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在中國境內出現了兩條戰線。第一條戰線，是國民黨軍隊與共產黨軍隊之間進行的明火執仗的戰爭；第二條戰線，則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與廣大學生、工人以及其他各界的群眾，採用政治、經濟、反間等手段，並配合第一條戰線，與國民黨反動派展開的鬥爭。在平津戰役中，在北平的第二條戰線的鬥爭異常活躍，並取得了巨大成效。
北平，這座擁有200萬人口的古城，有壯麗輝煌的宮殿廟宇，有無與倫比的風景園林，有宏偉壯觀的城門城牆及全國著名的最高學府。但是，由於常年軍閥混戰、日本侵略者的8年蹂躪和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破壞，解放前夕的北平，已是滿目瘡痍。
1945年9月，在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的領導下，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委，劉仁為書記。市委下設學委（學生工作委員會）、工委（工人工作委員會）、平委（平民工作委員會）、鐵委（鐵路工作委員會）、文委（文化工作委員會）等地下黨的領導機構。不久，隨著形勢的發展，撤銷了北平市委，改組為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領導。這時城工部遷到河北滄縣境內的泊鎮，對外名義是“永茂公司”。
北平學委成立後，任學委委員的先後有：佘滌清、楊伯箴、任彬、趙樹材、鐵崗、孫國樑、張文松、陸禹、崔月犁、張大中、王漢斌等。由於工作調動，人員有過一些變化，但是學委經常保持四五個人。佘滌清擔任書記。
1946年秋季開學後，原在大後方昆明的聯合大學（抗日戰爭期間，北大、清華、燕京、南開疏散到昆明聯合成立）全部遷回平津復校，這時北平的學生運動是由南系、北系共同領導的。南係是指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的學委，負責人有袁永照、黎智、王漢斌、李之楠等，他們的直接領導人是南方局的錢瑛。 1948年11月，南系北系學委正式合併。王漢斌是合併後的學委委員，分管大學工作。
1947年末到1948年初，隨著形勢的迅速發展，學委下面又設了4個委員會。一是大學委，張大中任書記，委員有宋汝棼、項子明、肖松（南北系合併後參加）；職青委（職業青年工作委員會），崔月犁任書記，委員有沈勃、張彭、徐偉；中學委，楊伯箴、李霄路先後任書記，委員有杜平、於英、李營、黎光；中小教委（中小學教員工作委員會），薛成業任書記，委員有梁以俅，張天泳。
解放戰爭時期，大、中學校黨的組織發展很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法大學、朝陽大學、輔仁大學、中國大學、鐵道大學、蒙藏學院、華北文法學院、國立藝術專科學院等12個大專院校都建立了黨支部或總支。在50多所中學裡，男三中、男四中、師大男附中、河北高中、女一中、女二中、女三中、師大女附中、輔仁女中、貝滿中學、育英、匯文、崇德、求實、成達、志成、藝文、大同、惠中、育青等絕大部分市立、私立以及教會中學、職業學校中，也都建立了黨支部。各大、中學校都有黨的外圍組織民青、民聯支部。
北平地下黨到解放前夕，已發展有黨員（含南系）3300多人，黨的外圍秘密組織“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聯盟”約5000人。在工廠、報社、鐵路局、電信局，以至國民黨的黨、政、軍、警、憲、特機關，也都有地下黨支部或黨員。他們領導著工人、學生、手工業者、店員以及廣大的勞動人民，進行著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鬥爭，使得國民黨當局，華北“剿總”如同坐在即將爆發的火山口上，終日惶惶不安！
1948年11月初，遼沈戰役後，華北之敵已成驚弓之鳥，一些國民黨高級官員攜帶家小細軟紛紛南逃。華北“剿總”加緊擴充部隊、調兵遣將、加固城防，準備與解放軍決戰。為了及時掌握敵人情況，盡快解放北平，根據鬥爭形勢的需要，中央所屬的在平情報部門，認真貫徹“大膽放手、積極進攻、提高警惕、分清內外、區別遠近、多線管理”的方針，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英勇機智，深入虎穴，蒐集國民黨政治、軍事等大量重要情報，對解放軍實施正確的重大軍事決策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解放戰爭時期，在北平開展情報工作的主要有三大系統：一是晉察冀中央局（後改為華北局）城市工作部系統，主要任務是做黨和群眾工作，附帶蒐集一些情報；第二是中共中央社會部系統，主要任務是情報工作；第三是解放軍敵工系統，主要任務是蒐集軍事情報，以及策反敵軍工作。
中央社會部在北平搞情報工作的有4個單位：晉察冀社會部，部長許建國；晉冀魯豫社會部，部長楊奇清；中社部直屬平津情報工作站（即原晉綏平津情報工作站，1948年6月後，歸中央社會部直接領導），站長馮基平；冀察熱遼社會部冀東北平情報委員會，負責人安林。
