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第九章李宗仁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妙語連珠

（1965年9月26日—1966年9月，北京） 1965年9月26日下午3點到5點，李宗仁在全國政協禮堂三樓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可以算是李宗仁回來後各項活動的高潮。這是建國後第一次公開招待外國記者，大會場面盛大，氣氛熱烈。共有300多名中外記者出席，其中既有北京的中外記者，還有李宗仁專門從港澳地區邀請來的中外記者，還有各國來京採訪國慶活動的記者，及各國駐華使館的新聞官員。記者席上的耳塞型譯意風可翻譯英、法、日、印尼及粵等五種語言，這是在北京前所未有的。 周恩來十分關心開好這次招待會。李宗仁請周恩來推薦幾個人做參謀或者顧問。週就推薦了人民日報社長吳冷西、外交部新聞司長龔澎、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張彥和中宣部副部長姚溱等四人。周恩來於9月中旬的一天，找這四個人到他的辦公室談話。周恩來說：“李德鄰先生去國16載，這次毅然歸來，很不容易。這次，李先生要舉辦中外記者招待會，請我推薦幾個人去幫忙，做參謀或顧問吧。我決定推薦你們四人前去。你們的任務只是從旁幫助，提供參考性的意見，一切均要尊重李先生，由李先生自己決定。只提供情況，如外國記者關心什麼問題，可能提出什麼問題。他有疑難也可以坦誠相告，但他怎麼講，完全由他作主。講話稿不用我們起草，他身邊的程思遠先生曾長期當過他的秘書。如果李先生一定要聽聽我們對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講話的意見，可以請他考慮六條：一、歷史舊賬可以不提；二、重點講講回國後，尤其是參觀東北後的觀感；三、中美關係可以談，但以少談為好；四、中蘇關係可以不談；五、對台灣方面以態度平和、留有餘地為好；六、對記者當場提出的問題，可以據實回答。”

過了兩、三天，李宗仁就將吳冷西等四人請到他住處，商量如何準備舉行記者招待會。吳冷西等人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向他提供了中外記者的情況和他們所關心的問題。李宗仁也大致談了他的打算，隨後就要程思遠先生同他們一起交換意見。程思遠再三要顧問們提些建議。吳冷西等起先還是說請他按照李先生的打算辦就行了，最後才根據周恩來總理交代的六點意見，委婉地向他提了一些建議，並一再說明只供參考，由李宗仁先生定奪。又過了幾天，程思遠約顧問們相聚，拿出李宗仁準備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稿，徵求意見。吳冷西等看到其中的問題並沒有採納原來的建議，如中美關係、中蘇關係就講了不少話。倒是對台灣蔣介石方面的態度是平和、留有餘地的。顧問們按照周恩來原先的指示，完全尊重李先生的意見，只就講話稿中個別文字提了一些意見。

為了開好會，周恩來讓自己的隨身英語翻譯冀朝鑄為李宗仁作招待會的現場英語翻譯。冀朝鑄從美國哈佛大學畢業，英語流暢，反應敏銳，是一流水平的翻譯。李宗仁十分滿意。 這次記者招待會記者們提問踴躍，興致很高。可謂盛況空前。李宗仁特別興奮，答話也妙語連珠，詼諧橫生，被港澳記者稱讚為“對付記者的能手”。 記者問：“你這次回國引起很大反應，請問回國經過是怎樣的？” 李答：“我這個活了70多歲的中國老頭子回到祖國懷抱是很自然的事，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至於我是怎樣回來的，我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正如現在中國的俗話所說，條條道路通北京。情節如何，則無、可、奉、告。”最後四個字帶著濃重的桂林官腔，頗有味道。 記者問：“香港報紙說，你派了六個特使去香港，遊說桂系和國民黨人士返祖國，你可告訴我們是真的嗎？”

