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三章
徐遠舉從朱紹良的辦公室出來後坐上小車，開始秘密策劃對《挺進報》的偵破行動。自從1932年在國民黨軍委會團警幹部訓練班參加軍統以來，他同共產黨打交道已有16年的時間了，當上這個少將處長也可算是“戰績”累累。可《挺進報》秘密發行已有一段時間了，還寄向各方，這次居然寄到了朱紹良主任的手裡，共產黨實在太猖狂的了!頂頭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責難，使徐遠舉感到了一種巨大壓力。
《血手染紅岩》是徐遠舉在被關進人民政府的戰犯監獄改造所裡寫的交代材料。在這一份材料中，記錄了他反動一生尤其是屠殺重慶地下黨人和革命志士的罪惡過程。關於《挺進報》事件，也有專章敘述。當時徐遠舉對“限期破案”《挺進報》任務有如下佈置：
本來丙種會報，屬於憲兵、警察、中統、軍統四個特務機關的聯合會報，是秉承南京黨政會報(又稱特種會報)之命，危害革命、鎮壓學潮的聯合行動機構。該會報由憲兵司令部主持，在南京設有會報秘書處，作為領導各地丙種會報的總機構，憲兵司令部警務處處長任秘書處處長。按南京丙種會報規定，指定我和重慶警察局局長施覺民、重慶憲兵二十四團團長沙吉夫、中統西南區督導徐政四個人組成重慶丙種會報。經我們四個人商量，用“轉轉會”的方式，聚餐聯繫。為對付重慶工潮學潮的方便，另邀了三青團特務頭子羅才榮和重慶稽查處處長羅國熙參加。以後我又把丙種會報改為一個常設機構，配屬於重慶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來危害革命人士。
這次會報邀請來的人，談什麼問題，大家都明白。雖然滿桌子宴席菜酒，大家心情是沉重的。
在這次會上，除中統方面有所推諉外，警察、憲兵、稽查方面都表示將積極配合。最後，徐遠舉拿出了他的破案計劃，他說：
《挺進報》流傳所及，影響人心，但我們有足夠的力量對付他們……(一)按照《挺進報》寄發情況來看，《挺進報》肯定在重慶市或郊區。我主張立即清查郵路，守候郵筒，嚴密監視《挺進報》投郵情況，派人守候緝捕，特別注意早晚時間和郵局的郵工。 （二)搜索赤色書刊，嚴密偵查新聞界、文化界左傾人士的活動，尤其是幾家民營報紙。請黨團新聞會報多多負責，隨時交換情況。請市黨部宣傳處立即配合軍警搜查各書店。 (三)由西南長官公署二處續派得力人員馳赴華鎣山區，配合清剿部隊嚴密搜捕，務必清出地下黨的組織關係，招撫被誘騙的青年。 (四)多方運用內線佈置，設法接近中共地下黨組織。 (五)必要時在全市進行突擊大檢查。目前不必打草驚蛇，請憲警在市郊區多加巡邏。 (六)特別注意各工廠的工人活動。各兵工廠要嚴密偵查戒備，工運組織要多深入下去。工廠方面最可能發現問題。
特務們對各種“案件”處理是有分工的，所謂的《挺進報》一類的案件，屬於“丙種會報”，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內部的一種分類案件名稱。從徐遠舉的這份“行動佈置”來看，敵人對《挺進報》事件，是又恨又怕，欲速處理，方可解他們的心頭之恨。
徐遠舉是有名的看上司眼色行事的一頭反動鷹，現在既然朱紹良把《挺進報》的事交代給了他，如果他徐遠舉做得不得力，朱紹良那里肯定不會給他好臉看。因此徐遠舉得到朱紹良要搞掉《挺進報》的指令後，立即把執行計劃做好，並迅速呈報後得到朱紹良的親自批准。
