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兩黨在長江兩岸擺開了決戰的架勢。共產黨不怕決戰，遼沈決戰、淮海決戰、平冿決戰，共產黨連戰皆捷，士氣正旺。毛澤東和以他為首的共產黨人正要乘勝追擊，蔣介石、國民黨就要喪失對中國的最後統治。
在強大的壓力面前，蔣介石暫時放棄與桂系李宗仁等人的紛爭，支持何應欽出任李政府行政院院長，希望李氏能用和談幫他擋住共產黨百萬大軍南下，維繫半壁江山，以圖東山再起。
蔣介石“求和”、“引退”，但隨時準備走到前台，同毛澤東作困獸之鬥。李宗仁積極“謀和”，但他的意圖是在於通過和談，實現劃江而治，建立“南北朝”。
毛澤東從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為了減輕人民的痛苦，也同意在他1月14日對時局聲明中提出的八項條件基礎上進行和談。
蔣、李的“謀和”雖互相拆台，但在備戰、維護國民黨的統治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這就決定了這次“和平談判”不可能成功。
毛澤東等中共領袖能被蔣介石、李宗仁和談煙幕迷惑嗎？毛澤東跟蔣介石已打了20多年交道，太知道他的陰謀了。至於李宗仁的心術，毛澤東早已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是真和談求真和平，共產黨是歡迎的，而如果是以和談為幌子，企圖劃江而治或延緩解放軍過江，那他們的算盤就打錯了。
1948年冬，正當淮海戰役激烈進行之時，國民黨軍政要員中的一部分人見大勢已去，即產生了與中共重啟和談之門的念頭，1948年12月24日，時任國民黨華中“剿總”司令長官的桂系首領白崇禧在漢口首倡和議，致電新任行政院長的孫科及張群、張治中、程思遠並轉蔣介石，聲稱：“近日民心離散，士氣消沉，遂使軍事失利，主力兵團損失殆盡，倘無喘息整補之機會，則無論如何犧牲，亦無救於各個崩潰。”要求恢復與中共的和談。
同時提出和談建議三點：（一）請美、英、蘇出面調處斡旋；（二）由民意機關向雙方呼籲和平；（三）雙方軍隊原地停止軍事行動，並望“乘京滬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對內對外和談部署，爭取時間”。
12月30日，白氏再電，重申：“應迅將謀和誠意轉告友邦，公之國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眾擁護和平”。與此同時，國民黨河南省主席張軫、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潛也先後在私下進行和談活動，甚至公開通電，聲稱要蔣介石下野以救局面。
至於蔣介石，他對國民黨內部的和談空氣雖心甚惡之，一度卻保持沉默，未作公開姿態，同時暗中加緊佈置退路，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將大批黃金美鈔移台，並要美國將軍援物資裝備直運台灣；又派長子經國等人前往老家浙江奉化溪口經營，準備退居幕後，繼續操縱政局。
對於南京政府上層內部這種非正式和談空氣，中共的態度又是如何的呢？ 1948年12月25日，中共公佈了43名戰犯名單，蔣介石名列榜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亦在前茅。
12月30日，毛澤東發表以“將革命進行到底”為題的新年獻詞，指出“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這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中國一切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1949年的主要任務。文章還對國民黨及其支持者美國在此時散佈和談空氣以及欲將中國革命止於半途的“中間勢力”進行了批駁，斷言將“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
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1949年1月1日，蔣介石被迫發表新年文告，宣布求和。但在整個文告的字裡行間，卻仍以中國政府首腦的身份，以極無理的條件，極傲慢的態度“寬容”中國共產黨人的“叛亂”。他提出保留國民政府現行憲法、法統和武裝力量等五項和談條件，還揚言這是“對共產黨人誠意的試驗”，“國家能否轉危為安，人民能否轉禍為福，乃在於共黨一轉念之間”，欲將內戰的罪責強加於中國共產黨身上。蔣介石之真實意圖，固為延續國民政府在大陸的統治，迎合日益高漲的和平呼聲，也為將和談旗幟從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手中奪回，並換取國際上，尤其是美國的讚助，此種求和，實則以守為攻，欺世盜名。
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於時局的聲明
1月4日，毛澤東發表《評戰犯求和》一文，對蔣介石的新年文告所提五項和談條件逐一駁斥。 1月14日，毛澤東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一方面指出蔣介石的和談五項條件是“虛偽”的，是“繼續戰爭的條件，不是和平的條件”，同時又指出：“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全部地消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餘軍事力量；但是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上進行和平談判。”聲明公佈了八項和談條件。
聲明在蔣介石下野已成定局，主和派代表李宗仁即將登台時發表，表明中共對和談態度的重大改變，國共雙方在蔣介石下野後重啟和談大門是有可能的。這一聲明也是以後中共在整個和談中的基本立場。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重申了對國共和談的方針，不許討價還價。其交換條件是不打桂系及其他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編他們的軍隊，南京政府中部分人員許其加入政治協商會議和聯合政府等，加入了政策的靈活性，完整地反映了中共的和談方針。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以李宗仁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應和談之運而生，上台伊始，即急於做出謀和的積極姿態。就在蔣介石下野後的第二天，李氏在其就職文告中宣稱“中共方面所提八條件，政府願即開始商談”。 1月31日，李赴上海，與由南京避滬的部分行政院官員聚會，又與滬上各界頭面人物多次會晤，幾經周折，決定派顏惠慶、章士釗、江庸三人為代表，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邵力子為私人代表，2月13日飛北平作和談試探。與此同時，宣布取消全國戒嚴令，啟封一切在“戡亂”期間因抵觸“戡亂”法令而被封閉的報館、雜誌，制止特務活動等七項和平措施。這在當時也確有其積極的意義，至此，國共和談有了一個共認的基點，至少在形式上和談的大門又一次打開了。
