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第二章

在渣滓洞監獄，與楊漢秀有著類似經歷的還有一位英雄女性，她的身份更特殊。現在我們到重慶“紅岩革命烈士紀念館”裡，就可以看到這個名叫“胡南”的女烈士照片。她的照片下面有一份很珍貴的“簡歷”—— 戶主姓名周恩來 姓名胡南 性別女 教育程度中學 職業政 服務處所中共代表團 這個名叫“胡南”的女烈士，圓圓的臉，戴著近視眼鏡，顯得十分端莊、文靜，眉睫間又有幾分英氣。上面這份“簡歷”，是她1946年在南京中共代表團工作時的戶口冊頁上的內容。 胡南，原名胡永萱，又名胡啟芬，在渣滓洞監獄裡，她的名字又叫胡其芬。這四個不同的名字，如同她的生命歷程中四塊閃亮的革命豐碑一樣，閃閃發光。 在本書的第一章裡曾經講到過在“11·27”大屠殺的前一個星期時，即1949年11月21日，一個以“吉祥”名義寫給獄外地下黨的一封信，希望組織盡快組織實施營救計劃。後因為敵人的大屠殺計劃提前了，所以營救沒有成功。而據查證，這封“吉祥”的信，也是革命烈士以“獄中組織”名義向當時的中共重慶地下黨發出的最後一封可以查證的信件。從“吉祥”的筆跡和幾位脫險志士的證詞證明，此信是烈士胡其芬寫的，這也是這位女英雄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心聲，它被保存下來，同時也充分證明了胡其芬烈士在生命最後時刻那從容、鎮靜和豐富的政治預見及周密的處事能力。是血寫的豐碑，字字發熱，句句閃光。

胡其芬在被捕之前，是以劉國鋕介紹到他的親戚、四川省建設廳長何北衡的何公館作家庭英語教師身份從事地下工作的。她的被捕也是由於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叛變造成的。那是1948年4月初的事—— 4月4日許建業因叛徒出賣被捕。 4月6日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到許建業住處接頭時被事後在那裡的特務逮捕後叛變，重慶地下黨組織連續遭受重大破壞。身為中共重慶市委婦委書記的胡啟芬馬上得到了市委委員李維嘉同志（“老黎”地下接頭稱呼）的告警通知，知道市委出事，但是此時地下刊物《反攻》的負責人廖意林、蘇海（辛濤）夫婦正受特務追捕，在地下黨市委機關工作的胡啟芬正忙著幫忙他們轉移，一時顧不上自己。 原來廖意林和蘇海在三月間被叛徒出賣，特務到蘇海工作的《新民報》搜捕，蘇海事先已佯稱回廣西老家請假離開。這時，特務知道其妻廖意林正懷孕臨產，於是遍搜全市產科病房，企圖抓捕。在此之前，廖意林已由胡啟芬送到大姐永芬處，在陸軍醫院安全分娩。因特務尋踪搜捕，胡啟匆忙去找蘇海夫婦，傳達組織通知。此時特務已到陸軍醫院追查廖意林下落。胡啟芬在江邊碰到蘇海，驚喜地說：“我以為沒辦法見到你們了，居然見到了，真是謝天謝地！現在市委出了大問題，你們的領導老黎也沒法來見你們了，他要我以組織名義通知你們，立即設法離開重慶。上海，你們不能去了，因為原定你們到上海後和南方局解脫的地點和暗號可能被叛徒出賣了。”這樣，就在當天晚上，蘇海夫婦由胡啟芬安排到濟民醫院後面的張肖瑜大夫家裡住下，為了減少目標，孩子送進醫院嬰兒室哺養。

4月9日下午，胡其芬到濟民醫院最後商定了轉移的辦法，並為他們籌集了路費。蘇海回憶此事時說：“我和意姐（廖意林）按照組織的安排，順利地轉移了，但是沒有想到，啟芬救活了我們，而自己卻落進了敵人的魔爪，最後犧牲於“中美合作所”。至今思之，亦悲慟難名。” 4月9日晚上，胡啟芬按約定與老黎（李維嘉）碰頭。因市委書記劉國定出事了，老黎的住處已不安全，胡啟芬便邀老黎來江北她家中。次日早晨，她送老黎出門，若有所思，呆了一會兒，匆匆走到庭院摘了一枝紅薔薇遞給老黎，默默無言地分別了。在那白色恐怖嚴重的日子，他們隨時都可能生死最後一別。今朝分別，誰知道還能不能再見面呢？她目送著老黎走下江岸才回到屋裡。隨後，胡其芬又回到家把家里安排了一下，趕到濟民醫院，同一位地下黨同志一起商籌同志們轉移的路費。深夜，胡啟芬又在濟民醫院的樓上秘密收抄新華社廣播的記錄新聞稿。

11日早上，胡其芬想起了還有些文件和《挺進報》保存在何公館裡需要馬上去處理掉。她哪裡知道就在頭一天的何公館裡發生了搜捕劉國鋕、劉國鋕又機智逃脫，徐遠舉與何衡北大鬧一場的事，更不知道便衣特務早已把何公館團團密封的驚險情景。所以，當胡啟芬踏進何公館的那一刻，她便發現氣氛不對，於是立即到房間去處理文件和銷毀《挺進報》，然後佯裝鎮定自若地走到客廳裡。這時早已等待在那裡的特務們堵住了她。前一天因為劉國鋕逃跑一事而與特務們鬧得一塌糊塗的何太太一見胡其芬，頓時將所受之氣全都遷怒於胡啟芬身上。 “你們要抓人就抓她吧！她就是劉國鋕介紹來的家庭教師！”何太太指著胡其芬，對特務們說。 胡啟芬就是這樣被特務們抓捕的。作為與劉國鋕有關係的嫌疑犯，她被關進了老街32號——特務機關西南行營二處的辦公所在地。在敵人看來，作為中共重慶市委婦委書記的胡其芬，同樣具有“重要的利用價值”，所以對她的審訊和用刑也是必然的。而從地下工作轉到監獄鬥爭，對胡啟芬落說，只不過轉換了一個戰場。 “在生與死的抉擇之間，必須保持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這是一個革命者的基本素質。”這是胡其芬平時對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們常說的一句話，而她更是這樣要求自己。

1919年農曆3月26日出生的胡其芬，其父胡彥博是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學日本，胡父為人正直老實，雖在北洋政府的財務部當會計，卻家境並不好，常靠典當衣物維持生活。胡其芬的母親肖石蓴是湖南長沙人，性情豪爽，富有同情心，喜歡幫助窮人，母親的性格對胡其芬有很大影響。六歲時，胡其芬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小學讀書，並在家跟大姐胡永芬、哥哥胡篤亮學習英語。 1929年胡其芬的父親到南京賑濟委員會做會計，胡其芬隨全家遷到南京。 1931年，她以優異成績考進了南京女中。 “九一八事變”，打破了胡家寧靜的生活，胡其芬開始痛恨日本侵略者，在憂慮、苦悶和思考中，她渴望了解現實生活，追求理想的社會生活，於是父親書櫃裡的，《水滸》，，等經典名著，成了她如飢如渴的閱讀書籍，同時也開始閱讀進步的新文藝作品，如、、《夏伯陽》、《毀滅》等都深深地吸引了她。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共產黨領導下掀起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一二·九運動”。