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第十章李宗仁歸國引起種種波瀾，“共產黨不會忘記你的”

（1965年7月—1966年7月，北京） 流亡海外的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回歸中國大陸——這樣的新聞確實使舉世轟動。世界各大報、各大通訊社都把它當做重大新聞。香港出版的所有報紙，都在第一版用醒目的標題報導；香港所有的電台、電視台，都在新聞節目中，作為頭條新聞，反複播送。海外華人世界，幾乎家喻戶曉，炎黃子孫們都議論紛紛，有的推崇李宗仁此舉順乎歷史潮流，是識時務的愛國行動；有的指責李宗仁“晚節不保，自毀名譽”；更多的海外僑胞卻由此引起深思：為什麼連過去反共的李宗仁也要回歸中共的人民中國？ …… 紐約各報與電視，都以頭條新聞報導李宗仁飛抵北京的消息；此後又接著介紹毛澤東、周恩來歡宴的場面。美國聯邦調查局受到震撼，因為他們事前沒有得到準確情報，自己又缺乏正確的估計；事後，他們興師動眾，要嚴密追查李氏與北京之間的“牽線人”（middleman）。加上各報捕風捉影，盛傳在李府經常出入的還有好幾位共產黨員。此時，麥卡錫主義所製造的白色恐怖，餘波未盡，美國還處在恐共病最嚴重的時期。調查局的密探們，把常在李府出入的人士，都過篩子似地作了調查，傳訊，進行電話竊聽。李宗仁的長子幼鄰、次子志聖，都被“請”去訊問。撰寫回憶錄的唐德剛博士、李氏過去的親信甘介侯教授等，都被當作對象，重點調查。連去陪李氏夫婦打麻將的“牌友”們，如家庭主婦黃紉秋及李的廣東鄰居等，都被逐一查過。調查結果，據說其中只有一個涉嫌重大的中國人，被漏網了，他們尚未找到。這個中國人的名字叫“韋慕庭”。消息傳來，令唐德剛博士等噴飯大笑；因為韋慕庭是哥倫比亞大學主持口述歷史的美國教授為附庸風雅自己取的中文名字。

李宗仁回國的消息公佈後，在國內曾引起過一種耐人尋味的反應。從李宗仁於1965年7月抵京，到1966年秋天“文化革命”的紅色狂飚驟然降臨前，在這一年左右的時間裡，李宗仁共收到國內外的信函電報，約共2500餘件，約平均每天有七件。這些信件基本上由尹冰彥先生處理。民革中央的尹先生原是李宗仁在五戰區的老部下，文筆不錯，在李先生抵京後被指派擔任接待工作。來信的人一部分是李的老友，例如葉玉虎、張義純和劉蘆隱等等，一部分是李的老部下，例如張壽齡、何柏林、劉尚誌等等。此外有為數不少的人是與之有間接歷史關係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或者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發生問題下放農村勞動的。有的訴冤訴苦，有的請求關說，有的請求物質接濟。至於來信祝賀李回歸祖國、葉落歸根、晚節可風；或責備他“誤國殃民”、“害盡蒼生”的，均大有人在。就中個別人寄來國民黨證來函報到，寄來中央銀行、儲蓄會以及其他私人銀行存摺，要求償還存款，還有人來函認親、認子等等，真令人啼笑皆非。對這些信件，只對一小部分給予以答复。這些來信中還有兩封信涉及李宗仁個人從前的私生活問題；李氏為了迴避家庭內部的矛盾，私下密托尹冰彥妥為處理，並堅決囑咐不要讓對方前來與李見面。尹盡可能妥善地作了答复。後來這位女子下放雲南，此事算是過去了。

李宗仁在西總布胡同的小樓裡，翻閱全國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聊作消遣，重溫舊事。一天，翻到第32輯上，看了軍統頭子沈醉所寫《蔣介石陰謀暗殺李宗仁的內幕》一文。文章中用軍統局很多內部的秘密材料，敘說自己奉命佈置暗殺李宗仁的前後經過。李看了，不禁大吃一驚。因為他對此事從來也沒聽聞過。據說，看得他臉色都變了，靠在沙發上閉目凝思許久。想過一會，他睜開眼睛，指著書上這篇文章問尹冰彥：“你讀過這篇東西沒有？”尹冰彥到他身邊望了一下，說：“早看過了，為了不使你精神波動，所以沒有對你提起它。”他說：“大丈夫臨事不驚，事後不怒。我想請沈先生來這裡吃一頓飯，就便請他詳細談一下佈置暗殺我的詳細情況。”尹冰彥說：“這件事必須先和統戰部或是全國政協聯繫一下。”

