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第五章潘漢年安排李濟深離開香港前往東北解放區

（1948年11月—12月，香港） 這些日子，他處於十分興奮的狀況之中。他儘管還身在香港，心已經在嚮往即將乘船北上的情景。嚮往著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嚮往著新的民主聯合政府，嚮往著即將誕生的新中國…… 1948年真是一個轉折性的年頭。蔣介石的獨裁政權崩潰瓦解，已經是大勢所趨。人民解放軍在各地轉入反攻，捷報頻傳；及至秋冬之間，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又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北平解放已經是指日可待了。今年元旦在香港灣仔那座由陳此生租來的大房子裡宣布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時，他就旗幟很鮮明地說：“蔣介石言而無信，反复無常，這是我李濟深幾十年親身經歷，毫不虛假的，我們只有各盡其力，走擁護共產黨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這一條道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最初他提出想請宋慶齡領銜，宋答复她以不出面為好，在香港的同志可以請何香凝先生參加，後來大家的意見認為請他出面領銜主持，這樣能夠發動和領導國民黨內一切民主力量，從各方面協助中國共產黨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他覺得身上的擔子很重，關於怎麼走民主道路的問題，有諸多觀點，存在著不少鬥爭；他慨然應允出面擔任主持工作，撥開迷霧，與何香凝、蔡廷鍇、柳亞子、陳此生等諸位前輩一起，堅決主張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打倒蔣介石，成立革命的聯合政府，以便有效地進行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在他的提議下，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這個口號，也在第一屆代表大會宣言中表達出來了。當時，蔣介石宣布“中國民主同盟”為“反動組織”而取締，民盟總部亦遷來香港堅持鬥爭，而且更加活躍。民主促進會、農工民主黨、致公黨等愛國民主黨派的負責人與不少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在蔣介石的高壓政策下，亦紛紛從內地雲集香港，進行各種愛國民主活動。這年5月1日，毛澤東主席親自給他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鈞儒致函，提議召開政協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還打算邀請各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的代表來解放區進行討論。為此，中共駐港負責人潘漢年等多次登門上他家裡來協商。毛澤東的函件在他心裡掀起了波瀾，他像是看到新中國的航船已經在海平面上露出了桅杆。 8月下旬，他讓蔡廷鍇代表民革，與代表其他民主黨派的沈鈞儒、章伯鈞等一批著名的民主人士一起，在中共方面的章漢夫陪同下，作為第一批北上人員乘租用的外輪離開香港。這是租用的蘇聯輪船波爾塔瓦號，從東北裝來了大豆、皮毛、猪鬃等土特產品及黃金，到香港來換回了西藥、電訊器材、高級紙張以及汽車輪胎等物資。輪船要經過台灣海峽，隨時都有被蔣軍兵艦砲擊和飛機轟炸、甚至劫持到台灣的危險；而且航程很長，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會出問題。這艘船出發後，他十分擔心船的安全，一直焦急地等待著船開出後的消息。直至第八天，潘漢年專程笑孜孜地登門告訴他：已經接到大連方面的電報，說“船已順利到達朝鮮的羅津，中央派李富春同志專程迎接，已前往哈爾濱。”不久又傳來消息，他們於九月底安全抵達東北解放區的中心城市哈爾濱。他聽了十分振奮，顧慮也消釋了。第二批民主人士，包括郭沫若、馬敘倫、許廣平母子等，也即將出發。他將作為第三批民主人士中的一員，很快也將離港乘船奔赴東北解放區。這使他的心一直難以平靜下來……

兩天之前，潘漢年已與他約好，今天下午2點半鐘到他家來具體討論乘船離港的計劃。他十分興奮地在等待潘先生的到來，連午覺都沒有睡好。他最近已經意識到，在最近蔣介石途窮日暮、四面楚歌的時候，他已經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有種種跡象表明美國方面因為蔣介石的腐敗和屢打敗仗而考慮換馬的時候，敏感而老練的港英當局風聞了李濟深可能與中共聯合，昨天，港英當局派了一個官員來看望他。寒暄過後，探詢地問：“風聞中共方面想邀請李先生北上共議政事，是否確有其事？” 他知道港英當局為了維持香港的局面，十分希望中共和國民黨“劃江而治”，因而願意他坐鎮香港，不希望看到他到解放區去。他笑了笑，回答：“抗戰勝利後，中國內戰不息，動盪不安，老百姓再也不堪戰亂了。國難當頭，我是坐在香港自家屋裡對國家大事發幾句議論尚可，別的事做不了囉，任潮老矣，已經不堪顛沛流離了。”