胡其芬在南京加入了聲勢浩大的學生示威遊行隊伍的行列，並在兩位堂兄的影響下，成為了南京學聯的成員。從此革命種子播在了年輕的胡其芬心中。在“南京學聯”的內部刊物上，胡其芬讀到了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斯諾的《西行漫記》，她的心開始飛向了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延安。 1937年暑假，胡其芬考取了中央大學經濟系。這時，抗戰爆發。胡其芬一家遷到了長沙。在中央大學，胡其芬參加了“白雪劇團”，後又去長抗敵後援會救護訓練班學習，並到傷兵醫院服務。當年12月，經堂兄胡篤仲介紹，胡其芬參加了我黨領導以地方統戰關係建立的湖北湯池農村合作社訓練班學習。就在這個訓練班上，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8年7月，胡其芬隨家到了重慶，在新市區委領導下從事地下抗日宣傳工作。這年11月，根據黨組織的指示，胡其芬進了中央大學經濟系，就讀於柏溪分校。作為革命的一顆種子，胡其芬受地下黨沙磁區委的委派，在中央財經大學柏溪分校的地下黨支部中任黨小組組長。當時的支部工作，主要是通過學校的學習救亡聯合會，組織“柏溪劇社”、“歌詠隊”、“宣傳隊”等形式，在校內和附近的農村演出活報劇、教唱救亡歌曲。在這些活動中，胡其芬十分活躍，唱歌、演劇、講演、寫文章，她都是一把好手。同學們欽佩她的才能，推選她為中大女同學會會長。然而國民黨反動特務們對胡其芬領導的女同學會早已視為眼中釘，不斷借事端對她進行誹謗謾罵和人身攻擊，甚至採取卑鄙下流故意找茬。胡其芬毫無畏懼，機警沉著地積極開展工作，後黨組織獲悉國民黨當局準備秘密抓捕共產黨員時，立即決定胡其芬撤離中大。

1939年9月，胡永萱根據黨組織的指示，轉學到北碚復旦大學新聞系。由於胡其芬時常活躍在同學們中間，復旦大學的很多女同學都認識和喜歡她。畢竟胡其芬年輕，她的革命熱情似火，卻缺乏鬥爭經驗，反動當局很快又開始注意這位“胡永萱”的女學生。這年冬天至1940年春，蔣介石再次拋起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離復旦大學，被調到《新華日報》研究室擔任英文翻譯工作。從此，她不再用“胡永萱”這個已被敵人注意的名字，而以“胡南”的名字出現在新的戰鬥崗位上。 “皖南事變”後，為預防國民黨頑固派可能的突然襲擊，中共南方決定將《新華日報》的200多工作人員精簡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屬於被疏散隱蔽人員之一，後來組織又決定送她到延安。這對胡其芬來說是做夢都想不到的好事。到延安後，她分配在中央研究院擔任秘書。

這是一段難忘的革命火熱生活。活潑可愛的胡其芬到延安如水得水，天天像其他女同志一樣，整天穿著一套灰色軍裝，到處唱啊唱啊，彷彿心中有說不盡的歡樂。到了冬天，她還在自己的頭上戴上一頂自己親手用紅毛線編制的帽子，顯得比周圍的女同志別緻。能干好學和心底善良的她，真的太缺少鬥爭經驗了。她的這些“小資情調”成了整黨運動中的大問題。加上有人“揭發”她曾經參與的“南京學聯”是“紅旗特務”組織等駭人的大帽子，使這位未曾經歷過嚴酷鬥爭鍛煉的年輕共產黨員，度過了無數個痛苦的不眠之夜。在長達一年多的審查中她受盡了委屈，不過這時的胡其芬則變得成熟和冷靜得多了。她的革命意志比過去更加堅定和有韌性了。 1945年6月，黨組織給胡其芬作出審查結論，否定了那些不實之詞。

就在這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來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胡其芬作為中共代表團的工作人員，隨團來到重慶，在鄧穎超同志直接領導下從事相關的婦女工作。 重新回到一別4年的山城重慶，胡其芬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因工作需要，她的服飾和打扮也不一樣了，燙了發，常穿著綢緞旗袍，一副上流社會的時髦婦女形象。 胡其芬的突然回來，令她家人驚詫和不安，埋怨：“你怎麼又回到這個老虎窩裡來？特務整天都在抓共產黨，你回來不是送死嗎？” “怕什麼，我額頭上沒有刻字。”胡其芬淡然一笑，又平靜地，再三叮嚀家人：“我改名啟芬了，記住，以後叫我胡啟芬。” 黨組織根據重慶地下鬥爭的需要，又因胡其芬高學歷、英語又好的條件，決定讓她以一個基督教徒的身份參加基督教女青年會，以求通過這個有宗教色彩的合法機構，廣泛聯繫各界婦女群眾。在這個女青年會下有個婦女聯誼會，地下黨員李玉細任理事長，這樣胡其芬就和李玉細以合法身份開展公開的和隱蔽的雙重工作。胡啟芬很快適應了變化的環境。她以一個基督教徒的面貌出現在女青年會中。每星期一主持各部工作會議，會前領讀聖經，然後討論工作。牧師不在時，她帶領工作人員作祈禱。人們以為她是教會大學出來的虔誠教徒，誰能想到她是無神論者，是共產黨員呢。她代表女青年會出席重慶市政府召開的一些會議，從中獲取有用的情報；她拜訪女青年會的董事們，和一些上層婦女、社會名流們交往，顯得練達，穩重而有高雅；她密切聯繫群眾，深深植根於群體之中。她聯繫的婦女聯合會理事長饒國模，還是紅岩村的主人，曾經熱情地支持過八路軍辦事處，對辦事處派回重慶做地下工作的胡啟芬，她也積極予以幫助。後來胡啟芬還成了這位“紅色女主人”的入黨介紹人。

胡其芬回到重慶工作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便被國民黨強迫撤出重慶。我黨在重慶的工作一下陷入極端困難的複雜局面。面對嚴酷的鬥爭形勢，胡其芬沒有畏縮，而是更加團結同志，以頑強的戰鬥毅力堅守在濃霧籠罩的山城。為了聽到黨中央的聲音，她和李玉鈿等商議，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名義，集資籌款買了一部收音機，悄悄放在濟民婦產科醫院樓上的院長朱寶粹（地下黨員）的寢室裡。從那起，胡其芬在每天夜深人靜時，獨自守著收音機，聚精會神地收聽和抄錄新華社廣播的各種記錄新聞和文章。第二天天一亮，便分送出去。除了供婦女聯席會各個小組學習之用外，還通過秘密渠道送給黨的地下刊物《反攻》和《挺進報》使用。這也就有了後來的以《挺進報》事件為主線的“紅岩故事”…… 在與敵人的周旋和鬥爭中，胡其芬還巧妙地利用合法的新聞工作進行公開的宣傳工作。當時重慶的《新民報》和《新民晚報》是頗有影響的兩張民辦報紙，有地下黨員和一些進步的新聞工作者在裡面工作。為了衝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只有直接抄收外國通訊社的英文電訊，才有可能向民眾透露一點國民黨中央社不肯報導的消息。