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北平問題的和平解決，毛澤東、周恩來在西柏坡接見傅作義、鄧寶珊兩將軍時，明確提出：用“綏遠方式”解決綏遠問題，兩軍維持現狀，讓董其武做好內部工作，待條件成熟舉行起義。另外，把貿易、交通、郵電、金融搞起來，由華北人民政府派人協助董其武開展工作。接著，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三中全會報告中，對“綏遠方式”作了進一步闡述。
1949年1月8日，在北平第二次和平談判中，傅方代表提出平、津、塘、綏一齊解決。中央軍委答复，平、津、塘、綏均應解決，先解決平、津問題，後解決綏、塘問題。 16日，在第三次談判中，聶榮臻向鄧寶珊轉達中央軍委的意見：綏遠問題，準備採取一種更和緩的方式，留待下一步再解決，請他轉告傅作義。 22日，傅作義對外公佈和平解決北平問題協議的第二天，華北“剿總”歸綏指揮所主任、綏遠省主席兼綏遠保安司令官董其武飛抵北平，向傅作義表示，願追隨他走和平道路。
1949年1月21日夜裡，董其武在歸綏從廣播裡聽到傅作義與中共達成和平協議，宣布北平問題和平解決。董其武雖然早已料到遲早會有這麼一天，但是仍然感覺有些突然，使他又驚又喜，一種既興奮又不安的心情一起湧上心頭。新保安、張家口兩地解放後，董其武兩次打電話到北平，但都不是傅作義接的。一次是王克俊接的，一次是閻又文接的，他們只是告訴董其武：傅將軍很忙，心情也不太好，讓他聽候安排，掌握好部隊，不要亂，其他沒有再說什麼。這期間，董其武表面表現鎮靜，可內心有些惶惶然。所以，一聽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後，他就很想知道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詳細情況，隨即打電話到北平總部，要求派飛機接他到北平去看看。
1月22日，董其武下了飛機，直接來到中南海懷仁堂，謁見傅作義。
傅一見董面就說：“在這麼忙亂的時候，你幹什麼來啦？”
董說：“正是這會兒，才要來看看您。”
傅接著說：“你來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況給你談談。”傅稍微沉思了一下，慢慢地講了下去。他從遼沈戰役結束開始講起，講到他到南京參加軍事會議及在南京的所見所聞，使他堅定了脫離蔣介石的決心。返平後，通過冬菊與中共取得了聯繫，給毛澤東發了第一個電報，希望派代表來平談判。接著又講到南京派徐永昌、蔣緯國、鄭介民來平，拉攏與脅迫他率部南下，都被他回絕了。接著，又講到了他是冒著三個死來做北平這件事的。講到此，他加重了語氣說：“現在局勢的轉變，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轉不了的。我們要跟上歷史的潮流，堅定地走人民的道路。”
停頓了一下，傅又說：“你回綏遠後，告訴咱們的干部，在抗日戰爭時期，我把大家的家屬送到蘭州、寧夏去，是可以的。現在，不要看目前解放的地方還小，沒有解放的地方還大，形勢發展，很快全國都會解放，家屬再送到什麼地方都不是好辦法。除非你有錢，把家屬送到國外去，否則，就沒有你的立足之地。”
“走人民道路”這句話，董其武聽傅作義說不止一次了，但這次比哪次印像都深，涵義也廣，好像這次對他的啟示更明確，理解更深刻。這時，董其武急切地問：“既然如此，北平和平解放的條文中，怎麼沒有提到綏遠？”“綏遠問題，等我見到了毛主席之後再定吧。在第三次和談中，聶榮臻司令員曾對鄧（寶珊）先生說：毛主席說只要北平問題和平解決了，綏遠問題就會以更加和緩的方式來解決。至於如何和緩，等我見到毛主席再談。”
董其武聽了這段話，眼巴巴地盯著傅說：“我多年隨您做事，對您是言聽計從，您怎麼走，我就怎麼走。可是，綏遠的情況相當複雜，不能拖延，應儘早安排，免得夜長夢多。”
傅作義點點頭，表示贊同董其武的話，接著，傅又說：“這樣重大的事情，不是光幾句話就能辦成的，要認真做好準備工作，要給大家講明道理，認清利害關係，為了人民的幸福，為了全體官兵的前途，也為了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必須走人民道路。”
夜深了，傅作義與董其武還沒有休息。他們的談話明確了綏遠的去向問題，董其武要求傅先生及早派人赴綏，協助他做轉變軍政幹部思想的工作。
傅對董的請求，未加可否。踱步良久後用徵詢的口氣說：“你看衛景林如何？”
“張家口戰役後，他回到了北平嗎？如他在北平，當然好。他到綏遠後，能幫我辦好多事，能起很大作用。”董其武很有信心地說。
“他回北平了，現在就在家裡，沒事幹。”傅停了一下，又接著說：“這樣吧，我讓王贊臣（傅部人事處長）先打個電話，通知他一聲，然後你再打電話請他去。”
夜裡12點許，董其武要通了衛景林家裡的電話，說：“今天與傅先生整整談了一天，明確了綏遠也要走北平的道路，明天我就要回歸綏了，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綏遠，幫我做些工作。”
衛景林說：“我接到了王子襄（王贊臣的字）的電話，說傅先生要我考慮是否隨董主席回綏遠幫助做些起義工作。依我本人看，既然綏遠也準備走北平的道路，我去不去用處不大。”
董說：“正是要走起義道路，所以事情才更多，需要人，問題並不那麼簡單，一定會有復雜的鬥爭。再說，你到綏遠後，隨綏遠一起起義，這也是立功的機會。”
衛思索了片刻說：“那好吧，明天什麼時候走，我還有點家務事處理。我老婆剛生孩子，才三天，還住在醫院裡，我總要到醫院和她說一聲吧。”
“當然，當然。那我明早乘車去接你，爾後去醫院，從醫院出來，直接到東單上飛機。”
衛景林就這樣隨董其武到了綏遠。
1949年1月28日下午，在綏遠省府東院董其武公館的小會議室裡，綏遠省軍政首腦正在開會。
會議從下午1時就開始了。以國民黨綏遠省黨部委員、省建設廳廳長潘秀仁，省財政廳廳長張遐民為首，一上來就以陶卜齊國民黨綏遠駐軍與解放軍西北野戰軍第八縱隊發生武裝衝突，歸綏以東60華里地區已完全解放為由，提出要董其武立即行動，向西撤退至河套地區。他們還說：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後，綏東解放軍求戰情緒高昂，紛紛要求向西進軍，特別是旗下營這一戰，國軍潰敗，解放軍定會乘勝追擊，企圖佔領歸綏。因此，歸綏全城早已驚恐萬狀，軍民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亂作一團。據屬下匯報，有的機關單位已經開始焚燒卷宗、檔案；有的官員及富商，有汽車的，收拾細軟，攜帶家眷早已捷足先登，逃之夭夭了；沒有運輸條件的，也已拖兒帶女，聚集火車站，爭坐最後一趟西去的火車，向包頭方向撤退。誰都知道，後套糧多，容易補給，難道我們這些負有領導職責的人，連這點婦孺皆知的常識也不懂嗎？我們如不趁此有利時機趕快組織黨政軍西撤，後果將不堪設想，也將無臉以對領袖，以對黨國！ （衛景林：《綏遠之光》，《內蒙古文史資料》第八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這夥人的發言，慷慨激昂，多有不尊董主席之詞，故意誇張事態，製造緊張空氣，企圖威脅董其武立即作出西撤之決定。