李答：“我自己完全不知有此事。但造謠的這張報紙倒很聰明，這樣做是為了增加報紙的銷路。我很原諒他們。”引起全場笑聲。 這次招待會不但發問多，而且所問範圍很廣，縱橫世界局勢，台灣問題，中美關係，中日關係，越南戰爭，中印邊境及他回國經過和回國之後的感受和打算等等。還問到了他的私事。 記者問：“李先生是否願意去台灣？” 李答：“我同蔣先生儘管在幾十年中意見相左，但並無私人仇恨。如果蔣先生確有誠意解決台灣問題，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他在北京仍稱蔣介石為先生，與大陸方面對蔣的稱呼不同，被認為十分得體。 記者問：“李先生是不是馬列主義者？” 李答：“我不是馬列主義者，而是個愛國主義者。” 有記者問：“你在美國留了多少錢給兒子？”

李對這個問題表示不大高興，說：“我私人的事情很多，將答不勝答，這個問題無可奉告。” 李宗仁在講話中，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披露了美國曾經策動他倒蔣的內情，被稱為“大爆內幕”。李說：“1949年1月，蔣先生下野後的兩週間，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來訪問我，說是當時蔣先生挾其海空軍力量和黃金外匯逃往台灣，華府當局深感不滿，認為台灣地位未定，不容蔣先生前往托庇，擬即提出嚴正抗議；事前特先徵求我的意見，經我加以駁斥，他才打消此意。1955年，美國共和黨某要人，對我說，華府當局深欲與我密切合作，他以為我曾做過代總統又率領過軍隊，現在台灣必有一些潛勢力，如能策動駐台陸海空軍一部分或少數地方團隊發生兵變，美國即藉口蔣先生不能維持秩序派兵登陸控制台灣，將蔣先生推倒，企圖由我登台主政反對祖國；他說，我較為開明，深合當前時代環境的需要，我以為我雖與蔣先生政見不同，但不忍借外力來推倒他，更不願做外國人的傀儡，當即嚴詞拒絕。”

蔣介石在海峽那邊聽了李宗仁的講話，不敢讓此消息在台灣傳播，通令將當日入台之香港報紙全部檢扣，並命令台北各報，只能刊載中央社之一則簡訊，不准擅作評論。 消息發表後，美國當局也很著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麥克洛斯基趕忙出來否認。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亦加以否認。 黃紹竑也十分高興，會後填了一首詞，調寄《風入松》，抄錄如下—— 秋高氣爽最宜人，綺席宴嘉賓；主人盛意濃於酒，答相問，理直言真；致敬舉杯祝愿，為君浥洗風塵。 暢懷故舊認從前，其樂也津津；片言難敘多年別，好形勢，捷報紛紛；國慶屆臨前夕、歡騰六億人民。 這次中外記者招待會，開得甚為成功，李宗仁感到振奮。李把它作為回歸之後，自己報效祖國作出貢獻的開始。他認為自己回到祖國，享受祖國大家庭的溫暖，應該召回海外的一些朋友，回到祖國共同從事祖國建設事業。這些人有留居港澳的桂系上層人士黃旭初、夏威等，有卜居美國的吳尚鷹、甘介侯和住在墨西哥的毛邦初等人。吳尚鷹擔任過孫中山的秘書，後來與孫科意見相左，寄居美國，李宗仁到美國後，與之過從甚密，李回國前曾邀其一同歸來。甘介侯和桂係有一定的關係，據說郭德潔對李的部屬，文的欣賞甘介侯，武的看重劉為章（劉斐）。李宗仁通過司徒雷登與美國拉扯關係，完全是甘介侯從中疏通。毛邦初是蔣介石的浙江奉化老鄉，是國民黨空軍副總司令，1950年因以他名義存的1000萬美元外匯之事，和台灣鬧翻了，避居墨西哥。李宗仁回國後，向周恩來總理關說，請允許這些人回國。周恩來表示，除甘介侯以外，其他的人都歡迎。李宗仁還向香港的黃旭初、夏威匯去了回大陸的路費，並要尹冰彥以李的名義致吳尚鷹、毛邦初問候和邀請的信函。