晉察冀社會部在北平設有甘陵、張勉學等直屬情報小組；有平西、平北、滿城、石門（即石家莊）、太原、冀中、冀東7個情報聯絡站。晉察冀社會部下屬的冀中區社會部設有平保（定）情報站（站長張烈），並在北平有直屬情報小組。晉冀魯豫社會部設有北平、天津情報站。
1948年5月，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解放區合併為華北解放區，兩解放區社會部合併為華北局社會部，部長許建國，副部長楊奇清、卜盛光。
解放戰爭時期，特別是北平解放前夕，情報部門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從解放北平這一總方向出發，以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機關為目標，以蒐集軍事情報為主，採取“打進去”、“拉出來”的工作方法，蒐集了以下幾種情報：
1.敵軍的軍事調動與部署、作戰計劃、兵力、編制、番號、武器裝備情報；
2.城防工事的構築情報，敵軍使用的暗語、密語等通訊聯繫方法及交通後方、給養運輸等情報；
3.敵軍指揮官的姓名、特性、指揮能力、官兵關係，士兵作戰情緒及其內部矛盾、思想動態等情報；
4.敵特務組織情況、任務及活動情況的情報。使我黨我軍判斷敵情、定下決心、部署力量都有準確可靠的依據。
1948年12月14日，北平守敵團團被圍後，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真正死心塌地為蔣介石政府殉葬者，為數很少，絕大多數國民黨黨、政、軍、特機關負責人，像熱鍋上的螞蟻，團團轉，想退路，找出路。這就為地下黨創造了一個策反的大好時機。敵工人員緊緊抓住這一良機，向國民黨黨、政、軍、特內部主動進攻，加緊宣傳，進行政治瓦解，促使一些頭頭起義反正，為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貢獻。
那時，國民黨軍隊在北平有個鐵甲車總隊，下分一、二、四三個大隊，擔任前門、永定門、廣安門、西直門一帶的防守任務。
一大隊大隊長於維哲，是東北講武堂第8期畢業生。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時，於維哲在東北軍何柱國任軍長時的五十七軍一○九師通訊連任連長。 1935年冬直羅鎮戰役中，於維哲當了紅軍的俘虜。
1936年初，於被送到瓦窯堡紅軍辦的“白軍軍官學習班”學習。學習中，他進步很快，參加了共產黨。學習結束後，被派回東北軍工作。他在國民黨軍隊裡，為黨做了不少秘密工作，後來與黨失去了聯繫。北平解放前夕，好不容易同華北局工部地下黨員魏焉聯繫上了。解放軍開始圍城時，城工部學委秘書長崔月犁告訴城工部負責做敵工工作的王蘇，找於維哲聯繫，於是，王蘇與魏焉一起來到沙灘於家。王與於談妥，一旦解放軍攻城，發出信號，鐵車一大隊就從前門火車站攻向永定門，突破缺口，裡應外合，迎接解放軍進城（王蘇：《敵穴戰鬥的風風雨雨》）。
1948年12月中旬的一天，解放軍剛剛把北平城圍住，崔月犁通知王蘇：“華北'剿總'中將參議池峰城告訴學委的李霄路，軍統北平站少將站長徐宗堯希望找到中共地下黨的關係，你出面跟他聯繫。”王蘇與李霄路見面後，確定由李帶王到池峰城家見徐宗堯，用“王博生”的化名，身份是中共地下黨代表。
12月18日，王蘇按約來到池峰城家，池親自開門，把王讓進了一間非常闊氣的客廳。王蘇坐下後，池峰城開門見山地說：“在解放軍兵臨城下的情況下，軍統頭子毛人鳳下令親信王蒲臣，把軍統北平站長的職務移交給徐宗堯，大概是要徐做個'替死鬼'。現在徐宗堯正等待接任，並急於同地下黨取得聯繫，打算投誠。”話說至此，池峰城突然停止了。接著，他兩眼集中在王甦的臉上，問道：
“你願意見見他嗎？”
王蘇不緊不慢地回答說：“可以。”
池峰城走出客廳，不一會兒，就把徐宗堯帶來了。然後，池很知趣地走了出去，客廳裡只留下了王和徐兩個人。
徐宗堯客套了幾句後就說：“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派我繼任軍統北平站站長，並命令我佈置軍統潛伏組，您看我到任不到任？”
王蘇見徐態度誠懇，也就十分明朗地說：“您願棄暗投明，我們黨是歡迎的。你既然決定投誠，當然可以到任。不過你要把情況不斷向我方匯報，爭取立功。至於你的生命財產的安全，我們可以負責。”
徐宗堯思量片刻說：“我現在想去解放區。”
“去解放區這事我要請示上級。不過，我個人意見，你要立功，最好的地方還是在北平。”王蘇既在答复徐提出的問題，又在做徐的思想工作，指明徐投誠的最佳方案是“帶罪立功”。
談話結束了，王蘇當天就把這個情況通過崔月犁向劉仁作了匯報。第二天清早，劉仁就通過地下電台發來指示：可以和徐宗堯繼續聯繫，並令徐做好三件事，即保護檔案、保護政治犯、留在北平當站長。
12月19日上午，王蘇再次與徐宗堯在池峰城家會面，王告訴徐：已經請示上級，囑咐你努力做好三件事，在北平立功。徐表示這次蒙共產黨允其投誠，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辭。
此後，王與徐又見過幾次面。在這期間，徐大致上完成了黨命令他做的三件事，並把北平站及軍統內部的情況向王蘇作了詳細匯報。解放後，北平市公安部門比較順利地進行了反特鬥爭，徐宗堯是有一份功勞的。
