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東北我軍攻克錦州，給長春國民黨守軍以很大震動。 10月17日，長春守敵第一兵團副司令官兼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率部起義；10月19日，長春守敵新七軍軍長李鴻率部投降。 21日鄭洞國率所屬部隊放下武器。長春遂告和平解放。
長春處於東北腹地，松遼平原東南部，南依石碑嶺，東濱伊通河，解放戰爭時期，市區面積約700平方公里，居民約40萬。中長路縱貫市區南北，長圖路、長白路橫穿市區東西，是東北境內重要的交通樞紐。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占了東北，將長春改稱“新京”，作為偽滿洲國的“都城”，即成為全東北的政治文化中心。解放戰爭時期，長春是國共雙方爭奪的戰略要衝。
我對中長路上敵之死城長春密集布防，實行久困重圍，使敵陷入絕境。這是1948年6月，我圍困長春的部隊渡過遼河，逼近長春
1948年3月，東北野戰軍冬季攻勢結束後，遂決定以十二縱三十四、三十五師，六縱十八師以及獨立六師、七、八、九、十師共5個獨立師和1個炮團為圍城部隊，組建了以肖勁光為司令員、肖華為政委的圍城指揮所。東北局和東北軍區領導即發布命令：“為完成攻擊長春的戰略任務，決定對長春守敵進行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的圍困。總的任務是：斷絕敵人糧柴，禁止行人進出，控制機場，不使敵人空運，擾亂敵機空投，並積極殲滅出擾敵人，尋找敵之弱點，逐步壓縮敵人，完成攻城戰場之各項準備。”（《肖勁光回憶錄》，第384頁）為指揮及時、方便，以長春東北的伊通河及長春西南的孟家屯火車站為分界線，將圍城部隊分為東西兩個地區隊，東地區隊受圍城指揮所直接指揮，西地區隊受十二縱首長直接指揮。 6月25日，我圍城部隊開始了對長春守敵實施“久困長圍”的鬥爭過程。
歷史常常有某種巧合，這種巧合更增添了歷史的傳奇色彩。肖勁光領導的長春圍城指揮所於9月改稱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這樣，肖勁光的職務便是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兼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而肖勁光率領部隊所包圍的長春守敵統帥鄭洞國，則是國民黨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官。這就形成了一個戲劇性的場面：對峙於長春城下的，分別是國共兩黨東北戰場的副帥；各自所統帥的部隊，都稱為第一兵團；在兵力上，都號稱10萬。
解放戰爭時期的肖勁光
肖勁光（1903-1989），湖南長沙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 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冬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六師黨代表，參加北伐戰爭；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再次赴蘇，入列寧格勒軍政學院學習；1930年回國後任中央軍事學校校長、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政委。 1933年曾被王明為首的“左”傾黨中央的排擠打擊，受到錯誤處理，遵義會議後糾正了對他的錯誤處理。抵達陝北後，任陝甘寧省軍事部長兼紅二十九軍軍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留守兵團司令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 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去東北，任東北民主聯軍副總司令兼參謀長，南滿軍區司令員，東北軍區副司令員，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第四野戰軍副司令員兼第十二兵團司令員、政委。東北解放後，率部入關參加平津戰役，後南下參加渡江戰役。解放武漢、長沙後，兼任湖南省軍區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奉命組建人民解放軍海軍領導機關，任海軍司令員兼第一海軍學校校長，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委員；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1987年，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鄭洞國（1903-1991），湖南石門人，國民黨陸軍中將。 1924年入黃埔軍校學習；1925年廣東革命政府黨軍教導二團三營黨代表；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三師第八團第一營營長，參加北伐。 1933年參加長城抗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黨五十二軍二師師長，參加著名的台兒莊戰役；1939年，任國民黨五軍副軍長兼一師師長，參加崑崙關戰役，後升任第八軍軍長；1943年起，任中國駐印軍副總指揮、新一軍軍長，後任第三方面軍副司令長官。 1946年，調任東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長官，參加蔣介石發動的內戰；1947年任國民黨東北行營副主任；1948年任國民黨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官。 1948年10月在長春戰役中向人民解放軍投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水利部參事，國防委員會委員，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從肖勁光和鄭洞國的簡歷看，兩位都是湖南人，且同年同月生，肖勁光僅年長10天。兩位都參加過國民革命軍，參加過北伐，在蔣介石背叛革命後才分道揚鑣。 21年後在長春城下各統兵10萬，決一雌雄。