另外一派，即所謂的親傅派或者說是傅作義之嫡系派，這其中有：駐綏部隊指揮所副主任孟昭弟、參謀長王興、獨立第七師師長張世珍、二五八師趙曉峰、三一○師長張副元，隨董由平來綏的衛景林以及綏遠省參議會議長張欽、副議長閻肅、高等法院院長於存灝、土默特旗總管榮祥等一些地方人士。他們認為：國民黨敗勢已定，這是誰也挽救不了的歷史潮流，現在解放軍已經兵臨城下，綏遠只有效仿北平方式，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否則別無出路。你一言，我一語，陳述著不能西撤的理由。最後，指揮所參謀長王興歸納了大家的發言。
他說：一、從目前看，陶卜齊戰鬥是局部的戰鬥，因為其他方面沒有發現解放軍進攻的徵候，因此，在處置的時候，也不必採用牽動全局的做法。二、綏遠部隊的戰士，絕大部分是從當地徵集來的，鄉土觀念十分嚴重，不撤退還能穩定一時，一旦西撤，勢必引起大量逃亡，造成局勢混亂，不可收拾，無法控制，我們這些人都將變成光桿司令。三、包頭以西的地區，無險可守，如果還打算繼續西撤，投靠二馬（馬鴻逵、馬步芳），那就更不可能了。二馬之所以和我們有信使來往，取得聯繫，是因為我們目前還有一定的實力，可以做他們的擋風牆。如果我們放棄了綏遠，去投靠他們，那時，他們就會看不起我們，你就是給他們下跪，也不會收容我們。四、如果打算將後套地區作為根據地，放棄歸綏一帶固有地區，上山去打游擊，那就更是“班門弄斧，自取滅亡”。 （孟昭弟、趙曉峰：《九·一九起義的片斷回憶》，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王興的分析有理有據，在場的多數人頻頻點頭，表示同意，原來還被主撤派的說法攪得迷惘的人也清醒了過來。
董其武主席的內心，非常同意王興的分析，但在表面上，對兩派的發言都未置可否。他心想，這樣辯論辯論也好，事情越辯越明嘛！其次，他不加可否還有另外原因，那就是：反正我不下命令，誰也不能把部隊和機關拉走。最後，他抓住會場短暫冷靜、無人發言的機會，為會議作了結論。他說：“維持現狀，不戰不逃，以觀其變。散會！”
1949年2月上旬，北平解放後不久，林彪、聶榮臻、賀龍等諸將領在北平飯店宴請傅作義將軍。席間，林彪對傅作義說：“在通縣談判時，決定綏遠問題在北平解放後再談，現在中央決定綏遠問題由賀龍與傅將軍商談，請傅將軍指定談判人員。”
賀龍司令員接著說：“解放軍方面李井泉（當時任晉綏邊區黨委書記兼軍區政委）、潘紀文（當時任綏蒙區黨委城工部長）兩位同志為代表，綏遠方面請傅將軍指定人員，就在北平進行商談！”
傅作義將軍早已成竹在胸，未加任何思索即說：“那就讓王克俊、周北峰、閻又文三人為代表吧。”（周北峰：《綏遠九·一九起義側記》，《內蒙古文史資料》第八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此後，雙方代表在北平飯店設立了聯絡辦事處，開始了秘密協商綏遠和平協議。
在秘密協商初期，雙方代表共同學習了毛澤東關於“綏遠方式”的幾次談話，在逐漸提高思想認識的基礎上，於3月23日，雙方達成了“暫維現狀、劃界駐軍、平綏鐵路全線通車、人民幣在綏遠全境流通使用和互派聯絡員等條款。”
根據上述條款，代表們首先談了解放軍綏蒙軍區姚哲司令員的部隊與董其武部隊的就地停火問題。
談判由李井泉任組長，當傅方代表提出董其武對停火線的劃定要求時，李井泉經過與華北局、綏蒙人民政府聯繫後，在五萬分之一的地圖上標定了一條停火線。這條線的擬定是從卓資山旗下營北山後大灘到清水河縣境內的黃河北岸喇嘛灣村。停火線經過幾次與董方電報來往協商，意見基本一致。唯獨在喇嘛灣村的歸屬上出現了分歧。喇嘛灣村當時已是解放區，由於該地緊靠黃河，用水方便，加之土地肥沃，很適合種鴉片，董方堅持要劃到董的駐防，而我方以已是解放區為由，不肯讓出。和平談判第一次發生了分歧。
恰在此時，賀龍、李井泉要離平去前線，中央決定綏遠和平解放的商談由華北局聶榮臻司令員、薄一波政委負責。由於李井泉離平，華北局又增加了張友漁為談判代表。從此之後，就在聶、薄的領導下繼續進行協商。
3月29日凌晨3時，雙方代表繼續會談。剛一開始，王克俊拿出董其武致傅作義的電報，其內容要點為：國共兩黨的全面和談即將開始，如成功，綏遠問題自隨之解決，如不成功，綏遠本邊陲之地，亦無關重要。現雙方如互派代表處理問題，恐惹出意外之事，使綏遠補給有被斷絕之可能。關於交通貿易諸問題，可由人民自行在平互商解決，以人民身份進行交易。
中共方代表傳閱此電之後，對此電產生了懷疑，認為此電很可能是傅方偽造出來的，作為拖延商談或討價還價的口實。
潘紀文代表當即表示不滿，說：“我們是以傅作義將軍為商談對象的，與董其武將軍無直接關係。如傅將軍自認為不能代表董將軍，不願再談下去，即可停止談判。如認為可以代表董將軍，我方願意繼續商談。我們不因董將軍有此一封來電，即拒絕談判，是否繼續談下去，由傅作義將軍決定。”
傅方代表考慮再三，最後表示願意談下去，並確定由傅將軍派人去做董的說服工作。
談判進行到4月1日，雙方都拿出了事先準備好的協議草案，作具體的一條一條的協商，爭論很多，也很激烈，在很多問題上達成了共識，進展很大。但仍有以下五點分歧：
一、在劃界上，我方要求傅方讓出喇嘛灣，傅方表示須徵得董其武的同意。傅方要求所劃烏蘭花北20里之界線應北延至國界，我方認為蒙古人的地區不划為宜。
二、在交通上，傅方仍主張鐵路分段管理，如統一管理，除給綏遠另外特殊照顧外，董有調運鐵路車輛權。我方堅持統一管理，但對後者可以考慮給董以運輸上的便利，運費上的照顧，具體辦法由鐵道部擬定。
三、在金融問題上，傅方提出的白洋交人民銀行駐綏辦事處向平津等地兌換，在比價上予以照顧，我方表示可以酌辦。
四、在貿易問題上，傅方同意前幾次所談結果，但補充一點，即雙方公營貿易機構向私人買賣貨物，須向對方公營貿易機構登記。
五、傅方要求綏遠部隊夏季服裝由華北人民政府協助解決或將在北平接收“剿總”的布匹，退給董部，我方表示此事不在商談討論範圍之內，只能回去向主要負責方面反映。
在這次商談結束時，傅方提出：如綏遠軍政費由人民政府負責，鐵路便可統一管理；如華北人民政府只協助解決部隊服裝，鐵路仍須分段管理。
針對談判中存在的問題，周恩來副主席及時指示我方談判代表：應冷靜地考慮他們提出的條件，要理解他們的愛國心願，他們希望和平解決綏遠問題的思想是主導的，但也有幻想、顧慮，也有他們自己的難處，有許多是我們不理解的，想像不到的困難和想法。所以允許他們有思想反復和暫時的觀望、拖延，但我們要堅持“綏遠方式”不變。
4月9日早晨5時至7時，雙方代表又進行了談判。這次談判，雙方意見基本趨向一致。關於交通問題，決定維持統一管理，照顧綏遠一方的原則以我方草案為基礎，略加文字修改。但在附註中說明：俟傅作義立即派人赴綏，經與董商量後，始作最後決定。關於劃界問題，根據雙方草案，劃一折衷線。關於綏遠部隊的服裝問題，決定由傅方另與聶、薄直接商洽。