“軍、警、憲、特四個方面的力量，全部由你調配，要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財力，從《挺進報》入手，徹底搞掉中共重慶地下黨!”朱紹良特意交代道。
“長官放心，卑職一定全力以赴。”徐遠舉在上司面前立下軍令狀。
得令後的徐遠舉親自坐鎮指揮，他要求各方面的軍警和特務分子每天將蒐集的情報及時上報給他，試圖從蛛絲馬跡中找出線索。他規定：破案立功者獎，怠慢疏忽者罰。在他的嚴厲督陣下，各路軍警和特務們開始瘋狂地搜查線索，挖空心思地施展陰謀詭計。
於是，在重慶大街上，便衣特務暗藏四處，瞪著那似鷹一般的眼睛，只要覺得可疑的人就立即抓捕。
偽裝改扮成學生、工人的特務分子，滲入重慶及下川東的學校、工廠裡，嚴密監視學生、工人的活動。他們對此行為也叫“深入基層”。
重慶的所有重點書店被一次又一次地突擊檢查，不少居民住宅也被強行搜查。各道路、碼頭、旅店，更是特務分子緊急戒嚴，重點清查的地方。
為了從“根本”上鏟外《挺進報》與地下共產黨的聯繫，徐遠舉要求特務們將“戰線”拉長到各郊區，如綦江、江津、合川、璧山、永川、涪陵、長壽、墊江、大竹、鄰水、廣安、南川和萬縣、雲陽等地的特務，便跟著紛紛出動，到處清剿搜查。
“報告徐長官：雲陽方面有重要收穫！”不日，重慶站的特務向徐遠舉報告說，他們抓到了一個雲陽的青年知識分子，叫盛超群。 “從確鑿的證據看，此人肯定是共產黨，並且與《挺進報》有密切關係。”
“你們在雲陽那邊盤問過沒有？有沒有收穫？”徐問。
“拷問了，但他很狡猾，沒有說啥子名堂。不過，他的事已經鐵板上釘了。我們還把他的弟弟盛亞群也逮捕了，兄弟倆還都挺硬，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吐一個字出來。現在分別關在渣滓洞的樓上六室和樓下六室。”
徐遠舉一聽，異常興奮。 “好，我馬上派偵防課長陸堅如去刑審，看他吐不吐嘛！”
心狠心毒的特務陸堅如得令後，立即對盛超群用大刑。然而，他們哪裡想到年年輕輕、文文靜靜的盛超群原來是個他們根本想不到奇才，讓狡猾的特務分子上了一個大當。
盛超群，雲陽人。 1938年在延安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畢業。後受黨的指派回四川從事地下工作。 1938年8月回到雲陽的他，先在雲陽中學校宣傳抗大的內容和八路軍的好處，促使當時的雲陽中學中有22位同學由城口縣翻山路去考抗大。盛超群此時參加了一起告發雲陽縣長陳言福、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楊秩東的貪污事件，曾轟動一時。這事激怒了當地的反動勢力，他們視盛超群為眼中釘、肉中刺，後由國民黨分子劉障東等十多人聯合起來控告盛超群是共產黨，說他在鄉間宣傳阻擋兵役法實施和攻擊政府，於當年12月被手令縣警兵張俊等六人將盛超群鎖押到縣府。後因盛超群家人和親戚出錢保釋方算了事。雖然盛超群獲得保釋，可仍被軟押在縣黨部內不准隨便自由亂走。 1941年2月，盛超群逃到成都、昆明一帶。 1942年底才重新由回到雲陽。不久，他在雲陽公報上揭露桑坪鄉長劉障東的貪污事實，結果反被對方告發“盛是抗大回來的共產黨分子”。盛超群再次被捕入牢，兩個多月後才被取保出牢。此次出獄的條件是：盛不能再在雲陽。無奈，盛超群到了萬縣。