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在紀念孫中山會上舉行一個簡短的儀式，就任代總統。
李宗仁就任代總統之後，面臨著一個收拾不了的爛攤子。正如他自己回憶所說：“在就任代總統之後，我立刻面臨三大要務，亟待處理：
第一，我要與中共謀和，結束內戰；
第二，我要謀求內部團結，加強民主改革，收拾人心並阻止共軍渡江，求取光榮和平；
第三，爭取美援，制止比共軍威脅更大的通貨膨脹。 ”
此時的國民黨當局，無論是蟄居溪口幕後指揮的蔣介石，還是在台前操辦和談的南京李宗仁、漢口白崇禧，對此次國共和談均無把握，亦各有打算，他們通過和談所想達到的目的，只是實現“劃江而治”的“南北朝”分裂格局，而最終利用江南豐厚的民力、財力資源捲土重來，再與共產黨人逐鹿中原。
當國民政府和談代表團赴北平前夕，人稱“和平將軍”的首席代表張治中往溪口晉見蔣介石，請示和談方略。張氏提出，希望通過和談，能夠確保長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國民黨領導，如東北、華北由中共領導一樣。必要時，讓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蘇四省和漢口、南京、上海三市聯合管理，蔣當即首肯。 （《張治中回憶錄》下卷第787頁）
此時的李宗仁，雖以求和為己任，但他也深知，以目前國內局勢、國共雙方力量對比而論，戰既不能，和亦非易，且名居中共所列戰犯之前列，驚恐自不待言。故總想討價還價，保住東南半壁江山，採用走一步看一步的拖延辦法。李宗仁的這種猶豫於戰和之間，實為備戰謀和的態度，使主戰派的氣焰益熾，這就形成了國民黨一面北上謀和，一面揚言與其無條件投降，不如作戰到底的拒和怪現象。
中國共產黨人既未被國民黨的和談煙幕所迷惑，也未被國民黨窮兵黷武、負隅頑抗的氣焰所嚇倒。和談無論是否成功，人民解放軍都是要渡江南進的，而並不理會國民黨方面以雙方“停止一切戰鬥行動，各守原防，停止前進，並不得向空隙發展”為條件（國民政府國防部對於國共停戰協定最低限度之要求）。 1949年1月底，人民解放軍已席捲了整個長江中下游以北地區。 4月，人民解放軍東、西、中集團軍，三路大軍雲集江北，渡江戰役之箭已在弦上。
儘管中共對國民黨當局內部對國共和談態度分歧看得很清楚，在政治上有充分的理由，軍事上也有完全把握實現渡江戰役的一舉成功，但以民族大義為重，減輕戰患損失，給和平談判創造良好的氣氛和環境，也為使更多善良的熱愛和平的人們看清，究竟是誰要堅持將內戰打下去，因此在充分準備之後，並未立即向國民黨軍隊的江防攻擊，而是給國民黨當局以足夠的時間考慮得失。為此，人民解放軍放棄了發起渡江戰役的最佳時機，克服了大軍雲集造成的糧草不繼、交通不暢等嚴重困難，一再耐心等待。
李宗仁處在被蔣介石架空和孤立的境遇，請來了張治中。
張治中是國民黨主和派的中心人物，蔣介石下野後，白崇禧曾向李宗仁推薦他出任行政院長，但張力辭不就。張深知蔣介石幕後操縱，府院分離，李宗仁的地位非常虛弱，和談前途諸多險阻，因此暫不作回京之想，連和談代表也辭去了。
2月14日，李宗仁邀何應欽入京，即連電張治中返京，以加強政治地位，但張終不應命。後李又囑程思遠寫一封長信給張，內有“李之上台主政，唯欲實現和平，而和談能否成功，唯張是賴，張若不出，如蒼生何”等語，在此函電交張下，張於2月20日由蘭州返回南京。
張治中到南京耳聞目睹，果如他事前所料，蔣介石是下野了，事實上還在溪口指揮一切，和各方面聯絡，特別是各地高級將領絡繹不絕來到溪口。而李宗仁發出的指令，形同白紙，他發表的七項施政措施，特別是釋放政治犯，釋放全國民眾最關心的張學良、楊虎城，根本實現不了。李宗仁左右的人也很憤慨地發牢騷。
張治中看這情形不對，時局艱難，黨國危機，蔣介石以下野之身仍在背後弄權，國亡無日了。於是張治中便動了勸蔣介石出國的念頭，以便李宗仁放手去做，促進和平，這樣對蔣也屬有利。張把他的想法和李宗仁、張群、吳鐵城、吳忠信等幾個人商量過，他們都表示同意，並且作了一個準備。張便和吳忠信去溪口見蔣介石。
3月2日中午時分，一架飛機降落在寧波櫟社機場。從飛機上走下來的是南京方面派出的和談代表張治中，另一位是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
幾乎與此同時，從寧波方向開出的一輛轎車也抵達櫟社機場，車上坐著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的女婿屈武。他將和張治中、吳忠信一道往溪口晉見蔣介石。
蔣介石派蔣經國到機場迎接張治中等。
屈武與蔣經國是好友，他們曾一起在蘇聯留學。現在他倆坐在一輛轎車裡十分親熱地攀談。蔣經國問：“你不是在新疆嗎？怎麼也來了？”
“經國兄，是文白先生叫我來的，說是李代總統要我為和談奔走一下。這件事舉國上下都十分關心呀！”
蔣經國側臉問道：“你就是為這件事從新疆來的？”
“是呀！”
蔣經國正色道：“你以為同共黨和談，能談成嗎？”
“這個……”
“我告訴你，和談是絕不可能的！德公他們這樣做，完全不懂得美國的真正意圖！”
屈武說：“蔣先生在文告中不是講要和談嗎？”
蔣經國詭秘地冷笑了一聲說：“如果要同共產黨和談，那麼美國仍會支持我父親的。美蘇兩國的社會制度不同，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們都在蘇俄學習過他們的理論，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呢？”
一席話說得屈武心涼半截，他心中明白，這次到溪口來，是虛此一行了。
張治中這次到溪口，與蔣介石足足談了5天，又盤桓了3天，才返回南京。
張治中第二次到溪口是3月29日，同行的還有屈武。因為和談代表要在4月1日飛往北平，在北上以前，必須把南京政府對於進行和談商定的和談腹案這件大事向蔣介石匯報。
“有此必要嗎？”屈武問張治中。
“這樣大的事，必須有老頭子點頭才行。他雖退居溪口，但力量還在他手中。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簽下了協議也沒有用。”
張治中和屈武這次到溪口，從氣氛上感到與上次大不相同，給人有某種神秘感。有不少人到了溪口，有人露面，有人沒有露面，他們好像在幹什麼重大的事情似的。
蔣介石在慈庵接見了張治中、屈武，態度很冷淡。張把“腹案”給蔣介石看，蔣介石從頭至尾仔細地看了一遍，把文稿放下，笑道：
“嗯，我沒有什麼意見。文白，你這次擔當的是一件最艱鉅的任務，一切要當心哪！”
張治中二到溪口，為什麼遭到冷遇？蔣經國在3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張治中以其即將赴平，特於昨天電呈父親，要前來溪口當面報告政府所定的和談腹案。父親說'他來不來無所謂'。今天他竟然來到溪口了。父親對他的態度非常冷淡，只邀請他遊覽溪口附近的風景。我對張的理解也很深，他是一個沒有立場的投機人物，一切已經成了定型，所以不願同他多談。
張治中的準備投降，我們老早預料到的。他前在南京託人向父親轉陳建議：希望父親早日'出洋'。他的理由是：一、可避免攻訐目標。二、卸去和戰失敗的責任。三、使一般將領減少依賴心。四、可以增長見聞。張之此種建議，好像是為共黨借箸代籌，不但是毛澤東所樂意的，同時也是李宗仁及其左右所樂意的。 ”