至此，商談協議的工作，暫告結束。
4月27日，傅作義將軍派周北峰、王克俊到華北局見薄一波並提出三點請求：
一、請求我方在北平接收的原華北“剿總”的布匹（據說約兩萬尺）撥給綏遠部隊做夏裝；
二、請求薄政委安排時間與傅將軍談一次話；
三、給傅兩份參考消息看。
薄政委對周、王提出的三個問題的第二、第三兩個問題，當即答應。唯對第一個布匹問題須請示中央以後再定。
28日上午，薄一波政委將談判情形向中央作了詳細匯報，毛主席、週副主席了解詳情后，即令我方代表全部同意傅方所提條款，於是協議草案很快達成。
傅將軍為了加速綏遠的進程，在達成協議的第二天，就派原一○四軍軍長安春山、傅的隨從參謀劉庸生，攜帶協議草案和雙方軍隊駐地臨時分界圖赴綏，請董其武將軍校核協議，並傳達傅將軍的講話。
傅作義說：“毛主席指示：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綏遠就不用兵了。告訴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內部的工作，在他認為適宜的時候舉行起義。要體會毛主席留待綏遠起義的寬大政策，團結一致，實行完整的起義，勿使部隊分裂，致使人民遭受損失。”
董其武聽了劉庸生、安春山二位的傳達，深深感到：中共中央及毛澤東對綏遠起義的政策實在是偉大英明，毛澤東對他及綏遠的軍政幹部不咎既往，親切關懷，他從內心深處感到溫暖。他說：“幾個月來，特別是自從綏遠和平解放秘密談判以來，我的思想顧慮重重：一怕蔣介石聞到和談風聲，馬上停止對綏遠軍政方面錢餉及物資的供應，造成綏遠部隊和政府工作人員生活困難與軍心動亂，不好維持餒遠的局面；二怕綏遠部隊中的中央系（原一一一軍與騎兵整編十二旅）及雜牌部隊向解放軍挑起事端，造成對實行“綏遠方式”的不利；三怕國民黨特務挑撥離間、公開搗亂破壞，延長起義時間，或影響完整起義。所以，這幾個月，我是正處在各種矛盾的旋渦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現混亂，造成內部分裂。”
董其武說：“至於綏遠各族人民和部隊士兵，是歡迎和平的，下級幹部大多數反對內戰，傾向和平。但由於多年來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和嚴厲查禁、封鎖進步書刊，加上對北平和平解放的歪曲和造謠，不少人對共產黨不了解，存在著對自己信任不信任、使用不使用、算不算歷史上的舊賬、身家安全有沒有保障等一系列顧慮。在中上層幹部中，有少數人存在對立、恐懼心理和情緒。如果驟然提出和平解放綏遠，將會發生意外事變，影響起義的順利進行。因此，必須因勢利導，由上而下，由淺入深，既要依靠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支持，又須保持各派勢力的平衡；既要限制特務的破壞活動，以保障進步分子的安全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又不敢公開逮捕和鎮壓張慶恩等特務分子。所以，我的工作和處境是非常困難、複雜的。但是，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這樣關懷綏遠問題，這樣信任我董其武，給我增添了戰勝困難的勇氣和力量，我決定：迅速分別召集軍政和地方首腦共同研究和平協議草案，並傳達傅作義將軍的講話指示，你們二位對此安排有何意見？”
劉庸生與安春山對於綏遠情況不甚了解，自然提不出什麼不同意見。於是，在綏遠軍政和地方代表人物中，董其武首先傳達了傅作義的講話，然後逐條、逐句、逐字研究討論協議草案。
頃刻間，各類人員的嘴臉暴露無遺。概括起來，可分為以下五類：
1、多數人認為，中國共產黨既住不咎，寬大為懷，繼“北平方式”之後，又提出了更加和緩的“綏遠方式”，等待我們這些人慢慢覺悟，什麼時候我們認為條件成熟了，再實行完整起義。我們應該體會中共對綏遠幹部的親切關懷和使綏遠各族人民免遭戰爭苦難的良苦用心，積極響應，做好自身工作，盡快實現綏遠和平解放！
2、少數人認為，現在條件尚不成熟，談什麼劃界、通商、接通鐵路等等都為之過早。所以，我們對這所謂的協議，無法表態。
3、也有少數人，如同在雞蛋裡挑骨頭，對每一條、每一句都要提出這樣或那樣的修改意見。很明顯，這些人思想的基本點，就是要否定協議。
4、更有甚者，謾罵協議是投降書，說什麼“傅作義出賣了北平，現在又來出賣綏遠”。
5、極個別人怒氣沖衝，還聲言要以武力進行威脅。說什麼“老子手裡有兵，不能當屍包，談不成就打”。
董其武認為，有分歧意見是正常現象，但絕對動搖不了綏遠走人民道路和接受和平協議的意向和決心。於是，在傳達協議草案和傅作義講話後，董其武一方面做個別人的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一方面派原綏遠省幹部訓練團教育長康保安代表他去北平，向傅作義匯報對協議草案的修改意見，並履行簽字手續。
參加綏遠和平解放協定簽字儀式的雙方領導人：傅作義（右三）、唐延杰（右二）、蔡樹藩（右一）、藍公武（左二）等
康保安到北平後，詳細向傅作義陳述了修改協議草案的過程、修改了哪些條款及修改的依據，經傅作義完全同意後，才交雙方開會協商，雙方一致同意董其武的修改意見。至此，綏遠和平協議已經達成。
1949年5月28日，對於傅作義、董其武以及綏遠廣大人民、駐綏國民黨軍官兵、綏遠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來說，是一個意義非常重大的日子。這一天，在故都北平，在天安門前西交民巷的華北局機關所在地（原銀行俱樂部），隆重舉行了《綏遠和平協議》簽字儀式。 10時許，當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劉秀峰、藍公武，華北局書記兼華北軍區政治委員薄一波、中共方面談判代表張友漁，以及傅作義將軍、傅方談判代表王克俊、周北峰、綏遠董其武的代表康保安等，緩緩走向簽字大廳時，他們愉悅的心情，集中表現在互相問候、互道祝賀之中。董必武代表華北人民政府首先在協議上簽字，隨後，康保安代表董其武在協議上蓋了董其武的個人名章。簽字儀式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
當天，毛澤東主席就批准了《綏遠和平協議》，並在中南海豐澤園接見傅作義。接見時，在座的有周恩來、朱德、聶榮臻、薄一波、陶鑄等人。被接見的還有鄧寶珊、周北峰、閻又文。毛主席說：“你們商談的條款我已看了，就按那樣執行吧。不過，不要登報，因為你們沒有寫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綏遠和平解放。不然別處都要'綏遠方式'，我們就不好辦了。”
1949年6月8日，《綏遠和平協議》正式生效。協議原文如下：（裴周玉：《綏遠方式的勝利》第二章，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