於是外文很棒的胡啟芬還每天都要擠出些時間為這兩張報紙翻譯一些英文電訊稿，一直堅持到她被捕為止。胡啟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和條件，堅持不懈地進行著戰鬥，她的革命熱情與鬥爭精神，如火焰一般濃烈。 1947年10月，根據中共南方局指示，中共川東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同時改組了中共重慶市委。市委委員李維嘉（老黎）與胡啟芬接上了組織關係。三個月後，重慶市委決定成立婦委，由胡啟芬、李玉鈿、林瓊三人組成，胡啟芬為書記。這時，基督教女青年會任用了一位外籍幹事，藉故裁員，胡啟芬不得不另謀公開一份職業。經市委同意，胡啟芬由劉國鋕介紹到他的親戚、四川省建設廳長何北衡的公館作家庭英語教師。叛徒出賣了劉國鋕，也造成了胡其芬的意外被捕。 女共產黨胡其芬就這樣掉入了殺人魔窟裡，開始了她人生中最後的一年零七個月的特殊戰鬥生涯…… 又一個“共匪”重犯到自己手裡，徐遠舉當時很是興奮了一陣，因為他掰了一下手指：中共重慶市委的幾位負責人除了許建業和幾個沒有抓到的以外，差不多該“投誠”的和該抓到的都在他手裡。一個“裝斯文”“裝教徒”的小女子就這麼“不聽話”？跟共產黨打交道多了後，徐遠舉知道了一些“規律”：凡在共產黨內職務越高的人越容易“做交易”，反倒那些沒什麼職務的、家庭普通的或者是窮人出生身的反倒都是些“死黨”。因此，像胡其芬這樣見過大世面、又懂西洋文化的人一定是“識時務者”。 “軟硬兼施，以軟為主，該硬則硬，一硬到底”，這是徐遠舉對付有文化的共產黨人的一套手段。胡其芬被押來審訊時，徐遠舉採取的便是這一套做法。但胡其芬的表現讓徐遠舉還是很意外和吃驚。軟的根本不行，於是就對她來硬的。所謂硬的，就是上刑，上毒刑。 “已經到這個份上了，你還有什麼可扛著的？”特務們使出種種刑具，卻仍撬不開她嘴裡的一個“共黨”的詞來。 “劉國鋕是共黨分子，你是他介紹到何家的，你就沒有一點跟他有關係？” 無論特務們如何反反复复責問上面這類問題，胡其芬還是那句話：“他是共產黨，我就一定是共產黨了？笑話，你爹是賊，你就一定也是賊？” 特務們氣得不知如何是好，發洩的只能是又一頓將胡其芬毒打一通。 徐遠舉親自上手了，他冷笑著問：“何公館有人告發，你和劉國鋕經常密談到深夜，兩個人在屋字裡嘀嘀咕咕的，你敢說沒關係？” 不想，胡啟芬毫無顧忌地反問他：“這青年男女的私事，難道也犯法嗎？你沒有討過老婆？那你肯定斷子絕孫了！”徐遠舉碰了一鼻子灰，又找不到合理的茬，只好丟下一句狠話：“那就讓她跟劉國鋕享受一樣的待遇吧！” 特務們便把手銬腳鐐給胡其芬戴上…… 這樣胡啟芬和差不多同一時間被捕的曾紫霞、李惠明等女同志作為劉國鋕的“同案犯”，被轉押到“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渣滓洞監獄，關在樓上地六室。這時的劉國鋕被關在樓下地七室。 獄中，她才正式用了“胡其芬”這個名字。入獄後，具有豐富地下鬥爭經驗的胡其芬，立即設法與劉國鋕取得聯繫，並將在敵人面前製造他倆是戀人的假象告訴了劉國鋕，好讓劉國鋕這位“花花公子”作掩護。用假象麻痺敵人，這是革命同志的手段之一。 到渣滓洞監獄後，特務們並沒有放棄對胡其芬的繼續審訊。第一次，難友們見她從容不迫地去了，又若無其事地回來，儼然像個虔誠的基督教徒，特務們只能對她搖頭。第二次，特務頭子徐遠舉又親自出馬。這次他手頭拿到一張署名“劉仲逸”（即叛徒劉國鋕）證明胡其芬是共產黨員的字條。可胡其芬還是一副清教徒式的一問三不知，就是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徐遠舉覺得如此一個文弱的女子，怎麼會老虎凳、狼牙棒等刑具面前面不改色、心不多跳？他覺得這是對他這位特務頭子的權威的挑釁，於是就瘋狂地吼道：“你的上級把你交出來了，他是市委書記，你在他手下工作，他說你是共黨，你還什麼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的理由？”任憑大小特務怎樣的狂叫惡打，胡其芬始終不緊不慢地回答他們：“我沒有什麼上級，只是何公館的家庭教師……” “你承認了有什麼不好？你們的市委書記劉國定承認了，當了官，過上了好日子。你痛痛快快承認了也有好處，你願意幹什麼都可以，我們馬上放你出去。”徐遠舉換了一個口氣，道。 胡其芬依然冷冷地：“我不知道什麼胡啟芬，只知道自己不是共產黨。” “啪！啪！”徐遠舉勃然大怒，重重地打了胡其芬兩個耳光。旁邊的特務匪徒們一旁興奮地助威著、嚎叫著。 胡其芬嘴角流血，昏到在地。特務又趁機踢她、打她，用冷水澆醒她，再讓她招供。 “我就是家庭教師胡其芬，其他什麼都不是。”胡其芬憤怒地面對敵人，鎮靜地回答。徐遠舉和特務們在這樣的女共產黨面前只能洩氣。 獄外的重慶市委地下黨負責老黎通過特殊關係了解到胡其芬的不屈精神，很受感動，欣然賦詩讚美戰友道： 才華意氣兩不羈，昏燈細雨憶久違。 素手鐵筆書青史，披荊為我摘紅微。 卻令朱顏陷囹圄，忍教白髮倚柴扉。 面壁證道十年事，欣傳然澹一笑微。 胡其芬所在的渣滓洞監獄內的“囚犯”，大都是因1947年“六·一”事件和1948年4月因中共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劉國定和冉益智叛變事件而被捕的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敵人視為要犯，看管特別嚴密。然而，革命者自有對付敵人的辦法，他們在被禁錮的牢房裡依然能通過秘密渠道暗中聯繫，互相通氣。胡其芬入獄後，很快就同難友們聯繫上了，特別是和早先入獄的許建業等人建立了聯繫。同時她以基督教徒的灰色面貌為掩護，積極開展另一種更加特殊的革命活動。 原豫豐紗廠的工人黨員牛小吾同志回憶說：“我於1948年4月初被捕，關在渣滓洞監獄，不久胡其芬就來了，我們同一牢室。隔壁關著許建業同志一人，重鐐重銬，專門有一個特務班長看守，不准他放風，也不准我們接近。一天放風，特務班長離開了，我沒走，找許建業同志講幾句話。許坐在門口，我靠在門邊，他告訴我任達哉帶人在茶館裡抓了他，又說他已告訴胡其芬讓她把難友們組織起來。這是許建業同志親口對我說的，所以我一致認為胡其芬是渣滓洞活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事實上，胡其芬確實也照許建業的囑咐在監獄內進行了各種地下組織活動。她是事實上的監獄地下黨組織負責人。 張坤壁同志（獄中名張秀真）回憶說：“我在雅安被捕後於5月底或6月初轉押到渣滓洞監獄。當天下午，胡其芬給我介紹周圍了環境、情況，還傳給我一張字條。這是胡春普同志給我的，主要問我被捕的情況，叫回條，她傳給男牢室轉交胡春浦。……在放風時，胡春浦告訴我，胡其芬是可以信賴的，有時都可以和她商量。