尹冰彥經過聯繫得到有關領導同意以後，用電話向沈醉轉達了李宗仁邀請吃飯的意思。沈如約來到了西總布胡同李公館。沈醉一走進樓下大客廳就朝李宗仁先深深地鞠了一個躬說： “我向李先生來請罪，您的生命幾乎喪在我的手裡。” 李宗仁連忙跟沈握手讓坐，並說：“不要客氣，事情已成過去，這件事與你無關。我們能在北京見面，而且成了一家人，這是好不容易的事呀。聽說這些年你進步的快，學習得很好嘛！” 沈醉說：“這都是共產黨教育的結果。” 一番寒暄過後，李宗仁就請沈醉談談當年對他進行暗殺的情況。沈的記憶力很好，又重述一遍事情經過。 1948年李宗仁在南京就任副總統以後，他的公館由方家巷搬到傅厚崗，這座房子距大馬路還有一段垂直為90度的便道距離，沈就在拐彎的“丁”字路口旁邊開設一個小小的雜貨舖，賣菸酒糖果。從李公館開出的汽車，必須在這裡拐彎，須放慢速度才能將車開到馬路上去。這就給執行暗殺開槍投彈造成有利條件。在店舖裡頭秘密藏有炸彈、卡賓槍之類的武器。在李的身邊埋有內線，那就是北平行轅時期任副官主任的李宇清。由內線隨時將李宗仁的起居行動和接待的客人，向軍統方面密報。所以軍統對李宗仁的行動是瞭如指掌，對暗殺李的佈置可謂萬事俱備。但是，白崇禧和桂係有關的武裝力量，美國的態度，以及立法和監察委員的輿論等等因素，竟使李宗仁的生命保全下來。

沈醉談了情況後，李宗仁說：“我當時只感到有人很注意我在南京的行動，萬萬沒想到老蔣要暗殺我。要知道我和蔣先生是拜過把、換過帖的兄弟，見面時非常親熱。” 當時在場的郭德潔還特別補充了一個情況。她說李宗仁當副總統後，蔣介石夫婦請他們夫婦吃飯，蔣介石特別問李的飛機設備好不好。李回答說是一架專用的普通客機。宋美齡便和蔣介石一唱一和，宋故意問蔣可不可以把“美齡號”專機送給李夫婦？蔣便笑著說，你不提起，我還忘記了。我們有“中美號”夠用了。宋便向郭德潔講“美齡號”內的設備如何舒適等，要把這架飛機送給他們使用。當時郭對“美齡號”飛機很感興趣，曾幾次要李宗仁乘這架飛機到上海、杭州等處玩玩，李因為忙沒有去。郭德潔還說，我們真沒有料到，他們是準備要我們的老命，坐了上去，炸了或是擊落，我們還不知是怎麼回事呢！

郭德潔患有乳腺癌已經好幾年了，在美國曾經動過手術，但癌細胞並沒有在割治後根絕。 1965年春，還在美國時乳部腫瘤又發作，發展至右臂也有一個硬塊。美國醫生密告李宗仁說，她頂多只有六至八個月的生命。回國後，她一直在北京醫院接受放射治療。 1966年新年過後，李宗仁要到兩廣參觀，包括回故鄉訪問，行前想留郭德潔在京繼續治療；當時，郭內心十分興奮，又是回廣西老家，堅持要去。醫院只好同意她沿途服藥治療。 3月8日，在南寧參觀西津水電站時，她的病突然劇變，陷於昏迷狀態。 3月19日，用專機送回北京，在北京醫院繼續搶救無效。 3月21日去世，年60歲。 郭德潔在美國時期，出於生活上的原因，加入了美國國籍。當時是秘密回歸祖國，回國後短短幾個月間，都沒有顧得解決國籍問題。她死的時候，照章該是美國公民。當時中美兩國還沒有建交，我們不能為一個具有美國國籍的人，舉行追悼儀式，周恩來總理和彭真市長也難以國家領導人身份參加她的追悼會。在法律程序上，必須給她辦理國籍法上的歸宗手續——取得外國國籍的人，以一定的法律手續，恢復原國籍。在李宗仁的同意下，翻箱倒櫃，尋找郭德潔的美籍身份證，終於在她用的一個手提箱裡連同5000元美鈔一起找了出來，將美籍身份證拿去國務院辦了歸宗手續。 3月23日上午，在北京醫院舉行了有周恩來、彭真等人參加的向郭德潔遺體告別儀式。李宗仁噙著淚水，擁著郭德潔的遺體，作了最後訣別的一吻。