蔣氏父子對張治中等國民黨內遠見卓識人士的良苦用心並不領情。 30日，張治中等由蔣經國陪同離開溪口到櫟社飛機場。蔣經國還和屈武同車，分手時他對屈武說：“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現在還講和平，將來是沒有好結果的，我看他會死無葬身之地的！”
回到南京時，屈武把蔣經國的話告訴了張治中，張呆了一下，老大的不高興說：“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我要當面質問呀，他父親說一切要當心，他卻說死無葬身之地，這像什麼話？”
蔣介石“下野”後，何應欽出任李政府行政院院長。
3月12日，何應欽內閣一成立，李宗仁就讓他趕緊組織一個正式的和談代表團。何應欽為此多次召開會議，並且通過電話和在溪口的蔣介石商洽後，終於在3月底定下了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的組成名單。團長：張治中，成員：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劉斐、李蒸；秘書長：盧郁文；顧問：屈武、李俊龍、金山。
正式代表團成立以後，何應欽組織他們和一些內閣成員，一連召開了4次會議，最終形成一個和談腹案，作為到北平商談的依據。 “腹案”內容如下：
一、雙方既確認以和平商談解決國是為全國人民之要求，則雙方所應商談者，端在國家元氣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國家政策之如何擬訂，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謀長治久安，是以關於戰爭責任問題，不應再提。
二、同意重訂新憲法，此新憲法之起草，我方應有相當比例之人數參加。
三、關於法統問題，與前項有連帶關係，可合併商討。
四、雙方軍隊應分期分年各就駐在區域自行整編，並應樹立健全的軍事制度，俾達成軍隊國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編時雙方應保留之軍隊數字，另作商討。
五、“沒收官僚資本”一節，原則同意，但須另行商訂施行條例辦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節，原則同意，但須另行商訂施行條例辦理。
七、關於“廢除賣國條約”一事，將來由政府根據國家獨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就過去對外簽訂條約加以審查，如有損害國家領土主權者，應予修改或廢止。
八、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並由該會產生聯合政府，唯在該會議與聯合政府中，我方與共方應以同等名額參加，其屬於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額，亦於雙方區域中各佔其半。
九、代表團抵平後，即向中共提出雙方應於正式商談開始之前，就地停戰，並參酌國防部所擬停戰意見（附後）進行商談。
以上九項，僅系商談之預定腹案，並不書面提出。又其內容亦僅為我方可能讓步之原則性的限度，商談時仍應逐條力爭，不得已時方漸次讓步，如共方要求超過以上各項限度，應由代表團隨時電報中央請示核奪。
國防部對於國共停戰協定最低限度之要求：
一、青島及長江流域連接鄂西、陝西、綏遠地區雙方第一線部隊，應即停止一切戰鬥行動，各守原防，停止前進，並不得向空隙發展。
二、共軍立即解除對新鄉、安陽、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圍封鎖，准許國軍採購糧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國家海空軍立即停止海上與空中之攻擊行動，但空軍之偵察及空中輸送補給，海軍之江海巡邏對各海港之輸送補給，不受限制。又國軍為防衛長江及海上之襲擊，如發現共軍集結渡江材料及運兵船隊時，得採取自衛行動。
四、雙方立即停止一切敵意宣傳。
五、雙方對於間諜之防範及維持後方秩序之一切行動，不受限制。
六、為免除誤會與衝突，除另有協議者外，雙方第一線交通通信之恢復，應俟另行協議，在停戰期間暫不開放。
七、關於雙方俘虜之交換，另行協議。
李宗仁、何應欽等經過反复研究所擬定的“和談腹案”，實質上拒絕了中共提出的八項條件。他們企圖阻止人民解放軍過江，實現其“隔長江而分治”的夢想。 “腹案”的兩個關鍵點：（一）就地停戰；（二）隔江而治，是蔣介石、李宗仁、何應欽的共同點，蔣介石是同意的。
蔣介石把李宗仁推出前台的目的，就是為了利用他與共產黨進行和談，以爭取喘息的時間，準備憑藉長江天險，重整軍備，加強防務，待機反撲；而李宗仁在大唱“和平、和談”高調的同時，也在暗中積極進行軍事部署和準備。
3月31日晚，李宗仁在總統府設宴歡送以張治中為首的和談代表團，宴會剛一結束，他就連夜召開軍事會議，研究如何加強長江防線的守備力量。當時參加這一重要軍事會議的宋希濂揭露說：
……宴會後，李宗仁在辦公室召開了一個為時僅兩小時的重要軍事會議。參加者有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張治中、林蔚、蕭毅肅（林、蕭兩人當時都是國防部參謀次長）、湯恩伯、王叔銘（空軍副總司令）、劉士毅（總統府軍務局長）、關麟徵、宋希濂等共12人。會議討論了下列三個重要問題：
第一，加強長江防務部署。由蕭毅肅報告長江沿岸兵力部署概況後，會議責成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及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命令各部隊嚴密防範共軍南渡，並就海軍沿江巡邏、空軍分區偵察以及交通補給等問題，作了必要的決定。
第二，將駐新疆部隊東調。國防部提出，認為戰線過長，兵力不敷分配，新疆駐兵將近10萬，在目前形勢下，似無必要，建議將駐新疆部隊的大部分東調。李宗仁、何應欽都表示同意，詢張治中意見（張那時是西北軍政長官）。張巧妙地答复說：“將駐新部隊東調，我不反對，但路程遙遠，無論是步行或車運，均不簡單。最好由國防部電召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來京研商後，再作決定。”李宗仁接受張的意見，囑國防部照辦。
第三，10個美械師的分配。 1948年蔣介石計劃在長江以南地區重新編組起150萬至200萬軍隊，在各地設立了許多新兵編練司令部。當三大戰役的序幕剛揭開時，蔣介石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多方面拼命作垂死掙扎。他於是年10月密派鄭介民（國防部次長兼保密局局長）赴華盛頓接洽美援。鄭介民在美國活動了一個多月，得到魏德邁等人的幫助，獲得了10個師的美械裝備（這是鄭介民於12月從美國回來後當面告訴我的）。這些裝備，於2、3月間陸續運到了上海及台灣等地。