1949年1月30日晚上，王蘇約徐宗堯到池峰城家見面。這次王蘇坐著一位早已投誠的敵軍官的小汽車、徐坐著自己的小汽車到池家去的，見面後，他們各坐各的車，一同來到東四弓弦胡同軍統北平站機關，從後院地窖內把軍統存在裡面的一批槍支彈藥、電訊器材搬出來，運到了那位已經投誠的軍官家。這批東西中，有美製全新左輪手槍5箱（每箱12支），美製新式收發報機4部，零散的手槍半麻袋，子彈若干。
北平解放前夕，擁有2700多人的地方雜牌軍司令周文龍，經常活動於房山、淶水、涿縣地區，為了爭取周文龍起義反正，華北局社會部平西情報站下屬的房淶涿情報站長閻塘做了很多工作。周文龍起義後，在房淶涿情報站所在地——龍窪村受了短期訓練，啟發他覺悟，希望他帶罪立功。他主動提出和北平城裡裝甲師司令鄒立靜關係好，願去做鄒的工作。
北平圍城期間，鄒的裝甲師駐守在西便門到永定門一線，周文龍進城見到鄒立靜後，以自己的親自經歷，向鄒講述軍事形勢、共產黨的政策，鄒很受教育。鄒想：周文龍在房淶涿一帶是有名的“殺人魔王”，共產黨對周這樣好，不咎既往，保證一家老小安全。我沒殺過人，共產黨肯定會對我更好的。於是，鄒很快同意率部武裝起義，並接受了黨佈置的任務：一旦解放軍攻城，鄒率部做內應。
建立地下電台，溝通北平地下黨與解放區我黨領導機關的聯繫，使地下黨領導的群眾運動與軍事鬥爭緊密地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整體，把戰斗在敵人營壘內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員蒐集到的情報，及時安全地送到解放區，這是劉仁多年的夙願。
在朝陽集戰役中繳獲敵軍的美製三用電台
早在1942年，劉仁先從分局電台物色了機務人員李雪。 1943年春，又從冀中軍分區調來報務員趙振民，同年7月，把趙派到天津，掩護在一個同志家中。趙在天津地下日復一日地抄收新華社的明碼電報，趙的任務是：熟悉城市生活環境，摸清地下工作規律，進行“技術練兵”。
抗日戰爭勝利後，處在根據地包圍之中的北平，被國民黨搶占了去。為了開展地下工作，城工部在北平設立了5個工作委員會。 1946年7月，劉仁把趙振民派往北平，建立了收訊點，城工部在解放區的電台及報務員艾山開始發報。從此，趙每天都能收到由艾山發給他的“家”中的消息，但是，艾只發，趙只收，為正式通報作準備。
1947年初，根據形勢的發展和地下鬥爭的需要，劉仁派李雪來到北平建立地下電台，準備北平地下電台與解放區正式通報。
1948年4月，劉仁派艾山進城。在這之前，地下黨學委曾把在北平國民黨中央社兼七區管理局稽查台的報務員、地下黨員王超向轉到了地下收訊台。這樣，3個報務員——趙振民、艾山、王超向都全了。譯電員岑鐵炎由學委書記佘滌清直接領導。 6月，劉仁又派了譯電員方亭入城。
人有了，還要有收發報機，這才稱其為電台。那時，在國統區可以買到通訊器材，但發報機則是“違禁”的非賣品。怎麼辦？只有自力更生。
為了解決自己製作發報機的問題，李雪經組織同意，用地下工作經費，在西四北大街開設了一個“龍雲電料行”，作為電台的一個據點。學委秘書長崔月犁找來劉志義出面任電料行經理。劉在北平交往甚廣，家卻住在一個尼姑庵中，這樣很有利於掩護。趙振民派到城里後，就住在劉家，與解放區電台試驗通報。電料行的“股東”是李雪，趙振民當“伙計”。這位“股東”和“伙計”利用電料行提供的各種方便，躲在後院，自己動手組裝了4部發報機，3部留在北平用，1部運到天津，供天津地下黨用。
有了發報機，收報機比較好辦。劉志義通過關係買來1部，又託人在天津買了1部，共用了二兩黃金，另1部是李雪用短波收音機改裝而成的。
除了龍雲電料行外，地下電台還有另外一個據點，就是開設在西單商場內的九九照相館，這是地下黨買來的一個現成的照相館。
李雪是照相館的“掌櫃”，電台交通員張彬任會計，另一位交通員吳寬德借晚上值班看房子為名在這裡存身。白天，吳在商場北門外擺個臨時小攤賣香煙糖果，暗地里中轉電報。崔月犁的交通員徐書林以“買香煙”為名，經常來取送電報。
人有了，機器有了，但要想隱蔽下來，長期開展工作，總得有個進行工作的合法的容身之處。於是黨組織給他們都建立了“家庭”。
這些“家庭”，是由於革命的需要建立的，其成員雖不是一家人，卻互相關心，親密無間，比一家人還要親。
為了掩人耳目，這些“家”都佈置的很像個樣子，很像個“富裕人家”。拿趙振民那個“家”說吧，餘穀似在西單北糖果店有股份，住房挺寬敞，外人看來生活也頗富裕。她還故意把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的照片掛在牆上，作擋箭牌。開車行的保長來串門，餘穀似就和他談生意經，故意顯示自己有家業、有根底。為了逃避國民黨抓兵，地下黨拿出一兩黃金作酬謝，由余谷似通過關係，給趙振民買了一張國民黨騎兵上士的身份證作護身符。
艾山和方亭母親後來住的房子，原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新婚居室，黨的一個地下關係在這個飛行員攜家匆匆南逃之前，連房帶家具一起買了過來。新翻修的房屋，一律西式家具，佈置的挺漂亮。
像這樣深居簡出，不惹是生非、規規矩矩的“富裕人家”，國民黨的特工怎麼會無緣無故地去注意它呢？
