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一章

看過第一章的讀者，相信都會為敵人的殘暴所憤慨，也相信都會被烈士們慷慨就義時的那種英雄氣慨所折服。小說《紅岩》就是根據在重慶解放之前那段黑暗日子裡，國民黨反動派對我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進行殘酷鎮壓和屠殺的史實，以及獄我中共產黨人堅強不屈同敵人展開鬥爭的經歷而完成的一部優秀文學作品。 《紅岩》作者羅文斌和楊益言，以及最初參與報告文學《在烈火中永生》的劉德彬，他們都是白公館和渣滓洞的脫險志士，親身經歷和目睹了那段血腥和黑暗的大屠殺。 《紅岩》作為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它所產生的影響和育人作用早已伴隨著歲月的流長而久遠。然而，《紅岩》畢竟受限於人物塑造等文學創作和文學文本自身的影響，遠沒能更廣闊、更深刻和更真實地全貌反映出重慶解放前夕敵我之間那種交錯複雜、糾結而又殘酷的殊死搏鬥和人物形態，尤其對敵我兩個陣營在力量懸殊、環境特殊的條件下，彼此所表現出的崇高與卑鄙、忠誠與背叛、人性與狼性方面的那種豐富與生動、精彩和深刻的歷史本來面目。這也是筆者為什麼致力重寫“紅岩”的目的所在。

“11·27”大屠殺，敵人在垂死掙扎時的殘暴以及留給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那筆血債當永遠記著，然而，還有一個問題更需要我們黨內和革命陣營內部進行深刻反思的，就是為什麼我們有那麼多優秀的共產黨人被敵人逮捕並在共和國已經成立的日子裡喪失了寶貴的生命？為什麼一個地方的黨組織幾乎受到敵人毀滅性的的破壞和打擊？ 小說《紅岩》裡對此有所記載，似乎都是因為一個叛徒“甫志高”的原因，這“甫志高”也從此成為革命陣營裡最令人痛恨的人物。 “甫志高”確實可恨。沒有這樣的叛徒，白公館、渣滓洞兩個監獄裡就不會關進那麼多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當然也不會有後來的“11·27”大屠殺那麼悲憤的一幕。然而，當筆者走進“非虛構”的“紅岩”革命鬥爭史中，抹去掩飾在那些被文學藝術所虛構的成份時，發現了許多更令人深思和省悟的嚴肅問題——

比如：為什麼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人物蒲華輔這樣一個真實的叛徒，最後其實是喊著“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比“江姐”的原型人物江竹筠還早十幾天時間就被敵人殺害了； 為什麼當時的重慶地下黨中職務越高的領導幹部在被敵人逮捕後當叛徒比誰都當得快，而且好幾位後來都成為了喪心病狂殘害革命者的特務分子； 為什麼在許多普通黨員印像中那些平時“唱馬列主義調子”比誰都高、大道理一套又一套的“最革命者”，到了敵人的監獄和“老虎凳”面前時，卻經不住一頓酷刑嚴打而當了叛徒…… “11·27”大屠殺和重慶地下黨如此慘痛的教訓，曾是獄中共產黨員們思考最多、最深的問題，這也是“江姐”、“許雲峰”等共產黨員在犧牲之前最想向組織反映的問題。為此，他們經過了漫長而周密的思考與準備後，認為當時最有可能出獄的羅廣斌可以代他們完成這一用“血的教訓”換來的使命，因而他們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通過各種途徑，最終形成了凝結集體智慧的一份“向黨匯報”的寶貴材料——這就是羅廣斌在創作《紅岩》之前、於1950年初就向組織秘密上交的這份題為《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這一極其寶貴的《報告》，是我黨罕見的重要文獻，因為它是那些在敵人監獄裡的共產黨人對自己的組織內部所出現的問題的思考和反省。雖然它真正讓我們了解它基本內容的時間才僅僅幾年時間，然而在筆者看來，它的價值其實遠比《紅岩》小說要重要得多。