我從進獄到1949年1月出獄，從始至終，她給我很多幫助。” 胡其芬入獄後，注意觀察環境，分析周圍的人，包括監獄的看守人員。好像一個有經驗的老兵，在陷入敵人重圍的情況下尋找衝出包圍圈的突破口。她要打通一條與外面聯繫的秘密通道。她看見被捕入獄的同志天天增加，知道黨組織遭受了嚴重的破壞，但是她相信黨的組織一定還在山城堅持戰鬥，必須找到可靠的關係同黨組織取得聯繫。反動派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不滿的人到處都有，敵人的營壘不可能是鐵板一塊，因此總可以找到一條縫隙。她很快了解到同室難友周香泉通過監獄的醫官劉石人找到堂兄的事。 周香泉來女牢最早，她懷孕在身，入獄後嘔吐厲害，不思飲食。劉石人從醫學觀點考慮到孕婦的需要，又考慮到將來分娩怎麼辦，就利用看病拿藥的機會在藥包內包了一節鉛筆，問她重慶有無親人。周香泉第二次看病時寫了回條，說她丈夫有個堂兄在南岸內二警工作，未見過面，希望幫她聯繫。第二天，劉石到南岸找到了她的堂兄。不久，周香泉便收到了她堂兄送來的營養食品。胡其芬根據這個情況分析：劉石人敢於違反特務的禁令，冒著極大的風險為政治犯帶信出獄，至少是個富有同情心的善良人，於是她決心進行試探。 劉石人是天津人，作過童工，曾在馮玉祥的西北軍軍醫班學習，受過抗日反蔣思想的熏陶，是一個有愛國心的軍醫。因為受排擠一度失業，抗戰勝利後隨著事業軍官登記，編入軍官總隊，分配到“西南行營”檢診所工作。渣滓洞監獄成立分診所，他被派來當醫官。他沒有參加特務組織，所以他對待“政治犯”的態度與其他特務明顯有不同的態度。 胡其芬在看病的時候，塞給劉石人一張字條，上面寫著：“醫官，聽難友說你是好人，難友們需要你幫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我這病人，請接受我代表難友向你表示感謝！”劉石人悄悄將字條收了起來。看完病發藥時，她又塞給劉石人第二張字條：“醫官，不要怕！”劉石人迅速收起字條，沒有聲張。 幾天后，胡其芬又進一步進行試探。看病時，請劉石人帶一張字條到陸軍醫院交給大姐胡永芬，要家裡帶點日用品和藥物。劉石人把信帶給了胡其芬的大姐胡永芬，劉石人本人也見到了胡其芬的父母。胡家對劉石人十分感激，拜託他多加關照監獄中的胡其芬。劉石人把胡永芬寫的回條和拖帶的物品帶進獄中，借看病的機會悄悄給了胡其芬。這條和獄外聯繫的秘密渠道就是這樣打通的，胡其芬以“吉祥”名字寫給獄外地下黨的信就是通過這個劉石人傳出去的。 監獄的情況非常複雜，當時外面送日用品監獄裡的政治犯是受限制的，帶信和書報更是絕對不准許的。劉石人這條渠道打通後，男女牢房找他帶信的人逐漸多了起來。胡其芬發現這個情況後十分重視，經與獄中黨員骨幹研究後，她又給劉石人寫了一張字條：“醫官，大家的條子太多了，你穿著軍裝，不當去的地方你去了，這樣對你太不利，對我們也很危險，因為我們只有你這一條路子向外聯繫，今後我們由幾個可靠的人與你聯繫，集中轉交來往的條子，你說好嗎？”事後劉石人也確實這樣做了。 胡其芬是個具有豐富對敵鬥爭經驗的同志，為了避免暴露，她在一段時間後，改由另一位叫張坤壁的同志代替她與劉石人聯繫。張坤壁患肺結核病，看病拿藥的機會多，即使同醫官劉石人接觸多一些也不易被敵人懷疑。因此這條秘密聯絡渠道一直隱蔽得很好，直到最後時刻也未被特務發覺。 胡其芬通過劉石人送信是十分慎重的，先是送到家裡，僅限於帶些生活用品之類，以後是經七星崗文通書局轉吳錦再轉給濟民婦產科醫院。經過多次考察，確認劉石人可靠，才開始讓他將信直接送到濟民醫院的朱寶粹院長手裡，然後送給中共重慶婦委的傅淑華同志那裡。有一天夜晚，難友們對值班的看守說，胡其芬病了，快請醫官來看病。劉石人果真來了，女共產黨員李玉鈿站在牢房門口佯裝高聲向他說：“大胡心髒病發了，快來看看！”劉石人一邊應著一邊走到胡其芬床前，這時胡其芬迅速塞給他一張字條，低聲說：“這裡有人受刑不過，咬上了外面幾個朋友，請你明早把字條送出去，讓他們躲避一下。”劉石人收下字條，草草“看完病”就走了。 第二天清早，劉石人將信送到七星崗文通書局。吳錦收到信，按信中的囑咐請濟民醫院的張肖瑜大夫去重慶大學找一位同學，通過重慶大學“六·一社”社員趕快轉移，使去重慶大學捕人的特務撲了一個空。 監獄的看守中有一個叫黃茂才的青年，出身農家，江竹筠、曾紫霞和胡其芬都對他進行了爭取教育，黃茂才終於被爭取過來。通過他送信給重慶大學的況蜀華，從而又開闢了另外一條與地下黨組織聯繫的秘密渠道。解放後重新做人的黃茂才回憶起那段經歷時一直還記得胡其芬等同志在監獄裡對他的教育和幫助。他說：“胡其芬肯說話，她見到我總喜歡拉扯幾句。看起來東一句、西一句，隨便擺攤，其實都是啟發我，教育我。我慢慢明白了一些道理。淮海戰役後，我給他們帶進了報紙，胡其芬對我說：國民黨肯定要垮台，重慶肯定要解放，你是青年，跟著共產黨走，為人民做了好事，將來也會歡迎你的。我原來的落後反動思想漸漸轉變了，願意為她們做點事。” 心中有信仰，更艱苦卓絕的環境也會對真正的共產黨人充滿樂觀心態。胡其芬就這樣的共產黨人。對她這樣的人，監獄只能禁錮她的身體，卻禁錮不了她的精神和思想。陰暗潮濕的牢房裡，條件十分差，可胡其芬從來沒有因此產生過悲觀情緒，相反她總是在同志們面前時常哼哼歌，做些小玩藝活躍氣氛。她自製過一把團扇（作為烈士在獄中的唯一遺物，保存在歌樂山烈士陵園），在扇面上題寫了“清風徐來”四個字，同室女囚友們總輪換著拿這把扇子鼓勵自己對敵鬥爭。 在殘酷的監獄裡，有時一些年輕同志尤其是年輕的女同志沒有經歷過敵人的殘暴行徑，很難一下經得起這種特殊鬥爭的考驗。為此，胡其芬被關進渣滓洞監獄不久，就有意識地組織女牢的難友進行輔導性的學習。首先是理想和信仰的學習。她和女牢的同誌有一個共同的口號：“活著幹，死了算，活著出去還要幹！”所謂幹，就是乾革命。她和江竹筠、李青林等女黨員骨幹組織女難們一起學文化、學政治，用革命理論武裝頭腦，收到很好效果。 胡其芬喜歡唱歌，她把教難友們唱歌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一如她過去在抗日宣傳中教唱救亡歌曲一樣，她教難友們唱各式各樣的歌：有戰鬥的歌，有抒情的歌，特別是解紛區和蘇聯的歌曲，更為難友們喜愛。其中一首《青年近衛軍》的歌成為監獄裡最流行的歌之一： 我們迎著曙光前進， 戰鬥的同志們！ 敵人就要崩潰， 勝利就要來臨。 快武裝起來團結緊！ 勞動者青年一條心， 我們是無產階級青年近衛軍！ 高唱著這樣的戰鬥歌曲，難友們的鬥爭意志在內心更加堅定，也對勝利更加充滿信心。 對新入獄的難友，特別是缺少鬥爭經驗的年輕同志，胡其芬總是滿腔熱情地關心她們，幫助她們認清形勢、安定情緒的同時，教她們如何對付敵人，如何對付刑訊。比如進步女青年張坤壁在被押到渣滓洞監獄時，胡其芬就告訴她，這裡要進行複審，一般不用大刑，即使弄到“二處”去用大刑也不要怕，熬過去就沒有什麼了。還同她談氣節問題，告訴她，哪些行為是背叛革命，是叛徒。