“文化大革命”的劫難到來時，對已死去的郭德潔也不肯輕易放過。有人挖空心思企圖從郭德潔身上打出個缺口來，藉以陷害周恩來等人，破壞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王府井大街上出現了一張大字報，說“郭德潔是美國特務組織梅花黨的負責人”，負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殊使命來中國做特務工作。說該組織用梅花型胸針作標誌進行聯絡。還把被誣陷成“美國中央情報局長期潛伏的高級戰略特務”王光美和郭聯繫起來。謠言借造反小報像雪片似地飛遍全國。 要說李宗仁、郭德潔與王光美的認識關係，是這樣的：抗戰勝利後，李宗仁即將就任北平行營主任之前，到重慶陪都晉見蔣介石，並和各方面進行聯繫。李一位姓胡的朋友請吃飯，有胡太太和女婿王光琦作陪。席間胡對李說王光琦是燕大畢業生，曾在美國留學，王家住北平，要求李將光琦帶到北平去，相機予以照顧。李一口承諾，在乘專機飛去上任時，讓王光琦搭機同去北平。李宗仁只有六歲的幼子志聖和保姆也同機飛到北平。當時郭德潔尚在桂林，李宗仁還設有設立公館，住在中南海勤政殿，臨時就把志聖和保姆寄養在西單舊刑部街王光琦家。王的父親曾在北洋政府任過財政部長，家裡比較寬敞，李宗仁時常到王家去看孩子，因此認識了王家包括王光美在內的一些人。以後郭德潔北來之後，建公館於北長街路東81號，將志聖接回。因為王光琦後來給李、郭經手一點經濟事業，所以還保持著通信往來。

李宗仁這次回歸祖國到京沒幾天，接到劉少奇主席訂於7月31日晚設宴的請柬。當李宗仁得知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是王光琦的妹妹王光美時，對郭德潔說：“明天劉少奇主席請吃飯，和他夫人王光美見面時，如果她不說從前和我們認識，她不談過去的事，我們就認為不認識，千萬不可談從前的話。” 該晚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里相見，董必武副主席和鄧小平總書記夫婦都在座，談話之後，要入座就餐時，王光美由後邊走出來，劉少奇予以介紹，王光美伸出手來和李宗仁、郭德潔一邊握手一邊說：“熟人、熟人。”李、郭很恭謹地報之以笑，沒有說什麼。 事情就是這樣簡單，想不到文化革命中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竟藉此無中生有，造謠誹謗。其包藏的禍心，是不言自明的。

劉仲容的夫人張敏華女士，在北京醫院工作，因為曾和王光美打過交道，又跟劉仲容一起認識了郭德潔，也被造反派硬說她參加了郭德潔和王光美搞的“梅花黨”了，被進行隔離審查。 自從郭德潔去世的消息登報後，李宗仁陸陸續續收到各地很多女人來信，有的毛遂自薦願以終身相許；有的表示願扶持李歡度晚年的幸福生活，大都附有照片。其中有中年婦女，有青年學生，有女幹部、女教師、女工程師……。還有幾位是李舊部的孀婦。約有70多人。其中一個李舊部的女兒青年學生蓉妹，父親曾來信願以女兒終身相託，蓉妹本人也有信給李表示願服侍李共同生活。李宗仁動了心，匯去200元路費，讓蓉妹來京面談。蓉妹到京後與李見過兩次，吃過便餐，頗為融洽。最後有關方面經過調查研究，根據女方的情況，女方的父親被劃為右派放入農村監督勞動，當時考慮到李宗仁的社會影響，認為這個結合不很合適。李經討考慮之後，亦決定放棄和蓉妹結合的打算。

在醞釀過程中，程思遠見到30年代的上海名記者、著名翻譯家張成仁先生，談起此事。張成仁推薦了在復外醫院任護士工作的胡友松，胡的年齡還不到30歲。張成仁向胡友松要照片時，並沒有說出李宗仁的名字，只是說為了給她調動工作。胡友松，南京人，1939年5月24日生，當時27歲；她年歲雖不大，卻有一番坎坷的身世。據說父母雙親都是知識分子，均死在日軍的屠刀下，她呱呱無知時被紅十字會的孤兒院收容。後由一婦女領養，輾轉來到北京。她與養母家庭關係不好，養母很早就催她謀生賺錢。她艱難地讀罷護校就開始了護士生涯。她天生柔弱，感到醫院工作繁重，急於調換工作。 她和李宗仁第一次見面，商定了做家庭護理，每月100元工資待遇。李宗仁頗為中意她天生麗質，很想娶她續弦。為此他向統戰部討教。此事匯報到周恩來總理那裡。周恩來說，“我們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不興僱用私人女祕書；如果李先生喜歡這位胡女士的話，可以在雙方自願的基礎上，履行正式的結婚手續嘛！我國婚姻法沒有男女雙方年齡差異的限制，只要符合婚姻法，就可以結婚。”