不過，此時肖勁光與鄭洞國所處的戰略地位不同。鄭洞國是求生，力求固守或突圍；而肖勁光則是“甕中捉鱉”，不斷緊縮包圍圈，置鄭洞國於死地而後快！雙方圍繞著軍事、經濟、政治，展開了殊死的鬥爭。
從1948年6月25日起，解放軍對長春正式實行長圍久困，採取軍事包圍、政治攻勢與經濟封鎖三結合的辦法。 10萬大軍在長春城外方圓25公里的地面上，形成一個封鎖區。
在解放軍強大政治攻勢和優待政策的感召下，長春守軍由土雜部隊到正規軍，由非嫡係到嫡係部隊，由士兵到官佐，由徒手到攜械，整班整排整連地出城投誠。據不完全統計，從6月25日到9月底，圍城部隊共接收投誠官兵1.35萬餘人，約佔長春守軍總人數的七分之一。其中新七軍3700餘人，第六十軍3800餘人，土雜部隊6200餘人。
蔣介石在葫蘆島痛罵了闕漢騫等將領一頓後，又匆匆忙忙於10月15日經瀋陽飛臨長春上空，準備通知困守在這座孤城中的鄭洞國趕快率部突圍。
飛機在長春上空緩緩盤旋著，蔣介石憑窗向下觀看，只見解放軍修築的圍城工事一圈又一圈，縱橫交錯，把長春城圍得水洩不通；城內死氣沉沉，猶如一座沒有人煙的空城。蔣介石長長嘆了口氣，命人給長春城內的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官鄭洞國發去了一封代電手令，內云：
長春鄭副總司令洞國，並轉曾軍長澤生、李軍長鴻：酉灰（10月10日）手令計達，現匪各縱隊均被我吸引於遼西方面。該部應遵令即刻開始行動。現機、油兩缺，爾後即令守軍全成餓莩，亦無再有轉進之機會。如再遲延，坐失機宜，致陷全般戰局於不利，該副總司令、軍長等，即以違抗命令論罪，應受最嚴厲之軍法制裁。中正刪（15）日已來瀋陽指揮，希知照。中正手啟10月15日巳時。
隨手令一起投下的還有蔣介石給鄭洞國的一封親筆信，內容與電令大致相同，只不過語氣要稍緩和一些。蔣介石在信中告訴鄭洞國，他已命令整編第二○七師前往清原接應從長春突圍出來的部隊，他本人將在瀋陽停留3天，等待鄭洞國率部突圍出來。
鄭洞國看完電令和信件之後，仰天長嘆一聲，說道：“早知現在，何必當初！”
當初，東北野戰軍攻占四平後，衛立煌為避免永吉等地的部隊被解放軍一小塊一小塊全部吃光，下令把駐守在永吉的第六十軍撤退到長春。鄭洞國對此曾提出過異議，他認為長春距離瀋陽、錦州的主力部隊太遠，被吃掉的可能性極大。與其將來被解放軍殲滅，還不如主動放棄長春，把長春的部隊集中到瀋陽和錦州之間，這樣尚能戰、能守、能退，還可以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
衛立煌也贊同鄭洞國的意見，但他不敢自做主張放棄長春，便請示蔣介石。蔣介石一方面顧忌放棄長春將會在國際上造成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又認為固守長春，還可以吸引解放軍一部分兵力，以減輕對瀋陽、錦州的壓力。況且從長遠看，今天放棄容易，將來要佔領就困難了，所以他堅決反對放棄長春。
由於蔣介石拒不聽從鄭洞國等人的意見，長春的10萬國民黨軍失去了最後一次安全撤退的機會。而且，陰錯陽差，偏偏鄭洞國又被委派為長春的最高指揮官，這確實出乎鄭洞國的意料，也是他所不情願的。鄭洞國後來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情：
在我來長春之前，許多朋友曾勸我不要接受這個危險的任務。還有人建議繼續由梁華盛負責，或與錦州的范漢傑對調。我也曾把這些意見和衛立煌談過。衛認為，梁華盛和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不睦，不適指揮作戰，范漢傑情況不熟，只有我比較合適。後來我又想：長春固然危險，瀋陽、錦州同樣危險。實際上整個國民黨政權都在危險之中。作為軍人，還能怕危險麼？我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在困難的時候，我不負責叫誰負責？一種“臨危受命，義不容辭，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思想支配著我。另一方面，我也有所打算，我認為有兩個軍（新編第七軍、第六十軍）為主力，加上地方部隊，只要認真做好防禦工事，利用時間整訓部隊，長春是可以守一個時期的。再就解放軍方面看，用很大力量攻長春是不合算的，不如集中力量先打下瀋陽、錦州，長春就成甕中之鱉了。所以我判斷，瀋陽、錦州可能先長春而解放。到了那時，長春成了東北唯一孤點，我或者還有可能乘飛機離開，把善後問題交部下處理。這樣，我不僅對蔣介石可以交代，就是對國內外的觀感也比較好些，這是最好的前途。 ……我對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是不滿意的，但我卻這樣想：我既然跟國民黨乾了幾十年，唯有儘自己力量，掙扎到它垮台為止，這樣才能問心無愧。
對國民黨政權的忠誠，使得這位以“敦實憨厚”著稱的國民黨軍中將，別無選擇地來到了注定要成為一座“死城”的長春。
其實，鄭洞國收到蔣介石突圍的信，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10月10日，蔣介石派飛機給鄭洞國空投一紙命令，告訴他，已無法繼續對長春空投糧食，命長春守軍向東突圍，然後轉至撫順以東的營盤，經營口退到瀋陽。鄭洞國接到命令後，馬上找來新七軍和第六十軍的主要將領商量。這兩個軍的將領一致認為，長春被困了幾個月，由於長期飢俄，營養不良，許多官兵腿腳浮腫得難以行走，不但突圍突不出去，就是突出去了，到瀋陽還有七八百里的路程，哪能走得到呢？突圍明擺著是死路一條。最後，鄭洞國復電蔣介石，陳述了眾將領們的意見，主張暫不突圍。
