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九章在桂北路138號乾著驚天動地的事情
（1938年11月，桂林市）
這是一間很普通的房子。
它位於桂林市桂北路138號。普普通通的磚木結構兩層樓層，帶著一個相當於半個籃球場大小的院子。屋外街面的白灰牆上寫著“萬祥糟坊”，這就是中國土法做酒賣的作坊，“萬祥”是它的名號。它的外表太簡易，樸素，普通了。比起南邊不遠處獨秀峰下省府所在的王城，簡直是天淵之別。儘管它沒有赤柱飛簷，沒有云階玉陛，沒有高牆深門，自從1939年11月下旬起在門邊掛起了一塊“第十八集團軍桂林辦事處”的木牌子，它就產生了獨特的魅力。
桂林市民那幾天在悄悄地傳說：共產黨來了！共產黨在桂林城公開露面了！共產黨在王城後面開了一個辦事處。許多人帶著一種驚奇的神秘感而專程到桂北路去親眼看一看。耳聞是虛，目睹為實嘛。
長期以來，桂系集團在其統轄的廣西境內，對共產黨是採取深惡痛絕、斬草除根的政策的。 30年代初，他們對共產黨在桂西山區的東蘭、鳳山、巴馬的根據地，實行了斬盡殺絕的“剿滅”政策。就是幾年以前，他們殺害了“東蘭共匪的頭目”韋拔群後，還將其屍體的首級割了，用石灰醃泡著，拿到幾個城市去示眾。八路軍的前身朱毛紅軍過廣西時，桂林城裡還放映過《七千俘虜》的紀錄片，當局用以誇耀“剿匪”的戰績。就是七七抗戰爆發後，他們還對廣西境內的本地共產黨嚴加防範，一經發現，就加以逮捕、殺害。
這些被稱為“匪”的中共，公開地在桂林活動了，到底是什麼模樣？
八路軍的辦事處里大都是一些穿布軍裝、打綁腿、帶八路袖章的中青年。一張張臉孔，樸實，誠懇，都像農家的子弟，也有戴眼鏡的秀才。人人都生氣勃勃，精神飽滿。這些人在院裡唱抗戰歌曲，打乒乓球，還能對來訪的人講舉國團結、抗日救亡的道理。一個個言語間都洋溢著隨時準備為抗日救國犧牲的豪情。這些人說的道理能暖人心。這些人，臉上沒有一點殺人越貨的匪氣，身上沒有半點打家劫舍的邪味，怎麼能稱之為“匪”呢？
桂林人的心頭開始疑惑了。大家很快就從自己的親身經歷體會到：自從桂北路138號掛上了這塊牌子，這座古城很快就變得生氣勃勃，充滿了活力與生機；在桂林這座小城，出現了一些轟轟烈烈、聞所未聞、震驚中外而使桂林增添異彩的事情。半個世紀過去了，年過半百的老人們還津津樂道地對兒孫們講當年的事兒和當年的人。這段歷史，成了桂林的寶藏，有的把它當作學問研究，寫成書出版，拍成電影電視放映。就是筆者也因多年受這段歷史形成的氛圍熏陶，編導過一部電視文獻片《桂林文化城》。
1938年10月下旬，隨著廣州、武漢先後淪陷，逃難的人們像潮水一樣湧到廣西，湧進桂林。 11月12日，長沙全城大火燒起來，全市三四十萬人口，走剩下三四萬人（也有說走剩兩三萬人）。廣西成了抗戰的大後方，原來不到十萬人口、只有幾條街道的桂林城人口陡然增加到四五十萬（也有說五六十萬人）。市裡所有能住人的地方，都住滿了人，車站、體育場、學校、騎樓下、甚至岩洞裡，人們還在空地上搭起竹籬笆房子或是草棚子。
就在這兵荒馬亂的日子裡，在桂林鐵路工廠的門口，有一個穿便衣的外省青年，已經守候了好幾天了。他用眼光在上下班的人群中搜找著。像是在找人，目光透著焦急。他要尋人為什麼不到工廠裡去打聽，他是什麼人？
這天下班的時候，他終於發現了尋找的對象，十分興奮地穿過人群奔過去，大聲喊著：“老張！老張！”
人群中一個拎著飯盒子的工人聞聲轉臉朝他一看，吃了一驚：“劉……”把“劉”後面的名字都嚥下肚去了，忙跟他一起走離人群。到一個偏僻的角落，這個姓張的鐵路工人才說：“老劉，你怎麼來到這裡，這個地方對共產黨可厲害了！”