1943年到1945年期間，盛超群利用上海法學院章倉萍教授主辦的《中外春秋報》，不斷揭露和攻擊當地的國民黨貪污分子，加上他的文章總是鋒芒畢露，又頻頻將那些貪官的事見於報端，一方面盛超群他的名聲大震，另一方面得罪了諸多當地反動官僚。比如，他攻擊萬縣九區專員曾德威、萬縣警察局長艾興權德貪污事實，在報上登出，題為《大官問小官，鄉里情況如何，小官答曰，煙毒已盡土匪絕跡》文章，惹得曾德威、艾興權等派十多個荷槍實彈的兵卒，直去追殺盛超群。那天盛超群正在西山公園坐著，好在有人事先去給他放信，他趁拿槍追殺的兵卒趕到之前的那一瞬間，急忙從後窗跳逃，一口氣跑到一艘開啟的輪船上才算救了一命。盛超群如此敢作敢為，與反動官僚和貪污分子如此高調對抗，加上他在《挺進報》還登載出題為《不怕你貪官槍尖上有血，只要我記者筆尖上有墨》一類的文章，作為此次特務分子尋找“共黨”的《挺進報》嫌疑分子，盛超群是必定跑不了的一個。
盛超群的弟弟盛亞群有回憶說：“1948年1月7日早上，我開門看見牆貼了很多快郵代電，其中有一則題為“速捉共匪盛超群”。 我一看，就撥腿往家裡跑，告訴哥哥要他馬上逃跑。哥哥聽了我的話，但1月9日晚上，他卻在萬縣被逮捕了。我於十日到萬縣四處打聽尋找他的下落，二十多天一直沒有找到。後來哥哥暗地串通了看守班長，才知道了他的情況，當我到看守所見他時，不由心痛萬分。只見我哥超群他雙手帶手銬，腳上是副五十斤多重的大鐵鐐，已經被刑罰整得面不像人。看守班長對我說，這大腳鐐是專門對盛超群定制的，因為上面的人說盛超群很兇，我們萬縣方面已經管不住他了，馬上要押到重慶去……四月十九日我就被重慶行轅二處派來得特務杜傑（巫山人）逮捕了，特務給我帶上腳鐐、手銬，二天送到萬縣警察局審問，要我說出大哥得活動情況，我不說，把我用電刑、老虎凳整昏死幾次，連整帶審七八天后，我一點沒有說，杜傑將我送到重慶行轅二處，由姓張的法官審問，他拿出我給另一個哥哥、在南京工作的盛騰芳的信（特務在郵局查到的），依此，特務們要我說出大哥超群的一切活動情況。我不說，又用電刑、老虎凳，將我整昏死數次，連整帶審半個月後，我一直沒說出什麼，就把我關進入渣滓洞裡。在渣滓洞裡，我大哥盛超群關在樓上六室，我關在樓下六室，盛騰芳關在樓下八室，我們關在裡面的人都知道。有一次二處特務把我大哥拷打得很利害，連整三天逼他交出組織，他受不住刑時，就把國民黨雲陽縣得各單位警察局長等咬上去，說他們都是共產黨……”
盛超群的弟弟盛亞群被關押了一年多後被釋放，另一個哥哥盛騰芳更因為與盛超群及《挺進報》無任何联系，便在審訊後幾日回到了南京。而對盛超群的酷刑仍在繼續……
“處座，盛超群終於招了！這回我們收穫大大的，盛已經招供他是雲陽縣的中共地下黨負責人，這是他供出的地下黨員名單……”
徐遠舉拿著偵防課課長陸堅如呈上的盛超群“招供”名單，手都有些顫抖了——這是這位老特務多麼期待的東西啊！
“盛不堪重刑，招出他是雲陽中共地下黨負責人，在雲陽準備武裝暴動，預定某時起事。還供了雲陽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計劃以及開會情況，提出了一張黑名單。我當時認為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複訊就命令呂世琨、雷天元率領二處特務前往萬縣，會同萬縣區行政督察專員李鴻燾馳往逮捕。”徐遠舉回憶此次行動說：“萬縣專員李鴻燾，系鄧錫侯的舊部，以其管轄區出了這樣大的問題，就率領保安部隊，開了一部專輪直下云陽，將盛超群所供的周璞等十餘人，一併逮捕，解到重慶。經我一了解，被捕的人，有的是縣警察局局長，有的是縣財務委員會委員長。有的是縣參議員。