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二章

1946年的下半年，蔣一葦、劉鎔鑄、陳然、吳子見(劉是黨員，陳是1939年入黨，1941年失去組織關係，蔣、吳是黨培養的積極分子)幾位同志和一些進步的青年積極分子，經常在一起討論、研究、學習，他們策劃辦一個雜誌來吸引青年開展革命活動。 1947年元旦，一個公開的刊物在重慶市面上正式問世。關於這本很特別的地下黨的進步刊物的創辦過程，創辦者之一的蔣一葦在解放後有過一篇文章中這樣回憶道： 抗戰期間我在廣西和黨內的一些同誌有接觸，雖受他們的影響，但他們都沒有公開身份，我沒有能解決組織問題。 1944年，湘桂撤退時，我下決心到重慶，因為重慶有《新華日報》，可以找到黨的關係。 到重慶後沒有任何關係可以介紹，我就“毛遂自薦”，寫了一封萬言長信，說明自己的經歷和願望，用蔣國棟的化名寄給了《新華日報》。不久，《新華日報》登了一則代郵：“國棟兄：請於×月×日來化龍橋本報編輯部一敘。”我如約前去，接見我的是林默涵，當時化名林軍，是負責編《群眾》周刊的。以後我每個禮拜去找他一次，也很天真，就提出要求入黨。他還不了解我的底細，哄我說，與國民黨有協議，在國統區不發展黨組織，但可與他們經常聯繫，所以我就替《群眾》周刊寫稿，保持聯繫。這是1945年初的事。以後比較熟了，林默涵說：“你經常到化龍橋來，太危險，我另外給你介紹一個人，就不要往這裡跑了。”於是把我介紹給劉光，由劉光與我聯繫；劉光之後是張黎群(張佛翔)；張黎群之後是周力行，直到和談快破裂，內戰實際已經打起來了，周力行決定解決我的組織問題。剛剛寫好自傳，周力行調到南京“軍調部”去了，他走前說：“你的關係交給了張友漁同志。”等我去找張老，張老說：“你的工作關係交來了，黨的組織關係，周力行沒有說，也不要緊，我們馬上打電報到南京去問。”沒有過幾天，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被迫撤回延安，我和黨的聯繫就斷了。

張友漁同志說的工作關係是什麼呢？那是在抗戰勝利以後，組織上交給我的第一個任務，是辦一個刊物，叫《科學與生活》，目的是通過這個刊物來團結與聯繫一些科學技術工作者。當時估計“和談”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如果成功，可以動員一批科學家、技術人員到解放區去。 《科學與生活》的社長嚴希純，是一位秘密黨員，很老的同志，一直到死都沒有公開黨員身份，後來作致公黨的秘書長。這裡提到《科學與生活》，是因為這時的《科學與生活》，與後來的《挺進報》有某些間接的關係。如成善謀烈士，就是《科學與生活》的編委，是嚴希純介紹來的。 《科學與生活》是1945年秋天，“八一五”日本投降後開始籌備，1946年元旦創刊的。許多著名的科學家，如郭沫若等，都為刊物撰稿，積極支持這個在白區第一個黨領導下的科學刊物，這樣搞了一年，“和談”破裂，這個計劃不行了。經黨組織研究，為了長期隱蔽，要深入社會底層，要我改辦另一個刊物，叫，工作對像是社會職業青年，面目是灰色的，競爭對像是黃色刊物。於1947年1月創刊。這刊物籌辦時還是周力行領導我們，周力行走時把我交給張友漁，這就是張老所說的“工作關係”。賡續，張老派何其芳來領導。何其芳更明確指出，這個雜誌一定不能暴露，一定要按“灰皮紅心”的原則來辦。他親自擔任為寫“書評”的工作，第一篇是《評“北極風情畫”》，第二篇是《評“姨太太外傳”》，由此可見當時要求這個雜誌保持的特色。雜誌的內容，講的都是失學、失業、失戀之類的問題，面目是灰色的，但思想是健康的。另外則通過“讀者信箱”和發展“社友”等辦法來聯繫讀者。對重慶的讀者，我們以“社友”的名義，組織了一些小型讀書會，發展了一批進步青年。當時這個雜誌在職業青年中很受歡迎，很暢銷。

這個頗為“海派”的雜誌，卻很得《新華日報》的支持。就在創刊的時候，1947年1月3日，《新華日報》在刊頭下免費登了一則大幅廣告，廣告上是一個大“？”，下面說：“你在徬徨嗎？你感到苦悶嗎？請試讀《徬徨雜誌》——它將給你解答和鼓勵。”這幅廣告很新穎醒目，當時《新華日報》很少這樣處理。過了兩天，《新華日報》又在刊頭下登了第一期的要目。同時，在“《中央日報》”、“《掃蕩報》”上也照這樣登廣告。 這時，參加辦的人比較多，核心分子有三個：一個是陳然，管“讀者信箱”，聯繫讀者；一個是劉鎔鑄，因他在開明圖書局工作，就兼管發行；再就是我，和過去辦《科學與生活》一樣，是主編。此外，有呂雪棠負責美術裝幀，還有吳子見(原名吳盛儒)也參加了編委工作，他是周力行介紹來參加的。這幾個人都和後來辦《挺進報》有聯繫。此外，如向洛新等也是編委，後來他們成為市委機關刊物——《反攻》的骨幹分子。其他還有搞會計、出納、校對等等工作的，都是由“社友”中的積極分子來承擔。

出了兩期，到1947年2月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被封閉撤回延安去了，我們和上級領導斷了關係。怎麼辦呢？我們商量，反正是“灰色”的，上級叫我們長期隱蔽，我們就按原方針堅持下去。當時，我們通信是在郵局租的信箱，不用地址。 3月間，從信箱內收到一卷從香港寄來的新華社發的油印新華通訊稿。這時的重慶一片烏黑，盡是“中央社”、“《掃蕩報》”消息，延安也失守了，悲觀情緒很重。看到新華通訊稿講解放區戰場如何如何取得勝利，大家可高興了。我們幾個核心分子互相傳看後，劉鎔鑄主張把它翻印出來往外傳。但通訊稿太多，也不好都翻印，就由我來摘編。這種通訊稿也不是經常收到，有的被郵檢檢掉了，據說當時香港新華社對所有公開報刊，不管進步的，反動的，一律都寄，這樣不像是專門寄給我們的，可以避免敵人的注意。有時我們收到的是夾在香港黃色報紙裡寄來的，到後來連《群眾》周刊也偶爾收到過。每收到這種“通訊稿”後，就由我摘編、刻印。這時，這個“小報”沒有名字，印得很少，我只留幾份，給吳子見等少數幾個可靠的熟人傳看，其餘都由劉鎔鑄設法散發出去。這是1947年上半年的事。