他鎮定而笑瞇瞇地說：“怕抓就不來了。來了就不怕嘛。你知道麼，我找你好幾天啦。”
老張說：“你一個人來的麼？你膽子真大喲！”
他說：“走。我們找個安靜的地方說話。”
按當時通常的說法，他是個“共黨”。具體地說，他的身份是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接受了一個特殊任務，來到桂林。
早在8、9月蔣介石的大本營已決定放棄武漢時，當時的中共長江局即研究準備在桂林建立八路軍辦事處，並報請中共中央批准。為適應戰局的變化，提早做好準備工作，中共長江局決定事先派人到桂林籌備。 9月間，八路軍總參謀長葉劍英打電話通知長沙八路軍辦事處的劉恕，執行去桂林的任務。此時劉恕剛奉命要調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尚未去報到。葉劍英親自找他通話，交代任務。劉恕沒有到過桂林，覺得人地生疏，加上時間緊迫，怕完不成任務而有些躊躇。葉劍英對劉恕嚴厲地說：“怕困難還要你這共產黨員做什麼！”
劉恕無話可說，就準備啟程。武漢辦事處還專門請了黨外友好人士熊子民先生從武漢來到長沙，和他一道去桂林找房子。那時，熊子民的愛人孩子都住在桂林。當時，衡桂鐵路剛剛通了車。他倆從長沙坐上國民黨的軍用火車來到桂林。劉恕就住在熊子民的家裡。
剛到桂林時，形勢十分複雜，局面還沒打開，又不認識人，怎麼找房子？他終於想起一個人來。這是他在上海時認識的一個工人，姓張，是鉗工。只知道這個工人已隨上海吳淞鐵路工廠遷到桂林。但是，他卻把這個鉗工的名字忘記了。他憑這點線索，找到桂林鐵路工廠，在廠門口守候了幾天，終於找到了老張。
老張十分熱心，幫劉恕找關係，通過廣西銀行的一位黃經理，認識了“萬祥糟坊”的房東黃曠達先生。租房子時也沒有透露身份，所以要的房租比一般房子貴一些。劉恕就租下了。接著，他又到陽朔，租了七八間房子，備作倉庫用。還在城北郊路莫村找了幾處農民房子，大約離城七八里地，準備作電台室、招待所及安置家屬用。房子確定下來後，他還到舊貨攤上買了一些舊家具。
這幢“萬祥糟坊”已經毀於後來的戰火之中。解放後，政府撥款按原樣重建，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 “糟坊”的老房東黃曠達先生早已去世。他的兒子黃熙現在也是這幢房子的主人，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紀念館館長，還成了研究桂林抗戰歷史的專家。我在這幢房子裡拍攝電視片時，跟他交上了朋友。他說：“那時我還小，十來歲，讀小學。開始我們還不知道是八路軍租用。八路軍一來，我們開始有點緊張。八路軍跟我們房東相處得很好。李克農主任給我們講抗戰殺敵的故事，還派人給我們小孩輔導複習功課。他們吃著發霉的大米和鹽水煮冬瓜，卻樂呵呵地干著驚天動地的事情。李克農自編自導獨幕抗日活報劇，我弟弟黃劍雲還去扮演孤兒。週總理三次來，每次都來看望我父親。一直到今天，不少在這裡住過的同志，還經常保持聯繫，寫信來表示問候和關心。我家十分有幸，因為租給八路軍用，使這幢普普通通的房子，與獨秀峰下的王府一樣成為珍貴的歷史文物，並在中國現代史上有它特殊的光彩。”