這次會議上，白崇禧提出要求分配給他4個師的裝備，說他在廣西有幾個新兵訓練處，在武漢有2個新兵訓練處，兵員已大部徵足，亟待配備武器，進行訓練。顧祝同則說現時全國設立的新兵訓練處甚多，大家都要求領發武器，此事必須由國防部按照實際情況，統籌配發。白崇禧藉此大發牢騷，說：“過去許多好武器，能打仗的部隊不發，不能打仗的部隊倒發了，結果都送給了共產黨。現在局面弄到這個地步，你還想操縱把持嗎？”顧祝同也不甘示弱，立刻進行反駁。一個堅持要4個師的裝備，一個堅持不肯，相互間頂起嘴來，聲音越來越大，意氣愈來愈盛，弄得臉紅脖子粗，大有互相辱罵甚至動武之勢。 ……最後，李宗仁說了幾句勉勵的話，就散會了。從這個為時僅兩小時的會議裡，可以看出李宗仁高唱和平的假面具以及反動派內部狗咬狗的醜態。
4月1日下午2時，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乘“空中行宮”號專機飛抵北平。成員有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劉斐、李蒸，顧問有屈武、劉仲容、李俊龍、金山和其他工作人員共20餘人。秘書長盧郁文先一天到達。
這天，李宗仁、何應欽和立法委員們都到機場送行了。這些歡送者在心里希望和談能夠成功，能夠得到一個“劃江而治”的局面，這樣就可以保住他們的利益不受到損害。
“天王號”專機在雲海中穿行，張治中閉目坐在椅子上，他在心裡想著李宗仁的一句話：“死馬當做活馬醫。”
當飛機飛臨北平上空時，黃紹竑提議：“在地面上游北平城不知有多少次了，但總沒有從空中看得全面。我建議飛機在城上空繞一兩個圈子讓大家仔細看看。”
飛機在北平上空兜了一圈後，在西苑機場著陸了。一下飛機，只見迎接他們的人寥寥無幾，經過介紹，才知道僅有中共代表團秘書長齊燕銘、北平市副市長徐冰、第四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顯然規格比較低。
張治中和代表們心裡非常納悶：“為什麼周恩來沒有來？”周是中共的首席代表，又與張治中的關係甚好，代表們在飛機上就認為周恩來一定會到機場來迎接的。
南京政府代表團被接到六國飯店（後改為國際飯店）下榻。
晚上，中共代表團代表周恩來、林伯渠、葉劍英、林彪、李維漢和聶榮臻，設便宴款待南京政府代表團全體人員。
飯後，周恩來與張治中進行了一次單獨的談話。
周恩來一開始的態度就十分嚴肅，質問張治中：“你為什麼在離開南京前到溪口去見蔣介石？”
張治中在周恩來的逼視之下，面對突如其來的一問，驀然一驚，正想加以解釋。
周恩來沒等張治中多考慮，接著又說：“你這樣做法，完全是為了加強蔣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視聽、破壞和談的作用，同時也充分證明了蔣介石所謂下野是假的，而實際上他還在幕後操縱控制。”
張治中沒料到周恩來對他去溪口的反應如此強烈，倉促間反复解釋：“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想要去的，既不是蔣叫我去，也不是李要我去。我所以想起要去，一則想到蔣雖然下野，實力還是掌握在他手上，我們雖然接受以毛先生所提出八條為和談基礎，但蔣究竟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個底，才好進行商談。二則蔣雖然不當總統，但還是國民黨的總裁，我們6位代表除了章士釗，其餘都是國民黨員，也有義務去看望他，也不好全都去。我是首席代表嘛，只好我去了。三則近來京、滬間一些人紛紛發表言論，提出許多主張，給和談製造障礙，我去溪口並且在回京後馬上發表新聞，對這些人起到威懾作用。”
周恩來對張治中的解釋並不滿意，他說：“不管你怎麼說，只能說明蔣還在操縱指揮，說明你們不要真和平，這種由蔣導演的假和平，我們是不能接受的。”
“周先生未免也太挑剔了吧，我去看蔣，這是我們國民黨自己的事。”
“但這是影響國共和談的事。這不能不使我們懷疑，你們要的是假和平。”週反駁說。
“我受李宗仁先生委託到北平來談判，當然是為了國家民族實現真正的和平，而不是你們所說的假和平。”張治中說。
“今天在南京發生的流血慘案，就是證明。學生要求南京當局接受我們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何罪之有？……文白先生，在率領代表團來北平即將開始談判時，發生這件慘案，不能不令我們懷疑南京當局和談的誠意。”週的這番話使張治中無法回答，他表示要用電話聯繫，查明究竟。
雙方情緒緩和下來，談判進入正題時，南京代表拿不出正式方案。對此，中共早有所料，於是中共方面提議，用個別對話形式，聽對方意見，5天內提出成熟的方案。
雙方代表經過廣泛、具體地交換意見，基本上摸清了對方的底，而中共方面起草的“和平協定”草案也基本就緒，並認為按前方的軍情，談判應加快步伐。
張治中同意如此安排。
此後，雙方代表從2日至7日，繼續個別談話，交換意見。在此基礎上，從4月8日開始，毛澤東分別會見國民黨和談代表。第一天張治中，第二天邵力子、章士釗，第三天黃紹竑、劉斐，第四天李蒸、盧郁文。
4月8日，毛澤東在雙清別墅會見張治中。
毛澤東一見到張治中，就滿面笑容地同他握手說：“謝謝你，1945年到重慶時，承蒙你的熱情接待。”
1945年，毛澤東去重慶與國民黨談判，張治中來去接送，舉行歡迎歡送會，還把全家暫遷他處，將自己“桂園”和服務人員讓給毛澤東使用。
這一天，毛澤東同張治中討論了許多問題。
張治中問道：“如果組建聯合政府，國民政府當將權力交給新政府嗎？”
毛澤東說：“聯合政府還不知何時成立，或許兩三個月、三四個月都說不定。在這段時間，南京政府當照常行使職權。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
張治中說：“我們沒有遵循孫中山先生的遺教進行建設，我們愧對國家，愧對人民。今後你們執政，你們怎麼做，責任是重大的。”
毛澤東說：“今後，我們大家來做，是大家合作做的。當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地來結束戰爭，恢復和平，以利在全國范圍內開始偉大的生產建設，使國家和人民穩步地進入富強康樂之境。”
4月10日，毛澤東會見了黃紹竑、劉斐。
當黃、劉乘坐的汽車來到雙清別墅門前，毛澤東已站在屋門外的院子裡等候。汽車一到，毛澤東便親自來到汽車跟前，迎上來同兩人握手。黃、劉二人見毛澤東如此誠摯熱忱，以禮待人，不禁想起了昨天晚飯時，張治中對他們說的一席話：“跟毛澤東在一起，你就會懂得國民黨的失敗是應該的，共產黨的成功並非偶然。”
毛澤東很親切地問他們：“北平風沙大，氣候乾燥，你們兩個都是南方人吧？過得慣不慣？聽說季寬（黃紹竑號）先生心髒病犯了，要好好休息，莫累著了。”
黃、劉感謝毛澤東對他們的關心。
毛澤東又問：“季寬先生是廣西哪里人？”
黃紹竑答：“廣西容縣。”
毛澤東說：“容者，寬納博大之謂也。前天與文白先生談，我們準備採取寬大的政策，可以不在和平條款中提出戰犯的名字。李德鄰先生雖不是容縣人，也不必計較個人的得失。”
毛澤東又轉問劉斐：“為章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劉斐說：“我是醴陵人，與主席是鄰縣，是老鄉。”
毛澤東很高興地說：“啊，老鄉。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
黃、劉二人見毛澤東的態度很親切、隨和，頓釋緊張。劉斐說：“蔣介石打不下去了，讓李宗仁出來搞和談。人民需要休養生息，和平是大勢所趨。”
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是不願意打內戰的，發動內戰的是蔣介石嘛。只要李宗仁這次誠心和談，我們是歡迎的。”