李雪是地下電台的負責人，電台的設置、經費的籌措、技術的指導、機器的維修，等等，全由他一手包辦。必要時，他還負責地下電台與解放區的聯繫，多次來往於北平城與解放區之間。他經常戴一副墨鏡，騎一輛摩托車，在北平城內風馳電掣般奔跑，勢利眼的國民黨軍警，大概把他當成了哪位有錢人家的闊少，從沒遇到盤問，從沒受到懷疑。
地下電台是極其秘密的，是敵人千方百計地要搜索、捕捉和破壞的目標。 1948年春，國民黨有10輛載有儀器的吉普車在城內進行流動偵察，因此，劉仁要求電台人員，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電台保護好。電台的同志，為了保護好電台，採取了一系列技術措施對付敵人。
“多變”是對付敵人的好辦法。電台的波長、呼號和密碼經常變換，3個報務員都搬過幾次家，變更住地。
1948年9月以前，發報量不太大，3個台輪換作業，收發報時間互相錯開，來往電報的電文要盡量的短。這樣，敵人很難抓住我們電台的活動規律，不易發現我們的電波信號。即使一時聽到可疑信號，又很快消失了，再想找也找不到了。
當時還規定，凡是送到電台來的電報稿和從電台送出去的電報，一律使用密寫。由於電文很短，可以寫在一張小紙片上，攜帶方便，萬一遇到緊急情況也可及時處理。
地下電台使用的密碼，是在劉仁參與下，電台人員精心編制的。從1946年起，劉仁先後與李雪、何釗苦心研究了幾套密碼，並且從蒐集到的若干版本的字典中選定四角號碼字典作為電碼本。劉仁說：搞密碼要學會利用合法的條件，例如一些公開出版的小說、歌本、字典，這些都可以作為密碼工具。方亭到北平後，在西單商場書攤上買了兩套同名的章回言情小說，四冊一套，書的內容很無聊。方隨意確定其中一冊中的一頁若干行作密碼底，然後密寫通知劉仁的譯電員何釗，連同那套小說一塊通過地下交通送回城工部，何釗校對校正後通知方亭。從此，她倆就使用這套密碼開始工作了。
收發報機是地下電台與敵人進行鬥爭的武器，電台工作人員特別是報務員把機器收藏得很嚴密，防止敵人破壞。
艾山把機子藏在床邊壁廚的夾層裡，上邊堆滿了衣物。趙振民則在牆上鑿了一個洞，機器藏在裡邊，外邊釘著掛衣架。王超向的電台藏在電話機木板後面的牆洞裡。電台使用的天線，也都設法加以偽裝。
據當年的譯電員方亭回憶說：我們的電台沒有發生過電影中那些扣人心弦、引人入勝的驚險鏡頭，沒有格鬥，也沒有槍擊。我們有的只不過是平凡瑣碎的工作，小心謹慎的行動和對黨的事業的忠誠。在蔣介石集團重要巢穴的北平，我們三處地下電台，一處也未被敵人發現，這似乎是一個“奇蹟”。其實，“奇蹟”並不奇怪。這是因為“除了採取以上種種技術措施之外，我們電台工作人員還自覺地執行了黨的地下工作紀律”。
半個世紀的歲月過去了，當筆者再想找來地下電台收發了哪些內容的電稿時，已經是很困難的事情了。據城工部在解放區內電台的譯電員卡笛回憶說：地下電台譯出的電報是不留底稿的，但解放區收發的電報都必須留存。北平解放不久，劉仁和她一起將所有的電報加以整理，包成一包，上交了中共中央華北局存檔。
據當時地下電台工作人員回憶，他們發出的電報有：1948年10月二十幾號，傅作義偷襲石家莊、西柏坡的情報；11月，傅作義從南京開會回來，給毛主席發了一個電報，說他控制有多少部隊，多少飛機，他想交給毛主席指揮，希望毛主席派代表來談判；12月份，平津戰役開始後，地下黨每天都能蒐集到有關敵軍調動、敵人軍用列車去向的情報，地下電台幾乎每天都要向“家”（他們對解放區的親切稱呼）中匯報。這類電報譯發的次數特別多，什麼三十五軍、暫編三（即一○四）軍、十六軍、九十二軍、九十四軍、十三軍等等，這些敵軍的番號，以及新保安、張家口、南口、昌平、丰台、廊坊、塘沽等地名，它們的阿拉伯電碼，譯電員都能背下來了。
解放軍圍城後，切斷了敵人陸地和空中通道，敵人在東單修了臨時飛機場。解放軍為封鎖住這個機場，斷絕敵人空中逃路，向這裡開砲。開始命中率很低。那時砲兵瞄準器材比較落後，又沒有校正砲彈的偵察機。於是，地下黨派人直接觀察每發砲彈具體落點，然後通過電台報告解放區。在地下黨的配合下，終於校準了彈道，很快用砲火封鎖了東單飛機場。
還有，在解放軍準備攻城階段，地下黨曾接受任務，弄清各個城門、城牆的位置、高度、厚度，弄清後的資料也是通過地下電台報告平津前線司令部的。
1949年1月29日，電台收到了劉仁電報：“1月31日中午1點，我軍從西直門鳴禮炮入城，組織群眾歡迎。通知地下各委負責人，30日下午在何釗家裡開會。”
第二天下午，劉仁乘吉普車風塵僕僕來何釗同志家，劉仁進門後，一眼看到正在院中等侯的李雪，第一句話就問：“電台出事沒有？”李雪匯報說：大家都很平安。劉仁當場宣布：“通知電台，停止聯絡。”
在北平和平解放的歡慶聲中，北平地下電台完成了黨交給的光榮使命，勝利結束了自己的戰鬥！
1948年11月3日的深夜，在傅作義的臥室裡，大女兒傅冬菊站在書架前，不耐煩地翻閱書籍，以消磨時光。突然，一本很薄的小冊子上“《論聯合政府》毛澤東”的字樣映入了她的眼簾。她抽出來一看，書頁上滿是圈圈、點點、直槓、曲線，畫得滿書皆是。
突然，一陣喇叭聲打斷了她的沉思。她把《論聯合政府》一書放在桌子上的明顯位置，迎出門去。
傅作義推門進來，順手將摘下的軍帽交給傅冬菊，關心地問：“菊子，這麼晚了還沒睡？”傅作義放下手中的文件包，靠坐在外屋的沙發上。這時他發現臥室裡的燈亮著，假裝生氣地說：“你又在我屋里幹什麼？對你們這些做記者的，真是沒辦法。耳朵長，嘴也長。耳朵長點倒沒什麼，嘴一長，到處亂講就要遭到人家的反對了，人家以後什麼也不敢給你講了。”