也曾有個美國駐外官員在金陵飯店的一次宴會上與他接觸，有意識地向他發問：“李先生，有消息說，我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想以李宗仁先生取代聲譽掃地的蔣委員長。你是老桂系，李宗仁是得你扶植的新桂系的領袖，想必李先生你很快將會對中國政壇有所作為了？” 他盯著對方望了一會，坦然而答：“蔣介石禍國殃民，給國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他聲譽掃地，不得人心，是所有正直愛國的中國人所有目共睹的。可是美國人以為換一個人就能挽救危局，那不是太天真幼稚，就是對中國國情的無知。我想告訴你，我黨馮玉祥將軍今年初在美國演說講的：'中國的前途在於推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在於與工農大眾在一起，把毛澤東的宣言、中國民主同盟的宣言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宣言綱領，真正實行起來；我們工農大眾喜歡什麼，我們就說什麼做什麼，而不能是美國人喜歡我們說什麼做什麼，我們就說什麼做什麼。'貴國《紐約時報》曾經歪曲了馮將軍的講話，我曾替馮將軍申明真相，將他這段話登在香港《華商報》上。”

那個美國官員在宴會上真是自討沒趣。 他已經是多次抬頭看牆上的鐘了，怎麼還不到2點半？ ！他自己嘲笑自己，真是“心急也嫌鐘錶慢。”潘漢年已經多次來過李家，給他十分深刻的印象。從1947年底開始，中共香港分局與民主黨派領導人定期舉行座談會，座談會每兩週開一次，邊聚餐邊座談，由中共香港分局的領導人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輪流主持。如輪到中共主持，座談會就在連貫家裡舉行，輪到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持，就在李濟深家裡舉行，輪到民盟主持，就在沈鈞儒家裡舉行。每次座談會都有中心議題，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融洽無間。潘漢年是很受大家歡迎的座談會主講人之一。他很欣賞潘漢年言談亦莊亦諧，舉止溫文爾雅，寓宣傳於談笑之間，還能隨口吟詩作對。

“當——”牆上的鐘到2點半時敲了一下，餘音未絕，潘漢年居然笑瞇瞇地走進客廳裡來了。潘漢年斯文地抬手扶了一下鼻樑上的金絲眼鏡，再指指門外，幽默地說：“李任公，你門外有'狗'。” 他問：“你發現什麼情況？” 潘漢年憑長期搞地下工作的經驗，覺察李濟深門口的異樣，說：“你門口附近有兩個形跡可疑的傢伙，我一看就知道是特務。” 他淡然一笑，說：“蔣介石要留我在南京留不住，是不願我離開香港的，更不願我到解放區去了。他們一定是聞到什麼風聲了。” 潘漢年神色嚴肅地說：“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李先生放心好了，我們也要作出相應的安排。關於你乘船離港北上的行動，周恩來再次來電關照，要保密，謹慎，周到，安全。今天我專門來跟你討論具體的方案。我們要選擇確定一個最保險的方案。”

李濟深也說：“前幾天，何香凝老人也勸我早走的好，一則是形勢發展的需要，二則是為了安全起見。我在香港已經是樹大招風了。” 他倆上樓到書房去認真籌劃起來。潘漢年告訴他，方案考慮得十分縝密細緻，諸如：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長、大副、二副，對我們的態度如何？這條船上將有哪些人同行？有幾個人認識李濟深？人們帶的行李有多少？萬一有意外的人認出他是李濟深怎麼辦？乃至怎麼出門、住旅館、搬行李、保衛、放風等具體細節，都進行了推敲，並徵求他本人的意見。他聽罷，深為共產黨對他的尊重和愛護而感動。 商議罷北上的事，潘漢年望著他說：“李先生，我們有一事想請您幫忙。” “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氣。”他說。 潘漢年說：“現在天已經轉冷，我們東江游擊隊要添置冬衣，北邊的經費一時還匯不來，有朋友聯絡好了馬連良和張君秋，請他們唱幾天義務戲，籌一筆錢。我想請李先生出面，先宴請馬、張諸位。”