黃紹竑說：“李德鄰現在搞和談，有許多阻力。背後有個蔣介石，德公什麼事也做不了主。國民黨的事都壞在蔣介石這個不學無術的人身上。”
毛澤東連連擺手，說：“不，不，蔣介石是不學有術哩，不過這個'術'是權術的'術'！”
毛澤東接著說：“不過，李宗仁確有難處，他現在是六親無靠。”
黃紹竑和劉斐聽毛澤東這樣說，都來了興趣，問道：“哪六親無靠？”
毛澤東扳著手指對他倆說：“第一，蔣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國主義靠不住；第三，蔣介石那些被打得殘破不全的軍隊靠不住；第四，桂系軍隊雖然還沒有殘破，但那點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現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為了和談，他不搞和談，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誠心和談，共產黨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毛澤東說到這裡，起身在房中踱了幾步，走到黃、劉二人面前說：“我看六親中最靠得住的還是共產黨，只要你們真心和談，我們共產黨是說話算數的，是守信用的。”
毛澤東與二人無拘無束地交談著，一直談到午飯開始。
在飯桌上，劉斐就自己疑慮的一個問題巧妙地問毛澤東：“主席，您會打麻將嗎？”
毛澤東不明白劉的話中意思，如實地說：“曉得些，曉得些。”
劉斐接著又問：“您愛打清一色呢，還是愛打平和？”
毛澤東立即笑了，連忙說：“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4月3日上午，周恩來在六國飯店接見黃啟漢。
周恩來對黃啟漢說：“我們希望你回一趟南京，把我們的幾點具體意見轉告德鄰和健生兩位先生。”
黃啟漢立即答應。接著周恩來說：“請轉告他們：第一，在和談期間，人民解放軍暫不渡過長江；但和談後，談成，解放軍要渡江，談不成，解放軍也要渡江；第二，白崇禧在武漢指揮的國民黨軍隊，應先撤退到花園（在漢口北）以南一線；第三，希望白在安徽讓出安慶；第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離開南京，能夠爭取更多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留在南京更好。考慮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調桂係部隊1個師進駐南京保護，萬一受到蔣軍攻擊，只要守住一天，解放軍就可以來支援了。”
周恩來的一席話，使黃啟漢很感動。他於當天下午就乘飛機飛回南京。下午6時住進了傅厚崗69號李宗仁官邸。
李宗仁見到他後，問道：“北平的和談情況怎麼樣？”
黃啟漢把南京和談代表團的活動情況，以及周恩來的一席話一股腦兒地說出來。李宗仁聽得很認真，偶爾還露出一絲微笑。他覺得奮鬥了幾個月的和談，終於見到了一線曙光。
隨後，李宗仁對黃啟漢說：“你去武漢看看健生，把和談的情況告訴他，聽聽他的意見。
4月5日，黃啟漢在漢口見到白崇禧。
聽完黃啟漢對和談情況的一番介紹後，白崇禧把黃領到掛在壁上的地圖前，說：“你看看，安慶是渡江的一個要道口，讓出安慶就是為共產黨軍隊渡江開了方便之門。”
黃說：“長江這樣長，共產黨軍隊要渡江的話，哪裡不可以渡？要你讓出安慶，依我個人的看法，這無非是看看你採取什麼態度罷了。”
白崇禧想了想說：“這樣吧，在安慶駐防的是我們廣西部隊一七四師，我要參謀處打電報調劉汝明來接防，以避免廣西軍隊和共產黨軍隊直接衝突。”
接著，白崇禧又說：“最好共產黨軍隊不要渡江，以長江為界，他們在江北，我們在江南，劃區而治，事情就好辦多了。”
黃啟漢說：“這是辦不到的，週副主席說過，和談期間，共產黨軍隊不渡江，和談後，談成也要渡江，談不成也要渡江。劃區而治，南北分裂，破壞統一，為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捲土重來創造機會。這一點誰都看得清楚，共產黨決不答應。”
桂系的中堅分子李品仙說：“共產黨的話聽不得。”
黃啟漢說：“事到如今，不聽共產黨的話，那就只有再聽老蔣的話啦，還有什麼別的路子嗎？”說完這句話，黃進一步向白崇禧進言：“最好把我們的部隊全集中到武漢來，只要我們按兵不動，就可以避免和共產黨軍隊沖突，必要時，全部撤退回到廣西去，靜觀時局發展，再作打算。”
白崇禧沉思一會兒說：“現在還未到此地步，再過一些時候，長江水漲，共產黨軍隊要想渡過長江，也不那麼容易了。”
黃啟漢在漢口的幾天，看到白崇禧的態度相當頑固，他每天還在那裡忙於聽取軍事情況匯報，親自部署武漢防禦工事。
就在黃啟漢去武漢的當天，又一個“神秘使者”從北平飛到南京。他就是毛澤東向他保證能夠安全返回北平的劉仲容。
在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到達北平幾天以後，4月5日午後，劉仲容接受了毛澤東的委託，同朱蘊山、李民欣、劉子衡一行4人，乘搭由南京方面派出的中國航空公司飛機飛離北平，於當天暮色蒼茫中降落在南京明故宮機場。
當晚，劉仲容單獨到傅厚崗官邸去見李宗仁，向李宗仁轉達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談話。
4月9日上午，白崇禧得知劉仲容從北平回來，立即飛到南京，了解和談的最新情況。黃啟漢同機回到南京，他沒有去白的公館，而是先到了傅厚崗。
李宗仁見到黃啟漢，就問：“在武漢和白崇禧談得怎麼樣？”
黃啟漢說：“沒有什麼結果。健生一定要實現'體面的和平'，實現'劃江而治'，不讓解放軍渡江。”
李宗仁說：“過江看來不能接受。”
黃啟漢說：“這次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都來了，大家應好好商量商量。一定要考慮我們自己（指桂系）的去向，再也不能猶豫不決了。”
李宗仁聽黃的一番話也有道理，他們同蔣介石不一樣，蔣在台灣還有一塊立足之地，大陸上住不下去，他可以到小島上去。蔣已經把大量的錢財運去了，可他李宗仁有什麼退路呢？李宗仁心想：“要是真打起來，長江防線一被突破，他李宗仁往哪裡去呢？”
晚上，李宗仁、白崇禧、夏威、李品仙4人在小會客室裡密談至深夜。第二天早晨，黃問李宗仁：“德公，昨夜商量得怎麼樣？”
李宗仁的情緒很不好，他冷冷地答：“沒有怎麼樣。”
黃又問：“那調一個師的桂軍來南京的問題決定了嗎？”
提起這件事，也許觸動了李宗仁的某根神經，他立刻氣急敗壞地說：“調來幹嗎？調來守住南京，還不是甕中之鱉！”過了一會兒，李又說：“就說要調來，我也不能做主。”
4月10日，李宗仁讓程思遠替他寫一封信給蔣介石，大意說：和談正在進行，結果未可預卜。回顧宗仁主政以來，形格勢禁，難於集中權力，迅赴事機。果和談萬一破裂，戰事重啟，則宗仁斷難肩此重任，深願引身求去，以謝國人，未盡之意，托閻百川（即閻錫山）、居覺生（即居正）兩先生代為面達。閻錫山、居正原定當日下午乘專機飛寧波帶給蔣介石，因天氣惡劣，飛行1小時後又折回，第二天才去溪口。
4月11日，李宗仁同意劉仲容再去北平。李說：“你去吧，看毛先生那邊是不是還可以再商量，我們要為和談再作努力。”