一場“文化大革命”，使這些人回國問題都擱淺了。李宗仁曾說：“他們幸好沒有回來，不然，在這場大難中，一定在劫難逃。我將無顏以對老友。” “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惡浪，紅衛兵們的紅色恐怖行動，李宗仁住在西總布胡同公館裡，也有所聞，並不詳細。但也知道紅衛兵佔了“全聚德”，砸了“榮寶齋”，著名作家老舍被鬥而投湖自盡，京劇名演員馬連良被抄家等。為了不使他困惑與恐懼，尹冰彥等身邊的人，總是有保留地向他介紹情況。但是，客人突然減少乃至絕跡，使他深感意外。他一向是好客而健談的人，突然間門庭冷落，踽踽獨處，使他漸漸從內心感受到這場風寒襲擊的痛苦。他終於忍不住問尹冰彥：“我在美國新澤西州的住宅里，過了好多年的廳長生活——郭德潔操持家務，我當客廳的一廳之長，想不到回國以後，現在又恢復了廳長生活。個人的生活，究竟還是小事，我不理解國家正在蓬勃向前的時候，為什麼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把安定的社會造成恐怖的世界呢？！”尹冰彥也只能以表面上的“反修、防修”的說詞，向他解釋。

直接對李宗仁造成心靈上的震撼，是從新夫人胡友松乘坐他的紅旗轎車到北京醫院看病受到衝擊開始的。本來，郭德潔在世時，從來不單獨乘坐李的“吉士”車（後改為紅旗），有一天，當過李舊部的馬某，在一次活動中，鑽進了李的轎車裡；事後，郭大發脾氣，李也不以馬某的行動為然，曾囑尹冰彥轉告馬，下不為例。他們認為李的車子是政府給他的政治待遇，不相干的人隨便搭乘影響李的身份。而李胡結婚後，李對胡坐他的車出門辦事看病，認為這是理所應該的事。事實上在婚後胡友松坐他的車出門已有多次，例如到醫藥公司購注射、消毒、量壓、聽診等醫療器材，就是坐紅旗車去的。那天她乘紅旗車到北京醫院看病，醫院的幾個好事者將胡包圍起來，七嘴八舌，喊了一通，又將大字報、標語糊在車上。原來北京醫院人員知道不久前胡還是醫院的護士，轉眼間竟坐起紅旗車，招搖過市，因此，他們有意識地對胡衝擊一下。這種事，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氣氛中才能產生。這件事，使李宗仁心情感到非常沉重，他曾說：“他們對友松這樣，實際上就是對我過不去，要說她不應該坐汽車，那我對革命無功，就更不應該坐車了。”

此事驚動了周恩來總理。中央統戰部及時派人趕到北京醫院，向造反派們做了說服工作，揭下了已經貼的有關大字報，制止了事態的進一步發展。過了幾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李宗仁也被請上了天安門。周恩來和李宗仁見了面，關切地問道：“李先生，你近日生活可好？看上去，你的氣色比剛回國時好多了，身體還不錯嘛！” “謝謝總理。幸得總理多方關照。”李宗仁動情地說。 周恩來緊蹙著眉頭，表情嚴峻地問：“李先生，有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你的夫人現在怎麼樣？聽說，紅衛兵找她的麻煩，批鬥了她，還讓她掃馬路，真有此事？” 李宗仁連忙笑著擺手：“總理，沒有這回事，全是謠傳。” “哦！”周恩來長吁了一口氣，眉頭舒展了，“李先生，這我就放心了。你回去後，請代問夫人好。”