他聽了，一口應承。 潘漢年臨走之前，還告訴他兩件事：“一件是第三綏靖區何基灃、張克俠將軍率領所屬第五十九軍、第七十七軍的部隊2.3萬餘人，在徐州附近起義，加入人民解放軍。另一件，我們剛剛得到可靠消息，蔣介石的親信、擔任國策顧問的陳布雷先生不是像日前中央社報導的'心髒病突發逝世'，而是因感於蔣介石政府垮台無可挽救，飽受刺激，就採用吞服大量烈性安眠藥的辦法自殺於臥室之內。還在辦公桌上留有一封致蔣介石的遺書。” 有部隊起義參加人民解放軍，在近年來不斷發生，這是在李濟深意料之中；張克俠是馮玉祥部將，馮玉祥出國之前，曾帶張來見他，要張以後聽他指揮。他曾告訴張克俠，以後不要打中共，遇到中共，就把部隊撤到別處去。張克俠終於起義了！作為深受蔣介石信任的首席幕僚人物陳布雷自殺，他初一聽，尚覺意外，細一想，這說明了蔣介石已陷入眾叛親離的境地。他認識陳布雷，一閉起眼睛，那一襲長衫、文士氣派的模樣如在眼前，陳布雷文筆犀利，與郭沫若兩人同被稱譽為當今兩大希世才子。北伐的時候，他就很欣賞陳布雷所寫鼓吹北伐的文章；只是以後陳為蔣介石所重用，使他深為惋惜。嗚呼，罕世奇才，落得成為一個悲劇性的人物。

潘漢年走後，他派人到門外暗地察看，果然有一兩個形跡可疑的男子在探頭探腦，東張西望。是港英當局的便衣？還是軍統的特務？他憑直覺感到這是蔣介石派來的，唯恐他與共產黨搭上線，跑到解放區去。香港是一個藏龍臥虎的地方，已經不是蔣介石統治的範圍，被稱為“自由港”，但各方政治勢力在這裡都很活躍。港英當局只重視維護英國在港的利益，對別的事，當局一概抱著睜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的態度。因而，香港的政治形勢十分複雜，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在這兒進行自己的活動，蔣介石的特務組織與一些親蔣的勢力也在這兒出沒。 李濟深想，蔣介石早就將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在蔣介石即將垮台時，什麼事情都可以乾得出來的。抗戰勝利前後，蔣介石解決了雲南龍雲部隊以後，催促他回到重慶，他知道蔣介石快要做他的文章了，就留在家鄉，偏偏不去就範。他在廣西擔任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接近民主人士，參加民主活動，還對蔣介石在政治上提出許多批評。因而，又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在桂林辦公廳所轄範圍內，如張發奎、薛岳、余漢謀等，都是李濟深的擁有實力的舊部，蔣介石怕他們聯合起來造反，就將桂林辦公廳取消了，調他到重慶去擔任軍事參議院院長，明昇暗降，有名無實。這明明是蔣介石的陰謀詭計，他當然不肯上當。蔣介石一再發來函電催促，他就是不去。蔣介石不甘心，又派蔣經國來桂林勸駕。蔣經國對他說：“我父親命我來同老伯請安，現在國難深重，希望老伯早日去重慶，共同負起國家的責任。”