“爸爸，你放心，我這次到北平來，請了長假，是專門來伺候爸爸的，你最近工作不順手心情不好，弄得身體也欠佳。有些生活上的事，你又不願意讓勤務兵幹，有點小病小痛，也總忍著，這樣遲早會把身體搞壞。所以，爸爸你不必擔心，報社沒有分配我任務，我也不想在北平採訪什麼，報導什麼。你們打仗的事，我不懂也不感興趣，我什麼時候也不會做這方面的文章的！”
上個月，天津黨組織為了她的安全，讓她以到北平採訪、組稿為名回北平暫時躲避。十多天過去了，她完成組稿任務準備乘火車回天津時，《平明日報》記者李炳泉追到火車站，對她說：“地下黨組織讓你留在北平，做你父親的工作。”
開始，由李炳泉和聞黎智（聞一多的侄子）與她聯繫，後來，南方局學委的北平負責人王漢斌直接領導她，時間不長，北方局學委書記佘滌清與她接上頭。由於她的組織關係沒有從天津轉過來，佘滌清還以為她只是“民青”盟員，沒有加入黨組織，於是便對她說：你寫個自傳，黨組織決定發展你入黨。傅冬菊沒說什麼，照他說的辦了。她第二次入了黨。
40多年後的今天，傅冬菊談起這段往事，也禁不住笑出了聲。她說：“我第一次入黨是1947年秋天，發展我入黨的是坐在我對面辦公的天津《大公報》記者李定同志。李定與我在西南聯大上學時就互相認識，他知道我是黨的外圍組織成員，曾想介紹我入黨，當時我認為自己還不夠格，就這樣拖了下來。抗戰勝利後，我們又都到了天津《大公報》工作，1947年秋天，他再次提起此事，我便答應了。李定說：你寫個自傳，在宿舍裡等著，會有一個人拿一張報紙來找你，你倆就算一個小組，在一起過組織生活。那一天，我小心翼翼地關上房門，靜靜地坐在床上，等著那個神秘人物的到來。怎麼也沒想到，推門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我的男朋友周毅之。開始，我認為他是有別的事來找我，他看見我不解的目光，手中的報紙擺來擺去，我理解了他就是我要等的人，我們二人不約而同地大笑起來。到北平後，佘又要我入黨，我當時年輕，對他讓我再次入黨不知怎麼回事，又愛面子，不便多問，就答應了。”（根據1985年採訪傅冬菊整理）
傅冬菊在北平二次入黨後，佘滌清給了她試探傅作義將軍的任務，她以孩子對大人徵詢意見的口氣說：
“爸爸，今天我見到一位同學，他十分關心我，也十分關心您。他說：'現在解放戰爭形勢發展很快，你父親過去是抗日英雄，並且當年和八路軍並肩作戰，合作抗日，所以，有接受和談的可能。'共產黨方面希望您放下武器，與共產黨合作，和平解放北平，避免文化古都遭受戰火摧殘！”
傅作義一聽，馬上問道：“你說的人是真共產黨還是軍統？你可別上當，要是遇上假共產黨可就麻煩了。”
傅冬菊說：“是我的同學，是真共產黨，不是假共產黨，更不是軍統。”
傅作義沉思了一下又問：“是毛澤東派來的？還是聶榮臻派來的？”
傅冬菊答：“是毛澤東派來的。”
“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考慮考慮才能告訴你。不過，你的行動一定要小心，沒事不要到處亂跑。正因為你是我女兒，特務們肯定會注意你的。”
爭取傅作義起義的工作，從1948年初就開始了。當時，中共華北局城工部部長劉仁就指示北平地下黨，通過各種社會關係去接近影響傅周圍的人，做傅的工作。北平地下黨的同志審慎地選擇對象，以親友、同事相互談心、談形勢的方式，經過較長時間的了解，逐步宣傳中共政策，爭取他們與我黨合作，促使傅將軍思想轉化，為在解放全華北的決戰中，兵不血刃，和平解決華北問題。到1948年秋，平津戰役發起的前夕，北平地下黨經過艱辛努力的工作，開闢了4條直通傅將軍的渠道，一刻不停地做傅將軍的思想工作，使傅將軍每次製訂重大軍事決策之前，都要考慮到人民的利益，以及他和他的嫡係部隊。
第一條渠道就是通過傅部的少將參議劉厚同。
1948年春天，劉仁通知北平學委負責敵工工作的王蘇，到泊鎮來一趟。王到泊鎮後，劉仁把天津南開大學哲學系學生、地下黨員曾常寧介紹給王蘇，並當面向他倆交代任務，通過曾常寧的父親曾延毅做傅作義的工作。
曾延毅，湖北黃岡縣人，和傅作義都是保定軍校第五期學員，曾是炮科的，傅是步兵科的。二人關係甚密，曾拜過把兄弟。傅作義守涿州時，曾任砲兵團長，與傅共過患難。
1937年11月初，傅率部守衛太原城。當太原戰役進入緊張階段時，副軍長曾延毅藉口出城巡察陣地，率領手下親近人員從南門出走。消息一傳開，人們把“副”軍長傳成了“傅”軍長，說傅軍長跑了，城就無法守了。太原失守後，曾回到天津賦閒，當了寓公。
曾常寧在泊鎮把她家在天津的住址告訴了王蘇，約定了王到天津同她父親見面的時間。幾天后，王到天津，與曾延毅見了面。第一次見面，曾延毅就談形勢。他說：“蔣介石政府很腐敗，但你們共產黨要打倒它，也不容易。”
後來，王蘇每月都要去天津一二次，和曾見面長談。
王與曾熟了，也可談些比較深的問題了。王蘇對曾說：“你到北平去，跟傅作義要個軍長當。有了兵權，必要時可以發揮作用。”曾為此去過北平，找傅要求帶兵打仗。傅雖然很客氣，但不肯給他實權，只答應考慮給一個“華北”剿總副總司令的虛銜，曾延毅見這位把兄弟不怎麼講交情，只好作罷，又回到天津。他向王蘇表示：儘管他難以直接做傅的工作，但他可以做劉厚同的工作，通過劉再做傅的工作（王蘇：《敵穴戰鬥的風風雨雨》）。
劉厚同是傅作義的老師，又是傅部參議。住在天津，常去北平。傅作義很尊重他。 1948年10月，解放軍戰略反攻開始後，國民黨江河日下，傅作義把他請到北平來住，以便有事隨時商量。劉厚同有個女兒，叫劉杭生，是天津耀華中學的學生，是地下“民聯”的盟員。前些日子，她到泊鎮去了一趟，劉仁親自與她談了話，她很高興做爸爸的工作。她離開泊鎮時，天氣已經冷了，劉仁把一件皮大衣送給了她。之後，劉厚同與學委秘書長崔月犁直接聯繫，約定每週在北平高級法院院長吳煜恆辦公室見兩次面。