羅廣斌出獄後的第28天便抑壓不住內心的悲痛和肩上的責任，開始進行一項十分艱鉅的任務——這就是那些已經犧牲了的獄中同志們囑託他代向組織提交的這份《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下簡稱“報告”）。 據那些從監獄裡脫險的同志介紹，當時關在白公館和渣滓洞的共產黨員們面對地下黨領導人的變節、投降而造成那麼多黨員及革命同志被捕和帶給黨組織的毀滅性破壞，心情無比悲憤與痛苦，同時對地下黨個別領導下在敵人面前屈膝救榮、賣身投靠既震驚又憤恨，由此對黨的建設和事業發展產生了萬分擔憂之心。在獄中，他們一方面為新中國的成立而歡呼，同時又為自己不能活著出去迎接如紅日昇起的新中國而感到痛苦與悲傷。他們在明知敵人一定會殺害他們的最後時刻，並沒有忘了還有最後一份責任，這就是要向自己的黨說說“心裡話”，這心裡話集中起來就是：自己的黨必須保持組織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為此，他們在獄中秘密地下黨組織的動議下，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和認真嚴肅的精神，從黨的建設、組織發展、黨員教育等方面進行回顧總結，他們相互囑託，若有人有機會活著出去，一定要把他們關心和討論的問題形成報告交給黨組織。

到了1949年9、10月份，國民黨開始有計劃的槍殺獄中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同誌了，加上獄外黨組織所準備的“越獄計劃”因敵人的提前屠殺而不能實施，尤其是10月28日陳然、王朴等獄中幾位重要的黨組織骨幹被槍殺後，白公館“監獄支部”內的許曉軒、譚沈明、劉國鋕等經過認真研究後作出決定，要羅廣斌請求“自新悔過”而獲得出獄機會。當獄中黨支部將這一決定向羅廣斌交代後，他本人卻覺得“……我自己知道，要求堅決地為組織犧牲，我是能夠苟求自己做到的。但進一步的'犧牲自己的氣節'——雖然這已不是單純的氣節問題了，我卻不願意……”羅廣斌曾在解放後談到這件事是這樣解釋自己當時的心境。為此，“獄中支部”負責人之一的譚沈明告訴他：“為了數百同志，犧牲自己是應該的，就是事情做不好，做不成功，也是應該犧牲的。我們不但要、不僅要能為革命貢獻生命，而且還要求'忍辱負重'”正是這種特殊的交代，羅廣斌最後服從了組織的決定。而獄中組織還專門為羅廣斌用書面形式對他寫了獄中表現的組織結論並對獄中黨組織要求他“自新悔過”（假叛變）出獄的問題作了特別說明。但後來敵人的大屠殺提前了，羅廣斌借“自新悔過”的假叛變出獄計劃沒能實現，而幸運的是他在大屠殺的最後時刻通過策反敵看守楊欽典成功，與另外十幾位同志成功脫險，這樣的命運才使得羅廣斌有了完成獄中支部交給他完成向黨組織報告的任務。

出獄後的羅廣斌身體極度虛弱，可他彷彿自己還在獄中，尤其是他無法相信自己親愛的戰友、同志許曉軒、劉國鋕、譚沈明等不在人間了，他更無法忘記獄中同志們在臨刑前用一個個眼神、一次次緊緊的握手所給予他的重托，這就是他為什麼出獄後的第28天就埋頭開始寫報告。 “老羅出獄後沒多久，就把自己關在家裡，整天不出門，一直埋頭在寫材料，至於寫什麼我們家里人沒有一個人知道，他也從來沒有告訴過誰，一直到文革中被人迫害致死他都沒有跟我們說過這件事……”2009年3月，筆者登門採訪羅廣斌的夫人時，老人親口對我這樣說，並補充道：“連跟他一起寫《紅岩》的人也沒聽他說過的這個《報告》的事。” 羅廣斌知道這是一份異同尋常的報告，是黨內極端重要的事，所以除了向組織報告外，不可以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親人透露一點點兒內容。這是組織紀律，也是烈士們的另一種生命，需要對其異常的遵守和保護，所以直到死，他也沒有向除了組織以外的任何人透露他所完成的這項神聖的任務。

《報告》全文約兩萬字，共有七個部分，分別為：第一部分：“案情發展”、第二部分：“叛徒群像”、第三部分：“獄中情形”、第四部分：“脫險人物——白公館（全部）”……第七部分：“獄中意見”。現在這份《報告》現在被存放在重慶“紅岩”檔案館中，關於這份《報告》以及《報告》的內容一直是被視為“黨的高級機密”而基本沒有外界人所知。 《報告》裡到底寫了些什麼，現在已經可以公佈了。但其中有一個“謎”至今也沒有弄清楚，那就是這份“帶血的報告”中竟然缺了“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這兩部分內容到哪兒去了？ 是羅文斌沒有寫這兩章？那幾乎是不能成立的推斷，因為從“第四部分”到“第七部分”之間顯然是有兩頁紙少了而非寫報告人特意“空”出的兩個沒寫的章節。