依據3月23日北平飯店會談暫維現狀，以便改進思想準備將來作進一步改革工作之基本精神，關於綏遠劃界、交通、金融、貿易及派遣駐歸綏聯絡機構等具體問題，經雙方協議如下：
A、關於劃界問題：
一、雙方同意以陶卜齊與白塔間之古立板烏素為中點，向北、向南劃定界線，停止一切衝突，並儘可能撤退沿線駐軍，和平相處。其界線為：自古立板烏素向北經莊于上、保二合少與奎素之東北，經小小泉、三道溝、水壩子、天橋子、巨成灘、沙拉木兔、五雞（東）後哈卜齊、北克莎、留犋牛、羊坡子、東西鉅子（西）、北路（西）至東營以北；西向經雞登、官府、白旗在南、至哈里善兔與羔沙兔之間；由古立板烏素向南，經南地、新營村以東，經五色忽洞、水林溝、舍必崖（西），西向經二道營、前水泉（北）、馬群溝（北），至鬥成窯、黃家、一間房子，至烏不浪，西向經入楞溝、米糧溝（北）、子兔（南）、楊喜梁（北），南向經小烏拉西蓋（東）、黃家水泉（西），北經小石（北）至黃河岸。
二、界線經過之村莊，自古立板烏素以南者（包括古立板烏素）歸華北人民政府管轄，以北者由董其武將軍管轄。
三、為防止土匪利用所劃界線滋擾人民，今後發現土匪時，雙方協同剿除之。
四、所劃界線以西曾經進行社會改革地區，應保護群眾一切既得利益，嚴禁一切報復行為。
B、關於交通問題：
一、雙方同意包頭至白塔段之平綏鐵路，應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鐵道部統一管理。
二、舊有職工原則上暫不更動。
三、購票以人民幣為計算標準（包頭至白塔段銀元與銀元券得按牌價折收，路局所收銀元與銀元券，得按牌價在董其武將軍管轄區域使用）。
四、對董其武將軍所屬軍政之公用運輸，在改造思想之過渡時期，予以特殊之優待及便利，其詳細辦法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鐵道部與董其武將軍依此原則另行商定。
五、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鐵道部統一管理之下，設平綏鐵路西段管理處，其組織辦法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鐵道部規定之。
C、關於貿易問題：
一、雙方同意根據自由貿易原則，互相進行貿易，不得阻礙留難，並不得在邊界徵收出入口稅，但所有雙方公私商人，均不得攜帶違禁品並不得有違法行為。
二、公管貿易：華北人民政府在歸綏，董其武方面在北平，各設一貿易機構（雙方所設貿易機構得派員至包頭、天津依法進行貿易），以下列兩種方式經營貿易業務：
甲、雙方貿易機構，訂立合同，辦理貿易。
乙、雙方得與私商直接貿易。但傾向當地主管貿易機關辦理登記。
D、關於金融問題：
一、銀元、銀元券與人民幣在董其武將軍所管轄區域內均得自由流通。
二、中國人民銀行在歸綏設一辦事處，辦理下列業務：
甲、歸綏與華北區間之商業匯總。
乙、代貿易機關辦出納手續。
宣讀綏遠和平解放協定條款
丙、根據市場自然價格，與歸綏之綏遠省銀行協商決定人民幣與銀元、銀元券之比價，並掛牌公告。
三、為幫助董其武將軍克服金融財政上之困難，依據實際情況，酌量收兌若干金元券（比價數額另定），並得以人民幣預定貨物。
E、派遣駐歸綏聯絡機構問題：
華北人民政府在歸綏設立聯絡處，與董其武將軍及其所指定之人員，協商解決一切臨時發生之具體問題，並負責領導中國人民銀行與貿易總公司駐歸綏辦事處，並得與當地軍政人員聯絡感情。
依據上述各款，由華北人民政府及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鐵道部派駐董其武將軍所管轄區域之人員，與董其武將軍派駐北平貿易機構之人員，雙方相互負責保證其安全。
F、其他：
一、解放區書報得在董其武將軍所管轄區城內自由流通，目前除由董其武將軍自行大批購進以供軍政幹部學習、進行思想改造外，並在歸綏約定書報代辦所，以便人民自由訂購。
二、董其武將軍應即自行整飭軍隊，並停止一切擴軍措施，使勞動力盡量轉入生產。
三、董其武對特務分子，應即自行解散其組織，停止其活動，並令其離綏。
……其他本協議未涉之問題，另行協商解決之。
1949年9月16日上午，綏遠省辦公廳主任李忠孚根據董其武的授意，草擬好了起義通電電文，董其武、李世傑等同意後，呈傅作義閱，傅也未提出意見。董將電稿分成兩半，叫閻又文、李忠孚迅速謄清，以便速送電台發往北平，呈毛主席核閱。
毛主席看了通電稿後說：“要把蔣、李、閻的全名寫出來，這是歷史文件，免得後人不知道'蔣、李、閻'是誰。”北平回電，傳達了毛主席的這個指示。
董其武遵照毛主席指示，在電稿上寫上了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的全名，爾後特用虎皮宣紙將電文繕好，準備簽字時用。
9月19日上午，對於綏遠部隊和人民來說，是個極其莊嚴隆重的時刻，綏遠軍政幹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以及鄧寶珊將軍所部駐包頭附近的第二十二軍代表，在省銀行包頭分行禮堂舉行了簽字儀式。
董其武首先拿起毛筆，在起義通電上簽名。按照名單次序，第二是孫蘭峰，孫當時雖然經過傅將軍的第三次談話，同意起義，但現在還在醫院裡，沒有來到簽字現場，董順手拿起一個小茶碗，扣在他自己名字的後邊，留待孫補簽。其他30多人，依次簽了名。時間不長，孫蘭峰趕來了，在扣小茶碗的地方，籤上了自己的名。
39人簽名後，中午舉行了會餐，慶祝光榮起義。下午1時，傅將軍在銀行院內對軍政幹部講了話。他說：“我過去一度把大家領到錯誤的道路上去了，這要我來負責。現在，我把大家領到光明大道上來了。希望大家在毛主席、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學習，自我改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今後如果誰自己走錯了路，那要自己負責。”
當天下午，董其武等在祖國北部邊疆重鎮——包頭，莊嚴地向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和華北軍區聶榮臻司令員、薄一波政委發出了起義通電，電文是：
毛主席、朱總司令、聶司令員、薄政委：
我們全體官兵和各級行政人員，今天在綏遠發動了光榮的起義，並莊嚴地向人民宣布：我們正式脫離依靠美帝國主義的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等反動派殘餘集團，堅決走到人民方面來。綏遠和平解放，我們得慶新生。全體軍民謹以無限忠誠，向人民領袖毛主席、朱總司令致以崇高的敬禮！北平和平的成功，啟示了我們：和平是全國人民迫切的要求與願望；教育了我們：過去戡亂的政策是錯誤的；提醒了我們：唯有在中共領導下，團結各民主階級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人民服務，才是對的。因此北平和平之後，我們迫切的願望，就是期待由北平和平促成全國人民一致要求的和平，在中共領導之下，迅速開始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但是事實一天一天證明，反動派沒有絲毫的覺悟和悔改，而是變本加厲地投靠帝國主義，乞憐於帝國主義。反動派和人民的願望是完全相反的，人民要和平。反動派正是處心積慮的破壞和平。閻錫山斷送了山西人民的生命，從太原飛到廣州當了反動的行政院院長，狂吠所謂“日本複興中國論”。積極從事與日本軍國主義反動派勾結，陰謀引導日本強盜再來侵略中國國土，再來屠殺中國人民。
