未感到過如此自由和幸福，日夜盼望著媽媽和二哥回來。有一天晚上，我夢見媽媽，二哥喜氣洋洋地回來了，我狂喜地大叫一聲，就醒了。看看黑漆漆、空蕩的屋子，眼淚止不住淌出來。大哥被我哭醒了，但他裝著睡熟的樣子。第二天，他趕快把我送到鄉下二姑家。二姑家和表姐妹們想盡了辦法逗我高興，但是，我實在惦記媽媽和二哥，偷偷地跑回了家，這才知道，媽媽和二哥已在“中美合作所”被敵人殺害了…… 敵人抓到“雙槍老太婆”鄧惠中，簡直瘋一樣的高興，因為這等於是他們繼“搗毀”《挺進報》後，又“粉碎”華鎣山游擊隊的又一重大“勝利”。故一抓到鄧惠中，敵特機關就上下全都動了起來，動用一切力量企圖讓這位傳奇的女游擊隊隊長在他們的面前服輸。但是他們想錯了。當第一次受審時，鄧惠中除了承認自己帶暴動游擊隊打過地主老財主外，其他什麼也沒有承認，尤其是沒有承認共產黨。第二次又提鄧，當鄧惠中仍不承認是共產黨員時，敵特分子就叫了一個半瞎子的人名叫陳永福和一個姓賀的學生出來作證。鄧惠中一見這倆個叛徒就大罵了陳永福等人一通，後來曹佛之要她交出共產黨的負責人和其他的黨員，鄧惠中冷冷一笑，答復了曹：我的負責人就是有名的毛澤東、朱德同志，你這個毛蟲狗官敢不敢去見嘛？曹說你交代岳池縣的共黨就行。鄧馬上搖頭說，岳池縣的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會向你說的，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規矩和習慣。曹佛之又問：岳池縣有多少共產黨員？鄧說：多得很！不但岳池多，而且目前世界上幾乎有一半國家都有共產黨，尤其是蘇聯，全是共產黨。中國已解放了的三分之二的土地上也全是共產黨人！你要我幫你介紹認識他們，你敢去那裡嗎？鄧惠中接著就大罵曹佛之：你這一個毛蟲狗官不干為人民求解放的好事，專門幹壞事，你想把共產黨搞垮整絕，你是白日做夢的！告訴你，中國不久就要全部解放，你好事不干，壞事作盡，看你今後如向交代！曹氣急敗道：你竟敢威脅到我頭上來了！便指揮手下對鄧惠中動刑。這時，幾個差使使把鄧架到了後堂，把鄧的一對大手指母釘在板凳上，又將身子綁在鐵樁上用麻繩捆了起來。然而用麻繩做的鞭子抽打鄧，逼她交代。鄧仍然不屈，並大罵曹是民族的敗類，法西斯的走狗。見鄧不招，反而罵他，曹佛之火冒三丈，又叫手下加刑，用削尖了的竹子直接往鄧的手指甲裡邊打進去，鄧惠中的十指立即鮮血直流，昏死過去……後來曹佛之又用豬毛穿乳頭等十分下流的毒刑想讓鄧惠中“招供”，其結果招來鄧惠中更猛烈的臭罵，根本得不到一句像樣的話。最後曹佛之見硬的不行，又將鄧惠中的兒女全都逮捕來了，跟鄧惠中講條件：如果你交出其他共產黨員來，全家就可以一齊放了，如果死心踏地不交代，就殺她全家。鄧惠中不愧是“雙槍老太婆”，她根本不吃這一套，反而又大罵曹佛之，說她和她全家人都不怕死，怕死的只有你們這些反動狗官！你若殺了我，將來自有人要殺你，血債一定要用血來還，你記好這句話！曹佛之不得不搖頭罷休，並對同事說：他跟班站堂這多年，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厲害的女人！不久，國民黨偽中央來令說，凡是捉到真正的共產黨員，本地不能關押，一律送重慶“中美合作所”，就這樣，鄧惠中和她的二兒子鄧誠被押解到了渣滓洞…… 到重慶後的這所“人間地獄”的牢房後，一聽說是“雙槍老太婆”來了，難友們歡欣鼓舞，都想目睹一下女英雄的風采。不過，據後來脫險的同志講，當他們見過鄧惠中後，都說：原來“老太婆”並不老，而且人也看上去很普通的一個婦女，只是有些人高馬大，但她是裹過小腳的，走路姿勢有些獨特。總之在同志們的眼裡，鄧惠中是個平實的老大姐而已。 在敵人的監獄裡，鄧惠中時時處處以老大姐的身份，在女牢房內積極發揮作用，特別是對那些身體弱的年輕同志，時常幫助和關照她們。別看鄧惠中年歲比較大，但她也很活躍。獄中組織的“春節聯歡”會上，她提著竹筒，扭著有些笨拙的身姿跟著大夥兒扭秧歌，給同志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9年11月27日夜晚的那場大屠殺中，鄧惠中和她的兒子鄧誠，同一時間裡被殘暴的敵人用機槍掃射而犧牲。 “雙槍老太婆”鄧惠中，犧牲時其實也只有49歲。一個女人的這個年齡，如果在今天的話，仍然是嬌豔和風采照人的年齡，然而在革命鬥爭時代，49歲竟成了“老太婆”了。革命者的犧牲常常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