這些話對張坤壁非常管用，使她在特務審訊前便有了思想準備。當特務提她去複審時，心裡就比較鎮定。當特務先叫張坤壁看老虎凳、刑架、皮鞭等刑具，企圖嚇唬一通時，張鎮靜自若地對付了過去，沒有暴露黨的任何機密，後來也一直挺住了敵人的種種威脅和刑拷。 在“11·27”大屠殺中幸運脫險的盛國玉，是因為丈夫被捕而牽連入獄的。胡其芬和難友們對盛國玉熱情幫助，使其終身難忘。她曾這樣回憶說：“她們對我像親姐妹一樣，關心我，安慰我，照顧我，使我不感覺孤獨不怕。大胡（其芬）經常講獄中鬥爭的情況。她說：李二（青林）被敵人的老虎凳折斷了一條腿，但是她仍然愉快地生活，學習，參加鬥爭。江姐受刑最重，但她根本不害怕。慘無人道的刑具征服不了革命者堅強的意志。她告訴我，以後法官來審訊時，膽子放大些不要怕。我們是為了人民的解放而不幸地被捕的，不是罪犯，在敵人面前要理直氣壯。現在我們坐牢，每天只要兩頓飯，洗冷水，但是這樣的日子不會太長的了，革命一定會勝利的。由於大胡對我的啟發幫助，我有了信心和勇氣，覺得監獄並沒有什麼可怕。” 監獄裡的鬥爭是複雜的，需要隨機應變，注意策略，既要堅持原則又要採取靈活多樣的方式。 1948年秋，鑑於里來了一個“感訓員”白佐生，對政治犯進行所謂“思想攻心”。這傢伙出了不少壞點子，其中一個注意便是出一份《新生壁報》，企圖拉一些不堅定的分子下水，寫所謂的“悔過”，“反省”之類文章來軟化和動搖難友們。如何與之鬥爭呢？ “我有辦法。”胡其芬在黨員骨幹討論時，說道，我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我來寫文章。後來她果真寫了一篇題為《紀念耶穌》的文章。文章說：耶穌被叛徒猶大出賣，釘在十字架上，為自己的信仰流盡了最後一滴血。他死得慷慨從容。耶穌那種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是值得學習的。文章結為寫道：“主啊，經你考驗我吧！”難友們放風時看到這篇帶有宗教色彩的文章，一眼就明白其中的含意，而且和自己的境遇聯繫起來，精神上受到鼓舞。敵人萬萬沒有想到他們費盡心機搞的這個壁報反而被政治犯所利用了，只好就罷了。 原新四軍戰時龍光章由於長期的監獄折磨，全身浮腫，病情嚴重。胡其芬向醫官劉石人建議開出病危證明，要求送往陸軍醫院醫治。經過劉石人的多次爭取，特務看說所長被迫同意。胡其芬寫信給在陸軍醫院擔任內科副主任的大姐永芬，要求她盡力挽救這位難友的生命。在胡永芬的關照下，龍光章的病情終於好轉，但是特務不等他痊癒就迫不及待地將他押回監獄。回獄之後，龍光章病情惡化，不久，病逝獄中。難友們為了抗議特務對龍光章的迫害，要求在獄中開追悼會，為此發動了絕食鬥爭。胡其芬抱病和難友們一起絕食三日，終於迫使特務看說所長不得不允許召開追悼會。這天胡其芬和女牢的難友們一個一個戴上小百花，表示對戰友的沉痛哀悼。這是一次勝利的鬥爭，顯示了團結的力量，組織了力量。 胡其芬想通過醫官劉石人營救一些難友出獄。她問劉石人，能不能多開一些疾病證明，爭取使一些患病的難友得到保釋出外就醫的機會。劉石人考慮之後便給一些難友填寫嚴重疾病的病歷，以備特務核查，然後，開出保外就醫的證明。雖然特務沒有全部同意，但其中一些案情較輕的同志，在1949年和談期間，在外面配合營救下，終於獲得釋放。 監獄的條件十分惡劣，終日不見陽光，伙食粗劣不堪，許多難友嚴重營養不良，全身浮腫，有的患了痢疾，肺結核，心髒病。胡其芬入獄後也患了嚴重的心髒病，經常胸悶，氣緊，心絞痛，身體日趨衰弱。但她對自己的病並不介意，依然以火樣的熱情關心和幫助有困難的難友。她把家裡的經民婦產科醫院的同志們給她送來的藥品、奶粉、魚肝油丸等等，分送給有病的難友。左紹英生了孩子，缺奶，她把自己的奶粉送給了嬰兒，雖然她當時的身體也迫切需要營養。她還把自己穿的絨線衫拆了，給嬰兒編織衣服。她時常抱著嬰兒站在風門口，哼著溫柔的曲調。在這個誕生於苦難中的革命後代身上，她寄託著對未來的希望，給孩子取了個保加利亞女革命家的名字“蘇菲亞”。她哪裡想到，這個未滿周歲的嬰兒也會慘死在特務的機槍下呢！ 胡其芬以親身經歷寫了共產黨員在監獄和法庭進行鬥爭的劇本。她用竹籤當筆，伏在床上寫呀寫呀，寫了厚厚一本草稿。這不是是一般的劇本，而是真是的記錄，是向黨的匯報，可惜竟沒有一頁保存下來。 胡其芬在黑牢裡戰鬥五百九十多個漫長的日日夜夜，她始終是一團火，熊熊地燃燒著……她的行動和充滿機智的組織能力，使得革命者在黑暗的監獄裡依然充滿朝氣和信心。 1949年11月27日深夜，當胡其芬和監獄同志們正在與外面的地下黨組織準備策劃大營救的實施計劃時，敵人的大屠殺提前開始了——當特務們以轉移為名，將兩間女牢的13名政治犯押到男牢樓下第八室時。守在牢房風門口察看外面動靜的胡其芬，見一群敵軍湧進放風壩、架起幾挺機槍對準牢房時，她立即意識到這是最後的時刻了，故拿出全部力量和感情，奮臂高呼起“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她的口號帶動和驚醒了所有難友們，於是整個監獄立即響起了驚天動地的口號聲，那聲間震撼了巍峨的歌樂山…… “胡南”、胡其芬犧牲的消息，傳到了北京首都中南海。傳到了人民政府總理周恩來那裡，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長久地沉浸在痛苦的回憶之中，“小胡是個好同志。”人民總理深深地對天長嘆一聲後，叫來秘書，交代秘書一定要安排好烈士父親胡彥博的工作，聘請胡彥博為輕工部專員，以表黨對烈士的崇高敬意。這裡面也有“戶主”對“家庭人員”胡其芬烈士的一份深切的愛。 男人被抓進監獄，上刑、恐嚇，甚至假槍斃，真槍殺，一道道生死考驗、無數個寂寞孤獨的長夜和飢餓、疾病無人問津等想像不到的種種困難與折磨，在這樣的環境裡能堅持下來的就是英雄好漢。其實從人性的角度看，那些不能堅持下來的也屬於正常範疇。生命只有一次，人的身體是皮肉之軀，誰不怕疼？誰不怕死？誰沒有七情六欲？誰沒有兒女情長？ 從第二章我們剖析的幾種叛徒他們背叛革命和共產黨的行徑的全過程看，也基本上都是屬於或經不起皮肉之苦，或念兒女情長，或貪生求榮，或懼怕一死。而特務徐遠舉能夠在這些人面前頻頻得手成功，用的招術也差不多靠這類“好漢不吃眼前虧”的種種“規勸”來實現“軟化”目的的。 女人也是人，通常意義上，女人的玉身要比男性弱和柔，俗話說：女人的身子是水做的，女人的性格似柔水一般。可是為什麼女人在敵人面前竟然表現得那麼堅強和勇敢？為什麼那麼不怕死，那麼經得起重刑拷打，那麼經得起寂寞和折磨？這是一個令筆者十分好奇和值得深究的問題…… 同樣是人，按理說，在毒刑面前，女人更容易扛不住，可“紅岩”裡的女人則比男人更扛得住，而且確實個個扛住了。這是為什麼？筆者經過對“紅岩故事”裡的各種人物進行分析後，得出結論是： 首先是女人的忠貞程度要比男人高。 