我們參加過辛亥革命，我們參加過大革命戰爭，我們尤其自始至終堅持對日抗戰，熱血灑遍長城各口。民國22年長城抗戰中，當無恥的何梅協定正在簽字的時候，也正是我們在懷柔附近對日本侵略者西義一師團堅強奮戰並予以嚴重打擊的時候。繼此之後，我們在綏東抗戰，向百靈廟日本侵略內蒙的根據地襲擊。 “七七”全面抗戰展開後，我們參加了平綏線的南口戰役，山西的平型關會戰，太原守城，文水交城離石各戰役，綏南戰役，反攻包頭，克復五原。我們雖然缺乏武器，缺乏彈藥，但我們打到底，我們雖然吃過馬料、吃過沙土，但我們為了民族復興國家獨立，堅持到底。我們綏遠人民在抗日戰爭裡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一切的節約貢獻了抗戰。我們綏遠人民拿出了生命熱血，用一切的力量支持了抗戰。我們的抗戰目的是為了打倒帝國主義，爭取中國獨立、民主、自由和平、富強。今天反動派卻又勾結日本強盜來屠殺中國的人民，我們憤慨，我們抗議，我們堅決的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可曾想過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目的是什麼？全民族八年苦戰犧牲了無數生命財產又是為什麼？這樣倒行逆施，將何以對孫中山先生，將何以對死難先烈。
這一切事實教育了我們：使我們看明白反動派已經走到了死亡的末路，在過去反動派與帝國主義勾結還要用些花言巧語來欺騙人民，到了反動派臨近死亡的時候，他們就再也顧不得什麼羞恥，只有原形畢現地匍匐在帝國主義的腳前搖尾乞憐，妄圖作垂死的掙扎。
這一切事實教育了我們：使我們從蒙蔽中清醒過來，看明白反動派和人民的利害是相反的，和革命的利害是相反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利害，和官僚、買辦資本家的利害，和封建地主的利害原來是完全一致的。
這一切事實教育了我們：使我們看明白，這些封建殘餘、官僚買辦資本家、帝國主義奴僕三位一體的中國反動派，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叛徒，是無恥地出賣民族的敗類。
我們既從蒙蔽中明白過來，從苦悶矛盾中解脫出來，我們就再也沒有理由替這些自私自利、無羞無恥的反動派作戰，我們就再也沒有理由違背革命的初衷、自毀抗戰的光榮而為反動派效力，我們就再也沒有理由跟著反動派殉葬，而必須堅決地脫離反動派殘餘集團，來向人民靠攏，來為人民服務。我們於北平和平之後，經過半年的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確切認定，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必須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各民主階級及中國境內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共同努力，才能徹底完成。這個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深深感到只有在這個總的方向之下努力奮鬥，才能達成人民的願望，才能符合我們革命抗戰的光榮歷史。我們現在就是依照這個正確的方向發動起義，實現綏遠和平，脫離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等反動派殘餘集團，堅決走到人民方面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努力學習，自我改進，和全國人民一齊起來粉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任何陰謀，消滅反動派一切殘餘勢力，實現新民主主義即革命的三民主義，和平建設新綏遠，和平建設新中國。我們熱切期望人民領袖毛主席、朱總司令及各界民主人士指導我們，教育我們，使我們能在新社會中忠實地為人民服務，我們高呼：
毛主席、朱總司令萬歲！
前西北軍政副長官兼綏遠省政府主席董其武
前第九兵團司令官孫蘭峰
前第九兵團副司令官兼第一一一軍軍長劉萬春
前晉陝綏邊區副總司令俞方皋
前陸軍第二十二軍副軍長兼八十六師師長胡景通
前陸軍第三一○師師長張副元
前陸軍獨立第七師師長張士珍
前陸軍第二五八師師長趙曉峰
前陸軍第二二八師師長楊仲璜
前陸軍第三二○師師長馬逢宸
前陸軍第三二六師師長王崇仁
前陸軍第三一九師師長張璞
前騎兵整編第十二旅旅長鄂友三
前騎兵整編第十三旅旅長高理亭
前獨立第三旅旅長喬漢魁
前騎兵第五旅旅長安恩達
前騎兵第十一旅旅長陳秉義
前綏遠全省保安副司令孟昭弟
前歸綏警備司令張潛
前包頭警備司令陳玉甲
前綏西警備司令於霖瑞
前保安第二旅旅長張振基
前保安騎兵第四旅旅長張漢璉
前保安騎兵第六旅旅長鎢鄔青雲
前第三十二兵站分監王度
前綏遠省參議會議長張欽
前綏遠省參議會副議長閻肅
前土默特旗總管兼綏遠省政府委員榮祥
前綏遠高等法院院長於存灝
前綏遠境蒙政會委員兼綏遠省政府委員胡鳳山
前國民政府立法委員辛崇業
前國民政府監察委員楊令德
前國民政府監察委員陳志仁
前國民政府監察委員梁子才
前國民政府監察委員奇世勳（蒙旗）
前國民政府監察委員任秉鈞（蒙旗）
前綏遠全省回教協會理事長吳桐
前綏遠全省回教協會副理事長吳耀庭
前綏遠全省回教協會常務委員王質武
9月19日
毛主席、朱總司令與華北軍區聶司令員、薄政委於9月20日向綏遠起義將領董其武等發了賀電！
毛主席、朱總司令復電全文：
董其武將軍及在貴將軍領導下的綏遠軍隊全體官兵政府工作人員和各界同胞們：
看了你們9月19日的聲明，你們的立場是正確的，自從傅作義將軍領導北平和平解放後，人民表示歡迎，反動派表示反對，反動派還企圖破壞綏遠軍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終歸失敗，你們已經率部起義，脫離反動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們團結一致，力求進步，改革舊制度，實行新政策，為建設人民的新綏遠而奮鬥。
毛澤東朱德
1949年9月20日
聶司令員及薄政委也電賀綏遠和平解放：
董其武將軍暨綏遠起義全體將士各級行政人員：