一言以蔽之，都是反動黨團分子及雲陽地方豪紳，是欺壓人民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反動統治的支柱，與中共地下黨無關。全案撲了大空，不得不將在雲陽縣被捕的人全部釋放，並請重慶警察局刑警處長、雲陽籍的軍統特務頭子許乾剛出面，安撫他們，招待他們吃了一頓餐，致歉，並囑他們在雲陽縣團結一致，反共清共。至於盛超群，我是非常憎恨的，以後殺害於中美所渣滓洞，還追索他哥哥盛騰芳在南京《新民報》的情況。他兄弟盛亞群，也被株連，關了一年多才予以釋放。”
徐遠舉在盛超群問題上，大出洋相。當時特務分子們到雲陽抓走週璞等一批官員後，震盪雲陽各界，一時間，偽雲陽政府亂成一片，百姓拍手稱好。回到渣滓洞，徐遠舉親自審問，欲給自己拉回面子，便重刑盛超群，問他為什麼這麼幹？不想，盛超群理直氣壯地回答說：“我說沒有共產黨的組織關係，你們不相信，你們的人撬斷了我的腿，我只得編一套交出來。”
盛超群從此在渣滓洞裡監獄裡成了有名的“智星”。他常給難友們出高超招對付敵人。
後來，徐遠舉也還上過一次當。但這一次他雖然沒有抓到一個共產黨，卻破壞了一個革命組織——四川民盟。民盟成員、“黑牢詩人”蔡夢慰就是在這次敵人的行動中被捕的。
然而，敵人畢竟已經在重慶城鄉各處撒下天羅地網，任何一點關於《挺進報》的風吹草動，皆在他們“全力以赴”的偵察範圍之內。這樣一份想在敵人眼皮底下不透一絲風聲的革命報紙就因為一絲不慎的細縫終於靠造成了重慶地下黨的巨大悲劇——
事情是從一個年輕的地下黨身上發生的。這位叫陳柏林的年輕黨員才18歲，他是民生路上的一個“文成書店”的職員，在特務們撒大網搜查線索時被迫暫停營業。店員陳柏林轉到草堂國專暫住。
在這裡，有位叫姚仿桓的軍統情報員正好與陳柏林同室居住。姚是徐遠舉派出的“紅旗特務”，即以進步分子的身份，潛伏到工人、農民和進步知識分子中間，表現異常紅色，最後在摸清革命陣線的情況下將進步分子一網打盡，故敵特機構稱這樣的特務叫“紅旗特務”。陳柏林不知姚仿桓的底細，倆人在一起時陳對國民黨反動特務們撒他的書店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一面強烈抗議國民黨特務的陰謀活動，一面表示將盡一切力量要恢復書店或重新辦一個書店。姚仿桓佯裝一樣思想進步，隨和著陳柏林大罵國民黨腐敗無能，這使陳柏林相信姚仿桓也是一個進步青年。陳柏林主動拿出一本《新中國初型》給姚仿桓看，姚仿桓翻書時發現書中夾有一張《挺進報》。
“老闆，這裡有情況……”姚枋恆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了保密局重慶站組長李克昌。
“好，你繼續盯住陳，我另派人接近這個陳。”李克昌指示道。
“我不可以繼續行動嗎？為什麼還要專門派人來呢？”姚仿恆見立功機會快到了，卻聽上司要另派人來搶功，有些不悅。
“你的腿腳不利索，萬一讓陳跑了怎麼辦？”李克昌訓斥姚。 “長官，那我服從。”跛腳的特務姚仿恆只好放棄立功機會。讓給了另一個假裝失業青年的特務分子曾紀綱。
經姚仿桓的介紹，曾紀綱認識了陳柏林。曾紀綱以自己失業的“親身體會”與陳柏林推心置腹地交談，對追求光明、民主、自由和建立新中國表示了極大的熱情，這使陳柏林有一種幸遇知音的感覺。特別是曾紀綱投其有求，提出要辦書店的想法時，陳柏林非常興奮。為了尋找線索，曾紀綱提出應搬回書店去，陳柏林同意了。