“謝謝總理。”李宗仁向周恩來伸出了手。 兩雙手緊握在一起。 李宗仁望著周恩來明顯地清瘦了的面龐、疲憊的神情，未免擔心起來，便鄭重地說：“總理，你千萬要保重啊！” “謝謝。李先生，請你放心。” 兩人再一次緊握了手。 風暴越刮越厲害，席捲著京城的各個角落。被造反派稱為“國民黨殘渣餘孽”的“牛鬼蛇神”們，都惶惶不安地在等候厄運的降臨。而李宗仁隔了不久，以為沒事，又想像往常一樣請客吃飯，把一夥老友邀來置酒歡聚。章士釗接到他的請柬，趕忙來函制止。章行老勸李宗仁說：“當前運動正進入高潮，目前吾人應深自斂抑，如我公經常賓客滿門，置酒高會，恐為群眾所不諒。”李宗仁這才作罷，遂心中鬱鬱不歡。 接著，紅衛兵“向舊世界宣戰”，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中，使他覺得痛心的事竟接踵而來。首先是自己相交數十年的老友黃紹竑不堪凌辱自殺身死，深深地觸動了李宗仁。

1966年8月的一天上午，黃紹竑去醫院看病的時候，紅衛兵衝進了黃家去造反，不見黃的踪影，就悻悻而去，剛走到街口，遇見黃看病回來；於是，紅衛兵們一擁而上，挾持著黃轉回屋裡，抄家、罰跪、拳打腳踢等。黃家這樣被沖擊了兩次，黃紹竑實在忍受不了，遂自殺身亡，時年71歲。 接著又傳來劉斐被抄被打，陷入絕境的消息。紅衛兵衝擊了劉斐在北太平莊的住所，抄家、抽打、罰跪，並將存摺和現款全部收走，劉斐本人被打得臥床不起，夫人伍淑英的頭髮被剪得亂七八糟，剃了陰陽頭。全家只存有九分錢硬幣，糧票亦被收走了。做飯的阿姨和開車的司機都怠工了。煤店和糧店對被抄家的居民不送煤不賣細糧，生活立即陷入絕境。劉斐和陳此生還被迫去掃街。 痛心的事一件接一件。李宗仁的另一個老友黃琪翔一個人走到西總布胡同李公館。黃向李陳述了家裡受衝擊的慘狀，存款現款首飾財物，都被席捲一空，家裡的服務人員也都造反了，眼前生活成了問題。這時，李公館的情況也起了變化，廚房和服務人員也怠工了。他也不能做主隨便招待客人。他只好不安地婉轉表示這裡也很不方便了，黃只好惘然告辭。 一件件事情像利劍似地刺向李宗仁心頭。他既傷感老友被抄家揪鬥或殞亡，又危懼自身的安全。他不知怎麼拿到一張造反小報，報上詳述了彭真市長深夜被綁架的經過。他看了非常惱火，氣憤地說：“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個國家的高級命官，竟遭受到這樣非人道的傷害，人家會笑我們又回到野蠻時代。在外國也有綁架的事情，但那是屬於社會治安的匪盜行為，而現在我國竟有合法綁架的事情，真是駭人聽聞！”他又說：“我回國後，所有國家的領導人，除週總理外，就算是和彭真接觸較多的了。他對革命對毛主席都是忠心耿耿的。說他控制北京鬧獨立王國，說什麼'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這完全是欲加之罪嘛！我從不相信彭真會擺脫毛主席的領導，而另起爐灶的。” 當時國家處於無政府狀況，社會上氣氛恐怖，幾乎人人感到自危。當時日夜勞瘁的周恩來憂心如焚，苦撐著國家的危機。周恩來考慮到統一戰線中黨外這些民主人土，成了紅衛兵衝擊的重要對象；於是，周恩來不能不決定採取特別的保護措施。 1966年8月30日夜裡，周恩來擬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干部名單》，裡麵包括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何香凝、邵力子、張治中等人，也包括了李宗仁。 1966年9月15日，已是晚上9點多鐘了。