這裡所說的忠貞，不僅僅是男女之間的愛情忠貞，而是大愛之忠貞，大愛包括了對民族、對國家，尤其是對黨和組織及同志的那種崇高之愛，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信仰所產生的忠誠與愛。從已知的歷史史實中我們知道，當時在敵人監獄裡受刑最重最多的當算李青林、胡其芬、楊漢秀、鄧惠中、江竹筠（後兩位女英雄有後文中另有所述）等女共產黨員，這些人之所以能夠經受得起敵人最嚴酷的迫害，是因為她們對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充滿了信仰的力量，任何反動力量都不可能對這樣的共產黨人的信仰產生絲毫的動搖，即使在是死的考驗面前，她們也會表現出如死視歸的英勇氣慨。 其次是女人對建立什麼樣的人生價值觀比較嚴肅認真，一旦建立將牢不可破。 入黨為了什麼？入了黨應該遵守和堅守什麼？這是每一個共產黨人都是需要認真對待與嚴肅履行的。然而現實生活中，有些共產黨員在入黨時就沒有很好解決或者就根本沒有把為什麼入黨、入黨後如何履行黨員的責任與使命放在心上，更有一些人從一開始就是入黨動機不純，他們就是為了升官發財或為獲得更多的利益才加入組織的。那麼沒有解決好為什麼入黨的人和入黨後應該履行什麼樣的責任與使命的人，在和平時期他們還有可能做到一般意義的“積極”、“肯幹”、甚至“能幹”，也還可能成為“先進”和取得某些領導及同志們的好評而成為了黨的骨幹與領導者。但一旦組織和個人的環境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個人的前途有可能毀滅時，尤其是在生死考驗面前，他們再也不能繼續服從黨的事業需要，容易出現背叛組織、出賣同志的行徑。劉國定、冉益智等叛徒就屬於這類人。女共產黨人一旦建立自己的人生觀後，就不太容易輕易改變，她們很容易認“死理”，對革命異常堅定。比如叛徒李文祥，也算是一位當了十年縣委書記的“老同志”了，他在坐了十個月監獄之後“忍受不了”才又當了叛徒，監獄地下黨組織在分析他的變節過程中這樣指出：“事實上，他雖是十年以上的黨員，但並沒有好好的學習過，或者在工作中嚴格地鍛煉自己，他一直記得自己是當過縣委書記的，有十年以上的黨齡，而且苦了這樣多年，一點享受和報酬都沒有，結果還要被捕，真是太不值得了……李的戀愛觀點也有問題，把妻子作為從屬於自己的，沒有獨立人格的。那種封建的，嫁雞隨雞，嫁犬隨犬的男性中心思想，就是從他的思想見解——人生觀裡產生出來的，這種封建、落後、自私的觀念，是沒有可能和'革命思想結合的'這種思想的不純，就是李文祥之所以叛變的本質上的原因。”相比之下，女性共產黨人的思想境界要純潔得多，就像他們對待愛情一樣，一旦許嫁給某一個人後，她們會忠貞到底。楊漢秀烈士的同事曾這樣回憶道：烈士生前經常對她這樣說：“一個的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事到頭，倘若有一天我們失去了自由，那我們就應準備為真理而死吧！這就是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尚追求……”她們這樣說，也這樣履行自己的誓言。常言道，女人一般不發誓，一旦發誓，誓死不變。男人則容易變，當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善變，那些入黨動機不純、對革命事業本來就缺少熱情和真誠的人，才形容背叛組織和出賣同志。 第三，女人比男人重感情，講面子，所以不容易當叛徒。 在白公館和渣滓洞前後關押的二三十名“女獄”中，她們多數是與被捕的“男獄”中各種關係，多數是因自己的男人牽進案中才被捕的，或者是因為同自己的男人一起從事革命工作而被捕入獄的。這些女同志對男人的信任和依賴性很強，她們認定自己的男人是英雄好漢，是堅定的革命者，她們對自己男人的那份愛有時超越了對革命信仰與對革命事業的忠誠，或者說因為她們所愛的男人的信仰和對革命事業的忠誠才使她們也對革命事業和共產黨產生了忠誠。知識分子出身的女青年曾紫霞便是這樣的典型女性。她在與戀人劉國鋕的戀愛過程中，對戀人所從事的革命事業與理想追求有了從了解到同樣熱愛的思想轉變，之後她跟隨戀人出生入死進行《挺進報》宣傳與其他黨的地下工作。當她和戀人雙雙被捕後，作為一個年輕的女性、一個過去家庭生活條件比較優越和年輕美貌的女性，她在殘酷的監獄生活中要經受考驗實不容易。然而因為劉國鋕在敵人的嚴刑拷打麵前和監獄中的表現讓她感到無比自豪和榮耀， 在監獄裡，有一個真實的情節在同志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在劉國鋕屢遭敵人的毒刑和折磨後，仍每天在放風裡要見一見自己的戀人，而且當女牢放風時，他像一位癡情的小伙子一樣，總是站立在牢門口一直望著他戀人曾紫霞，時而向她微笑，時而偷偷說上幾句話。有一次，他竟然高唱起了一支革命同志都非常熟悉的俄羅斯革命歌曲： 感受不自由， 莫大痛苦。 你光榮的生命， 犧牲在我們艱苦的鬥爭中， 你英勇地拋棄頭顱， 英勇， 你英勇地拋棄頭顱！ 這歌聲讓戀人曾紫霞激動萬分，一是她竟然第一次發現自己的戀人竟然有那麼好的嗓子，那聲音是那麼的渾厚、高昂、動聽，同時又顯示了劉國鋕決心同敵人作殊死鬥爭的決心。 “小曾，你也唱首！”有女難友用胳膊捅捅曾紫霞，慫恿道。曾紫霞本來就潑辣，立即來了情緒，竟當著敵人看守的面，拉開嗓門就對唱起來： 豈有這樣的人我不愛他， 豈有這樣的人我不愛他， 他是個真情漢子從不玩虛假， 這才值得人牽掛—— 就說他是個窮人也罷， 有錢豈買得著情無價。 就說他是個犯人也罷， 是為什麼？ 他才去背犯人的枷。 他是這樣的愛得深、愛得真、愛得大， 他和祖國的命運不分家。 他愛朝陽、愛月夜、愛冰雪天地、愛春花， 更愛黑龍江上天邊一抹紅霞。 我愛他那一份傻呵， 更愛他跨著如飛的白馬， 越過高山， 越過水， 闖入森林， 闖入青紗， 咬定仇人不放他。 我—— 但願和他是一對， 但願他是我的情人， 我愛他， 我愛他……。 這首《豈有這樣的人我不愛他》的歌，如激情澎湃的夏日甘雨，不僅滋潤了戀人劉國鋕的心，也把整個監獄的難友們的心田蕩漾了起來，那份革命愛情的美酒，讓所有男女難友們頓時沉浸在無限幸福之中，並且化作任何空洞的口號所不能代替的力量。 有一階段，敵人為了瓦解我革命同志間的關係，放風說劉國鋕叛變了，也有人把劉國定的叛變誤傳為是劉國鋕叛變了，這個時候是對曾紫霞這樣年輕的女同志極大考驗。但是曾紫霞憑藉著她對戀人的了解，認為像劉國鋕這樣的人不可能背叛革命和出賣同志，為了支持和鼓勵自己的戀人堅定革命意志，她用自己在女囚室跟李青林等大姐的幫助下剛剛學會的繡花手藝，特意親手給劉國鋕製作了一隻繡花枕頭。曾紫霞後來談起此事時仍充滿熾熱的感情，她說：“以前我沒幹過繡花的活，我覺得那手工太細、太複雜學不了，但後來有一件十分意外的事居然使李青林硬是親自教我繡了一個枕頭，這是我一生繡的唯一一個枕頭。