李宗仁本人在思想上本來就準備結婚，聽了覺得正合自己心意。於是趕忙派車將胡接來，當面向胡提出結婚的意見。胡友鬆在第一次和李宗仁見面之後，對於這一婚事，思想上不是毫無準備的。在李宗仁逝世以後，據胡友松說，當時她認為李宗仁由國外歸來，受到祖國和人民的熱烈歡迎，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無微不至的照顧，她個人在某些方面雖然有所犧牲，也應該作為一項政治任務看待。她說：“李先生那麼個大人物，能夠回到祖國來，為統戰作貢獻，老伴沒有了，又有病，他提出來了要和我結婚，我不答應，他會更難過。我就轉彎抹角地答應了。” 1966年7月25日，李宗仁和胡友松履行了正式結婚手續。 26日，在李公館舉行了婚禮。李宗仁的一夥老朋友均登門前來祝賀。 婚後，周恩來總理安排了“專列”，讓李宗仁先生到北戴河度蜜月，並叮囑一定要保證安全。這時，那場“文化大革命”的動亂風暴已經就要降臨。 （1966年10月—12月，北京—台北） 這一年國慶節，天安門廣場上人頭攢動的海洋與往年不同的地方，在於這也是人手一本紅塑料封面《毛主席語錄》紅寶書的紅海洋，是人人像紅衛兵一樣身穿草綠色軍裝的綠海洋；這一年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口號聲比往常更為震天撼地。連紅衛兵小將的代表也像外國元首一樣被邀請到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最高統帥毛澤東主席的身旁。這是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十七週年的盛大慶祝活動。 天安門是500多年前，明朝永樂年間建起來的故宮皇城的正門。皇帝標榜自己“承天啟運”，因而將這個門叫“承天門”。清朝順治年間重修時，又取“受命於天，安邦治民”的意思，改名為天安門，修成現在這個規模。天安門在明清時最大的用途，是新帝登極、選納皇后等重大慶典時，在此舉行“頒詔”儀式。這一天，天安門堞口正中設立宣詔台，禮部尚書在太和殿接受皇帝賜予的詔書後，即捧至台前，由宣詔官登台宣讀，文武百官及耆老們則向北跪在金水橋外迤南恭聽；然後再送至禮部，用黃紙謄寫，分送各地，頒告天下。皇帝在太和殿裡並不出來。 毛澤東於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門堞口正中當年宣詔官宣讀詔書的地方，對著麥克風，以極其興奮與自豪的聲音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從此，毛澤東就把天安門城樓作為每年國慶節或是五一國際勞動節會見廣大人民群眾的地方。 “文化革命”當中，也成為他接見百萬紅衛兵小將的地方。 李宗仁也被邀請參加國慶十七週年的慶祝活動，登上天安門城樓。李是被從西郊的三一醫院將軍樓的避風處直接接到天安門來的。大會開始前，即將上主席台的人幾乎都在後面的休息廳裡休息。李宗仁坐在沙發上，他的兩側，左邊坐的是程潛，右邊是傅作義。他們正在喫茶談話的時候，突然間門口走進一位身穿黑色服裝，披著黑披風，頭上戴一頂帽子，遮上一塊黑紗的婦女，看上去好像教堂來的修女。她進屋揭開面紗，很多人都霍地站了起來。她走到程潛面前和程握手之後，因為李宗仁沒有站起來，她就越過李宗仁和傅作義握手招呼了。她走過之後，李宗仁悄聲問傅作義：“她是誰？”傅作義說：“她是毛主席的夫人，你怎麼不認識呢？”李宗仁神色不安地說：“我只是在毛主席去年請吃飯時見過一面。她現在改了服裝，我都認不出來了！”李頗覺得失禮，後悔不及。 李宗仁已經在前一年參加過一次國慶活動，懂得了天安門城樓主席台上位置的排列順序，毛澤東在中間，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宋慶齡、陳雲、鄧小平、董必武、彭真……等等，依次排列在左右兩旁；可是，他驚詫地發現，中央領導人的位置排列順序有了變動，他不認識的那些“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們，神采飛揚地站在接近中心的主要位置上，而國家主席劉少奇、人大委員長朱德、中共黨的總書記鄧小平等，這次排列的位置竟然落得很遠；他很熟悉的彭真市長等，沒有露面。