是無意被什麼人丟失了？似乎不像。因為要“丟失”的話，也應該或連最後的“第七部分”或連“第四部分”的個別內容也丟失，不可能中間真好丟了兩頁紙。 這個“謎”現在不得而知，而且始終無人結論。因此關於丟失的這兩個部分的內容更成為了“謎”。它到底寫了些什麼？為什麼有人那麼害怕它？ 有一件怪而非怪的事讓我們多少能夠驚出一身冷汗： 這份《報告》發現者和發現《報告》中“丟失”兩部分內容的當事人、現任“紅岩革命紀念館”館長厲華先生在1988年時，當他第一次遇見這份《報告》時的那份驚喜是可想而知的，而後來他發現丟失的兩個部分之後的那份焦慮之心也著實讓他陷入了漫長而不可自撥的痛苦之中。筆者多次聽到厲華“可惜！可惜”的哀嘆聲。

起初，厲華先生還天真地希望能夠找到缺失的《報告》內容，因為這對研究真實的“紅岩”革命鬥爭史實在太寶貴了！可是幾年下來，厲華終於明白了：這已經是永遠不可能的事了。 “那些日子裡，經常有人突然會給我打電話。不報名、只說事，而且經常帶有威脅的口氣。有幾回我生氣了，回敬對方：'你肯定是漏網特務！'這樣對方就再不來電話了。”厲華說。 當年蔣介石和他的特務機構為了給我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留下一個“稀巴爛”的重慶，他們在撤離山城之前，除了殘酷殺害共產黨為主要代表的眾多“政治犯”外，還處心積慮地做了兩件事：一是對重慶所有重要的設施進行大破壞，二是埋伏眾多隨時企圖破壞我黨的建設和新中國的隱藏的特務分子，這些特務分子遍布各個領域、各個角落。重慶解放之時和之後的歷次運動中，我們鎮壓和消滅了一大批隱藏的國民黨反革命殘餘分子，然而誰敢說就徹底消滅了這些隱藏的敵人了？

肯定沒有。 所有的“謎”可以從這樣的可能性中獲得某種解釋。但難道說我們自己內部就沒有了像“甫志高”那樣的叛徒了？ 同樣可以得到否定的答案。 羅廣斌死於“文革”初期，從被“造反派”抓走到死，共十天時間。 “被抓走的時候，他只給我寫了一個條子：有事轉文聯，轉我。等我再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變成了骨灰盒裡的一團白乎乎的骨灰了。造反派只對我說了一句：他已經被處理了。”羅妻子悲切地回憶道。 斷了線的懸念和成了“謎”的歷史，其實常常是另一種清晰而明白的事實在以另一種方式告誡我們：敵我之間的鬥爭永遠是長期的、複雜的和嚴酷的。 現在當我們可以拿出《報告》中的“第七部分”中的核心內容——現今常被稱作“獄中八條”來看一看時，就會有這種感受。這“獄中八條”的主要內容是：