由於同黨的《新華日報》有秘密的關係，更在於這個刊物本身俱有“灰皮紅心”的內容，所以它的發行量在短時間內就大增。原因是，自中共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撤走後，重慶地下黨組織及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的共產黨員們，面對嚴峻的形勢，有人苦悶焦慮，有人痛苦徬徨，也有人一時失去信心。針對上面的種種情況，陳然等幾位辦刊人大聲疾呼：越在此等形勢下，更要保持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經過幾天討論之後，陳然疾書了一篇題為的文章，作為“小論談”在雜誌上發表。文章一經發表，立即在革命同志間引起強烈反響，它給予那些苦於聽不到戰場聲音，聽不到黨的聲音的地下工作者巨大振奮，革命同志們如在黑暗的大海裡行船，突然看到了指路的航標一樣，如飢似渴地讀著陳然的。陳然在這篇文章中如此論述氣節：

氣節，是中國知識分子優良的傳統精神。 什麼是氣節？ 就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這種磅礴天地的精神。 也就是《禮記》上所提出的“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的這種擇善固執的精神。 中國知識分子憑著這種精神，在四千多年的歷史中，盡了他所應盡，所能盡的責任。 文天祥在《正氣歌》裡這樣地歌頌著：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錐，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 ……

這一連串光輝的史實告訴我們：在我們的歷史上，有許多先賢用頭顱、熱血、齒、舌，在是與非、黑與白、真理與狂妄、正義與罪惡、善良與暴戾之間，築起一座崇高的界碑! 這界碑指引著歷史走向進步的一邊! 氣節，是個人修養的最高一級，也是最後的考驗。 許多人在平時，儘管修身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地步；儘管如何標榜“為聖人立言，為天地立心”的大志；儘管如何養性、敦品、慎行、守信……但是一遇到“富貴”就癱瘓了；只好閉起眼，昧著良心去升官發財了。 許多人在平時都是英雄、志士，談道理口若懸河，愛國愛民，一片菩薩心腸，但到了“威武”面前，低頭了，屈膝了，不惜出賣朋友，出賣人民以求個人的苟安；再不然做一個縮頭烏龜“閉門讀書”去了。

叛國事敵的漢奸和那些賣身投靠的政客們，不都是些“修養有素”的一時俊傑嗎？到了是非黑白的鬥爭最尖銳的時候，到了生死存亡的決定關頭，他們變了，他們抖著雙手，厚著面皮，裝著貓哭耗子的慈悲，向盛滿血污的盆裡去分一杯羹了，汪精衛就是這類“英雄”們的一個典型代表。 他們也是知識分子，但，卻是知識分子裡的敗類…… 利欲熏心的曾國藩，替這些敗類留下一條格言：“大丈夫能屈能伸。”是的，見利忘義，屈伸自如，正是這類士大夫們講究修心養性的成就! …… 只有那種“捨己為人”、“捨身取義”、為萬民、為真理與正義的氣節，才是值得我們宣揚和繼承的。這種例子在古今中外太多了。 ——像《正氣歌》裡面所歌頌的先賢們，像辛亥革命時慷慨就義的烈士們，像為科學真理而犧牲的哥伯尼、伽利略、白魯納；為“不自由毋寧死”而上斷頭台的羅曼夫人……我們試冥目想想，一部社會鬥爭史有多少這類可歌可泣的光輝例子!在災難降臨的時候，他們不妥協、不退縮、不苟免、不更其守!固執著真理去接受歷史的考驗!這種氣節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在平時能安貧樂道，堅守自己的崗位；在富貴榮華的誘惑之下能不動心志；在狂風暴雨襲擊下能堅定信念，而不驚慌失措，以至於“臨難毋苟免”，以身殉真理。這種精神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養成的，它需要培養!然而這培養又不是“修心養性”，用主觀的“毅力”、“決心”之類來駕馭自己的行為所能辦到。因為氣節並不是建立在情感基礎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人總不免有個人的生活慾望。情感是傾向慾望的，當財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頸上，這時你的情感會變得脆弱無比，這時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擔得起考驗的重擔。 歐洲文藝復興的前夕，羅馬教皇把伽利略召到“宗教異端裁判所”嚴刑審訊，要伽利略承認“哥白尼的地動說是錯誤的。地球是如《聖經》所說，不動的”。然而伽利略忍受了刑法和終身監禁，卻始終堅持地說：“地球還動著呵!”