吳煜恆是民盟負責人之一，在大後方時，曾與董必武同誌有過工作來往，吳待人誠懇，對和平解放北平很熱心，為劉、崔見面提供了方便。初次見面還設宴招待了劉和崔。
崔月犁與劉厚同見面，是在談判，也是在談心交朋友。看樣子，劉老先生很喜歡和崔月犁這個年輕的共產黨員交朋友，劉老送給崔一張他們全家人的照片。當時軍統特務活動很猖狂，劉厚同說：“如果一個星期（即兩次）不見你來，我就認為你被特務抓了去，我便請傅先生派人到監獄找你。”有兩次，崔有急事未能如期赴約，可急壞了劉老先生，他真的要傅作義派人到各監獄查問，查來查去，也沒查到同仁醫院的李獻農大夫（崔的化名和掩護身份）。後來見面時，劉告訴崔：沒有找到你，有個同仁醫院的孫大夫倒是找到了。由此看來，劉老先生對共產黨是友好的，也是講信義的。
劉、崔直接接觸3個月的時間，劉老先生對促成和談盡了很大力。從當時劉老先生所談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出傅作義思想轉變的複雜過程，及劉老對博所做的思想說服工作。
第二條渠道，就是通過傅作義將軍的長女傅冬菊。
傅冬菊，聰慧伶俐，又是傅將軍第一個夫人張金強的第一個孩子，所以傅作義很是疼愛。抗戰初期，她在重慶南開中學讀書，經常利用星期天、節假日，到中共黨駐重慶辦事處或《新華日報》社來玩，周恩來經常與她促膝談心，以她的思想再去影響她的父親，所以她不僅思想進步，而且還參加了地下學生聯合會組織的抗日救亡組織“號角社”。中學畢業後，她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在聯大她加入了黨的外圍組織“民青”。
每當傅作義反對共產黨、進攻解放區時，她都要與父親談形勢，講利害。比如，1945年秋和1946年秋，傅作義兩次公開致電毛澤東主席，說什麼共產黨打了內戰的第一槍，勸毛主席放下武器，到國民黨政府中去做官，以及後來傅率部佔領張家口後，傅冬菊專程來到張家口，與爸爸談了個通宵。她以傅作義抗日勝利後說的一句“想解甲歸田”為引子，大做文章。她說爸爸“表裡不一，言行兩樣”，一面高唱“解甲歸田”，一面充當蔣介石打內戰的急先鋒，解危大同，攻占張家口……使傅作義無言以對。她現在是天津《大公報》的記者，為了開展對傅作義的爭取工作，北系學委書記佘滌清與南系學委書記王漢斌商定，將她和她的愛人周毅之（地下黨員）調來北平做長駐北平的記者，以便留在她父親身邊，做說服和規勸她父親的工作。此外，她還以照顧父親生活為由，與父親生活在一起，這就可以了解到傅作義的思想動態。特別是傅作義派代表與解放軍開始談判後，傅冬菊每天都要到東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和崔月犁（有時是佘滌清）見面，她總是高高興興、滿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親的情況原原本本地告訴崔月犁（或佘滌清）。傅作義有時思想鬥爭激烈，唉聲嘆氣，發脾氣，轉圈子（在室內長時間地踱步），嚼牙籤，甚至想自殺。對傅作義這些細微的情緒變化，地下黨都很清楚。有時頭天晚上發生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發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這些情況地下黨都及時寫成電文，由交通員迅速送譯電員，再送地下電台，直接報告劉仁，由劉仁及時轉給平津前線指揮部。
解放後，聶榮臻司令員對劉仁談起此事時說：“你們對傅作義的動態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戰場上，像這樣迅速、準確地了解敵軍最高指揮官的動態乃至情緒變化，在戰爭史上是罕見的。它對我軍作出正確的判斷，定下正確的決心，進行正確的部署，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條渠道，就是通過華北“剿總”聯絡處長李騰九。
李騰九，字榮驊，河北任丘人，1903年4月生，1919年8月至1923年8月，在保定軍校第9期步兵科學習，與傅作義可稱為前後同學。 1932年到綏遠傅作義的三十五軍任中校團副，1933年升上校參謀長。 1935年任三十五軍通訊處長、1938年5月任綏遠游擊軍少將參謀長。 1941年任第八戰區軍務處長，1945年8月改為第十二戰區軍務處長。
李騰九從20世紀20年代末至抗日戰爭勝利，20多年，一直追隨於傅作義左右，患難與共，甘苦同事。 1946年8月，傅作義成立第十二戰區駐平辦事處，命李為辦事處處長。辦事處設於東城史家胡同，負責接待傅部來平辦事人員及北平有關單位的聯絡事宜。 1947年傅的總部由歸綏（今呼和浩特市）遷至張家口，辦事處改稱為張垣綏署駐平辦事處。 1948年1月，傅作義升為華北“剿總”司令，總部進駐北平西郊羅道莊，辦事處改名為華北總部聯絡處，地址遷到御河橋二號院，即原日本大使館。聯絡處對外又叫聯誼處，任務主要是替傅作義招待高級客人，並替傅部出席城內非軍事性的比較重要的會議。聯絡處名義上是華北“剿總”的一個單位，但在工作上與總部其他單位沒有橫的關係，而直接受傅作義領導，對傅負責，實際上是個獨立單位。