李克昌是保密局重慶站副站長呂世琨的得力助手，他在重慶各工廠發展了許多“通信員”、“情報員”，徐遠舉對他的評價是：“他很狡猾而又能吃苦，能深入到下層活動……李克昌是渝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個特務。”李克昌指示曾紀綱要盡快摸清陳的上級和《挺進報》的情況。
在文成書店，曾紀綱與陳柏林徹夜交談，談苦悶、談志向追求、談人生理想，表現出了一副比誰都革命假象。陳柏林完全被“紅旗特務”的假象所迷惑了，而且還認為自己有責任把這樣的進步分子介紹到黨內。
1948年3月28日，陳柏林向上級“老顧”匯報了與曾紀綱交往的經過和對他的認識情況，“老顧”要陳柏林提高警惕，不可輕信人，但陳柏林十分堅決地認為曾紀綱最起碼是一個非常進步的人，迫切要求“老顧”親自考察一下。 “老顧”從發展進步力量的角度考慮，同意先見見面，約定4月1日下午3時在紅球壩見面。
曾紀綱立即向李克昌報告了這一情況，李克昌又報告給站長呂世琨，呂指示李克昌要曾紀綱“繼續偽裝，擴大線索”。
但是，徐遠舉知道這一消息後，卻等不及了，他命令呂世琨做好行動準備，將陳柏林、“老顧”秘密逮捕。 4月1日，呂世琨帶二處警衛組的大批特務在紅球壩周圍秘密潛伏。
這天下午，陳柏林興致勃勃地帶著曾紀綱去紅球壩見上級“老顧”。路上，陳柏林告訴曾紀綱怎樣介紹自己，如何回答上級的提問。在紅球壩，陳柏林還未及作介紹，潛伏的特務便蜂擁而上，將他和“老顧”逮捕。雙手被手銬卡住的陳柏林，看見曾紀綱在一旁得意地冷笑，此時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多麼愚蠢的事，從不輕易哭的陳柏林流下了悔恨的眼淚。陳柏林自然還不知道因為自己的這一失足，使得中共重慶市委和重慶地下黨幾乎徹底被敵人破壞，也並不知道由此給多少優秀的共產黨員及革命志士帶來了毀滅性的生命打擊。陳柏林後來一直被敵人關在渣滓洞，犧牲於“11·27”大屠殺之中。陳太年輕了，狡猾的敵人讓我們的年輕人和我們的黨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所以，任何假象可能都是革命最危險的敵人。黨和同志們必須牢牢記住。
不過，李克昌在抓獲“老顧”時，竟然霧了一頭水：“怎麼是你啊？”這個共產黨的“老顧”原來是李克昌的老熟人，而且也是他的同行——曾經的特務機關的軍統情報員，真名叫任達哉。
抓獲陳柏林和他的上級“老顧”，這讓特務機關的行轅二處一時喧囂起來。徐遠舉在《血手染紅岩》的交代材料中對審訊共產黨案，有這樣一段自白：
“我對地下黨員的嚴刑審訊，有三套惡毒的手段：1．重刑；2．訛詐；3．誘降。利用他們不堪酷刑的拷打，利用他們貪生的心理，利用他們的家庭觀念，利用他們身體上的弱點，用各種威脅利誘和欺騙訛詐手段來誘惑，以動搖他們的革命意志。比如說，你的上級將你出賣了，你不說不行。比如說，已掌握了全部材料，知道你的情況，不說也不行。比如說，你的妻子已將你的情況全部說出來了。施加種種欺騙誘惑，以及生與死的威脅。我認為只要他們說一個字，槍一句口，就有辦法……”
但陳柏林雖年輕，卻並沒有出賣黨和失去一個共產黨員的忠誠。在現今的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業務檔案（A-81）卷宗中，關於當年陳柏林的情況有這樣一段結論性的評語：
因向成義送報被捕，受刑很重，沒有承認身份，未交人，獄中努力讀英文，希望以後獲得自由時辦一個書店。