1949年4月4日，新華社播發了毛澤東所撰寫的《南京政府向何處去？ 》的重要評論。文章指出：“兩條路擺在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其軍政人員的面前：一條是向蔣介石戰犯集團及其主人美國帝國主義靠攏，這就是繼續與人民為敵，而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和蔣介石戰犯集團同歸於盡；一條是向人民靠攏，這就是與蔣介石戰犯集團和美國帝國主義決裂，而在人民解放戰爭中立功贖罪，以求得人民的寬恕和諒解。第三條路是沒有的。”
評論繼續說：“在南京的李宗仁何應欽政府中，存在著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堅持地走第一條路。無論他們在口頭上怎樣說得好聽，在行動上他們是繼續備戰，繼續賣國，繼續壓迫和屠殺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們是蔣介石的死黨。一部分人願意走第二條路，但是他們還不能作出有決定性的行動。第三部分是一些徘徊歧路、動向不明的人們。他們既不想得罪蔣介石和美國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陣營的諒解和容納。但這是幻想，是不可能的。”
……
李宗仁聽了這篇措辭強烈的廣播，猶如五雷轟頂，他的“劃江而治”的美夢，像肥皂泡似的破滅了。正在李宗仁發呆時，美國大使司徒雷登進來了，勸慰道：“總統先生不必太悲觀吧？據我所知，國防部已經向政府保證，長江天塹至少可守半年；而京滬線作戰，也有把握打3個月到6個月。如果貴總統能夠真正領導反共戰爭，我想美援還是繼續，而且還要加強哩！”李宗仁聞言道：“實在太感謝了，如果貴國繼續大力援助，情況就不同了，說不定我們這匹'死馬'真能'復甦'過來。”
美國大使走後，李宗仁和他的智囊團研究再三，覺得不能太軟，要表明自己的態度，便於4月7日晚11點給北平去了電報。全文如下：
李宗仁的“卯陽電”可謂用心良苦，措辭美妙，既表示了“和平誠意”，又為戰犯進行了解脫。 “縱有湯鑊之刑，宗仁願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辭。”話中有軟有硬，軟硬兼施。給人的感覺，李宗仁在“認錯謝罪”，其實，口氣之間，已經表示拒絕投降，希望取消八項條件中的第一項。難怪，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也誇獎說“這個電稿擬得太妙了”。但是，這樣的花招是瞞不過中共眼睛的。
第二天，毛澤東對李宗仁發了復電。電文如下：
李宗仁收到毛澤東的複電後，隨即召集國民黨“和談指導委員會”進行研究，並由何應欽出面，於4月9日給張治中發去了“卯佳電”，“卯佳電”根據國民黨中常會的決議，要求張治中堅持以下各點：“一、為表示謀和誠意，昭信國人，在和談開始進行時，雙方應即下令停戰，部隊各守原防。共軍在和談進行期間，如實行渡江，即表示其無謀和誠意，政府應即召回代表，並宣布和談破裂之責任屬於共方；二、為保衛國家獨立自主之精神，以踐履聯合國憲章所賦予之責任，對於向以促進國際合作、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之外交政策，應予維持；三、為切實維護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應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及其生命財產，應依法予以保障；四、雙方軍隊應在平等條件之下，各就防區自行整編，其整編方案，必須有雙方互相尊重同時實行之保證；五、政府之組織形式及其構成分子以確能保證上述第二、三、四各項原則之實施為條件。”
以張治中為首的國民黨和談代表團在收到何應欽的“卯佳電”後，無不搖頭、嘆息。他們心裡清楚，劃江而治的希望已經破滅，要求雙方停火，實際上只是請求對方停止進攻。最大的困難是關於戰犯問題，這一條得不到解決，則和平條款不可能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即使談妥也無法簽訂，他們深知國民黨已無力再戰，希望中共讓步，爭取盡可能好的條件。
1949年4月13日，毛澤東鋪開信紙開始給周恩來寫信。
毛澤東寫完信，吩咐機要秘書立即將信送給周恩來。
在同一天，周恩來派人將《國內和平協定草案》送交國民黨方面，並通知當晚9時開正式會議。
張治中來北平前，曾去溪口，勸蔣出國，到北平以後，更痛感蔣的留居國內，實為和平的最大障礙，所以又再去信，痛陳利害，摘錄如下：
“……默察大局前途，審慎判斷，深覺吾人自身政治經濟腐敗至於此極；尤其軍隊本身之內腐外潰，軍心不固，士氣不振，紀律不嚴，可謂已瀕於總崩潰之前夕。同時在平十日以來所聞所見，共方蓬勃氣象之盛，新興力量之厚，莫不異口同聲，無可否認。假如共方別無顧慮之因素，則殊無與我談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徹底消滅我方。凡欲重振旗鼓為作最後之掙扎者，皆為缺乏自知不合現實之一種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實由我方黨政軍內腐外潰之情形，積漸所致，由來已久，大勢所趨，大錯鑄成。尤其既失之民心，今已不可複得。縱以鈞座英明，亦萬難特此腐朽集團重新提振有所作為也。倘吾人知彼知已，即以吾黨北伐時期北洋軍閥腐潰失敗之經過事實而益可證明。職是之故，唯有鈞座痛下決心，放下一切，毅然決然放下一切。能如是，則腐朽集團經受劇變之深刻刺激，喚起淘汰作用，產生新機，將來尚有重新提起之一日。而不然者，將使失敗之中遭受更大更慘之失敗，而無復再振再起之可言。此實從任何方面冷靜觀察，皆為必然之情勢與現實，擺在吾人面前，顯而易見，決非張大其詞，危官聳聽之意也！
“前與吳禮卿先生到溪口時，曾就兩個月來大局演變情形加以研究判斷結果，認為無論和戰，大局恐難免相當時期之混亂，而鈞座雖引退故鄉，仍難避免造成混亂之責任，此最大吃虧處，亦即最大失策處，惟有斷然暫時出國，擺脫一切牽掛為最有利。……職素以吾人應擁護領袖成功不擁護領袖失敗為言為志，倘今此建議仍不蒙鈞座採納，而仍聽信擁護領袖失敗者之言，留居國內，再起再戰，則非至本黨徹底消滅、鈞座也徹底失敗不止。今請再將往者一切失敗經過作一檢討，昔日一切建議獻策者孰是孰非，無不曉然，目前之情勢，豈非鐵的事實證明乎？
這封信是由屈武帶回南京托吳忠信轉交的，蔣閱此信，大發雷霆，仍我行我素，毫無改弦更張之意。
經過幾天的緊張討論和雙方代表團多次交換意見，4月13日早晨，周恩來向南京政府代表團提交《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一份。晚上9時，正式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
大廳中間橫放著一排長桌，兩邊分坐雙方代表。代表後邊各放3張小桌子，坐著雙方列席人員和記錄人員。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宣布開會，然後，對《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作了說明。