兩天后，蔣介石再次發來電令，催促鄭洞國趕快率部突圍。鄭洞國與大家商量之後，致電蔣介石強調指出，在目前形勢下強行突圍，長春的10萬大軍勢必在中途被殲，仍不同意突圍。
10月15日是鄭洞國收到的蔣介石第三次命令他突圍的電令。鄭洞國手裡拿著蔣介石發來的電令和親筆信，如同捧著一塊燒得通紅的烙鐵，表情痛苦，焦躁不安。
蔣介石的這幾封電令，一封比一封語氣嚴厲，第三封則乾脆以“軍法制裁”來威逼他執行突圍的命令。鄭洞國輾轉反側了一整夜，最終還是決定服從蔣介石的命令，率部突圍。
到1948年10月上旬，被圍困在長春城的鄭洞國所屬10萬部隊，已有1.4萬人向解放軍投降。鄭洞國後來回憶說：
在圍城中最使我頭痛的是糧食問題。因為解放軍的封鎖，四鄉糧食來源斷絕。唯靠飛機空投，不僅數量少，而且因為空軍在長春駐防時，曾與新編第七軍發生過摩擦，現在要他們來空投糧食，他們就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既飛得高，又不按規定辦法投擲，把許多糧食誤投到城外解放軍的陣地上。官兵們看了非常惱火。
10月19日，敵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鄭洞國，率領一個軍向我投誠，我遂兵不血刃解放長春。這是鄭洞國（中）抵達哈爾濱時的情形市內存糧日益減少，加以市場投機倒把，糧價一日數漲，市場混亂，人心不安。甚至連新編第七軍的軍官也參加投機倒把。他們駐長春的時間比較久，平日就營私舞弊，屯有糧食。至於新由永吉轉移過來的第六十軍，糧食更加困難。 ……最初高粱米只幾元一斤，後來竟漲到1億元一斤。由飛機運來1萬元一張的鈔票（空投）已無用處。不得不由中央銀行長春分行發行本票，票面數字最初是幾十萬元一張，後來提高到幾十億元，甚至幾百億元一張。市內稅款收入還不夠稅務工作人員的伙食開支，徒然擾民而於財政無補，我乾脆下今暫時撤銷一切稅收。我曾一度把市內人口向外疏散，不但沒有成功，反而造成許多混亂和死亡。城內餓死的人越來越多，有的在路上走著就倒下去了。有些街道，死屍橫陳，無人埋葬。甚至曾發生賣人肉的慘事，當時也追查不出是誰幹的。此外因吃豆餅、樹皮、草根等而生病的人就更多了。悲慘情景，目不忍賭，長春市變成了陰森森的世界。
曾任第六十軍暫二十一師少將師長的隴耀是這樣描述被圍困中的長春城：
圍困中的長春缺乏電力，工廠停工，電車停駛，照明無著，煤炭運不進來，燒不起暖氣，連做飯用的燃料也只能靠挖柏油馬路、拆高樓大廈來維持。尤其是糧食問題更為嚴重。 10萬守軍的糧食依靠微弱的空投補給，遠遠不能滿足需要，而且空投時常停頓。部隊把軍馬都殺吃乾淨，士兵餓得頭暈眼花，因餓而病而死的不計其數，戰力大為減弱，士兵攜械向解放軍投誠的日有所聞。以兵團司令部副參謀長楊友梅為首的空運指揮部，對於空投糧食的分配，採取了厚彼薄此的辦法。對蔣介石嫡系的新編第七軍分得特別多，而對地方雜牌部隊的第六十軍則隨便分給一點。各部隊為了保命，把落在防區裡糧食私自搶收藏匿，並派出搜購糧食的隊伍，強行搜劫民間稀有的糧食。在搶掘俱窮的情況下，幾十萬長春市民掙扎在飢餓和死亡線上。樹皮草根都被吃光，市區各公園裡，屍積成堆，臭氣熏天，甚至發生了賣人肉的慘事，真是慘絕人寰。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曾澤生在解放軍攻占錦州的第二天便率六十軍起義了。
時任國民黨軍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後來撰文，詳述了率部起義的全過程，以下是節錄：
1948年9月，長春城內一片混亂。軍隊僅靠微少的空投糧食活命，士兵面黃飢瘦，士氣低落。老百姓連草根樹皮都吃光了，老人餓死在道旁，小孩子成群地在垃圾堆裡尋食，為了一片腐爛了的菜葉而相互拼命撕搶。長春已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
當時，擺在六十軍面前有三條路：一是死守長春，其結果必是城破被殲；二是向瀋陽突圍，其結果是必將被解放軍殲滅在長沈途中；三是反蔣起義，參加革命，向人民贖罪，只有這一條才是活路。走哪一條路呢？這是當時整天盤旋在我腦際的大事，也是盤旋在全軍官兵心裡的大事。
22日晚上，我在長春中長理事會大樓（當時的第六十軍軍部）的辦公室，焦灼地踱來踱去，思索著部隊的前途和出路。為了3萬官兵和十多萬老百姓的前途，我必須走反蔣起義，向人民贖罪的路！想到這裡，我看看手錶已是9點鐘，便拿起電話話筒，對第一八二師師長白肇學說：“白師長嗎？你馬上到我這裡來，10點鐘一定到！”說完，又找暫編第二十一師隴耀師長。
10點鐘，白、隴2位師長都乘車來到我這裡。
兩人都很奇怪：這樣晚了，找他們來做什麼？隴耀進屋就問我：“軍長，有緊急情況？”我搖搖頭，指著沙發請他們坐下。
白師長見我緊鎖眉頭，悶悶不樂，就又關心地問我：“跟新七軍又有衝突？”我說：“什麼也不是，就是找你們來隨便談談！”隨便談談，談什麼？一時弄得他倆摸不著頭腦，各自取火抽煙沉默著，等我講話。
看他倆的樣子，我一下也不知怎樣開口。
過了好一陣，白肇學忍不住問道：“軍座，我們共患難多年，平日推心置腹，難道今天還有什麼不好講的？”我說：“不是有顧慮，而是我想得太多，不知從何談起。”隴耀插嘴問道：“什麼事情呢！”我說：“就是部隊的前途，出路問題。我們過去已經談得很多，今夜請你們來，就是要商議決定我們究竟如何辦？”沒等我說完，隴耀就說：“商議什麼！軍長怎樣決定就怎樣辦嘛！”他的態度很誠懇，口氣很堅決。
白師長低頭不語，不知在想什麼。本來我想馬上提出自己的決定，但看白肇學的樣子，就改變口氣說：“這是關係全軍前途的大事，還是大家商量決定才好。”
我又問：“肇學，你的意見如何？”他點頭同意，說：“對，多研究，才能萬全。”