伽利略的倔強，並不由於他的性格使然。在他被審訊的時候已是一位六十多歲、心意平和、氣力微弱的老頭兒了，他那堅強而執拗的意志，完全產生在高度理性的基礎上的。 是什麼高度的理性呢？ ——那就是對世界、對人生的一種正確、堅定而深徹的認識。不讓自己的行為違悖自己這種認識，而且能堅持到最後，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種真正偉大的氣節。 陳然之所以能夠寫出這樣充滿革命豪情和英雄氣慨的文章，是與他鐵骨錚錚做人品質和他內心所擁有的共產主義信仰和遠大理想有關。也正是他把共產黨人的個人視為“修養的最高一級，也是最後的考驗”，所以他才有可能當敵人將他押赴刑場時還能一邊高聲吟頌著“任腳下響著沉重的鐵鐐，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我不需要什麼'自白'，哪怕胸口對著帶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對著死亡我放聲大笑，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的“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這般豪氣沖天的光輝詩篇。

因為與《科學與生活》社址先後設在重慶市棗子嵐埡72號蔣一葦家裡。同時，分別還在郵局租用信箱。一天，一件“意外”的事情讓陳然等幾個辦刊人立即投入了一場新的戰鬥。 “1947年6月的一天下午，蔣一葦來到民生路'開明圖書局'三樓我的住處，笑嘻嘻地從提包裡取出一卷東西交給我，並說：'這是信箱收到的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編印的油印新聞稿，我和陳然都看過了，現在給你看，以後收到新聞稿，先讓你看。'當天晚上，我將新聞稿反复讀了好多遍，幾乎全部文句都能背誦了，還愛不釋手，猶如重逢久別的親人。”當年的辦刊人之一的劉容鑄回憶說：“讀著新聞稿，我想到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要是把新聞稿翻印若干份，秘密散發給群眾，讓群眾知道我軍在東北、華北、西北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這該多好呀!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凡是有利於革命的事，就應該挺身而出。但又想到，黨組織對這項工作又是什麼態度呢？我沒法向組織上匯報，更無從聽取組織上的指示——當時我的組織關係已由賴衛民轉給王煥新，“二二八”後，王煥新一直沒有來找我，因而組織關係還未接上。當晚，我一夜沒有入睡。翻來覆去地思索的結果是，我認為，翻印黨的新聞稿，把它散發給群眾，以揭露國民黨的無恥謠言，擴大黨的影響，不僅沒有錯，而且非常必要。當然，這要冒很大的風險。我是組織上用黨費撫養成人的，現在，革命需要我去冒風險，難道我能畏縮不前嗎？於是，我決定一個人先乾起來。或許組織上看到這份無名小報，猜出一些線索，會立刻派人來找我聯繫。這很有可能！第二天，我找做鏡框的工人製做了一個能放進半張蠟紙的木框，代替油印機，削了一塊楠竹片代替滾筒，當夜就動手刻寫蠟紙。我把新聞稿刻印成16開大小的小報形式，字雖然寫得不好，卻還清楚整齊。經過通宵工作，無名小報出版了。發行的準備工作也完成了。天剛麻麻亮，我用提包裝著百多卷寫好地址的郵寄印刷品，從民生路出發繞遍全城，沿途投寄，然後回店，在路上，我邊走邊想：如果這份無名小報又轉回我的手中，說明沒有人懷疑我；如果沒有一張轉回來，那可就要小心了。這證明，這份'無名小報'可以幸運而生了……” 轉載新華社新聞的“無名小報”發出的第三天晚上，陳然抱著四卷新聞稿，興沖沖地跑到劉容鑄、蔣一葦面前，又從內衣口袋裡掏出一張油印小報，指著上面的文章，說：“你們看看，有人已經搶在我們前面了，這張小報上的新聞全是新聞稿上摘錄的。然後他興致勃勃地談了自己的看法：“我們也該辦一張這樣的報紙，專門轉載新華社的電訊。老劉，你贊成嗎？ ”劉容葦內心竊笑，心想：自己的“無名小報”竟然連陳然這樣聰明的人都瞞過了，證明非常成功。“好是好，可風險太大，不出事也罷，要一出事，可就是剃頭匠擲骰子，要輸幾個腦殼的。 ”陳然一聽便急了：“老劉你啥時候變成膽小鬼了？ ”劉容鑄這時更裝得一副害怕的樣子，說：“我反正是光棍漢，大小了進敵人的監獄也沒啥牽掛的，陳然你和老蔣可不一樣，你們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你們得三思而行啊！ ”陳然更急了，紅著臉：“你老劉這是不相信我們是嗎？ ”這時，書店正好有人來找劉容鑄，於是他便推說要事先走了，臨別時表情怪怪地對陳然說：“你可要想好了再做啊！ ”說著便到了家住棗子嵐埡72號的蔣一葦那兒去了。不一會，陳然也隨後而到。在這裡，幾個的辦刊人正式就辦一份油印小報問題進行了磋商。 “商議結果：小報定名《讀者新聞》，暫定每週出兩期，每期印8開版面一張或兩張，確定蔣、陳負責開信箱取新聞稿；蔣負責編輯和刻蠟紙；陳負責印刷，在未掌握印刷技術之前，由我帶徒弟；我負責籌集經費購買蠟紙、油墨和紙張。”劉容鑄回憶說：“一切商妥後，陳然說：'我們三個人現在都沒有黨組織關係，最多只能算黨外的布爾什維克。我們共同創辦《讀者新聞》，總得有個規矩，還得有個頭頭。'蔣一葦說：'老劉有秘密工作的經驗，我提議老劉當頭頭。'而我卻推選陳然當頭頭。陳然說：'還是你當比較合適，少數服從多數，不必推辭了。'我說：'既承兩位信任，甘願效勞。不過，醜話得說在前頭。辦地下刊物，隨時都有殺身之禍。我們切不可將中統、軍統都看成飯桶，他們的反革命嗅覺還是靈敏的。俗話說：未曾行兵，先尋敗路，我們得有精神準備，以便臨事不驚。'為了嚴守秘密，我們三人還訂出幾條約束的紀律：一．未經三人商量同意，不得將《讀者新聞》的事告訴任何人，即使是親生父母、結髮夫妻也不得透露；二．三人中一旦有人被捕，只要敵人沒有拿住證據，就堅決否認與《讀者新聞》的關係，如果敵人拿住真憑實據，個人就承擔一切責任，決不牽連別人；三．小報的編印和發行，一定按共同商定的辦法辦理。因為各人都有自己的社會關係，各人寄送的讀者姓名和地址，彼此互不過問。” 小報的事就這麼定了下來。末後，陳然一把拉住劉容鑄的袖子，問：“老劉，我有一句不該問的話，可否領教？”劉容鑄佯裝驚詫地說：“什麼事？問吧。”陳說：“外面流傳的那份無名油印小報，是不是你搞的？我斷定是你。”劉問：“有何見得？”陳說：“理由是：今天我給你送新聞稿，拿出那張小報，你處之泰然，毫無驚異的表情，我就猜出了幾分。後來跟老蔣一琢磨，更加深信不疑。來，我們馬上對筆跡。”劉容鑄知道事至此時，再也瞞不住聰明絕頂的陳然了，便做了個投降狀：“不用對了。真神面前不燒假香，我認賬就得了。”“好你個狡猾狡猾的老劉啊！” 陳然氣得真想揮拳“揍”一頓劉容鑄。不過，最後還是和老劉與蔣一葦彼此哈哈大笑了一番。 “今天我好高興，證明'英雄略見所同'還是有的。”臨別時，陳然依然沉浸在興奮之中。 《讀者新聞》出版了兩期，一天，蔣一葦從太平門取新聞稿回來，路過在開明圖書局的劉容鑄，跟他談了兩件事：一是他和陳然推薦呂雪棠和吳盛儒（後改名吳子見）參加《讀者新聞》，徵求劉的意見。二是想把〈讀者新聞〉的報名改一下，“缺乏戰鬥力，最好改個更有戰鬥力的報名”蔣一葦說。 “呂和吳都是進步同志，他們都是我們的熱心作者，尤其是吳盛儒，他在〈徬徨〉上發表的那篇《我倆走向結婚》的文章很不錯。我對他們倆人加入我們的隊伍沒意見。改報名嘛，我也同意。”劉容鑄建議道。 “那就明天下午到我家時開個會吧。正好我把倆位新同志介紹你認識認識。”蔣一葦說。 其實，蔣一葦與陳然之所以動議改報名，是因為在這之前，吳盛儒曾把一期的油印小報《讀者新聞》給了好友、共產黨員劉國鋕看了。劉國鋕當時就指出最好把報名改一改，這樣更突出其內容在敵占區的戰鬥力。同時劉國鋕還指出了不能在報上註明出版日期，那樣一旦落入敵人手中，容易被追踪。 第二天下午，陳然、劉容鑄和新加入〈讀者新聞〉的呂雪棠、吳盛儒準時到了蔣一葦家，就改報名展開了熱烈討論。吳盛儒首先提出了劉國鋕的建議，“我建議改名為《挺進報》，因為'挺進'二字有兩層含義：一層是用以紀念我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劉鄧大軍飛渡黃河，挺進大別山，恰似一把鋼刀插隊在敵人心臟；二層是我們都是革命者，應當挺起胸膛向前進，任何敵人都無法阻擋我們向前挺進的步伐。”吳盛儒其實是重複了劉國鋕的意見。 “好，《挺進報》這個名字好！”陳然第一個贊同。 “我也贊成！'挺進報'很有戰鬥力。”蔣一葦等都表示同意。 “吳兄，你的隸體寫得好，我們《挺進報》的刊頭由你來完成。”蔣一葦提議道。 “那恭敬不如從命了。”吳盛儒笑笑，欣然提筆，隨即寫下了“挺進報”三個大字。 “我認為還有一件事特別重要。”陳然一邊踱步一邊忖思道：“我們應該給這份報紙找個'靠山'。” “是應該有個'靠山'。”