他說：這個草案是根據毛澤東主席所提的八項條件為基礎而草擬的。他回顧了戰爭發展的歷史過程，指出：事實是很清楚的，戰爭的全部責任應該由南京國民政府擔負。因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協定，是保證今後國內和平的一個文件，所以必須在條款的前言裡明確這個責任。
以周恩來、林伯渠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於4月1日在北平與國民黨政府代表團進行和平談判。雙方代表經過半個月談判，擬定了《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國民黨拒絕在和平協定上簽字，美蔣求和的陰謀徹底破產。
這是我黨首席代表周恩來在和談會上發言
接著，周恩來又對《協定草案》各個款項的具體內容逐項作了說明。關於懲辦戰爭罪犯問題，他說：這次戰爭中主要戰犯必須懲辦。如果他能“認清是非，翻然悔悟，出於真心實意，確有事實表現，因而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推進，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可以取消戰犯罪名，給以寬大待遇。
周恩來講完之後，由張治中發言。他表示願就中共所提出的草案加以研究，提出修正案。
雙方同意再作會外協商，然後定期舉行第二次會議。
4月14日，南京代表團經過一天的研究，提出了40餘處修改意見，提出一個修正案。張治中以後在回憶錄中說：“這個修正案和原草案最大的不同之點是：詞句力求和緩，避免刺眼的詞句，同時對軍隊改編、聯合政府兩項也有若干的修正。”當晚，張治中把這個修正案交給周恩來。
第二天，4月15日晚上7時，周恩來把最後定稿的《國內和平協定》送給張治中，並定當晚9時在勤政殿舉行第二次會議。周恩來說：“如果我們沒有最後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團無以說服南京當局；沒有這個最後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慮同意與不同意的問題。我們認為，一個問題一定要有一個結果。我們提的最後方案，南京代表團乃至南京當局都有它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
在這一天的會議上，張治中問道：“所謂最後的文件，是不是解釋為最後的通牒？是不是只許我們說一個對或者不對？”
周恩來嚴肅地點點頭，說：“可以這樣理解。這是我們的最後的態度。”
張治中如釋重負地長吁一口氣，說：“也好，乾脆！”
接著，周恩來要求雙方代表團用兩個小時時間研究最後定案。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首先發言，對協定修正案作了詳盡說明。他最後正式宣布說：“這個協定是定稿，是不能改變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簽，但無論籤或不簽，到本月20日為止，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將立即渡江。”
周恩來最後的宣布，令國民黨代表團個個心驚震盪。
張治中緩緩地站起身，說：“剛才恩來先生說這是最後的文件，那就意味著同意就簽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是這樣，我們代表團同仁現在就沒有再發表意見的理由和必要了。我們將把這個文件迅速報告我們的政府，請示它最後的決定，然後再答復中共代表團。”
說到此，他略停頓一下，又繼續說道：“不過，我想略為提出一點個人的意見或感想，國共兩黨的鬥爭，到今天可以說是一個結束了。誰勝誰敗，誰是誰非，誰得誰失，當然有事實作證明，將來也自有歷史作評判。不過，要打個比方來說，我想國共兩黨之爭，好比是兄弟之爭……”
張治中關於“兄弟之爭”的一段話，模糊了國共爭戰的實質，與共產黨人的立場格格不入。
對此，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立即起身反駁。他說：“剛才文白先生說的幾句話，我不能不辯白一下。就是對於兄弟的比喻，是指兩個代表團的立場，那麼，我們都是為和平而努力的，我們很願意接受。過去大家雖有不對，今後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過去20多年來，尤其最近兩年又9個半月的蔣介石的朝廷來說，這就不是兄弟之爭，而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孫中山先生當年革命的時候，對清那拉氏進行的鬥爭，就不是兄弟之爭；對袁世凱的討伐，就不是兄弟之爭。如果說兄弟之爭，孫中山先生是不會同意的。如果把蔣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進去，就失掉了它的嚴肅性。”
周恩來還說：“昨天文白先生已說過，要把我們提出的最後稿子帶回南京，說服南京當局，但願能如此，不然我們解放軍就會向前推進，因為他們正在等待著向江南推進的命令。因此，我必須在這個協定的文本以外，關於人民解放軍渡江接收的問題，還再提出幾點。”接著周恩來提出了五點補充意見。
第一點，人民解放軍就沒有宣布過停戰，南京國民黨政府曾經要求停戰議和，我們沒有同意。我們只說在協定簽字之後，永遠不再有內戰，而不是說在協定簽字之前，就可以宣布停戰。但有一個臨時的情況，就是因為南京代表團到了北平，而代表團諸位也是南京政府中主和的人士、熱心和平的人士，這是我們素來知道的，為了使談判更順利，所以我們願意在談判進行期間，命令人民解放軍暫時不過江。但是我們不能無限期地受到約束，所以我們今天正式告訴文白先生，請南京代表團回去南京的先生轉告李德鄰先生和何敬之先生，我們只能約束到本月20日為止，到那時還不能獲得協議簽字，那我們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以後了。
第二點，為了保證協議簽字以後有效實施，我們必須渡江接收。這一點，已經口頭的、書面的和文白先生說過，就是要在長江下游的揚中、江陰兩縣，和上游的繁昌、南陵、銅陵、青陽、石埭、貴池、東流、至德8縣，由解放軍和平渡江，接管這10個縣的地區。這樣一來，就可以使得長江以南在國民黨政府管轄下的要想率部叛亂的破壞協定的部隊，不能不有所顧慮。如果還是敢於稱兵作亂的，我們就以力量協同南京國民政府所管轄願意和平的部隊一起討平它。
第三點，至於其他地區，像剛才所提到的蘇、浙、皖、湘、鄂、陝、隴東等地如何接收，那就要等到整編委員會成立以後。
第四點，在南京國民政府所管轄下的部隊，如果有不同意和破壞這個協定稱兵作亂的，那麼為了要協同討平它，人民解放軍就不能受約束在這10個縣份之內，我們願意與南京國民政府管轄下接受和平協定的部隊一同動作。
第五點，南京國民政府對於中共代表團所提這一和平協定定案的回答，我們願意等到20日。
說完了5點補充意見，周恩來又說：“有許多朋友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有時候是很硬的，不過我們也是根據原則性才這樣做的；我們要是從四面八方講敷衍，就不會有今天的局面。”
最後，周恩來問張治中：“文白先生以為怎樣？”