而隴耀總是表現性急，說：“軍座，你考慮的結果，意見如何？”我想，他倆都是我的老同事，平日披肝瀝膽，無話不能談，關於部隊的前途，對時局的看法等等，我們都經常交換意見，縱使我提出反蔣起義，他們不同意，也無大礙，就直率地說：“我認為，我們應該率部反蔣起義！”隴耀一聽，就激動起來，說：“我早就想著你會這樣決定！我們六十軍，這些年受國民黨嫡系的氣太多了。排擠、歧視、分割、監視，裝備壞，待遇低。送死打頭陣，撤退當掩護，賞是他們領，過是我們背。這樣的窩囊氣我早就受夠了。我擁護起義！”
然而，白肇學同意反蔣，但他提議把部隊拉出去後，放下武器，解甲歸田。他沉痛地說：“我年少從戎，本想為國為民，禦侮安邦。但是幾十年來，我所看到的卻是自相殘殺……
我們反复地談著蔣介石集團禍國殃民的罪惡，軍隊當前所處的艱難境況，各人內心的傷痛，一直談到下半夜3點鐘。隴、白各執己見，爭辯不已。我怕兩人這樣爭辯下去有傷和氣，就阻止說：“大家再想一想，今天決定不下，明天再研究吧！”
他們走的時候，已經快5點鐘了，我躺在床上，激動得不能入睡。早晨，很早我就乘車去一八二師，見白師長疲倦地斜倚在沙發上，滿眼血絲，像害了一場大病。他看見我就想站起身來，我忙按他躺下。
他嘶啞地說：“從你那裡回來，一直睜著眼，想到天亮。”我笑著問他：“想得如何？”他說：“沒想好，我是決心不干軍隊了！”看著他苦惱的樣子，我心裡不禁一陣憐惜。
我說：“肇學，我們滇軍有過護法、討袁、擁護共和的光榮歷史，那幾次光榮的起義，一八二師的前身都曾參加，你知道嗎？”部隊光榮的歷史，更觸動他今天的痛苦，他悲愁地說：“怎麼不知道，現在還提那些幹什麼！”
我說：“你看，今天的蔣介石比當年的袁世凱如何！”他氣憤地回答，“更壞！”我趁勢進一步問他：“那你為啥不同意起義呢？”
他默默地望著我很久，突然掙起身來抓著我的手說：“軍座，我贊成你！”
我一陣激動，忙用手擦去興奮的熱淚，緊握他的手說：“好，我們就這樣決定！”臨走時，我又交代他說：“以後，你、隴耀和我，要經常保持接觸，具體的擬定起義的行動步驟。開會的地點要多變換，臨時聽我通知。事情要絕對保守秘密。”
當時，同第六十軍一起防守長春的，還有蔣介石的嫡係部隊新編第七軍。兩軍以中山路（今斯大林大街）為界，第六十軍守東半部，新七軍守西半部。第六十軍起義，首先就要對付鄭洞國和新七軍的阻撓破壞。
10月3、4兩日，新七軍在長春西面的綠園一帶出擊，作困獸鬥，傷亡慘重，毫無進展。 14日下午，鄭洞國打電話把我找到兵團部，提出要六十軍派出一個團，配合新七軍出擊。我想試探一下鄭的態度，就說：“目前部隊士氣低落，城外共軍圍得又緊，根本突不出去。出擊，只是增添傷亡。”
鄭聽了很不以為然，憤憤地問道：“難道我們就坐以待斃？”我仍然表示悲觀地說：“反正我們六十軍是沒有希望的！”
我談的都是實際情況，鄭洞國也感到不能反駁，只好不關痛癢地說了幾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之類的話，仍然堅持要我們派出一個團，配合新七軍出擊。
我看他要出擊的決心很堅決，就沒有再說下去。此時我心裡想：起義，他是不會贊成的，現在絕不能讓他知道。
第二天，我派第一八二師第五四五團去敷衍，在八里舖一帶出擊，配合新七軍。
在出擊行動中，鄭洞國和新七軍軍長李鴻常來我的指揮所（康德麵粉廠）打聽情況。
7日，鄭洞國到我的指揮所來，我堅決地向他提出：“官兵沒有糧吃，餓著肚子沖不上去。而且3天出擊傷亡過大，部隊已不能再打，今晚必須撤回！”鄭洞國問李鴻，李鴻也說要撤。鄭洞國祇好同意說：“撤回來吧！”說完，就坐在沙發上嘆氣不止，事實已非常清楚：守，是等死；突圍，根本無望；只有一條路——起義。
自從9月23日早上白肇學也表示擁護起義以後，我同隴、白二人就起義行動問題不斷地秘密進行策劃準備。
16日上午10時，我正在吃飯，副官報告：“鄭司令官電話，請軍長馬上去。”我說：“告訴他，我在吃飯！”沒過5分鐘，電話鈴又響，副官接電話，轉身向我說：“鄭司令官請軍長講話。”
我拿起聽筒，鄭洞國語調很急促地說：“曾軍長，有要緊事，馬上來一趟！”這時我心想：為什麼這樣急迫呢？
鄭洞國從來不在上午通知開會的，莫不是走漏了消息？我故意拖延時間說：“我正在吃飯。”而鄭還是堅持說：“情況很緊，你馬上就來！”他愈催得急，我愈加疑惑。但眼前還得敷衍，不能不去，我只好回答說：“好嘛，我吃完這碗飯就走，可以嗎？”他答應了。
等鄭洞國放下電話，我立刻問白、隴師長鄭洞國找過他們沒有，他倆都吃了一驚，急忙問我是否聯絡的人出了事。
我告訴他們：“沒出什麼事，只是剛才鄭洞國打電話要我去，催得急，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事，不能不防。”
他們說鄭洞國沒有要他們去，我才稍稍放一點心，便吩咐他倆：“我還是去兵團部。在我未回來以前，就是天塌下來，你倆都不許離開部隊。鄭洞國如果將我扣留，你們仍按原計劃行動。”
我到兵團部剛一下車，鄭洞國的副官就告訴我：“司令官在他的辦公室等你。”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走進去，準備著迎接最壞的事情，而表面上依然裝得鎮定自若。
我看完“代電”後，鄭洞國又拿出蔣介石給他的親筆信叫我看，並且沉重地說：“今天錦州已經消息斷絕，情況不明了。”說完又在嘆氣，在辦公室裡不安地走來走去。
原來如此，我來前的一切擔心，此時已全然消除。我把“代電”和蔣介石的信放在一旁，問道：“司令官準備怎麼辦？”
他說：“只能按命令行事。我計劃今晚就開始行動，明日四面出擊，後天（18日）就突圍。你的意見如何。”我說：“好吧。不過部隊士氣低落，突圍，六十軍是沒有希望。”鄭聽後默默不語。
我又問他：“計劃從哪條路走呢？”他說：“從伊通、雙陽這條線走……突不出去，就拉上長白山。”
對於他這樣天真的想法，我不禁啞然失笑，我說：“你還想在共產黨的天下打游擊啊！”鄭洞國祇是嘆氣，沒有做什麼表示。
深陷重圍逃跑無望的長春守敵國民黨第六十軍，在我軍迅速攻克錦州的威懾和政治爭取之下，於10月17日由軍長曾澤生率領宣告起義。這是我第一兵團司令員肖勁光（中）、政治委員肖華（左）會見曾澤生將軍（右）
我因為心裡裝著起義的事，無意在此滯留，默坐片刻，就起身告辭說：“下午開會討論如何行動，我派徐參謀長來參加，他可以代表我決定一切，情況我已了解一切都聽從司令官決定。”見他點了點頭，我隨即離開。