吳儒盛立即附和道。於是眾人紛紛點頭，因為他們都知道陳然說的“靠山”，就是指黨組織。 是的，可黨在哪裡啊？這是大家最關心、也是最憂心的事。自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撤出重慶後，我地下黨組織一直處在白色恐怖之中，幾乎沒有什麼活動。多數共產黨員幾乎都處在無組織的“自由”狀態。他們多麼期待黨組織能夠回到自己的身邊！ 然而，黨在哪裡呢？ 山城重慶的春季，總是雨霧茫茫。陳然他們在蔣一葦家開完會十來天左右、《挺進報》出版二期的一天，在大明書局門市當店員的劉容鑄正忙著整理書架時，突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劉容鑄回頭一看，見一位穿著西服、打著領帶，頭頂咖啡色禮帽的“紳士”站在他身後。 “你是劉容鑄先生嗎？”“紳士”禮貌地問。 劉容鑄默默地點點頭。 “我們學校圖書館準備買一批圖書。”對方在說暗號。劉容鑄明白了，便警惕地與其對暗號：“書單帶來了嗎？” “劉先生可以另找一個地方嗎？” 暗號已經對上。 “請上樓。”劉容鑄將“紳士”帶上閣樓。 “你們辦的油印報紙，每期我們都收到了。組織上認為你們做得對。我叫彭詠梧，市委委員，今天，特地來找你接組織關係。”“紳士”脫下禮帽，放在寫字台上，然而慢條斯理地說。 “請拿來!”劉容鑄突然嚴肅地對“紳士”說。 “拿什麼？” “拿組織關係。” “要是拿不出呢？”“紳士”看看劉容鑄，臉上淡淡地一笑。 “那就不接。”劉容鑄的表情立即沉了下來。 小閣樓上的氣氛馬上緊張起來。 片刻，“紳士”站立起來，有些激動地：“鎔鑄同志，你是清楚的，'二二八'以後，留下的同志都疏散隱蔽了。為了找你，我們費了很大勁。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 劉容鑄穩了穩情緒，說：“詠梧同志，我相信你是市委委員，也相信你是黨派來找我接組織關係的。可'二二八'後，我同黨中斷了聯繫，早就希望接上。《挺進報》的幾位朋友也委託我找黨組織，我們多麼盼望黨來領導《挺進報》啊!但是，就憑你的一句話，還不能接關係。” 被叫作彭詠梧的這回情緒穩定了一下，問：“那麼，要怎樣才能接關係呢？” “'二二八'前夕，領導我的同志對我說：'今後可能由別的同志來同你聯繫。目前蔣管區形勢日益惡化，一定要提高警惕。'他叫我在我的名片上親筆簽了字，交給他，言定憑名片接關係。你沒有帶名片來，怎麼接關係呢？” “好，我們就談到這裡，下次再來。”彭詠梧戴上禮帽就出去了。 三天以後，彭詠梧又來了，仍然沒有帶名片。但他說出劉容鑄原來的組織領導人王煥新的社會身份。前面這位黨派來接頭的領導同志是無疑的了。劉容鑄心想。 “如果我不憑名片，是否可以同你們《挺進報》的幾個同志接關係呢？”彭詠梧問。 “不可以。”劉容鑄搖搖頭，堅決不同意。在白色恐怖條件下，這是起碼的組織紀律。 “那好吧。這個先放一放。”彭換了一個話題。說：“根據中共重慶市委的精神，你們的《挺進報》需要進行組織改造，辦還可以由你們幾個辦，但得歸市委領導，發行也有市委統一安排，你們這邊可以留一部分發給原來的讀者。你看怎麼樣？” “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見。彭委員……”劉容鑄依然很倔的樣子，搖頭道。 “這是為什麼？”彭詠梧的口氣有些重了。 “你既然是市委領導，你當然知道為什麼。”劉容鑄沒有客氣。 “哈哈……我明白了。好，今天就說到這裡。”彭詠梧突然大笑起來，說著，拿起禮帽出了書店。 組織關係沒接上，劉容鑄當然不同意任何事情。他看著遠去的彭詠梧，又想喊住他，可鐵的組織紀律告訴他，必須這樣做！ 過了四五天，“紳士”彭詠梧再次出現在書店門市部。這一回，他見了劉容鑄，就笑容滿面地說：“劉經理，我們的那筆交易，今天大概可以'落盤'了。” “彭先生請——！”劉容鑄帶彭上了樓。並給他沏上茶。 這回，彭詠梧坐下後，從容地將手插進口袋，然而摸出一張名片，遞給劉容鑄，問：“這名片是不是你的？再仔細看一下，那名片上的簽字是不是也是你的筆跡？” “是！就是我的！上面的筆跡也是我的！”這次特別的激動，輪到了劉容鑄。只見他迅速伸出雙手，緊緊握住彭詠梧的手，連聲道：“老彭，我們終於找到組織了！終於找到組織了！” “你們辛苦了！黨沒有忘記你們，也知道你們的情況。”彭詠梧也有些激動地。 “根據形勢需要和重慶地下黨的實際情況，現在我宣布市委的幾項決定：一．《挺進報》從現在起將作為市委的機關報，由市委直接領導，具體由我來負責並與你們聯繫；二．