西總布胡同李公館二樓的書房裡，李宗仁在翻看當天的《參考資料》，胡友鬆在看英文稿《李宗仁回憶錄》。警衛秘書陳貴上樓說：“李先生，樓下有人找。” 李宗仁合上刊物，跟著陳貴下樓來到客廳。來人很客氣地說話：“李先生，國務院領導同志請您去療養一個時期。今晚，我就是奉命來接您和您夫人的。” 李先生直率地說：“我身體很好，沒有必要去療養。我就在家裡好了，哪裡也不去。” 來人顯得很為難，可是又不便把話說透，翻來覆去就是那麼幾句話。李宗仁打定了主意，哪裡也沒有家裡好，不去別的地方。 來人磨蹭了半小時後，只好告辭乘車而去。 過了兩小時，已是半夜，李宗仁夫婦倆已入睡了。陳貴再次上樓傳話：“樓下有人等。” 李宗仁連忙穿好衣服下樓來。 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高富有副局長已在客廳裡等候。高富有十分抱歉地說：“李先生，剛才來的那位同志也許沒有講清楚。現在，全國局勢亂得很，出現了許多使人預想不到的現象。為了保障您的絕對安全，總理意見，請您暫時避一避，趁此機會可以療養療養。”停了一會兒，高又說，“總理剛才聽完匯報，又全面地考慮了您的意見，認為還是請您暫時離開這里為好。總理特意派我來，要我耐心地勸說您。” “總理？” “對，是總理說的。” “好。我聽總理的。” 談話不到十分鐘，李宗仁就答應了。按要求，馬上就走。李上樓回到臥室，見胡友松已起床坐在沙發上等消息。兩人簡單說了幾句話，收拾了幾件洗換衣服，找了幾本書。 十分鐘後，胡友松提著皮箱和李宗仁下了樓，匆匆忙忙地坐進周恩來的大紅旗車走了。連公館內部包括警衛秘書陳貴在內的所有人員，誰也不知道李宗仁被接到什麼地方去了。 乘著夜色，汽車向西部急馳，駛進了解放軍總醫院的“將軍樓”。在周恩來指示下，院內的高幹病房全部騰讓出來，同時分別安置章士釗、張治中、程潛、何香凝、傅作義等高級民主人士。這一樓區有軍人值崗保衛，不但和外界完全隔絕，就是內部也不能彼此串聯接觸。他們住在裡面，外邊發生什麼事情，毫無所知。為了萬無一失，絕對保險，還須更名改姓。胡友松想出了兩個假名字：男的叫王敬之，女的叫唐偉；就這樣填進了住院登記卡。這裡確是大動亂大風暴中的避風港。李宗仁和這批高級民主人士，在這裡度過了最為惶亂緊張的日子，才被送回各自的家裡。 據胡友松回憶說：“對於“文化大革命”，李宗仁並沒有講過後悔從美國歸來的話，他是講過幸虧郭德潔死的早，要不然，她就要跟我吵了！” 李宗仁從三一醫院（即解放軍總醫院）回家之後，西總布胡同李公館的朱紅漆大門雖然關得很緊，還有解放軍戰士守衛，但是還是被紅衛兵們敲開了。 紅衛兵們曾前呼後擁，闖入樓下的大客廳裡，指名要見李宗仁。李只好從二樓下來會見他們。造反的小將們都以好奇的心理，看看這位國民黨在大陸上最後一位代總統是什麼模樣。李宗仁並未驚慌，而是從容不迫地和他們握手應酬。紅衛兵坐下之後，七嘴八舌提出了很多令李宗仁窮於應付的問題。諸如有人問李為什麼不到台灣去，有人問國民黨“CC”是怎麼一回事，有人要求李講講國民黨內部的派別等等。李宗仁畢竟是富有政壇經驗的行家里手，他沉住氣講了些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北伐與後來國共合作抗戰的歷史；那些紅衛兵們對於中國歷史知之甚淺，又不是來求知的，因而對李宗仁的講述並無興趣，坐了一會就揚長而去了。 周恩來總理得知紅衛兵造訪李宗仁的事後，立即採取了措施，制止任何人擅闖李公館；因此，直到所謂深入進行“鬥批改”而大興外調之風時，李公館始終是平靜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