接讀9月19日通電，宣布脫離依靠美國帝國主義的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等反動派殘餘集團，參加人民革命陣營，使綏遠獲得和平解放，我們於欣慰之餘，特致熱烈的祝賀！從此華北全境之內國民黨反動派所妄圖作為最後掙扎的據點宣告掃除，這對全華北今後建設的事業和華北軍民支援全國解放戰爭最後勝利的事業，均極為有利，國民黨反動派殘餘集團完全消滅之期在邇，開創中國50年曆史新時期的嶄新的人民共和國業已誕生，尚望團結部屬與華北及全國解放區軍民親密合作，安定地方秩序，肅清反動派一切殘餘勢力，並以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教育部隊，改造思想，改變作風，力求進步，把綏遠建設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區，把軍隊改編成為真正的人民解放軍，為建設新綏遠新華北及徹底解放全中國而奮鬥。
聶榮臻薄一波
9月20日
解放區的原綏蒙（後改綏遠省）區黨委機關報《綏蒙日報》，代表綏東解放區7個縣與80萬人（全綏遠省當日當時200萬人）及各族人民與黨政軍領導機關也發了賀電（裴周玉：《綏遠方式的勝利》，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
董其武，當時系國民黨綏遠省政府主席、省保安中將司令和華北“剿總”歸綏指揮所主任。他在建國後曾撰文回憶了綏遠起義的過程，現摘錄如下：
起義的前因
1949年1月21日，北平正式和平解放。之後，我於9月19日在綏遠率部舉行了光榮的起義。起義的勝利，主要是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和傅作義先生不斷引導我走人民道路的結果。
董其武在慶祝綏遠起義一周年大會上講話留影
我在綏遠經常收聽新華社的廣播，從中知道國民黨軍隊處處潰敗，解放軍節節勝利的情況。尤其是1948年11月初，聽到整個東北解放的消息，預感到解放軍勢必源源入關，華北局勢已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 12月中旬，傅部第三十五軍在新保安被包圍。第三十五軍是傅先生親自培養、訓練的一支主力部隊。如果這支軍隊被殲滅，不但對傅的精神上是個極大的打擊，而且直接影響整個華北局勢。結果，這支部隊於12月下旬被解放軍殲滅了。接著解放軍又解放了張家口，傅部第十一兵團和第一○五軍也全部被殲。同時，由東北入關的解放軍大兵團和華北解放軍大兵團分別分割包圍了平、津、塘。
北平被圍以後，為傅先生設想，我有幾種考慮。一是打。怎麼打？北平城不適宜防禦，很難守住。依城野戰呢？而傅先生的基本力量已經損失很大，部隊人數雖然不少，得力的部隊不多。更其要考慮的，北平是祖國文化古都，一打勢必造成很大破壞，要落千古罵名，傅先生絕不干。二是走。怎麼走？有兩種可能：一是部隊分路突圍南下，一是部隊西撤。到必要時刻，傅先生本人行動再作定奪。不過我想，這時候傅先生對蔣介石已失去信心，是沒有理由替蔣介石殉葬的。三是和。投向共產黨。我想傅先生走這條道路的可能性很大。因為，在以往我們的幾次談話中，已可看出傅先生的心思。不過，究竟傅先生走哪條路，我無時不在密切注視著。因為就我和傅先生說，就綏遠部隊說，北平的結局直接關係到綏遠的前途和命運，所以，不管形勢如何變，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傅先生走什麼路，我就走什麼路。
初期醞釀
走人民的道路的決心已定，奮鬥目標已明。我謁見傅作義回到綏遠，暗中就開始為起義做準備工作，我首先考慮到，由於北平的和平解放，南京政府一定會對綏遠部隊不放心，要進行干預，並會指使特務進行搗亂破壞。綏遠內部的情況也不一。綏遠各族人民和部隊士兵是歡迎和平的，下級幹部雖絕大多數都是反對內戰，傾向和平的，但由於多年來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和嚴厲查禁、封鎖進步書刊，有許多幹部對共產黨不了解，有懷疑。在中上層有對立和恐懼心理，特別是國民黨頑固分子，會對和平進行阻撓和破壞。如果準備工作做不好，時機不成熟，就貿然提出和平問題，反會受到挫折，因而壞事。針對以上考慮，我的做法主要是安定部隊情緒，然後進行思想說服工作，使思想認識趨於一致，一步步地引導到和平道路上來。
首先，我與旅長以上乾部談了話，傳達了與傅先生晤談的情況。著重說明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後全國形勢的發展。說明了國民黨大勢已去，無可挽回。北平和平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希望大家要放開眼界，觀察全國形勢的發展，安定部隊，團結一致，不要聽信謠言。並提出綏遠應向何處去的問題，徵詢了他們的意見。我又與省政府廳、局長以上乾部，省議會議長張欽、高等法院院長於存灝、土默特旗總管榮祥、東四旗代表胡鳳山、回族代表吳桐等分別談了話。
為了更好地了解當時一般中下級軍政幹部的思想情況，我針對當時的形勢，提出了一個時勢討論提綱，發給各部隊、機關討論。提綱內容包括：（一）當前國內外形勢如何？共產黨軍隊能否渡過長江？ （二）三次世界大戰能否發生？ （三）對北平起義的看法如何？ （四）在當前形勢下，綏遠應該怎麼辦？目的是，通過討論研究，以統一思想，穩定情緒。從討論結果看，大多數認為：國民黨大勢已去，共產黨的部隊可能很快渡過長江；第三次世界大戰是謠言，是幻想，不可能爆發；北平和平是大勢所趨，傅先生做對了，綏遠也應隨著北平的榜樣，走和平道路。這樣，顯然大多數人都能開始認清形勢，贊成和平。但不少人有顧慮、存幻想。也有少數人堅持頑固立場，反對走和平道路。
春節過後，我到部隊和地方巡視，講了話，還和一些軍政幹部和士兵作了個別談話，開了一些小型會議。具體了解到一般的思想是傾向和平，部隊的情緒基本穩定，但在中上層幹部中確實顧慮不少。主要是：怕不信，怕不用，怕算舊賬，怕身家安全沒有保障等等。還有極少數人對北平起義不諒解，有抵觸，甚至存在幻想，別有企圖。根據掌握和了解到如上的思想情況，我認為走向和平還有不少的阻力，需大力認真地對存在顧慮的人進行說服教育工作，並儘力遏制那些搗亂分子的破壞和平的活動。我意識到這是一場特殊的戰鬥。
走向和平的過程
《協議》簽訂前後，有一部分人存在錯誤思想，個別人堅持反動立場，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我不能輕易地公開表態。致使一些比較傾向和平的人，也對當時政治情勢感到莫明究竟，有的對我竟產生誤會。如有的人說：“董主席的葫蘆裡頭到底裝的什麼藥，倒出來讓大家看看就對了嘛！”甚至還有人說：“董主席是腳踏兩隻船。”