（一）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鬥爭鍛煉；（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五）切勿輕視敵人；（六）注意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七）嚴格整黨整風；（八）嚴懲叛徒、特務。 這是革命先烈用血和淚凝結的囑託，也是那些對黨最忠誠的戰士們在生命最後一刻向自己的組織和同志們發出的生命吶喊。 看看這“獄中八條”的內容，再同今天我們的黨經常警示大家的內容相比較一下，難道我們沒有意識和感覺到烈士們的思考和吶喊是具有何等的現實性和重要性，以及發人深省的反思嗎？ 當年重慶地下黨的慘痛教訓和眾多優秀革命者在黎明前犧牲生命的代價，太值得今天我們生活在和平時期的廣大黨員和各級黨組織去對照這“獄中八條”進行黨內的自我教育和組織整頓了！ 很長時間內，我面對歌樂山，卻總也不明白為什麼這座埋葬了無數花一般青春生命和譜寫了那麼多悲愴故事的山竟然會叫歌樂山？後來我終於慢慢地明白：那是前仆後繼的共產黨人為誕生人民共和國而犧牲後所選擇的一塊天造的安魂之地。過去，我也不明白為什麼這片被汽油和彈藥燒焦了的灰崖竟然叫紅岩？後來我也終於明白了，那些硬棒和冰冷的石頭其實是革命先烈們用鮮血將其染紅了的岩體，或者說紅岩就是革命先烈的化身。 歌樂山從此也在我心目中變得名副其實。 還是讓我們回到講述“紅岩”的真實故事上來吧—— 在看完第一章後，讀者自然會問：除了敵人的垂死掙扎外，我們的黨還有什麼責任值得反省呢？ 這是顯而異見的。歸納成簡單的一句話是：出在黨內領導幹部身上的蛻變問題，最嚴重、最可怕！ “紅岩”的整個故事應當是從《挺進報》事件開始的。 要講《挺進報》自然先要交代一下重慶為什麼有這份特殊的報紙。還得從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那段歷史講起： 當時的蔣介石頑固地堅持獨裁和內戰的方針，依仗他所擁有的遠遠大於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力量，企圖消滅共產黨，消滅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和人民軍隊。 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演講中指出：“對於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我黨所採取的方針是明確的和一貫的，這就是堅決反對內戰，不贊成內戰，要阻止內戰。今後我們還要以極大的努力和耐心領導著人民來製止內戰。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內戰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因為蔣介石的方針已經定了。” 此刻的蔣介石，一面積極加緊內戰準備，一面又裝出要和平的姿態，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打電報請毛澤東赴重慶，共同商討“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重慶那是還是中國的“首都”，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都在那裡。 8月25日，中國共產黨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去重慶，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 8月28日，毛澤東一行在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到達重慶。 毛澤東在那裡，留下了光輝的。 經過43天的艱苦談判，國共雙方於1945年10月10日，正式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毛澤東安全回到延安後，立即警告全黨：“絕對不要希望國民黨發善心……”果不其然，1945年10月13日，蔣介石向國民黨軍隊發布向解放區大舉進攻的命令，並向國民黨軍各戰區印發了他在1933年“圍剿”紅軍時編寫的《剿匪手本》。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面目徹底暴露。但是，蔣介石在談判桌上沒有得到的東西，在戰場上同樣也得不到。軍事戰場上的節節失利，使蔣介石又被迫回到談判桌上。 1945年12月，蔣介石同意按照“雙十協定”的規定，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12月16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重慶出席會議。 1946年1月10日，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正式達成停戰協議。同日，政治協商會議召開，31日閉幕。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關於軍事問題、關於憲法草案問題、關於政府組織問題、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等五項協議。但是，3月1日至17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的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對於政協會議報告之決議案”，從根本上推翻了政協決議。 1946年5月5日，國民黨政府由重慶遷回南京。 51天后的6月26日，國民黨反動派悍然撕毀停戰協議和政協決議，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發動了全面的內戰。 蔣介石逆潮流而行，大打內戰，破壞民主和平，重慶的共產黨組織也經受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嚴峻考驗。 1947年2月，國民黨下令封閉中共駐上海、南京、重慶辦事機構。 面對國民黨的血腥鎮壓，重慶地下黨組織在白色恐怖下頑強戰鬥，他們高揚革命氣節，前仆後繼，和敵人作殊死的鬥爭。此時中共在重慶的地下組織大體如下： 一、1946年3月，在南方局的領導下成立了地下黨重慶市委，王璞同誌任書記，劉國定任副書記，彭詠梧、駱安靖任委員。二、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的川東臨委。三、1949年1月至重慶解放的川東特委。 1946年4月13日，中共南方局遷至南京，周恩來同志宣布成立公開的四川省委。 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反動派悍然封閉了中共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並強令所有人員立即撤回延安。重慶地下黨組織突遭巨變，一度失去與上級的聯繫。 10月，在南方局的指示下，在重慶成立了“中共川東地區臨時工作委員會”，川東臨委由王璞任書記，之下，在廣安設立上川東地委，王璞兼書記，駱安靖、曾霖任委員；在萬縣設立下川東地委，塗孝文任書記，彭詠梧任副書記，楊虞裳、唐虛谷任委員；在重慶市區設立重慶市工委，劉國定任書記，冉益智任副書記，李維嘉、許建業任委員。 1948年12月，川東臨委結束。 1949年1月，中共在重慶重新成立了“川東特委”，肖澤寬任書記，鄧照明任副書記，直至重慶解放結束。 在重慶這個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區，白色恐怖下的中共組織想繼續在此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是難以想像的事。因為無論在抗日戰爭中，還是在解放戰爭中，蔣介石國民黨和各種特務機關，他們從未放鬆過對共產黨組織的破壞，尤其是對重慶的中共地下黨工作者的鎮壓和屠殺更是殘酷。我重慶地下黨組織和地下黨工作者為了抗日救亡、為了爭民主和平、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忍辱負重地開展救亡活動，忘我無私地從事革命活動，甚至常常是在無援的情況下獨立地在與瘋狂而強大的敵人進行著艱苦卓絕的鬥爭。當時毛澤東對蔣管區的黨建工作有四句話：“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重慶地下黨就是根據這樣的精神，堅持地下鬥爭，他們相互之間均為單線聯繫，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更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所有活動都是秘密進行，並隨時可能被捕和被殺。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我共產黨員們自覺地履行著自己的戰鬥責任，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著針鋒相對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