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當我未婚夫劉國鋕從白公館提到渣滓洞審訊時，他曾要求把我提到辦公室同他見一面，可敵人用苛刻的條件為難他，使他不得不放棄同我會見的希望。這件事女牢的幾個難友都知道，李青林也知道，她考慮了很久，向我提出讓我繡個枕頭給劉國鋕，安慰他，鼓勵他，因為當時不可能寫信，但送一個枕頭去卻是可能的。我開始感到李青林的建議不能實現，第一沒有布，第二要我繡根本不行，但李青林親自籌劃、親自手把手地教我將它繡出來了。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枕頭呢？布是我的一條長褲改的，李青林設計把褲子的那條縫放在枕頭的三分之一處，接縫處抽了幾股紗鎖成胡椒眼花，使接縫顯不出來。她設計的花是：一面用紅線繡兩顆紅心，一支箭穿著兩顆心，象徵我和國鋕的心是愛神之箭穿著的；另一面用藍線（代替綠線）繡一顆挺拔的松樹，盼他像青鬆一樣堅強。這枕頭兩面的花都是用的桃花，花繡在三分之一那一邊，十分高雅、別緻。當枕頭還沒有作完時，李磊製造的劉國鋕已出獄的謠言就在渣滓洞傳開，我現在記得那樣清楚，我繡這枕頭時簡直是用整個心在繡的，我覺得只要國鋕收到我的枕頭，他就不會動搖，他會感到有一顆熱愛著他的心！沒有多久，劉國鋕又從白公館提到渣滓洞審訊，他的到來粉碎了李磊的謊言，使女牢的人都放心了。我把枕頭交給被我們爭取了的看守黃茂才，要他設法轉給劉國鋕，黃茂才在獄中告訴我已交給國鋕……後來我被家人保釋出獄，劉國鋕要羅廣斌如能再見到我時一定告訴我：'好好選擇自己的道路，繼續完成他未完成的事業，走革命的路'，這成了他的遺言，它鼓勵了我後半輩子的人生道路。” 在白公館和渣滓洞的女人太不易了。她們一方面要直接面對和經受敵人強迫給予的重刑與生死考驗及監獄的艱難困苦條件，另一方面還有因自己的男人所作所為而帶給她們的榮譽與尊嚴，當然還是恥辱與毀譽。前後當然是榮耀和自豪，而後者就讓這些女性無法接受，然而她們還必鬚麵對和經受特殊考驗。 比如，皮曉雲和牛小吾倆位女青年是同鄉、同學、同出走到城市工作、同在豫豐紗廠當工人，又在1948年4月6日同時同地被捕和同日被關到渣滓洞女牢，因此她倆被渣滓洞許多男犯稱為最鐵的“牛皮”，既取其姓又帶有堅韌的表彰之意。她倆被審訊時，特務把她倆親筆寫的自傳攤開要她倆承認共產黨員的身份，她倆曾十分不解，為何自傳竟落入敵人之手？當她倆關到渣滓洞樓上六室女牢時，她們一眼就認出了樓上五室的許建業，並很快同他聯繫上了。許建業向她倆說出她倆的自傳和被捕原因，主要是因為他許建業被捕後，輕信了敵特看守陳遠德的允諾，結果敵特們在許建業住處搜出了機密文件、工人自傳。 “我後悔，害了你們，也害了許多同志。”許建業為自己的失誤悔恨不已，曾三次碰壁自殺未遂。 “牛皮”二姑娘知道這些情況後，沒有為自己的被捕而對許建業有絲毫和怨恨，誰能沒有失誤呢？雖然這失誤帶來了不小的損失，但許建業的在敵人面前表現出的英勇不屈精神，他整天被敵人戴上了幾十斤重的手銬腳鐐，還仍然在秘密組織監獄裡的共產黨員與敵人作鬥爭的表現及關心、愛護同志，使“牛皮”倆人深深地愛戴這個重慶市委工運書記和她們的革命引路人。可許建業這麼好的黨的領導和師長怎麼會被捕的呢？許建業告訴牛、皮二人：“我在茶館裡看到任達哉來了，身後有特務，我以為他是應付一下，就起身到廁所，可是任達哉追來了，我被捕了，是他出賣了我。”這話對皮曉雲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連好友牛小吾對此都有點發懵了。原來，牛、皮在中央印製廠工作時就認識了任達哉，是他介紹她倆入了黨。可就是這樣的人，竟然出賣了許建業，這已經足以使兩個姑娘震驚，而更使人震驚的是：皮曉雲後來告訴牛小吾：她早已和任達哉戀愛，並且快要結婚。 “啊，你、你們……他現在可是最壞最壞的叛徒啊！”牛小吾一聽，便急出一身汗來。她太知道自己的好友皮曉云了：22歲的皮曉雲把自己最純真的愛奉獻給了這麼一個男人，一個一直在她心目中是理想的支持者、事業的好夥伴。正是因為這個男人，她才有了對共產主義事業的美好嚮往，才不怕敵人的殘酷與黑暗勢力，他是她心目中一切美好的化身。這樣的男人怎麼會變成卑鄙無恥、出賣同志的惡魔呢？皮曉雲的心陣陣絞痛，一連幾天倒在牢房裡不吃不喝，而且不跟別人說話。她痛苦不堪，同時也不想在自己的同志面前丟這個臉。作為好友牛小吾想幫助她，於是通過特殊機會，給一度關在渣滓洞的任達哉寫了一張紙條，質問他“你為什麼要出賣許建業？老許往廁所裡躲去了，你為什麼還要追上去？”任達哉的回答是：“受刑不過，沒辦法。”一切都明了了，僅有的一絲幻想也破滅了，皮曉云無法忍受！她恨，她恨自己怎麼長了一對不辨真假的眼睛！她感到屈辱，怎麼竟愛上了一個叛徒？ ！渣滓洞本是陰森黑暗的地方，而今皮曉雲覺得難友們看她的眼神也使她感到是那麼又冷又寒，年輕姑娘怎能經得住如此痛苦的熬煎？她病倒了，經過多方設法她被送到沙坪壩沙磁醫院去搶救。數日後，當皮曉雲回到渣滓洞女牢時，她原本紅潤的臉蛋消失了，眼神變得呆滯了，難友們不忍多看她一眼。當許建業於1948年7月22日被公開槍殺後，皮曉雲更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整夜睜著不睡覺，同室的難友們為她難過得落淚。一年後的7月22日，渣滓洞停止一切文娛活動，嚴肅地悼念許建業犧牲一周年。皮曉雲大哭了一場，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著：“老許呵，如果不是任達哉叛變，你不會被捕的！你不會犧牲的呵……”皮曉雲後來精神很失常了，特務覺得她已經沒有什麼可利用價值，便經一番周折後被保釋了。男人是叛徒，這一恥辱像鐵的烙印一樣永遠地打在這位年輕的姑娘心頭，她唯一堅持的是當特務想利用她精神失常時供出同誌或讓其“自新”時，她悲憤而堅定地回答：“我不會當叛徒！” 女牢中還有個女性經歷的痛苦比皮曉雲更痛苦和難言。她一來到渣滓洞就和李青林、江竹筠、曾紫霞等同住在渣滓洞監獄的樓上六室。她叫熊詠輝，是縣委書記、有十多年黨齡的“老革命”李文祥的妻子。 1948年5月中旬，特務們把許建業、劉國鋕等提出渣滓洞轉押白公館時，她丈夫李文祥也在裡邊。開始，當難友們聽說她丈夫是李文祥時，覺得她也非常了不起，因為李文祥資格老，初入監獄時表現也很堅強，受刑不屈。熊詠輝與丈夫是同時入獄的，倆人感情也較深。每次與丈夫見面時，其丈夫在她面前總是問寒問暖，非常關心，而且總是對著她痛哭，言他“對不起她”，讓她受苦了等等。她感到有這樣的丈夫很光榮，甚至內心一直認為，有這樣的丈夫，即使與他一起死在監獄裡也是值得的。可萬萬沒有料到，1948年12月，監獄里傳出她丈夫李文祥成了可恥的叛徒，而且還赤裸裸地當了特務分子，專門破壞黨組織，出賣了一批革命同志。監獄裡的同志都對李文祥的叛變感到不可思議，已經熬過了敵人七、八個月的折磨，怎麼還會變節叛變呢？