4月1日，傅作義先生在北平發出通電，聲明政治立場。這對綏遠軍民、幹部和各界人士的思想認識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不久，《綏遠和平協議》正式簽訂，曙光在望了。我為了《協議》的順利執行，以達到完整的起義，使所有部屬都走上光明的道路，不致於掉隊落伍。於是，我便藉傅先生和平通電的東風，借幹部和綏遠各界對傅先生的信仰，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各項革新活動。以提高認識，統一思想，迎接綏遠起義的早日到來。其具體措施如下：
一、組織革新運動委員會。我在省府邀請了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舉行座談會。會上我先作了形勢分析，要大家認清形勢，明確方向。檢討國民黨的失敗，主要是沒有實行新三民主義，特別是民生主義。因而在政治經濟上貪污腐敗，脫離人民，錯誤地執行戡亂政策。我們要接受教訓，開展革新運動，革除舊弊，振刷新機，實行經濟民主，政治平等，以適應形勢，走向新生。我講罷後，大家熱烈發言，爭論激烈，除少數人堅持不同意見外，絕大多數人認識到開展革新運動是走向新生的必要途徑。經過幾天的座談討論後，成立了綏遠省革新運動委員會。推舉張欽、於存灝、劉萬春、張國林、常佩三、張國寶、張立範、佟樹蕃、趙國鼎、趙勵師、張登鰲、盧健飛、康保安、李忠孚、梁子材等20多人為委員，推舉我為主任委員。委員會下設：時代認識、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土地房產4個組。其主要任務是從思想上重新認識時代，政治上重新確定方針任務，制定革新工作計劃草案。
二、改組省級機構。為統一事權，節省經費，解除了建設廳廳長潘秀仁，財政廳廳長張遐民、社會局局長杜品三等的職務。他們都是國民黨反動派在綏遠省的當權者。他們分別任過國民黨綏遠省黨部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杜還是CC特務，他們舊年除夕前分別逃亡後方，並指使其在綏遠的黨羽破壞和平解放。同時，我還把省政府廳、局、處二十幾個單位裁併為四廳二處，編餘人員經甄別後，充實了縣、鄉基層工作。
三、改革人事制度。任用私人，黨同伐異，互相拉攏，發展個人勢力，為政治腐化貪污的主要根源。為革除這種腐敗制度，決定成立人事委員會。將全省幹部統一任用，統一考核，統一訓練，以堵塞任用私人、貪污腐化之路。
四、成立革新學院。為了統一思想認識和行動，培訓幹部，我把原綏遠省幹部訓練團改組為革新學院，我任院長，並選任願接受和平起義的人員為各級教育骨幹，分期分批訓練省、縣科長級以上乾部。革新學院的課程主要是新三民主義、《論聯合政府》、當前國內外形勢和革新運動委員會的革新草案等。用上大課、講小課、大組討論、小組討論等方式來進行學習，達到轉變思想，統一認識的目的。學習的結果表明，參加學習的絕大多數人思想認識上都有很大的轉變，為和平起義創造了有利條件。但仍有少數頑固分子反對學習。有人說：“這樣訓練，就把人們都訓練成共產黨了。”
五、教育、使用東歸幹部（指張家口、新保安、北平解放後回到綏遠的傅部幹部）。北平和平解收後，一部分起義幹部回到綏遠，這些東歸幹部絕大多數都是跟傅先生多年的可信賴的人。他們到綏後，我先後都同他們談了話。為了發揮這些人應有的積極作用，我分別把這部分人安置到部隊中去，以代替那些對和平抱懷疑態度和思想不穩定的人。替換下來的人調往革新學院學習。這樣以利於鞏固部隊，安定部隊，以利於和平。
六、設立督訓處。在東歸幹部中選擇了職務較高的30餘人成立了督訓處。由原騎兵第五旅旅長衛景林任處長。利用這些幹部與部隊中各級幹部的同學、同事關係，幫助督訓部隊，整頓部隊，加強紀律。同時，他們之間可以說說知心話，幫助一些幹部認清走和平道路對乾部有好處，對官兵有好處，對地方、人民和個人都有極大好處的道理。勸他們不要受特務分子的引誘和煽動，堅定跟著傅先生和我走和平道路的決心。
另外，我還指示衛景林去找一個願意立功贖罪的姓賀的特務分子做工作，盡可能地掌握特務的名單和活動情況。後來，把掌握到的百餘名特務分子集中到革新學院，單編一個隊，任命原第三十五軍的魯樂山團長當隊長。這樣，不僅控制了特務的一部分力量，而且使特務之間互相猜疑，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大大地打擊了特務的囂張氣焰。
七、改進報紙宣傳。 《奮鬥日報》是綏遠省政府的機關報。為了發動輿論，轉變大家的思想認識，配合革新運動，在《奮鬥日報》被砸之後，我特派苗平章到報社工作，和原工作人員一起宣傳和平革新，刊登解放區勝利消息，介紹一些進步文章，抨擊反動腐朽的政治。對改變思想認識起了促進作用。
八、召開軍隊高干會議。在革新運動開始後，綏遠和平已逐漸明朗化。我為進一步統一部隊思想認識，召集了軍、師、旅級高干會議。我在會上作了形勢報告，要求大家堅定地樹立走和平道路的信念。同時，佈置了在部隊中開展人員、馬匹、裝備實力情況的調查統計工作，為起義做準備工作。經過這次會議，高級軍事幹部的思想基本得到統一。
在當時錯綜複雜的情況下，雖然有些改革措施還帶有一定的妥協性和改良主義色彩，但大力推展實施的結果，確實使綏遠這舊的政治腐朽現象，基本上得到清除。這便削弱了少數反起義上層的控制，增強了起義的群眾基礎。從而使綏遠軍政各界走人民道路的思想認識漸趨於統一，保證了起義的順利成功。
同特務和反和平勢力作鬥爭
綏遠起義的全過程，充滿尖銳、複雜的矛盾和鬥爭。這種矛盾和鬥爭突出地表現在與國民黨南京政府方面製造的種種障礙和施展的種種陰謀上。我和廣大具有高度愛國熱情的官兵和各界愛國人士，同他們進行了尖銳激烈鬥爭。
一、停發軍費迫令部隊西撤。北平和平後，綏遠即開始醞釀和平。這時，國民黨特務分子就把這情況密告南京政府。為阻撓和平，3月初，南京政府命令我率駐綏部隊西撤。我既決心要走和平道路，當然就決不再執行南京政府的命令。但表面上還需應付。於是我用兩條理由作了回絕：第一、綏遠目前形勢還算穩定，暫時不應西撤。第二、駐綏部隊的下層官兵大多數是當地人，輕易西撤可能多有逃跑。南京政府一看我不服從調動，馬上改變了手法。就派國民黨中央立法委員綏遠籍的祁子厚和我的小同鄉嚴子言二人乘飛機來綏，要接我去南京與蔣介石見面。我不軟不硬地對他們說：“當下時局表面穩定，但危機四伏，我一離開，局勢難以控制，可能出現意外，如果必要，可酌請他人代表，目前不便輕易離開。”拒絕了祁、嚴的勸說。
歸綏城裡爭相逃命的國民黨軍及家屬
南京政府兩次碰壁後，便使出“撒手鐧”，停發了綏遠軍政經費和一切補給。當時駐綏遠部隊包括鄧寶珊將軍的第二十二軍在內，將近10萬人。加上綏遠又是一個貧瘠的小省，財政向即短絀，生活上確實立即陷入困境，我多次文電申請和派人交涉，南京政府認為他們的“撒手鐧”很見成效，不是不予理睬，便是故意推託，唯一的答复：“讓董主席來。”某些不明真相的人，聽到此話後說：“董主席真糊塗，去上南京一趟，問題不就都解決了嗎？”其實，我何嘗糊塗。我既決心與南京政府徹底決裂，還有什麼必要再到南京去呢？何況他們讓我到南京去，是居心叵測的，是設下陷阱的。並不是我一到南京，經費就可到手，他們當然有條件，就是阻止和平。而且我一離開綏遠，形成群龍無首，那些反對和平的惡勢力，便會猖撅起來，這是必然的。那些希望我去南京的人裡，有些思想簡單或者說是糊塗，有些則是乘機搗亂，加緊興風作浪，以激起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反對我，實際上也便是反對和平的進程。對南京政府施展的這個“絕招”，我只好想法子同軍政各界節衣縮食，共渡時艱。錢不夠用，只能給軍官、士兵和工勤人員每人每月發五塊和兩塊現洋的生活費，家屬吃糧由政府供給。夏季無單衣，就改冬裝為夏裝。這當然要付出不少精力去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堅定他們的信心。南京政府和他們在本地的鷹犬們只能是心勞日拙。我們始終沒有被他們強加的困難所壓倒。