他看在眼裡，內心深以為怪。李宗仁被安排站在右邊，與毛澤東隔著兩個人。他知道這已經是很重要的位置了，因而在內心又感到有點安慰。他的後邊站著一些扎紅袖章的紅衛兵代表，有男有女，情緒激昂，格外活躍。 大會開始了。林彪站在毛澤東身旁發表了講話。林彪的聲音不宏亮，嗓子過尖，說的話還是聽得懂。林彪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李宗仁把話聽懂了，可是意思搞不明白：什麼是“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被打倒的資本家根本沒法反對“文化大革命”。又說是這條路線存在於黨內。他怎麼也想不通，國民黨的政權被共產黨接管17年了，有了驚天動地的變化，國際威望也大大提高了，怎麼又說這17年是被資產階級專了政？當晚回到醫院，當天的人民日報將林彪的講話全文發表，又將“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改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了。他真是想不通。 李宗仁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聽林彪的講話，有一點他是很明白的，就是他領悟到這場“文化大革命”，就是因為存在有“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而搞起來的。可是，這麼搞起來，究竟是治國安邦之道，還是致亂之源，他就不能理解了。 在檢閱紅衛兵隊伍的時候，李宗仁看到毛澤東和林彪接見了他身後那些男女紅衛兵的代表。他望見這幾個紅衛兵簇擁著毛澤東和林彪，感動得熱淚盈眶。 毛澤東接見了紅衛兵代表後，突然向李宗仁走過來。李宗仁也感到興奮起來。毛澤東向他伸出手來，他趕忙伸出雙手過去握住毛澤東的右手。兩人一邊握手一邊搖晃，解放軍畫報攝影記者孟昭瑞當時抓拍下來，記錄了那一瞬間的情景。孟昭瑞還用文字作瞭如下的記述—— 1966年國慶節，毛主席邀請李宗仁先生上天安門，故意地站在城樓的中間熱情地握著他的手，似乎為了讓所有的人都能看到這一歷史性的會見。這充分地體現了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是堅定不移的。當時，我只是不停地拍照，但仍然能清晰地聽到毛主席帶著濃重的湖南口音對李宗仁說：“請多保重身體，共產黨不會忘記你的。”兩位老人的會見是那樣的和諧、親切、誠懇，它將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握著手的時候，毛澤東還請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喫茶。經過林彪身邊時，毛澤東向李介紹說：“這是林彪同志。” 李宗仁連忙和林彪握手說：“久仰，久仰！” 林彪對李宗仁舉手行了一個軍禮，說：“李先生是黃埔軍校的校務委員，我在黃埔時還聽過李先生的訓話。” 寒暄了幾句，毛澤東就挽著李宗仁走到休息室。當時朱德委員長和董必武副主席正在沙發上坐著喝茶休息，見到毛澤東進來，立即站起來，和李宗仁打個招呼就都退走了。毛澤東捺著李宗仁的肩膀，請他坐在沙發上位，李宗仁說：“主席在這裡，我怎麼好坐在上位呢！” 毛澤東說：“你比我年歲大，是老大哥，應該坐在這裡。” 李宗仁事後曾將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休息室的談話詳情告訴尹冰彥先生。尹冰彥作了記錄，茲轉引如下—— 坐下之後，毛點起香煙，邊吸邊說群眾是發動起來了，群眾一起來，那就不能完全依靠個人的想法去做。毛主席說火頭是他自己燒起來的，點火容易滅火難。看來這火還要燒一個時期。接著毛問李宗仁對這場文化大革命有什麼看法，有什麼意見，希望李宗仁坦率談談。 