從鄭洞國那裡出來後，我就坐車到了新七軍軍長李鴻那裡，想勸他起義。李鴻正害傷寒發高燒。我從他的臥室出來，到會客室，又從會客室走進他的臥室，幾進幾出，猶豫不定，是否把我們要起義的事告訴他？轉念一想：不行！他們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而且我們起義也沒有聯絡妥當，不能輕率告訴他，自找麻煩。我頭腦一清醒，就上車回軍部了。
從李鴻處回來，已經是下午了，而張秉昌和李崢先還是沒有回城，我在辦公室裡坐立不安。原定當天夜裡就開始起義行動，已經是下午兩點多鐘，仍不見聯絡人回來。而鄭洞國又佈置當晚開始執行他的突圍部署，怎麼辦？越想心裡越急。
好不容易熬到天將黃昏，張秉昌和李崢先終於推門進來。我忙上前握著他們的手，急迫地問道：“聯絡上了吧？”我著著他倆滿臉喜色，馬上又高興地說：“一定是聯絡上了！”張秉昌笑著點點頭，告訴我：“解放軍歡迎我們起義！”
解放軍接受我們起義了，我立刻打電話，把這個消息告訴白、隴師長。隴師長在電話上興奮地沖我喊道：“軍座，現在就動手幹吧！”我也激動地告訴他：“我馬上就到你那裡去，給營以上軍官講話。”
在去暫編第二十一師之前，我按解放軍的意見，又派第一八二師副師長李佐和暫編第二十一師副師長任孝宗，作為我們的正式代表，出城與解放軍進一步商談有關起義行動諸事。
當我到了暫編第二十一師，營長以上軍官都已到齊，擠滿了一個小會議室。我由淺入深，以誘導的方式，從眼前的政治形勢，講到六十軍與蔣介石嫡系的矛盾，然後說明了六十軍的處境。最後我說：“弟兄們，長春的處境，大家都很請楚，今天召集你們來，就是要商議辦法，我們該怎麼辦？”
我的講話，使不少人（主要是營一級軍官）感到意外。過了好一陣，沒有人起來發言，大家都很拘束。我笑著問道：“你們發表意見，看該怎麼辦？”依然是沉默。
又過了一陣，有人大聲說了一句：“軍長怎麼命令，就怎麼辦！”大家都隨聲附和：“對！軍長下命令，我們就辦！”我說：“不行，這不是下命令的事；這是關係全軍官兵前途的大事情，應該大家考慮，以免將來有二話！”
大家堅持要我決定，我堅持要大家來商議決定。推來推去，延誤了不少時間。
終於有人大膽地起來發言了。他主張“立即向瀋陽突圍”。
我當即否定了這個意見，說：“不行，我們走不到瀋陽，就早被消滅了。”
有人打了頭炮，發言漸漸活躍起來。有人主張：“盡忠報國，戰至最後一人。”有人主張：“死守長春，等待援兵。”……就是沒有人提議“起義”。
我環視滿屋的人，大家都是雲南袍澤，是被蔣介石強迫到東北來打內戰的，離鄉背井，拋妻棄子，受盡了蔣介石嫡系的白眼，幾年來又都在戰場上吃了許多苦頭，眼前又都是無路可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我了解他們，他們不提“起義”，並不是不願意起義。
於是，我又更明顯地啟發說：“死守待援，無異於等死；蔣介石禍國殃民，對我們六十軍欺凌宰割，和我們只有怨仇，毫無恩德。我們何苦給他'盡忠報國'！該怎麼辦？大家還應多加考慮：”大家又是一陣沉默。
突然，一個人站起來說：“我主張起義，反對蔣介石，跟共產黨走！”
此時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到他身上，又轉過來望望我的反應。
我馬上肯定地說：“這是可以走的一條路，我贊成這個意見！”
會場的情緒一下子活躍起來。我問道：“你們同意起義嗎？”都齊聲回答：“同意！”隴、耀師長這時站起身來，面對我大聲說：“報告軍座，我們暫編第二十一師全師贊成起義，請你下命令。”
人們嘩地站起來，我鄭重地對大家說：“現在，我宣布：六十軍起義！隴耀師長立即指揮暫編第二十一師向新七軍布防。”
從暫編第二十一師出來，我直接去第一八二師師部。我向白、隴兩師長說：“暫編第二十一師已經決定起義了，我贊成他們，你們怎麼辦？”他們也一致表示擁護起義。隨即該師也向新七軍布防。
我命令白、隴兩師長：“如果新七軍想剿滅我們，就堅決和他們打！我們有解放軍做後盾，不怕他們！”
我從第一八二師回來，打電話給暫編第五十二師師長李嵩：“李師長嗎？有件事通知你。今晚11時，你帶著3個團長，到我這裡來開軍事會議。”我還著重囑咐他：“一定要準時到達！”
我一直等到聽見他和師部總機講：“要三團部！”才放下電話，這時已經是晚上9點鐘了。我把副官長張維鵬找來，對他說：“起義行動，一切都準備就緒了，就是暫編第五十二師還沒有安排。”
這個師是杜聿明派來監視我們的。李嵩平日就拒絕我過問他們師的事。他不會同意起義，更不會聽從我的命令。但是暫編第五十二師又正駐在我們兩個師中間，是我們起義的障礙。
現在，要讓你去解決這件事情。張維鵬問：“怎樣解決？”
我說：“我已經通知李嵩帶著他的3個團長，11點鐘到這裡來開會，到時你就將他們扣留。告訴他們：六十軍起義了，要他們命令他們的副師長、副團長聽從指揮，隨我行動。不然，他們的生命掌握在我們手裡！”張維鵬站起來說：“懂了，我一定辦好！”
夜10時，我正在向軍部和直屬部隊營以上軍官動員起義，副官向我報告說：“李師長和3個團長來了”我說：“你請副官長陪他們一會兒。”我又繼續動員。 11點多鐘，張維鵬高興地跑來報告：“軍座，一切都辦妥帖了。”他笑著對我講了經過。按計劃順利地扣押了第五十二師的師長、團長，他們的副師長、副團長也都規規矩矩地表示服從命令，隨全軍起義。
聽完張維鵬的報告後，我立即抓起電話對第五十二師副師長歐陽午說：“做好行動準備，接到命令就開始行動！”他連聲回答：“是！”而且把他對張維鵬表示的“服從指揮，擁護起義”的態度，又向我重複了一番。
隨後，我又打電話問隴耀和白肇學，監視暫編第五十二師的兵力佈置好了沒有？他們說早已佈置就緒。此時，對暫編第五十二師的控制有了一個眉目，我心裡又多了一分輕鬆。
處理過暫編第五十二師的事，已經是後半夜的1點鐘了。為能順利地指揮全軍起義行動，我把自己的指揮所移到了裕昌源麵粉廠——第五四五團團部，這個團的團長朱光雲，思想傾向進步，起義的態度很堅決。
在蠟燭光下我給鄭洞國和李鴻各寫了一信，總想勸他們與第六十軍一致行動。給鄭洞國的信原文是：
桂庭司令鈞鑒：