後來進一步證實了李文祥確實當了叛徒，消息證實後，女牢的難友們甚至是男牢的許多同志都參與了幫助熊詠輝的工作，她也經過了從不相信到不得不相信的十分痛苦的過程，最後熊詠輝寫了一封給男牢的公開信，大意是：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經叛變我就和他一刀兩斷，是真是假今後難友們看我的表現。她的態度贏得了難友們的同情、支持、讚揚和鼓勵，男牢的信件、紙條向她傳來。她感到無比的溫暖，她增添了無限的勇氣和力量，戰勝苦痛。她的臉恢復了白裡透紅的美麗。在沒有別的指望下，熊詠輝同女牢的伙伴們共同生活著，只等解放軍解放重慶時重見天日。然而，另一件令她更無法接受的事又傳來了——叛徒丈夫李文祥揚言和多次上監獄來，說要把她接出渣滓洞！熊詠輝的臉上頓時又佈滿了愁雲，她成了叛徒的妻子，想劃清界線、繼續坐牢都辦不到啊，這真是要命的事！她真的有些挺不住了，那份屈恥令她生不如死。這時，獄中的黨組織和同志們則耐心地對她進行做思想工作，勸告她：“出去一個是一個！哪能因為他留在牢房？！只要自己堅定，什麼情況下也能繼續革命。”“出去吧！出去總有活動的餘地，有機會就離開他跑得遠遠的！”熊詠輝哭了，哭得死去活來，她向難友說“我往哪裡躲，往哪裡跑？我能去的地方他都知道呀！”這倒是一個難友們不曾想到的事。突然，有一定社會關係的曾紫霞對她說：“我有個可靠朋友不在重慶，這樣就可以躲過李文祥的糾纏，你找她。”並且悄悄把朋友的地址告訴了熊詠輝。就這樣，熊詠輝才離開了渣滓洞。可是後來獲釋的曾紫霞出獄後找到那個朋友，結果發現熊詠輝根本沒有去那裡。解放後李文祥被人民政府鎮壓了，熊詠輝仍下落不明，實際上也沒有人再去打聽她的情況了。十年動亂期間，曾紫霞從外查內調的工作組人員那裡了解到熊詠輝的地址。當曾紫霞懷著極大的熱忱設法再見到昔日同牢難友時，才知道對方已經有了新的丈夫，並且生活還算不錯，可昔日同牢難友怎麼也談話不投機了。當曾紫霞問熊詠輝當年為什麼不去找她的朋友時，熊說“我已經是那樣的處境了，我怎能、怎敢再去牽連任何一個人？！”這句話讓曾紫霞聽後內心產生極大震撼：可不是，一個女人，當她得知自己深愛的、共同生活了相當長時間的男人成了公眾都憎恨的叛徒和反動特務時，她還有何臉面去面對這個世界呢？女人的這份內心痛苦又何誰能真正理解呢？ 做女人太難！做關在監獄裡的女人更難，做背著丈夫是叛徒、特務那頂永遠恥辱帽子的女人也許是世上最最難的女人。 我知道而且採訪過這樣的一個女人。她現在還活著，是當年“紅岩”故事中從監獄中僥倖脫險仍活在世上的僅有幾個革命同誌中的一個。我見她的時候，有關方面告訴我最好不要與她談論她的叛徒“甫志高”丈夫的事。我遵守了這樣的承諾，所以採訪很順利。現年八十多歲的她仍然風采不減，我問她說是不是當年特別漂亮？她哈哈大笑，說，用現在的話來說，她當年算得上是“美女”了。我知道他的丈夫是四川地區地下黨的負責人之一，被敵人抓捕後叛變了，後來又在監獄時受到革命同志們的幫助鼓勵下，並沒有繼續叛變，所以在敵人實施的大屠殺時也被槍殺了。她的丈夫因為有變節行為，所以永遠地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許多老同志介紹，她和丈夫過去感情關係一直很好，並留下兩個孩子。他們全家在監獄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非常不容易。解放後，她帶著倆個孩子，後來其中一個孩子又因車禍而夭折了……幾十年來，她的人生充滿磨難。在監獄時，她也抬不起頭來，丈夫畢竟是有嚴重變節行為的人，難友們對她並不信任。解放後，由於她一直沒有同丈夫“劃清界限”——她內心並不想這樣做，所以年輕美貌的她堅持不嫁、獨自生活，其本身就容易招惹一些非議，更有人拿這個來攻擊她是為了忠貞其“叛徒丈夫”。她不知因此流過多少眼淚，受過多少委屈，但她仍然挺了過來。最令她難以接受的是，她的黨員資格因此也受到責疑，而且長時間地被停止了組織生活。她想通過在單位裡努力工作，埋頭苦幹的實際行動重新入黨，然而，等待她的結果是：“你丈夫是叛徒，你不同他劃清界限，怎麼可能讓你再入黨呢？”《紅岩》小說出版後紅了幾十年，她則因為是“甫志高”的老婆而黑了幾十年……“文革”中，她這個“叛徒的老婆”被整得死去活來，如果不是為了孩子，她也許早已離開了人世。直到1981年，她才重新獲得組織的平反，恢復了她的黨籍。當然，現在她很好，可有誰知道過去的幾十年中這樣一個女性的內心世界有多苦啊！她的心歷其實遠遠超過渣滓洞、白公館監獄的苦難，也並不比敵人大屠殺毀滅其生命好受多少！ 受辱女人的心是用苦黃蓮加淚水凝壘而成的。 第四，女人與女人在一起更能形成堅不可摧的力量。 不知是老天有意折磨女人還是革命加在女人身上的考驗就這麼難？在監獄那樣的條件下，正常的人也需要闖過一道道難關才可以頑強活下來，很難想像要在監獄裡生兒育女的女人是如何度過。想像不到吧？在渣滓洞的女牢裡，十八九個“女犯”人，竟然在半年之內要承擔兩個“女犯”的生產和撫育兩個嬰兒的重擔！ 這是真實的故事。 其中一個孩子是《紅岩》小說裡曾經提到的“監獄之花”。她的母親叫左紹英，是一位堅強的女共產黨員。關於左紹英烈士，需要在此介紹一下： 左紹英，四川合川縣灘子口人，這位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村家庭的女同志，母親早年病亡，小時候的左紹英常寄居乾媽處，後當了紡織工人，是位老實本份的普通婦女，在當紡織工人時，與王璞結婚。其丈夫又名石果，湖南人，是黨的“七大代表”。抗戰初期，王璞曾任中共湖南邵陽中心縣委書記。抗戰後，受黨中央委派，到川康區工作，1946年轉入川東區工作，任“川東地下黨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曾一度兼任重慶市委書記。 1948年，為了迎接重慶解放，左紹英的丈夫王璞親自下鄉，在武勝縣華瑩山一帶領導武裝起義，威震敵膽，名聲顯赫。 1948年9月間，武裝起義的隊伍中發生了一次意外事故，王璞不幸光榮犧牲。當時，起義部隊被敵人重重包圍，戰友們突圍時業，沒有來得及掩埋好王璞的屍首，追趕而上的敵人便喪心病狂地他的頭割下來，即日掛在旗桿上，懸頭示眾，並貼出佈告，威脅群眾誰敢收共產黨員的屍體，跟共產黨走，就槍斃誰。後來是一位老貧農不顧敵人的恫嚇，冒著生命危險，把王璞的屍首偷偷取下來，分埋在好幾個地方。左紹英在認識王璞之前就是工廠的進步群眾，於193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3年她與當時任川東特委書記的王璞結婚後，便擔任中共川東特委重慶市地下交通工作。 1948年9月由於重慶市委負責人的叛變，左紹英此時已有七個月的身孕，組織上決定讓她撤出重慶，回到合川老家。最後還是被特務抓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