報紙的印數要盡可能增加，印刷質量也要設有所法提高，報紙印出後全部交給市委發行，可留下一部分交經辦人員處理；三．辦報所需經費，目前組織上無力支付，繼續由你劉鎔鑄同志負責籌集，但不得以黨組織或《挺進報》的名義籌措經費，唯自願捐助者可以不必拒絕；四．《挺進報》的編輯方針和內部人員分工不變。”彭詠梧開始以市委領導的身份，向劉容鑄宣佈道。最後，他又交代了幾件事：“目前《挺進報》只有你是黨員，你要挑起這付重擔，組織上相信你能完成任務。我們今天的談話，可以全部告訴陳然和蔣一葦。吳盛儒今後不來了，你們也不要去找他。他已經做了他應該做的事。” 劉容鑄馬上明白，當初吳盛儒進來參與《讀者新聞》，肯定也是“組織行為”，便笑問彭詠梧：“是不是你派老吳打進我們《挺進報》的？”彭詠梧笑笑，說：“事情已經過去，不必再說了。” 彭詠梧前腳剛離開書店，劉容鑄立即收拾了一下書店門市，便飛步趕到棗子嵐埡蔣一葦家，將找到“靠山”的事告訴了蔣一葦，並說：“這麼好的消息，你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告訴陳然，他會高興死的！”。 “我馬上就去。”蔣一葦說。 一份地下的“無名小報”，竟然被收歸為市委機關報，這是陳然等開始連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找到“靠山”後，這件事就這樣迅速被確認了。 “我們幾個朋友合辦的《挺進報》，現在居然成了重慶市委的機關報，並由市委直接領導，這對我們來說，的確做夢也沒有想到。”劉容鑄激動地回憶道：“由於無法抑止的興奮，也出於對革命工作的責任感，之後，我們立即聚集在一起討論了市委的指示，按照原來的分工，對刻、印工作的每道工序，分別提出措施和要求：負責刻寫蠟紙的蔣一葦，逐步爭取刻出老五號大小的仿宋字，落筆輕重適宜，漏墨均勻。鋼板要經常刷洗，刻好的蠟紙要小心收卷，勿使產生拆疊痕跡；負責油印的陳然，從蠟紙上墨到印完，都要細心從事，防止擦破、掛破。如發現蠟紙出現裂縫，要立即採取補救措施，盡可能增加印數；負責採購材料的劉鎔鑄，要盡可能選購優質材料，如蠟紙以戴高樂牌為佳。紙張質量要細、薄而富有韌性，紙面無光澤，吸置。油墨要細膩易乾。經過同志們的努力，報紙的印刷質量顯著提高，每張蠟紙的印數增至500份左右，受到市委表揚。” 不久，彭詠梧又向劉容鑄他們傳達了市委的兩項新決定：第一，建立《挺進報》特別支部，由劉鎔鑄擔任書記；第二，可以發展黨員。劉鎔鑄接受新指令後，立即著手在《挺進報》內部建立黨的組織。其實，陳然和蔣一葦早已是黨員了，但由於特殊的經歷，他倆的黨員身份都已中斷了。陳然是1939年春就入的黨，那時他才16歲。後來因為一度離開了重慶而脫離了組織關係。現在他要恢復黨籍，必須接受組織的重新調查考察。或者重新提出申請。蔣一葦，則在當時屬於組織之內準備入黨的先進青年。正當陳然和蔣一葦準備接受黨的進一步考驗時，彭詠梧同志被調到下川東(萬縣、雲陽一帶)領導武裝鬥爭，《挺進報》的工作改由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維嘉代為負責。李維嘉到任不久，便傳達了市委的決定：批准陳然重新入黨，並指定他擔任特支組織委員。幾個月後的1948年春，市委又批准蔣一葦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挺進報》特支的宣傳委員。 為了達到市委提出的印刷指標，陳然、蔣一葦刻苦鑽研刻寫、印刷技藝，使報紙的質量逐步提高，印數也逐期增加。陳然經過反複試驗，摸索出預防蠟紙自然裂縫的措施和破裂後的貼補辦法。他還經常練習刻寫蠟紙，經過一段時期的刻苦琢磨，終於能刻出老五號大小的仿宋字。準備在必要時接替刻寫工作。以後呂雪棠、古承鑠二人也參加過《挺進報》的刻寫工作。 組織的建立，便得陳然等一批年輕人像一團團火焰般的熱情投入到了辦《挺進報》的工作中去。那時條件非常艱苦，又是地下工作，風險極大。根據分工，蔣一葦負責刻蠟紙，陳然負責油印，劉容鑄負責材料供應和籌措，吳盛儒負責發行，吳隨彭詠梧離開後，發行由劉容鑄兼擔起來。他們的上面有專人負責把抄錄的新華社新聞稿傳遞，這一工作，在相當一段時間是由彭詠梧的愛人江竹筠（也就是“江姐”的原型人物）負責。而在江竹筠上面還有一個地下黨的“特支”，即專門通過電台收聽新華社新聞消息的“電台特支”，程途為這個特支的書記，成善謀等人是專門收聽電台新聞消息的支委。市委書記劉國定直接領導這個電台特支。出於地下工作的保密需要，兩個“特支”之間都是單線聯繫，相互不認識，或認識也不知道各自乾什麼的。 