他語氣平和地說了一番話： “是的，國家的事是眾人的事，應該由大家來負責。可是，這些年來你老太爺確是太辛苦了。他總是把國家的事情個人負起來幹。我去重慶，要是你老太爺能採納我的意見而對國家有幫助的話，我又何惜這一行呢！？如果僅為了安排我的一個職位，那就大可不必。我的意見曾多次向你老太爺提過，似乎從未引起他的重視。你這次從贛州來，沿途想必看見或聽見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掙扎在死亡線上。士兵們更不用說，一串串用繩子捆著，經常挨打受餓，過的牛馬不如的生活。像這樣民心士氣如此低沉，政治還不改革，戰又如何能抗得下去呢？你從蘇聯回來，我聽說你父親要你讀了不少的古書，我就講個故事給你聽。從前有個武王、周公，也有個伯夷、叔齊。那武王、周公要去伐紂，而伯夷、叔齊反對，可是武王、周公還是去伐了紂，後來寫歷史的稱他們是'聖人'；而伯夷、叔齊因其志不行，卻跑到首陽山上去餓死了，以後的歷史家也稱他們是聖人。如今你老太爺已經做了武王、周公，何妨讓我來做這個伯夷、叔齊呢！人各有志，不必相強。我希望你把我這些意見，轉達給你老太爺好了。”

他一席話說得蔣經國啞口無言。蔣介石當然懷恨在心。他那時決心擺脫蔣介石，在廣西組織民兵武裝，他曾派人和史迪威聯繫，史迪威答應在美械分配上幫忙。後來因史迪威被蔣介石排擠回美國，他的計劃即告落空。桂林淪陷之後，他回到梧州家鄉去做發動民眾的工作，帶動了一些民主人士一起去進行，還與中共的地方武裝聯繫，相互支援。蔣介石又寫了親筆信，託人捎來梧州要他去重慶。他還是不買賬。蔣介石當然不甘心。抗戰勝利後，他曾以為民主有希望了，他在參政會上，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都與蔣介石對抗。內戰打起來了，蔣介石三次電請他上廬山商談，他藉此向蔣介石面諫，希望其懸崖勒馬。蔣介石仍是一意孤行。他決心不再對蔣抱期望，要反蔣到底。他租出在南京的房產，得一億元作為民主活動經費。正好馮玉祥也被解除軍職，強派赴美考察水利。馮玉祥出國前與他相約，分頭髮展民主反蔣活動。他轉來香港，組成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公開和蔣介石唱對台戲。