李騰九有個堂弟叫李炳泉，1919年3月生，1938年秋，入西南聯大地質地理氣象系學習，1940年12月在聯大由李晨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6年春，他回到北平後，先後在《道報》、《益世報》任記者。是年秋，他聽說在傅部工作多年的堂兄李騰九回到了北平，於是，他特地來到東城史家胡同傅部駐平辦事處來看李騰九。兄弟多年未見，聊起了別後的經歷與遭遇。從此，他們交往密切。
傅作義每次來平，一般都要舉辦記者招待會，或接待記者採訪，這些活動通常由李騰九組織和主持。李炳泉當時是《益世報》外勤記者，這種活動李騰九都事先告訴他，請他參加。後來，李炳泉聽說傅作義要在北平籌辦《平明日報》，希望堂兄介紹他去。主持籌辦《平明日報》的負責人，也就是以後擔任社長的崔載之，是李騰九多年老同事，而且報紙籌辦期間的經費及與各方面的接洽事宜，都由李騰九所負責的駐平辦事處協助辦理。當李騰九向崔介紹了炳泉後，崔欣然同意。二人見面，談得很融洽。李炳泉進入了《平明日報》並當上了採訪部主任。
李炳泉是中共黨員，屬南系學委。他是受黨的指示進入《平明日報》從事地下工作的。到《平明日報》後，他有了較好的職業和合法身份，可藉工作之便，深入蒐集黨所需要的情報。
當時，李騰九並不知道他是中共黨員。他有時到李騰九家去，談些國民黨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必然滅亡，共產黨順乎民意、遲早會取得勝利這類有關時局的話，堂兄也未懷疑他是中共黨員，因為當時一般有識之士和思想進步的青年，都持這種看法。李炳泉對國民黨內部的腐敗墮落的情形，耳聞目睹，亦甚憎惡，所以他們是一唱一和，十分投機。李騰九認為：憑他們兄弟之誼，可以暢所欲言，無須避諱。事實上，李炳泉這些言論，都是在潛移默化地做堂兄的思想工作。
崔載之很敏感，他和李炳泉共事不久，就感到李炳泉思想左傾。一次，他徵詢李騰九的看法，李說：“炳泉眼光銳利，思想進步，工作能幹，是個不錯的青年，決不會有其他問題。”崔笑著說：“他如果是這個（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比畫了個八字），也不會公開告訴你。”不過，崔載之政治上比較開明，特別是對李炳泉的工作比較滿意，因而有時還給李炳泉種種方便，並竭力注意李炳泉的安全。
1948年11月初，遼沈戰役結束，東北全境解放。一天，李騰九听說東北解放軍可能很快就要入關了，他感到局勢嚴重，華北難保，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個人命運如何，也茫然不知，心情煩悶不安。這時，他想起了堂弟李炳泉，何不去找他談談，看他有什麼良方妙法？
李騰九來到東城乃茲府大草廠甲16號李炳泉家時，炳泉及其胞弟炳璜均在。李騰九毫不避諱談了他的煩悶。
李炳泉說：“會有辦法的。事在人為，傅先生如能認清形勢，還是有希望的。”
李騰九問：“希望在哪裡？”
李炳泉沉思了一下，說：“東北、華北兩大野戰軍主力就要會師，北平行將被圍，兵臨城下，怎麼辦？還是以和平解決為最上策。傅先生如果仍自不量力，幻想支撐危局，甚至企圖負隅頑抗，孤注一擲，不僅這座古都將毀於戰火，兵民傷亡無數，而且傅先生也將身敗名裂，成為人民的罪人。東北決戰中，國民黨六十軍中將軍長曾澤生在長春率部起義，當他們拉到解放區，老百姓和解放軍早燒好了開水，做好了飯萊，熱情地迎接他們。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蕭勁光、政委肖華接見了曾澤生將軍，並請曾將軍繼續任軍長。共產黨說話是算數的，對俘虜還講優待，不殺，不打，不搜腰包，對起義的部隊或個人，一定會更寬大，更優待的，一定會給予妥善安排，會有光明前途的。”
李騰九講：“炳泉弟所言極是，我深為贊同，我一定尋找機會向傅先生進言，務期必成。”
李炳泉見堂兄態度堅決，接著說：“我是奉中共北平地下黨的指示和你談話的，中共方面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請你相機動員傅先生拋棄幻想，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北平問題。”
李騰九听後，興奮異常，不安的情緒一掃而光，抑制不住內心的高興：“炳泉弟，你原來就是共產黨啊，是策動傅先生起義的北平地下黨的代表啊！有你這些話，我心裡就有了底數，向傅先生進言也就有勇氣了！”
12月6日，三十五軍在返平途中，被華北解放軍包圍在新保安地區，北平合圍之勢，也行將完成。此時傅作義感到形勢嚴重，日益焦慮不安。經常獨自一人在室內踱來踱去，一言不發。李騰九認為這是向傅進言之機，便乘傅先生獨自思量之時，悄然入見。
李騰九問：“今後方針大計，究竟如何？”
傅反問：“你說如何？”
李說：“至此，只有和、戰二字，不能戰只有和。”
傅問：“如何和法？”
李答：“我的堂弟李炳泉以中共北平地下黨代表身份，奉命來談，希望通過我能與總司令秘密會見。不管談的結果如何，至少可以了解對方意圖。”李騰九在說這些話時，傅作義將軍一直靠在沙發上瞇著眼睛聽著，面部沒有表情，貌似平靜如常。
李談完後，傅睜開眼睛說：“這要妥善研究，你可繼續聯繫，無論如何要注意李炳泉先生的安全，必要時可住到你那裡。”