長春被圍，環境日趨艱苦，士兵飢寒交迫，人民死亡載道，內戰之慘酷，目擊傷心。今日時局，政府腐敗無能，官僚之貪污橫暴，史無前例，豪門資本憑藉權勢壟斷經濟，極盡壓榨之能事，國民經濟崩潰，民不聊生。此皆蔣介石政府禍國殃民之罪惡，有誌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軍隊為人民之武力，非為滿足個人私慾之工具，理應救民倒懸。今本軍官兵一致同意，以軍事行動，反對內戰，打倒蔣氏政權，以圖挽救國家於危亡，向人民贖罪，拔自身於泥淖。
公乃長春軍政首長，身系全城安危。為使長市軍民不作無謂犧牲，長市地方不因戰火而糜爛，望即反躬自省，斷然起義，同襄義舉，則國家幸甚，地方幸甚。謁誠奉達，敬候賜复，並祝
戎綏！
曾澤生敬啟。
給李鴻的信，內容基本一樣。
17日晨，天尚未明，即派政工處長姜弼武把信先送鄭洞國，後送李鴻。姜弼武回來後報告說：“見到鄭洞國本人了，他們正在開會，亂糟糟的。鄭洞國看完信回答說：“曾軍長要起義，請他自己考慮，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幹！ '”
國民黨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起義抵達哈爾濱車站時，受到群眾的歡迎
上午，鄭洞國派他的副參謀長楊友梅、長春市長尚傳道、省府秘書長崔垂言來見我。為了不讓他們知道我的指揮位置，就叫他們到第五四六團團部，我在那裡接見他們。
楊友梅見到我就賠笑說：“鄭司令官因職務累身，不便前來，派我們多多拜致副司令官，希望副司令官再從長計議。”我說：“我們什麼都計議好了，就是反蔣起義！”尚傳道忙接過去說：“鄭司令官講，過去哪些事情辦得不好，請副司令官多提出來。今後的事情，請副司令官多做主張。總希望副司令官從長計議，顧全大局。”
我說：“六十軍此舉完全是為了拯救自身，拯救長春十幾萬老百姓，非與鄭司令官有隙。假如鄭司令官有這樣看法，還請諸位回去多作解釋。”
楊友梅又說：“副司令官，軍人這樣做，是不夠恰當吧！”我立刻很生氣地駁斥他說：“你們說我背叛，對嗎？我們背叛無義，走向正義，難道不應該嗎？”崔垂言見我變了臉，慌忙解圍說：“楊參謀長的意思，是勸副司令官從長計議。”尚傳道也在一旁幫腔：“對，對，就是這個意思。”
幾個人把我糾纏得很不耐煩。正在這時，有人報告我：解放軍代表己經來了。
我急於回指揮所，於是很乾脆地對楊友梅他們說：“我們已經決心起義。請你們轉告鄭先生，假如他們願和六十軍一起行動，我完全負責代為聯絡；假如他要想先把六十軍剿滅再突圍，也只有聽便！”
說完，我手向外一指說：“你們走吧！”臨走時，楊友梅還討好地說：“這些問題，我負責在下午答复副司令官。”
從第五四六團團部回到裕昌源，解放軍代表劉浩正在等我。我們熱情地緊握著手，劉浩說：“解放區軍民，正忙著準備熱烈歡迎你們呢！”
劉浩也是雲南人，很直爽，很熱情，談了一陣我們就熟了。他笑著對我說：“曾軍長，去年夏天六十軍在吉林的時候，我就到過吉林，還和隴師長會面交談過，那時我就勸你們起義。”我說：“這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不能不如是耳！”相對笑了一陣，他又告訴我：“楊濱，就是給你當過副官長的楊重，現在長春外圍，他讓我問候你。”
楊重，是我過去的副官長兼特務營營長，1947年秋天才離開第六十軍的。到這時，我才確實知道。原來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從劉浩談話裡還知道：在六十軍內，從1938年就建立了中共地下黨組織，黨員不少，做了許多工作，連我設臨時指揮所這個團的副團長趙國璋，也是共產黨員，無怪乎團長朱光雲擁護起義積極。原來，這次起義的發動十分順利，得地下黨的暗中幫助不少。
10月17日下午，劉浩陪我出城到了解放軍圍城兵團政治部，唐天際將軍對我表示熱情的歡迎。我們抓緊時間，當面展開軍用地圖，把部隊交防及撤向解放區後方的具體安排確定後，於黃昏時又趕回我的指揮所，立即佈置當夜行動。入夜後，第六十軍部隊認真地將防地交給解放軍入城接防部隊，我和劉浩乘車到各團巡視後，即隨部隊撤出長春，沿公路開往九台地區集結休整。
天亮後，我們部隊正走在路上，蔣介石就派飛機轟炸我們。這是我們預料之中的事。由於有所防備，部隊既未驚慌混亂，也沒有遭到什麼損失，只是一些無辜的老百姓遭了殃。蔣介石的狠毒手段，更增添了官兵們的憤慨。我們進入解放區後，老百姓和解放軍同志，早燒好了開水，做好了早飯，熱情地迎接我們。
東北人民解放軍首長及肖勁光、肖華等一兵團的首長，對我們這支起義部隊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官兵們都感到是來到了一個新的天地，無不十分激動。
1949年元旦剛過，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布命令，把我帶的這支起義部隊完整地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十軍，我仍任軍長。
曾澤生率第六十軍起義，大大出乎鄭洞國的意料。 10月16日晚，睡夢中的鄭洞國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驚醒，兵團司令部值班軍官向他報告：六十軍有異動。
鄭洞國聽到這一消息後，大吃一驚，急忙穿衣起床，打電話把這一情況通報給第一兵團副參謀長楊友梅，令他設法弄清六十軍的動向。
午夜時分，新七軍副軍長史說、參謀長龍國鈞、新三十八師師長陳鳴等慌慌張張來到鄭洞國的辦公室報告說，六十軍可能發生了突變，所有的電話聯繫都中斷了。
鄭洞國為證實這一情況，親自給六十軍打電話，電話鈴聲響了很久，就是沒有人接。鄭洞國預感六十軍肯定是投向解放軍去了，垂頭喪氣地對史說等人說：“算了吧，他們要怎麼幹，就由他們去吧！”
史說有些緊張地問：“那突圍的事怎麼辦？我的部隊已按計劃開始調動了。”
鄭洞國苦笑了一下說：“現在還談什麼突圍？你趕快命令部隊立刻撤回原防地，並迅速向六十軍防區派出警戒。”