在十分艱苦和白色恐怖條件下辦這樣一份革命報紙，困難是可想而知的。比如刻蠟紙、油印，固然艱苦，也有風險，但畢竟是一個人關著門幹的活，暴露的機會要少一些。運送和發行就不同了，它要經過很多人的手，通過若干關卡碼頭，既要考慮發行人和傳送人的安全，更要保護收報人的安全。就說陳然把報紙印刷完後，就得考慮如何把印好的報紙送運送出去。這個難度很大，風險更大。他得每期將在家裡印刷好的上千份《挺進報》，先包裝好後，再渡長江，有時還要繞渡嘉陵江，然後經朝天門、小什字、夫子池，最後才到民生路開明圖書局。過輪渡時，要上下躉船，躉船上有軍、警、憲、特盤查過往行人。稍有不慎，便會險像還生。然而陳然卻從未出過紕漏。 之後由劉容鑄負責的發行，就更需要機智和周密的考量了。因為報紙送到他手後，必須立刻發出去。留在手上時間越長，危險也就越大。發行人員除了嚴密的保密意識，還得有高度的時間觀念，要精確安排和嚴格遵守時間，避免取報人互相見面，以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另外發行時間縮短，對發行人的安全更有保障些。當時《挺進報》的發行採取委託轉發和郵寄兩種方式。拿劉容鑄經辦的發行環節來說，一般先從他手中直接、間接取報的人就有二三十人。有的只取幾份，有的要取數十份或者上百份。劉容鑄不能用筆或其它方式登記取報人的姓名、份數，只能靠牢牢記住他們的相貌與服飾及領取的份數來確認。 《挺進報》發行的對象，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人群：一是那些具有進步傾向的讀者和有統戰關係的讀者，給這些人發報相對安全和好辦些。另一類對象就比較困難和危險了，那就是些特別“讀者”——國民黨的軍、政官員，這是地下黨為了瓦解和粉碎敵人囂張氣焰而精心精心安排的對象。通常做法是，將〈挺進報〉裝入那些印有“重慶警察總局”、“中央銀行”等官方部門的信封套。這些信封套則是陳然、劉容鑄名正言順以這樣的公開雜誌社名義去某些印刷廠索取或買來的，也有他們平時收集和儲存起來的。這樣做的好處是，敵人和特務機關一旦發現想追趕查，也找不到任何線索。 進入1948年，盤踞在重慶的國民黨反動勢力越來越日落西山，然而正是這一垂暮的景況，使得敵人對共產黨的鎮壓更加瘋狂。作為“剌向敵人的一把尖刀”的《挺進報》的工作更加困難重重。這時，重慶地下黨的形勢也十分嚴峻。特支書記劉容鑄被調出重慶市區去從事新的戰鬥工作，陳然代為挺進報的特支書記。這位年輕共產黨員幾乎以全身心的革命熱情投入到辦報工作中去。他的戰友對他當時的工作情形有過如下描述—— 7月，重慶山城熾熱如火。陳然利用住房旁邊的一間儲藏室，用厚紙把板壁糊住，在窗後掛上毯子，再用黑紙作了一個燈罩，佈置成為一個印刷間。他再把刻好的蠟紙，一頭用圖釘固定在桌子上，削一根竹片來代替油印棍子，蘸上油墨刮印。印定之後，把蠟紙一燒，竹片一丟，不留任何痕跡。 經過一夜奮鬥，按照市委要求的8開4版，印刷300份的第一期《挺進報》，在黎明時分印成了。陳然心急如火，不顧疲勞，立即帶上報紙，趕到江邊。這時，輪渡尚未開航，他雇了一條小船，橫渡長江進城，直接送到市委負責聯絡的同志那裡。 但是，第一期報紙的印刷質量卻並不理想。一張蠟紙印不到六七十張，字跡就模糊不清，只得換刻一張蠟紙再印。就這樣，連續刻寫三張蠟紙，又連續印刷了一個通夜，方才達到市委所要求的報紙數目。 ……又是連續3個夜晚，陳然堅持精心印刷。一本印刷精良、裝訂精緻的重要文件，終於趕製出來，總數達到3500份。 由於隆冬嚴寒，勞累過度，陳然病了，高燒達到39.6℃。但是，他很興奮，因為目前形勢已經達到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的確，這又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 這時，除了編寫和刻字仍由蔣一葦負責外，陳然的擔子更加重了。和上級聯繫，採購油墨、紙張，取電訊稿，輸送和投寄報紙，全都落在他的肩上。此時，為了防止意外，李維嘉已不直接到陳然家來，而又改為定期在外面找地方約會。因為，重慶的環境已十分險惡，白色恐怖非常嚴重，鬥爭更為艱鉅、複雜。然而，陳然的鬥志卻更加旺盛。他採取了許多創造性的工作方法。以投寄報紙為例：他為了不致被“郵檢”扣留，放棄集中投遞的辦法，採取化整為零的方式，分別到南岸、江北多點分散投寄。他收集多種形式的信封，運用多種筆跡，一次又一次地和敵人“捉謎藏”。