第四條渠道就是通過杜任之。
杜任之，受中共地下黨的委派，於濟南戰役後，首先對傅作義將軍進行了策動，希望傅能效法吳化文將軍與中共談判，和平解放北平。此後，杜與傅的聯繫一直沒有中斷。 10月20日前後，弟弟杜敬之告訴他：“劉厚同已經來平，住御河橋二號'聯誼社'，你要不要見見他，你們共同做傅先生的工作，力量不更大些嗎？”
杜任之同意後，杜敬之當即打電話與劉厚同打了招呼，說他哥哥杜任之去見他，有事同他商議。
杜任之來到聯誼社後，劉厚同非常熱情，對杜也很尊重。他們首先漫談了全國軍政形勢和可能發生的變化，當即杜含蓄地提出：在這種形勢下，傅將軍是否可另作他圖？ ”
劉老先生說：“國共軍政形勢發展到今天，我早已料到了。今年2月間，宜生把我從天津接來北平商談軍政大事，我就對他說，政治是軍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軍事能打勝仗的。南京政府政治腐敗，軍政官吏貪污腐化，蔣介石所作所為不合人民心理，違反歷史潮流，必然失敗。現在各戰場連遭失敗，恐怕南京政府維持不到一年半載了。”
杜任之覺得劉厚同對政治問題很敏感，也有一定眼光，於是說：“你既然看清了形勢，按你和宜生的關係，是否可以勸宜生與中共和談，和平解放北平？識時務者為英雄，這樣宜生本人也不失為一個英雄嘛！”
劉厚同說：“前一個來月，共產黨劉仁派人來見我，要我勸宜生效法吳化文幫助解放軍解放濟南的方式解放北平。我對來人說，吳化文是投降將軍，傅作義是殺頭將軍，傅寧肯殺頭也不會投降，那人沒說什麼就走了。你是了解宜生的，你看他能向共產黨投降嗎？”
“與中共談判和平解放北平決不是投降，就國共對峙的戰局來說，也可以說是起義。”
劉說：“我認為按照中共組織聯合政府的主張，可用辛亥革命的方式，由宜生通電全國。主張和平，同時先在華北實行和平，然後促成全國和平，重新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
杜說：“首先和平解放北平影響全國，對國家對人民對宜生都大有好處，這是一個偉大的壯舉。最近，蔣先生（指蔣介石）在北平，宜生工作很忙，我見不到宜生本人，希望你以我們兩個人的名義與宜生深切地談談這個問題。”
劉說：“如果與中共和平談判，先在北平組織聯合政府，通電全國，推動全國和平，我很願意與宜生談談，我想他也能接受。”
杜任之心想，要緊的是先和談，和談一開，一定會有發展、變化，劉既答應找傅去談，他就不便再駁劉的組織聯合政府的意見了。於是，他就告辭，劉厚同熱情地把他送出聯誼社。
一兩天后，杜任之聽杜敬之說：蔣介石為了挽救東北敗局，命令傅作義組織兵力，偷襲石家莊、西柏坡。杜任之聽到這一消息後，又立即去找劉厚同。
杜說：“宜生此舉甚是愚蠢，一則不可能襲擊成功；縱然能取得某些勝利，他的軍隊也必然要在中途遭到解放軍殲滅，不可能再回來。更主要的是此舉必然要加深與中共的惡感，堵上和談之路，請你立即告訴宜生，快快電令部隊停止前進，迅速撤回。”
劉厚同二話沒說，拿起電話，向傅作義說明利害和杜的意見。這以後，杜任之在見不到傅作義的情況下，常去聯誼社看望劉厚同，轉達地下黨對傅作義的希望。有時，劉厚同也把傅作義的想法帶給杜任之。
北平台基廠前日本大使館，是傅作義總部的高級招待所。一位年過七旬的老人，已經在這裡住了多日了。作為辛亥革命的老前輩，他在人們的心目中有不可撼動的地位。他曾經擔任過甘肅省軍政部長兼總招討使，現在是傅作義的少將參議，出謀劃策之人，傅作義的老師——劉厚同先生。
傅作義把他從天津請來，經常與他商討軍政要事。這位老先生與傅作義有深交，也與共產黨有交往。這樣，他便成了共產黨與傅作義接觸的重要媒介人物，也成了共產黨與傅作義的橋樑式的角色。
劉厚同為北平和平解放勞累奔走了數個月，被人們譽為“和平老人”。
一日晚間，劉厚同再一次去傅作義住所遊說：“宜生，是當機立斷的時候了，要順應人心，和平談判，萬萬不可自我毀滅，萬萬不可！”
傅作義不吭聲，過了好久，他才說：“走和談的路我不是沒有想過，前些日子我不是告訴你可以談嗎？可是後來一想，這麼走了也是絕路，對不起中央軍，會被人看成是叛逆。”他的心理負擔很重，講這話時聲音低沉。
劉厚同給自己的學生講起了商湯放夏桀、武王伐紂的歷史故事。他說：“湯是桀的臣，武王是殷紂王的臣，夏桀和殷紂王是歷史上著名的暴君，湯率諸侯和奴隸一舉推翻了夏桀，建立了商朝，武王推翻了紂王，建立了周朝。後人不但不稱湯和武王是叛逆，反而還讚美他們。應該忠於人民，而非忠於一個人。目前國事敗壞成這個樣子，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須改造。認清潮流，識時務者為俊傑。如果你順應人心，起來倡導和平，天下民眾會簞食壺漿來歡迎你，誰還會說你是叛逆。”
俗話說，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古語有言：一言可以興邦。劉厚同關於“湯和武王是叛逆嗎”的一席話，真是一語中的，傅作義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心想對蔣介石的叛逆卻順應了共產黨的要求，符合人民的利益，這種叛逆行的是正道，也許是一條唯一正確光明的道。
想到這裡，傅作義似乎全身輕鬆了許多，忙向老師道別，同時臉上露出了近幾個月來少有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