門外有一兩條狗算不了什麼！他李濟深活到今天已經六十有二，已經沒有什麼可怕的啦。跟孫中山先生革命，算至今已有幾十年，他有過坎坷和曲折，國共當初分裂時，他認識不夠，受人慫恿，贊成了清黨的主張，給革命帶來損失，常使他在心裡感到沉痛。血腥的現實使他清醒了，逐漸選擇了正確的道路。他深以自己選擇的道路為自豪。所以，這些日子他內心特別不平靜，好像又回到了青春煥發的歲月。他要在離開香港之前的短時間內，多做工作。他曾經親筆寫信託人帶給李宗仁和白崇禧，勸他們認清形勢，同蔣介石決裂，向人民靠攏，但均未見回复，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收到信了。 幾天之後，陳劭先對他說：“白崇禧有個親信叫黃啟漢正在香港。黃啟漢想見你一面，見不見？” “黃啟漢在香港麼？我要見他，還要叫他找找白崇禧做工作。” 黃啟漢是白崇禧原來的秘書，他原來就認識黃啟漢。他正想找黃啟漢來了解李宗仁和白崇禧的近況。第二天，陳劭先安排了黃啟漢到他家裡來見面。 “啟漢，你來香港辦事麼？”他問。 “任公，我奉命來港搞對外貿易。蔣介石政權崩潰已是大勢所趨，廣西是想為今後找一條經濟上的後路。”黃啟漢說。 “順不順利？”他又問。 黃啟漢嘆了一口氣，說：“蔣、陳、孔、宋四大家族對外匯控制得很嚴，幾乎都讓他們壟斷了。香港市場上法幣又暴跌不止，我原來的想法都泡湯了。” 他抓住話頭問：“你剛才講蔣介石政權的崩潰已是大勢所趨，不知道德鄰和健生有什麼打算？” 黃啟漢在他面前實話實說：“我只知道，健公想支持德公取蔣而代之。” 他笑了笑，說：“蔣介石以前也下過幾次野了，那不過是以退為進的花招而已。我不知道德鄰、健生是怎麼想的。但願不要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呵。” 黃啟漢說：“我也覺得蔣介石即使下野，也不會放權的，到頭來德公只會成為傀儡而已。” 他望著黃啟漢，沉默了好一會，才問：“你可不可以帶我一封親筆信到武漢去見白健生，爭取他起義？” 黃啟漢聽了十分高興，說：“好呀，我願意去試一試。任公你德高望重，出面勸他正好。” 他當即從抽屜裡拿出一小塊白綾條子，抖了開來，上面已經用墨筆寫滿了蠅頭小楷，遞給黃啟漢：“信我已經寫在上面了，你先看一看。旅途上要小心收藏。” 黃啟漢展開白綾條子，瞄了一遍。全文如下—— 健生吾兄勳鑑：革命進展至此，似不應再有所徘徊觀望之餘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於故人耳。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立場，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反獨裁、反戡亂主張，贊成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立即行動，號召全國化干戈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詳情托黃啟漢兄面陳。此即頌籌祺。弟李濟深上。 12月22日 他還和黃啟漢講了許多道理，讓黃轉告白崇禧。因為潘漢年叮囑過他對於即將離港北上的事要絕對保密，他才沒有告訴黃啟漢。 幾天之後，是全世界基督徒歡慶耶穌誕生的聖誕節。香港自從被英國占據以來，已經形成了隆重過聖誕節的習慣，各公私機構都放假數日，各家親人都在家裡設置的聖誕樹前歡聚。按潘漢年經過周密考慮制定的計劃，李濟深悄悄地離開了住宅。有人曾上門去拜會祝賀節日，得到的回答是：“剛剛上親友家慶賀聖誕去了。”他秘密地先住進一家不顯眼的旅館。暮色時分，在各家舉行團聚的喜慶家宴時，他在專人的陪同下，為了迷惑外界耳目，特地公開露面參加了鄧文釗先生的宴請，同時參加宴會的還有朱蘊山、吳茂蓀、梅龔彬、李民欣、陳此生，何香凝老人也到席作陪。席後，他們幾個便乘上事先準備好的小艇，帶上酒菜，裝作慶賀聖誕泛舟遊覽的樣子，乘著小船在水面上游弋於外輪之間，閒蕩了一個多小時之後才靠攏要上的蘇聯貨船。上船後，為避免見到不少熟人，特地將他和朱蘊山、李民欣安排在船長室，讓他們不露面，以避免海關檢查。這一次走的人，有的西裝革履，扮成經理模樣；有的則是長袍馬褂或是普通衣著，裝成商人，裝作乘船到東北做生意的，事先在口袋裡還裝上一套貨單子。各人還事前編好一套話，以便應付檢查。 這艘蘇聯貨輪拉響了汽笛，終於在深夜駛離了香港。 具體負責籌劃和領導這項工作的潘漢年，和夏衍、饒彰風一起，在碼頭附近一家旅館裡，守著一部電話機指揮這次人數最多的北上行動。電話鈴響了，有人用暗語報告，“船開了。貨放在船長房間裡。英姑娘沒有來送行。”他們懸著的心才落了下來，高興地鬆了一口氣，終於圓滿地完成了中央交給的這項任務。當晚並向周恩來發電報告。 不料，李濟深離港之後沒幾天，就被人發現了。 事出湊巧，蔣介石於1949年在四面楚歌之中發表元旦文告，宣布求和及準備下野，聲稱：“只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則我個人無復他求，個人進退，絕不縈懷。”諸多人士登門去找李濟深，想問他對蔣氏元旦文告有什麼批評，這就發現他已經離開香港。港英當局也知道了。在香港各界立刻引起了反應。港英當局的政治部主任親自找到民革的副秘書長呂集義，責問說：“李濟深先生的安全，我們是要負責任的。他走了，你們為何不事先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有影響的人離開香港，連我們都不知道，叫我們怎麼交待？”為這件事，香港的傳說就更多了，香港《大公報》1949年1月4日登了這麼一則消息：“美聯社香港三日訊：據可靠人士告本社記者，李濟深已離港赴華北中共區。據說……經北韓赴哈爾濱。這是以前北上開新政協的其他民主人士所採取的途徑。” 新中國成立後，李濟深先生曾經深有感觸地回憶說：“那次從香港秘密北上駛往東北解放區的航行，是一次令我最難忘的旅程，是我人生中最重要和最光榮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