在史說等走後，多少還有些不死心的鄭洞國，一次又一次地往六十軍軍部掛電話，希望能得到確切的消息。電話最後總算是掛通了，接電話的是六十軍政工處長姜弼武。姜弼武對鄭洞國說：“司令官，曾軍長命我轉告您，六十軍已決定光榮起義。如果司令官贊成我們的主張，歡迎您和我們一同起義；如果您不贊成，我們也不勉強，就各行其是好了。”
鄭洞國還想找曾澤生講話，但被姜弼武給拒絕了。第二天，第六十軍起義的消息傳遍了整個長春市。楊友梅、史說、龍國鈞、長春市長尚傳道等都跑到鄭洞國這裡來打探消息。這時，姜弼武按照曾澤生的命令，給鄭洞國送來了他的親筆信。
鄭洞國看完信後，心情複雜，明知大勢已去，但仍一心想為蔣介石盡忠。他把信放到桌子上，冷冷地對姜弼武說：“信我留下了，恕不作复。請你回去轉告曾軍長，他要起義，請他考慮，要我和他走一路，我不干！”
隨後，鄭洞國把這封信的內容電告了瀋陽的衛立煌，並請示新七軍該如何行動。 10月17日下午，衛立煌按照蔣介石的命令，電令鄭洞國於次日上午率部隊從六十軍防地向城外突圍，屆時將派飛機轟炸掩護。
鄭洞國接到電令後，把新七軍的主要將領和兵團司令部的高級軍官召集到一起，研究突圍計劃。鄭洞國後來講述當時開會的情景說：
……到會的人哭喪著臉，默默無言。我再三要他們發表意見，只有我的一個老部下，新編第七軍暫編第六十一師師長鄧士富站起來說：“目前情況，突圍已不可能，我建議暫時維持現狀，以後再徐圖別策吧。”我只好採納他的意見。這一天，我感到很徬徨，非常苦悶。對當前局面如何維持，毫無辦法，真是度日如年。
10月17日拂曉，我佔領長春警備司令部督察處後，市民主動向我軍報告敵情
第六十軍的起義，對新七軍的官兵產生了強烈的震撼。 10月18日晨，當新七軍的官兵睜開眼睛後，驚訝地發現，長春市東半部市區已經被解放軍佔領，他們已處於解放軍槍口和大砲的直接威脅之下。新七軍官兵的士氣更加低落，思想上已被解除武裝。暫六十一師第二團團長姚風翔神情沮喪地對自己的親信說：“反正大勢已去，整個防禦體系已一劈兩半了，槍口朝著自己的屁股，既不能再守，也無法再逃，除了起義、投降，就是死路。”
新七軍軍長李鴻（1903-1988），湖南湘陰人，1927年7月畢業於黃埔軍校。 1928年任陸軍教導師工兵連連長；1937年，淞滬會戰中升任營長；1940年任稅警總團幹部教練所教育長兼學兵團團長；1941年稅警總團改編成新三十八師，李鴻任該師一一四團團長；1944年任新三十八師師長。李鴻的輝煌時期是在緬甸戰場上，曾被譽為“東方蒙哥馬利”、“常勝將軍”。抗日戰爭勝利後，李鴻率新三十八師進入廣州。 1946年2月，李鴻奉命率新三十八師開赴東北，參加內戰。 1947年4月，李鴻任新一軍副軍長；同年8月，出任新七軍軍長，固守長春。 1948年3月，六十軍放棄吉林，移駐長春，形成新七軍與六十軍共同防守長春的局面。
在東北我軍對長春實行長圍久困的過程中，特別是9月中旬遼沈戰役的砲聲打響後，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已開始考慮起義的問題，並且迅速下定起義的決心後，便精心部署起義的問題。而新七軍軍長李鴻卻病臥在床，不理軍務，將軍務交由副軍長史說代理。
由於李鴻不理軍務，所以當六十軍起義後，新七軍軍部沒有形成一致意見時，其所屬部隊便各行其是了。
在解放軍的包圍進逼和強大的政治攻勢下，新七軍前沿陣地的官兵紛紛自動向解放軍繳械投降。面對部隊的混亂狀況，新七軍副軍長史說束手無策。正當他徬徨不定、一籌莫展之際，前來探望他的天津《民國日報》駐長春特派記者楊治興趁機進言說：“目前突圍和困守都沒有前途，您是否有意聲明率部退出內戰，與解放軍商議停戰呢？”
史說和新七軍的其他將領知道軍心早已渙散，這個仗是沒辦法再打下去了，但他們又礙於鄭洞國的面子，不敢自做主張放下武器。聽楊治興這麼一說，史說不禁問道：“不知桂公意下如何？”
楊治興因急於促進長春和平解放，根據鄭洞國平日私下里對他說過的對國民黨腐敗不滿的一些言論，以自己的判斷佯稱：“桂公也有此意，不過依他的身份怎麼好出面講這種話呢？”
史說誤以為楊治興是鄭洞國派來傳遞信息的，當即高興地說：“既然桂公同意了，那一切都好辦了！”
在新七軍中層以下官兵主動與東北我軍聯繫時，新七軍上層將領並不是無動於衷。 “史說將一切情況告訴了正在臥病的李鴻，李鴻也很驚慌，要史說召集全軍營級以上的部隊長開會討論，徵求大家意見，再作決定。”李鴻在此並沒有表明或起義，或投誠的態度，而是將這個權力交給了營長以上的軍官討論會，由軍官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駐長春的國民黨新七軍的官兵紛紛向我投誠
據新七軍參謀長龍國鈞回憶，會議於上午10時召開，由史說主持，進行了兩個鐘頭，主張繼續突圍的人和反對突圍的人各執己見，彼此爭論，得不出一致的意見。最後考慮到突圍後可能的後果，便放棄了突圍打算，同意放下武器。
據時任新七軍暫編第六十一師二團團長姚鳳翔回憶，當晚新七軍派代表與東北解放軍進行了放下武器的商談，所確定的內容大致是：新七軍放下武器後，東北我軍保證新七軍官兵生命財產的安全；新七軍官兵不參加群眾鬥爭大會，東北我軍保障新七軍官兵不在群眾大會上受鬥爭；保留新一軍接收安插老弱和傷殘官兵的農場，並允許自由耕種；新七軍官兵願意參加革命工作的，東北我軍應給予工作，對不願參加革命工作的，應遣送還鄉；放下武器的部隊，於19日上午在原地集結，聽候接收；新七軍各部隊放下武器後，營以上軍官在新七軍軍部大樓集合，連以下軍官在新七軍教導總隊大樓集合，聽候處理。
新七軍代表彭克立、寧偉等人將商談結果帶回駐地後，已是19日清晨。
新七軍立即向所屬部隊下達了放下武器的命令。 “其實各單位已經早就做好了放下武器的準備，甚至連眷屬的行李也都捆好了，還有希望共軍早點派代表到他們的單位去提前接收（姚鳳翔：《新編第七軍放下武器前後》，見《遼沈戰役親歷記》，第391頁）。
新七軍與解放軍接洽投誠的事，鄭洞國事前毫無所知，完全被蒙在鼓裡。被困在銀行大樓裡的鄭洞國，此時已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他把長春的情況向東北“剿總”作了報告，不久，奉蔣介石之命來東北收拾殘局的杜聿明給自己的老友打來電報，告訴鄭洞國，他準備請蔣介石派直升飛機把他接出來，問他有無合適的降落地點。