李宗仁很謙遜地說：“毛主席高瞻遠矚，英明偉大，古今中外任何國家領袖，沒有一個人能有這麼大的魄力來發動這場革命。目前雖然稍亂一點，但是為子孫後世著想是有很大代價的。” 李宗仁又把北伐時期，在武漢和蘇聯顧問鮑羅廷的一段談話講了一遍——當時革命軍打到了長江中下游，攻克了武漢重鎮和南京，由於革命隊伍內部發生了嚴重分裂，李宗仁由南京到了武漢進行調處。在他會見鮑羅廷的時候，除了對革命形勢作了分析外，鮑羅廷說革命就是和婦女分娩一樣，為了生兒育女，就難免這一時之苦，受了這個痛苦就換來了將來有子女的幸福。李對鮑說：“痛苦對產婦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為一個助產生就要盡可能減少她的痛苦。”李宗仁用這段來比喻文化大革命，他的意思是說當前的亂是為了未來的治，作領導人要盡可能縮小這亂的範圍和程度。 毛主席認為李宗仁的話很對，並且表示他也正在做這個制亂的工作。並說明當前的問題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決。譬如紅衛兵小將們給各民主黨派下“哀的美敦書”，勒令限期取消組織，這是不可以的；聽說他們砸爛政協，要徹底毀滅統一戰線，這更是不對的。接著，毛主席把統一戰線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貢獻，和社會主義時期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對李作了說明。最後，毛主席明確地說民主黨派不能取消，這要對紅衛兵說清楚，有些人可能聽不進去，但這要好好地做工作，說服教育他們。 毛主席講完了問李宗仁說：“李先生，你的看法怎麼樣？” 李宗仁急忙連聲說：“毛主席英明高見，我從前根本不曉得這些道理，今天算是頓開茅塞。” 毛主席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回到原來的位置上，繼續檢閱遊行隊伍。檢閱完了有幾位新聞記者立即圍住了李宗仁，詢問毛主席和他談話的內容。李說：“只談家常生活，沒有別的內容。” 後來李宗仁對我說：“沒有經過許可，不能隨便透露毛主席的講話。這個道理我是很懂得的。” 在毛澤東接見之後，他還對程思遠追述，並說：“林彪和江青勾結在一起，什麼事情都可以乾得出來，這斷非國家之福！” 就在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最後接見李宗仁這一年，12月2日上午，有人發現白崇禧死在台北松山路寓所的地板上。屍體周身發綠、睡衣和床單都被撕得稀爛，表明他死前十分痛苦。他的床頭櫃上還有半杯酒，有人說他的酒還沒有喝完吶。他死的時候73歲。 1949年年底李宗仁飛去美國之後，白崇禧被蔣介石勸去台灣，表面上倍受尊敬，蔣介石親自在草山設宴歡迎白崇禧，並在台北松山路為他置了一幢十分豪華的寓所，實際上周圍都密布特務。蔣介石只任命白為“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掛個空名，而再也不提許諾過給白任國防部長之事。 1952年，由蔣經國任局長的國家安全局派人去查抄了白崇禧和薛岳的家，連地板都挖開搜查。白很生氣，當即打電話責問蔣經國，蔣經國回答說：“健公，這並不是我的意思，你不信，打電話去問總統好了。”白又打電話給蔣介石。蔣回答說：“我知道這件事，不僅對你們兩人如此，人人都應該這樣來一次。”事後了解，只是對白、薛兩家如此。一次，白的夫人馬佩璋去香港，剛到機場，檢查人員對馬說：“你的皮包裡如果有信件，應該交出來由我們代你寄出，不應該由你帶去。”馬佩璋只好從皮包中取出一封信，隨手撕毀，說沒有什麼要事，不必交出郵寄了。 從1955年到1956年間，人們常常能在瑞芳一帶的高山峻嶺，發現白崇禧在持槍追逐野獸。與他作伴的，是台灣早期煤業界鉅子李建興、李建和兩兄弟。當年白崇禧奉命來台灣“宣慰”台胞，鎮壓“二二八事件”；李建興因為母親姓白，與白崇禧攀上親戚，從此白、李兩家，儼如世交。白崇禧喜好狩獵，李建興特為白開闢了一幢休閒別墅，經常來此打獵聚首，消磨時光。 