一次，他故意利用一些官僚資本開設的大商號的信封，就在商店附近投郵。這些報紙很快就被守候著的特務發現，他們根據這些線索，對這幾家商號，進行搜查。嚇得目瞪口呆的大老闆們，乖乖接受了搜查人的敲詐勒索。又一次，他在幾所被三青團分子把持、一貫壓制進步同學的學校附近，故意集中投寄了一批《挺進報》，這就引起特務懷疑，對學校當局作了一番徹底的清查…… 《挺進報》在陳然等同志的努力下，除了刊登新華社的消息外，還有一些小的言論評論以及川東臨委和重慶市委關於開展地下鬥爭活動的原則，開展地下鬥爭活動的思想指導方面的文章，特別是有關解放區的消息和戰場方面的報導最多，這對鼓舞白色恐怖下的重慶市民和地下黨的同志來說，彷彿在黑暗中帶來光明的一盞明燈。而同時，《挺進報》也從不放鬆對敵展開攻心工作，適時刊登那些令敵人心驚肉跳的文章和新聞消息。比如《挺進報》發表過一篇由一位老者寫的題為《勸告蔣軍軍官》的文章：“……蔣軍中的士兵大都是無產階級中人，自然知道天下窮人是一家的道理。在這窮人要翻身的時候，不僅不讓翻身，反要替蔣介石賣命。所以我不必勸蔣軍中的士兵，只勸蔣軍中的軍官。我來現身說法：我出身法律界和教育界數十年，可算知識階級中人，愚夫妻擁有土地和其他財產，也可算有產階級中人。然而我以年已六旬之人，卻一反以前不問國事的態度，實在是為正義感所驅使，看到了蔣介石禍國殃民20多年，以前弄得國家快要亡，現在弄得人民都要死，以為凡是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不應只顧自己安富尊榮，須念及同胞水深火熱，而替蔣介石打內戰的軍官們更要想到自己是犯了彌天罪惡，一定遲早命都不保，為解放與革命而死是有價值而且光榮，為賣國與獨裁而死是毫無意義而可恥。” 從現存的檔案館看到的一份第十六期的《挺進報》，那報眼的左右是兩個加框的口號，左邊為：“蔣區人民武裝起來，抗丁抗糧，分田廢債!”右邊是：“蔣管區官兵們，不要替貪污土劣打仗！”具有很強的戰鬥性。再如一篇題為《蔣軍士兵好消息——放下武器可以分地》的文章內容，對國民黨士兵也極有鼓動性。 《挺進報》上發表的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著作，更是對敵占區的民眾以極大的鼓舞，同時對反革命陣營也具有毀滅性的精神打擊力量。 《挺進報》在重慶的影響越來越大，令國民黨反動政府氣急敗壞。 原以為在中共四川省委撤離重慶和《新華日報》被封閉後可以安然大睡的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有一天竟然在自己的辦公桌上放著的一隻“朱紹良主任親啟”的信封中取出了一份《挺進報》，這位行轅大人立即目瞪口呆地傻在原地好幾分鐘。因為那張用油墨印製的紙上有一排大字：“審判戰爭罪犯!准許將功折罪!” 朱紹良癱坐在椅子上，久久沒有緩過氣來：難道共產黨真是斬不盡，殺不絕？ “徐遠舉處長，你給我馬上過來！”朱紹良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抓起電話，瘋一般地對著話筒大叫起來。 現在的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業務檔案(B-145)材料中，有徐遠舉交代當時這一情景的文字： 朱紹良在西南長官公署辦公室打電話叫我去，一進門就熊了我一頓。朱紹良素以儒將自詡，對人外柔內剛，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禍事來臨。果然，交給我一封信。這是一封警告信，內中還夾有一份《挺進報》。他怒氣沖沖地說：“現在還未到時候，共產黨就搞到我頭上來了。在重慶這樣囂張還了得!這個火種非撲滅不可，你務必破案。”提筆就給我寫了一個限期破案的嚴厲手令。 那天西南長官公署照例舉行黨政軍幹部會報，重慶的黨、團、軍、政、特等重要頭目都參加了。出席的有重慶市警備司令蕭毅肅、國民黨重慶市黨部主任委員龍文治、三青團特務頭子羅才榮、重慶市警察局長施覺民、社會局局長趙冠先、中統西南督導兼重慶實驗區區長徐政、憲兵二十四團團長沙吉夫和我本人，等等。朱紹良一上來就提出《挺進報》的問題，訓了一頓，接著責令軍警特務機關對中共地下黨組織務必清查破獲，並說：不要以為中共代表團和《新華日報》撤走了，就平安無事了。然後命令我與有關機關會商，限期破案。反動頭子們面面相覷，會議一散，一個個腆顏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