張治中對和談協定，當然已經無法再說些什麼。周恩來的講話，在他看來，意味著對國民黨南京政府作了最後通牒，這與頑固分子那種“劃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主觀幻想相差十萬八千里。他預料南京政府不會接受這個協定，但是他還是發表了自己的想法。
張治中說：“我們沒有別的，只有祝望兩黨過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誤會、一切恩怨，永遠結束；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今後我們應有一個新的意願。在我們方面，當然首先做一個自我反省，同時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著這種遠大的眼光、開闊的胸襟、明朗的態度，來領導未來的、歷史性的、新的政權。中國共產黨基於其過去的努力奮鬥，到今天已經接近——最少可以說接近——到它當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著我們恭維。”
會議於10點20分結束，正式會談也告停止。
張治中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回到住處後，經過代表團鄭重的研究，認為這個定稿已經接受了我們所提修正意見40餘處的過半數，特別是關於戰爭罪犯一項刪去'首要與次要'字樣；原來把南京政府和所屬部隊置於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統轄之下一句也改換了，所以代表團一致的意見，認為儘管條件過高些，如果能了解於'戰敗求和''天下為公'的道理，不囿於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國家元氣、人民生命財產為重，那麼，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誠心承認錯誤，以勇氣接受失敗，則對國家、對人民、對國民黨保全者實多，總比頑固到底、失敗到底的好。大家表示只有接受這個《國內和平協定》為是。
4月16日上午10時，黃紹竑、屈武攜帶《國內和平協定》乘飛機返回南京請示。他們步下飛機時，何應欽、白崇禧、張群等人正翹首迎候在機場。
在南京、在溪口，為時兩天關於《國內和平協定》的討論，在國民黨內，在蔣、桂兩派之間，不啻引起一場大地震。國民黨政要人物的嘴臉都得到充分展示。
黃紹竑走進總統府官邸客廳，剛一落座，白崇禧便一把將文件搶到手，坐到一邊看起來。黃只好先向在座諸位大略介紹和談情況。當白崇禧看完後，“吧”地將文件拍在地上，怒氣沖沖地指著黃紹竑說：“真難為你呀，這樣的文件也帶得回來！”說完拂袖而去。
第二天，桂系集團要員聚集在一起商討對策時，又指責黃說：“季寬，你們走時，明明帶著行政院討論過的'腹案'，你們在與中共談判時，為什麼要違背這個基本立場？這哪裡是和平協定，簡直是投降協定！張文白怎麼這樣糊塗？這個協定沒有什麼討論的，他們要過江，就打！”這時候，白崇禧已得到蔣介石送給他的黃金，他已完全倒向蔣介石死硬派一邊。他狠狠地說：“我就不信，共軍能插翅飛過長江！”
4月19日，國民黨中常委討論會在國防部會議廳秘密舉行，會上將對和平協定做最後的決定。會議由何應欽主持，代總統李宗仁列席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在南京的中常委、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參謀總長顧祝同、行政院秘書長黃少谷以及幾位部長，還有剛從太原逃出的閻錫山也應邀出席會議。但是，白崇禧卻引人注目地缺席了。
黃紹竑首先作和談情況介紹的報告，話剛講到一半，吳鐵城就拍案怒吼，反對簽訂和平協定。
吳鐵城慷慨激昂地說：“這個協定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中常委從未承認過中共1月14日提出的和平條件。要和平不能離開中常委那個和談的五項原則。代表團離開五項原則，擅自和對方討價還價，這是不應該的。”他氣勢洶洶地質問：“憲法乃國家的根本大法，法統是實行憲法的保證，如果都廢除了，中國將成為什麼樣子的國家？！”
國民黨元老、屈武的岳父於右任則聲淚俱下地說：“我活到如今，想不到會碰到這種日子，真是欲哭無淚！我覺得我們自己的努力太不夠，太不夠了！多少年來，一個革命的政黨反而變成革命對象，這已經使人痛心！而今日之下，面臨緊要關頭，受到中共絕大壓力，承認固然不可以，不承認又沒有這個力量，到了這個地步，上不上，下不下，進退維谷，簡直使我痛心之極！”
於右任一番的話引起了與會者的強烈共鳴，有的人哭泣，有的人跳腳，有的人長吁短嘆，有的人破口大罵，大家都為“上不上，下不下”的處境悲傷，秘密會議亂成一團。
這時，外交部長朱家驊站起來說：“各位，事到如今，還是請多動動腦筋吧！簽字吧，蔣先生不會同意，我們這里人也不贊成。不簽字吧，北平方面也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這個不同意，那個反對，唯一的結果就是再拼一下。然而，再拼一下的結果又將如何呢？”
朱家驊悲愴地發問，又使會議陷入沉默，誰也能料到，但誰也料不准再拼一下的結果會如何。最尷尬的是代總統李宗仁，會議開了4個多小時，他一直枯坐著，一言不發。不過他能說什麼呢，又有誰能聽呢？
再爭吵謾罵下去於事無補，主持會議的何應欽也算聰明，及時打住，他總結道：“各位已經發表了很好的意見。中共的八條二十四款，實在叫人難以接受。我是讚成中常委關於和談聲明的。共方協定的前言，全屬對政府和本黨的詆毀之詞，等於對罪犯的判決，難道我等全是罪犯？就以改編軍隊一項而論，雙方軍隊既罷戰言和，自應同時改編，以實現軍隊國家化的原則。而該協定把屬於政府的一切武裝力量均改編為人民解放軍，這是對民主原則的背叛！對於這個協定，我的意見不能簽，看李代總統有何高見？”
何應欽已經做了結論，但他不忘將李宗仁一軍。
李宗仁被將得目瞪口呆，張口不得，但身在其位，又不能不表態，只得硬著頭皮說：“我沒有回天之力。是戰是和，我無能為力。如果廣州和溪口的意思，是要和共產黨決一死戰，那我也沒有辦法。”
和談已到如此地步，李宗仁還能說什麼呢？他當上了副總統，便打起了和談的旗幟。關於和談，他心中有自己的算盤。他認為美國支持他求和，蔣介石也表示不妨礙他搞和談，因此他把和談的價碼擺得很高，對和談的期望寄予了非分之想。
4月17日，張群攜《國內和平協定》文本飛往溪口。
蔣介石坐鎮溪口，敏感地註視著北平進行的國共和談。北平和談進展情況，南京李宗仁的一舉一動，蔣全都瞭如指掌。為使北平國共和談納入蔣記軌道，迭電指示：“一、和談必須先訂停戰協定；二、共軍何日渡江，則和談何日止，其破壞責任應由共軍負之。”
張群到了溪口，蔣介石閱罷《國內和平協定》，氣得暴跳如雷，拍案大罵：“文白無能，喪權辱國！”
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共黨對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條件二十四款，真是無條件的投降處分之條件。其前文敘述戰爭責任問題數條，更不堪言狀矣。黃紹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轉達，是誠無恥之極者之所為，可痛！餘主張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