6月16日，廣州國民黨政府來電報要我赴廣州參加省主席會議。再次施展調虎離山的詭計，企圖騙我離開綏遠。並派在蘭州催發補給的第三十二兵站分監部分監馬良弼，乘西北軍政副長官郭寄嶠派的一架美國人駕駛的飛機來綏，接我去蘭州，再轉道飛廣州。我仍以前方軍情緊要，不便離開為辭拒絕。馬乘飛機回蘭州時，天已黃昏，迷失方向，在蘭州附近會寧縣境內觸到山崖上，機毀人亡。
二、特務大肆活動破壞綏遠和平。河北、天津、北平、察哈爾解放後，所有的特務都麇集綏遠，有如群魔亂舞，大肆進行活動，成了南京政府破壞綏遠起義的一支最猖撅的別動隊。華北的中統特務頭子張慶恩由北平來綏遠，向特務作了佈置。他們有的帶著電台，有的潛入部隊的各個角落，力圖破壞綏遠和平起義。最顯著的有以下罪惡表現：
製造謠言。綏遠醞釀和平之初，直到起義勝利，特務製造了許多破壞起義的謠言，他們散佈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快打起來了，今明年就要爆發，美國援助有望了，美國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就要率美軍來中國參戰了，國民黨在緬甸訓練的很多軍隊，就要拿出來作戰了……”又說：“你們無法與共產黨合作，共產黨絕對不要你們，你們再改造，再進步也不行。”對於這些煽動欺騙，我都及時給予揭露，使人們不被他們的謠言所蠱惑。
組織少數暴徒遊行示威。特務夥同一些頑固分子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包頭大街上游行示威，到處張貼標語，散發傳單，還沿街高喊：“傅作義出賣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賣綏遠。”“打倒傅作義”，“打倒董其武”等口號。企圖造成恐怖氣氛，以動搖人們走和平道路的決心。
砸毀報館。 《奮鬥日報》在綏遠革新運動開展後，一切言論均逐步向人民靠攏。不但宣揚和平革新，還刊登解放區勝利消息和進步文章，抨擊國民黨的腐敗政治。因此被特務分子們視如眼中釘。他們於7月11日晚10時前後聚眾到報館大肆打砸，門窗、機器、家具多被搗毀。他們氣勢洶洶地搜索打人，編輯、記者、工人有多人被打。報館被砸毀後，我當即命令劉萬春軍長徹底追查。經查明，砸報館系第二五八師政工處長趙元德受特務煽動，矇騙士兵20餘人幹的。
妄圖破壞鐵路交通。綏遠鐵路警務段長、軍統特務康玉璽，夥同他的同黨周晏等，受他們主子的指使，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企圖搞罷工，破壞機車、橋樑，利用警務段的槍支，拉到大青山打游擊。我得知消息後，找到願跟我走和平道路的老車務段長高文藻，聯繫多數職工粉碎了特務們的陰謀，保證了西部的正常通車。
三、反動派封官許願製造分裂。在特務大搞種種破壞的同時，國民黨政府還採取了封官許願、金錢收買等卑劣手段。 7月間，國民黨政府派前軍令部長徐永昌和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乘飛機抵達綏西陝壩。事前他們打來電報，讓我和孫蘭峰、劉萬春在包頭等候，派小飛機來包頭接我們到陝壩見面。我心想這是國民黨在日暮途窮的情況下，作最後的掙扎罷了。他們來也好，我當然也有我的主意，正好要他們給補給。原來叫我到南京、廣州去，見了面才解決補給問題，我堅決不去，現在他們來了，見了面了，他們解決不解決？見面後，徐、王仍是勸我們把部隊西撤，甚至荒誕地說：“將來撤至緬甸才是英雄，就是最大勝利。”我回答說：“北平解放同綏遠有什麼關係，為什麼停止了綏遠部隊的一切補給呢？這不是要困死、困散我們麼？我們部隊是吃過苦的，想困死、困散我們是妄想。”徐一聽馬上說：“這是誤會！”我說：“要我們部隊西撤可以，但是幾個月的欠餉都得如數補發；因為部隊的士兵、下級軍官多半是綏遠當地人，總得安安家吧！”徐永昌當即答應說：“我們回去後研究你們部隊的補給吧！但是你們的部隊要向西撤。”後來，徐、王又同孫蘭峰、劉萬春和我分別作了個別談話。同我談話，我只能不即不離的虛與委蛇。他們同孫、劉的談話，我雖然不知道，但我猜得出，不外是收買、分化等一類鬼名堂。談完話後，徐、王就回去了。我們又乘小飛機回包頭，飛機起飛時出了事故，我頭部受了點輕傷，後改乘汽車回到包頭。
我為了防止那些不願意走和平道路的人聽從徐、王的指使，帶部隊西逃，另一方面也為了應付徐、王的勸說，以盡快得到補給，我命令張世珍的獨立第七師向西開到河套去。這個師忠誠、可信、可靠，實力較強，裝備也好。我秘密命令張世珍師長說：“我們的敵人已不在東邊，而是在西邊了。你師進駐河套後，堅守烏不浪口和西山嘴。沒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竄者，一律予以阻擊解決。”我這樣做，對廣州國民黨政府也確實起了迷惑作用。他們認為我已開始將隊伍西撤，居然補發了欠餉，撥來黃金1900兩。我接到電撥黃金後，心裡十分明白，這是收買我。我當即電告傅先生，傅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說：“蔣介石的黃金可以接下。但是這點錢怎能解決董其武的經濟困難呢？應該再設法幫助董其武解決困難。”
徐、王來綏，表面上是勸我們部隊西撤，但實際上是從暗中作秘密佈置。對不甘走和平道路的人，封官許願，金錢收買，分裂綏遠部隊，以達到他們破壞綏遠起義的目的。徐、王回廣州後，又使用陰險毒辣的手段，任命我為西北軍政副長官。這當然是用明昇暗降的辦法把我架空，使我在綏遠失去兵權，以便操縱。我針鋒相對向廣州國民黨政府發了一份這樣內容的電報：“請選派賢能來接替找的一切職務。”使國民黨政府的陰謀再次破滅。他們是不甘心失敗的，一計不成，又施一計，於是又任命孫蘭峰為第九兵團司令官，劉萬春為第九兵團副司令官，實行個個擊破的分化伎倆。他們了解到孫抱有觀望態度，劉則是對起義持否定態度。儘管他們千方百計，我有一定之規，對他們這套，我成竹在胸，有辦法對付他們。
在《綏遠和平協議》簽訂後，反動分子想方設法“捂蓋子”，不讓向公眾透露。當王克俊、康保安、李竭忠攜帶《協議》文件，由北平來到歸綏城郊南店附近，劉萬春早已迎候，見面後就索閱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