鄭洞國復電：“現在已經來不及了，亦不忍拋離部署而去，只有以死報命。”
但鄭洞國的部下卻不願跟隨他“以死報命”。
在曾澤生率六十軍起義後，東北我軍是希望鄭洞國率部起義或投誠的。特別是中央軍委還考慮到：“鄭洞國是東北'剿總'副司令，是黃埔一期生，所率是蔣軍嫡係部隊，又佔據有堅固防禦工事的大城市，爭取其起義，對全國各大戰場的蔣軍官兵都是一個極大的震動，有很大的意義”（《肖勁光回憶錄》，第402頁）。
毛澤東在17日致林彪等的電報中還提到：“鄭洞國如能率部起義，可給以寬大待遇。如能公開宣布反美反國民黨反動統治，站在我方，則可照六十軍辦法對待，以影響衛立煌全軍。”（《毛澤東軍事年譜》，第679頁）周恩來於10月18日親自擬電報給鄭洞國，力勸鄭洞國起義，其原文如下：
洞國兄鑑：
欣聞曾澤生軍長已率部起義，兄亦在考慮中。目前，全國勝負之局已定。遠者不論，近1個月，濟南、錦州相繼解放，20萬大軍全部覆沒，王耀武、范漢傑先後被俘，吳化文、曾澤生相繼起義，即足以證明人民解放軍必將取得全國勝利已無疑義。兄今孤處危城，人心士氣久已背離，蔣介石縱數令兄部突圍，但已遭解放軍重重包圍，何能逃脫。曾軍長此次舉義，已為兄開一為人民立功自贖之門。屆此禍福榮辱決於俄頃之際，兄宜回念當年黃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舉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領長春全部守軍，宣布反美反蔣、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贊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行列，則我敢保證中國人民及其解放軍必將依照中國共產黨的寬大政策，不咎既往，歡迎兄部起義，並照曾軍長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時機急迫，顧念舊誼，特電促速下決心。望與我前線肖勁光、肖華兩將軍進行接洽，不使吳化文、曾澤生兩將軍專美於前也。
周恩來
10月18日。
周恩來擬了給鄭洞國的電報後，毛澤東還專門致電林彪等，要林彪等充分認識逼迫和爭取鄭洞國起義的重要性。 “望令各部對長春取威迫政策，堵其一切可能逃路，暫時不攻擊他，以促其變化。除派適當人員攜恩來致鄭洞國電，林彪及肖勁光亦可寫信給他外，還應選派適當人員與鄭進行談判。”（《毛澤東軍事年譜》，第679-680頁）由此足見我黨我軍爭取鄭洞國起義的誠摯態度。
10月19日晚8時，第一兵團副參謀長楊友梅派代表悄悄與解放軍代表進行談判，以不破壞武器、倉庫等作保證，得到了解放軍對他們集體繳槍的同意。當楊友梅把這一消息告訴鄭洞國時，無力回天的鄭洞國深深地低下了頭，默默地接受了這一事實。
為顧及自己的臉面，鄭洞國要求把投誠的日期定在10月21日上午6時，並要求解放軍在發表新聞時，不要說自己是投誠，而說是負傷被俘。
10月20日晚11時，“老實人”鄭洞國編造了一份戰報，給蔣介石拍去了最後一封訣別電，內云：
10月19日下午7時親電計呈，職率本部副參謀長楊友梅，及司令部與特務團（兩個營）全體官兵，及省府秘書長崔垂言共約千人，固守央行，於10月19日竟日激戰，斃傷匪300人，我傷亡官兵百餘人，入夜轉寂，但匪之小部隊仍繼續分組前來接近，企圖急襲，俱經擊退。今晨及午後5時，僅有零星戰鬥，薄暮以後，匪突行猛攻，乘其優勢炮火，竄占我央行大樓以外數十步之野戰工事。我外圍守兵，均壯烈成仁，恪盡據守大樓以內，兵傷彈盡，士氣雖旺，已無能為繼，今夜恐難度過，緬懷受命艱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變，李部覆滅，大局無法挽回，致遺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職當凜遵訓誨，恪盡軍人天職，保全民族氣節，不辱鈞命，惟國事多艱，深以未能繼續追隨左右，為鈞座分憂，而竟革命大業為憾，時機迫促，謹電奉聞。
職鄭洞國，10月20日夜11時親叩。
10月21日凌晨，解放軍獨立第九師第一團按時到達鄭洞國的兵團司令部，準備接受他們投誠。楊友梅命令特務團對空鳴槍，以示作了“最後的抵抗”，但很快就被解放軍制止。這就是國民黨中央社後來所報導的所謂“發出最後一彈”。當解放軍代表走進3樓會議室時，見有3個人坐在沙發上，便問道：“哪位是鄭司令官？”
“我就是。”鄭洞國緩緩地站起身來，神情有些緊張。
解放軍代表客氣地對他說：“我們的部隊已經進來了，請鄭司令官跟我走吧。”
蔣介石接到鄭洞國的訣別電大受感動，命令全文在報紙上發表。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以一篇題為《鄭洞國壯烈成仁，三百官兵全體殉職》的新聞稿，報導了長春失陷的消息，內稱：
中央社瀋陽23日電，據悉：孤守長春之東北剿匪總部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鄭洞國將軍，自市區戰起，率部堅守核心據點中央銀行大樓，與匪英勇搏鬥，嗣以彈盡糧絕，終於21日上午發出最後之一彈，壯烈成仁，所屬300官兵，亦全體殉職。鄭氏18日電致其夫人陳澤蓮女士稱：“望保重，永別矣！”20日致杜聿明、趙家驤及諸友好電稱：“現雖大勢已去，當奮鬥到底，以保吾黨革命軍人之忠貞氣節，希釋勞念！”
就在南京政府大肆吹噓鄭洞國“發出最後一彈”，蔣介石大張旗鼓地表彰為他“成仁”的鄭洞國並要求眾將領效仿時，放下武器的鄭洞國卻受到了肖勁光司令員和肖華政委的熱情接見和款待。面對一桌豐盛的酒席，鄭洞國的眼睛濕潤了，喃喃自語：“好幾個月來還是第一次吃這樣好的飯菜。”
經過5個月的城內城外對峙，東北野戰軍兵不血刃，解放了具有堅固城防設施的長春。至此，遼沈戰役第一階段勝利結束，蔣介石共損失了第一、第六兵團和地方部隊共計20餘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