李宗仁到美國之後，一有什麼風吹草動，白崇禧便奉命出來講話，或是發電報寫信，對李宗仁發出一番責難。李宗仁也能體諒他身在台北，不得不奉命說這些言不由衷的話。 據程思遠記述：1965年7月中旬，李宗仁從海外回到祖國。 7月19日上午，周恩來總理在上海文化俱樂部接見李宗仁時說，白崇禧頗自負，其實在政治上並無遠見，他竟相信蔣介石，被騙到台灣去了。我很為他的安全擔心。 周恩來真有先見之明。白崇禧的死因據說至今還是個不解之謎。 （1969年1月—2月，北京） 1968年8月，李宗仁因大便出血甚多，赴北京醫院檢查被確診患了直腸癌。後由有名的腫瘤大夫組成一個醫療小組，擬制治療方案，並經周恩來核定，切除手術做得很好，9月下旬出院，遷居至北總布胡同新公館休養。雖然手術是成功的，癌毒也未擴散，但是因他多年久患肺氣腫，心臟已呈衰竭跡象，身體已經差多了。 9月30日，他應邀出席了慶祝國慶十九週年的人民大會堂國宴，在宴會廳待了兩個小時，回家以後，體力不支，次日又病倒住院。關於此事，周恩來曾對程思遠說：“當時發給李先生兩張請柬，一是出席宴會，一是上天安門。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參加國宴而上天安門城樓亮一下相，即回家休息。但這一決定沒有能夠貫徹下去，以致出事。” 後曾請中醫國手診治，但他虛不受補，成效甚微。次年1月25日，又得了一場肺炎，由於青黴素發生抗藥性作用，搶救未能成功。 1月26日，在病危中，他對在床邊的尹冰彥和胡友松說：“我的日子不會再有多久了。我能夠回來死在自己的國家裡，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願。”他氣喘吁籲，說話很困難，停了一會又說，“回來以後，本想在台灣問題上，做點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對你講過，還沒來得及向周總理提出，現在什麼都來不及了。台灣總是要統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見了。這是我沒有了卻的一樁心事。那些書（指李帶回的很多線裝書，如《二十四史》、《四部備要》等等），送給廣西圖書館。書畫送給政府。那幾瓶酒想送給毛主席、週總理吧！” 他說話時，一顆顆老淚掉在枕頭上，最後看一眼胡友松，他說：“她太年輕，結了婚，日子雖短，也算是李宗仁的夫人，你們要照顧她。” 胡友鬆在一旁，哭的淚人一般。 他臨終遺言不忘的幾瓶酒，是頗有來頭的。其中大部分是法國白蘭地和英國威士忌，都有兩個多世紀的歷史了。僅在他手中就保存有幾十年之久，一直捨不得喝。酒瓶上都有歷代專家鑑定的簽字和貼有收藏家時簽名封條。有兩瓶是抗戰初期李坐鎮徐州時，那位與英國人關係很深的華東大企業家楊樹誠送的。其餘的是中國金融家以收藏名酒聞名的金城銀行董事長周作民送的。這些酒，由外國進入中國，又由李宗仁帶到美國，然後又帶回中國，始終沒有開封品嚐。他說，這種酒可以入藥，非常名貴。 李宗仁在病榻彌留之際，口授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表示感謝之意。據程思遠記述，李在簡短的信中說：“我在1965年毅然從海外回到祖國所走的這一條路是走對了的。”“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是一個無比的光榮。”“在我快要離開人世的最後一刻，我還深以留在台灣和海外的國民黨人和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前途為念。他們目前只有一條路，就是同我一樣回到祖國懷抱，……” 他於1969年1月30日午夜12時，在祖國的土地上葉落歸根，享年78歲。 周恩來總理參加了於2月1日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周恩來在儀式上說，李宗仁先生臨終前寫的這封信，是一個“歷史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