當時特務機構的二處對革命志士使用的主要有老虎凳、水胡蘆、踩槓子、吊槓子、竹籤子種種毒刑。受過這種毒刑的革命人士即使能夠倖免於死，也會終身殘廢。按軍統對革命人士的審訊，一上來就用刑，好像梁山上的英雄，一進監門就先打五十棍棒。他們妄圖用這种血腥的恐怖，從生理上和心理上來打擊革命人士堅強的意志，打得你昏頭轉向，失去了冷靜的頭腦，而落入特務的圈套。 ”
徐遠舉分析了陳柏林和“老顧”的情況後，認為首先要從年輕的身上打開缺口，年儀18歲的陳柏林在徐遠舉的眼裡不是什麼難對付的角色。
刑訊室裡，徐遠舉和二處偵防課課長陸堅如想像陳柏林一見這些刑罰就會發抖，只要略施小計就可以了。但不論特務們耐心開導，還是淫威相逼，陳柏林只是一言不發，他憤怒地瞪著雙眼……徐遠舉失去了耐心，命令對陳柏林動大刑。年輕的陳柏林忍受著身體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竟然沒有吐出一個字，這讓徐遠舉不曾想到。
“換一個！”徐遠舉憤忿地。
“老顧”被帶了上來，徐遠舉從李克昌那裡已經知道了“老顧”——任達哉的底細。任達哉在被捕前是民盟機關報《民主報》的印刷工人。抗戰期間，任在國民黨中央印刷廠當印刷工人。抗戰勝利後，中央印刷廠遷回南京，任達哉失業。經人介紹，任達哉認識了李克昌，在幫忙找職業、給經費的誘惑下，任達哉做了軍統的通信員。隨後，任達哉被介紹到民盟機關報《民主報》工作，同時負責監視民盟機關的活動情況。由於後來任達哉只提供過一次情報，工作上無甚“成績”，李克昌乃與任達哉漸漸疏遠，卻給另一個陣營幹起“革命工作“了。
“任先生，聽說你過去與我們還是一條船上的同志啊！”陰森森的審訊室裡，徐遠舉仔細地上下打量著任達哉，見對方低著頭悶在那兒，心裡多少有些把握了：對這樣容易三心二意的人，掰開他的嘴並不復雜。
“說！你是怎麼從一個軍統的同志，變成共產黨的？”徐遠舉突然高聲一句話。
“不是的，長官，我本來就是你們的同志，李先生最清楚我的事，我現在還是你們的情報員，只是沒有完成好任務……”渾身在發抖的任達哉施圖用過去的歷史擋一下徐遠舉的兇惡的目光。
“任先生真當不是共黨分子？”徐遠舉的眼睛幾乎貼近任達哉的臉。
“真、真的不是。”回答的聲音是顫抖的。
“與《挺進報》也沒有啥關係？”
“沒、沒有。一點……關係都、都沒有。”回答的聲音更顫抖了。
“那就用刑吧！”徐遠舉怒吼一聲。
“小子，請上老虎凳吧！”打手陸堅如早已捺不住了。一把將半癱在地的任達哉拖到刑具上，使勁加上兩塊磚……
“哎呀——！我招！我招……”老虎凳上的人大叫一聲後，又“嗚嗚”地哭了起來。
徐遠舉鄙夷地看了一眼癱在地上的任達哉，對陸堅如說：“把他交給你了！”
任達哉很快坦白了自己1945年加入地下黨的經過，後又供出了自己的領導人“楊清”，並說楊是重慶地下黨市委委員，分管工人運動。任達哉同時還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挺進報》發行和地下黨員情況。
“最近你們還有什麼活動？”審訊已經一天一夜了，特務有些疲倦地問。
“有有。”任達哉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已經同'楊清'約定過幾天聯絡接頭，他要向我佈置新任務。”
“太好了！這回我們可以釣一條大魚了！”破案心切、又有老特務那種異常敏感嗅覺的徐遠舉，頓時欣喜若狂，他知道“好戲”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