李克農率領隊伍從衡陽乘著兩輛敞篷貨車，於1938年11月下旬初到達桂林。隊伍中，有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多人及一個班的警衛，約幾十人。警衛員都是從紅軍部隊中精選出來的班長以上的干部。有一些保衛人員還是隨同周恩來從延安到武漢來的。王炳南和他的德國夫人王安娜，及白求恩的護士簡小姐，也都同車到了桂林。周恩來先到南嶽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南嶽軍事會議，會後亦要到桂林來。廣西當局已經為周恩來到桂林在省政府的招待機構樂群社安排了房間。因為在來桂林的途中已經流傳了八路軍裡有兩個“蘇聯女軍事顧問”之類的謠言，李克農正好將王安娜和簡這兩個外國人安排到樂群社為周恩來準備的房子去住。
在這以前，白崇禧已經委派謝和賡先期從南嶽返回桂林一趟，向黃旭初省長轉達白與周恩來同車途中所談在桂林設立八路軍辦事處的事宜及其達成的口頭協議，以使黃旭初放下心來，對中共待之以禮。口頭協議的內容是桂系同意中共在桂林設辦事處；中共表示“不挖牆腳”。所謂“不挖牆腳”，即指：不在廣西發展共產黨，也不在桂系的軍隊裡發展共產黨。謝和賡還轉告了白崇禧的意思：要廣西負責好八路軍辦事處的安全。謝和賡還見了劉仲容，要劉仲容去和李克農聯絡。
李克農一行到了桂林後，即在桂北路138號掛出了八路軍辦事處的牌子，並請桂系民主派人士陳此生陪同，主動去王城裡拜會廣西省政府黃旭初主席。黃旭初儘管事前已經得到白崇禧的關照，在會見時還是問李克農：“廣西有沒有共產黨？”
李克農是紅軍的談判專家，素以機敏沉著、善於應對著稱。他答：“有是有的，但是不會找你們的麻煩。如果說沒有共產黨，那是騙你，我就是嘛！”
黃旭初沒料到李克農如此坦誠、痛快，竟一時不知作何答复。
李克農即誠懇地笑著說：“我們黨來廣西，旨在支持廣西團結抗日，我們講過了，絕不挖廣西牆腳，請黃主席放心。”
當時，廣西已經成為我國西南抗日大後方，桂林成了聯結西南、華南、華東的重要交通樞紐，亦為新四軍、東江游擊區，及南方數省黨組織與重慶中共中央南方局及至延安陝北革命根據地聯繫的中轉之路，而且在上海、廣州失陷後，廣西是國內通往香港、海外的唯一通道。海外支援國內抗戰的重要物資，主要通過這條通道運進來。國民政府也於1938年12月在桂林設立由白崇禧擔任主任的軍委會桂林行營，統一指導長江以南幾個戰區對日作戰。八路軍桂林辦事處，也不是一般的辦事處，它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機構，根據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肩負著聯絡湘、贛、粵、桂及香港、海外各地黨組織的任務。桂林辦事處所設的公開與秘密的兩套電台，是中共建在南方的中心電台，擔負著及時傳達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及江南各地黨組織請示匯報工作的重要任務。
筆者在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紀念館看到了幾張十分珍貴的黑白照片，都是當年拍攝留下的，栩栩如生地記錄了八路軍辦事處當年的活動：當年還掛著“萬祥糟坊”的八路軍辦事處的照片；李克農當年與兒子李倫的富於情趣的合影；辦事處電台工作人員的合影；特別是那張在武漢撤往桂林途中拍的一張照片，真實地記錄了李克農帶著龍飛虎和“高鼻子”王安娜到村里做群眾工作的融洽情景，軍民間隔閡消除後眾人的笑容，襯著村子茅草屋的貧瘠背景，極為難得。這些照片，大都是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機要科長童小鵬拍攝的。我們用電視攝像帶拍下這些照片後，還專程到北京西單府佑街中央統戰部的大院裡訪問了童小鵬。他已經是70多歲的老人了，身體還十分健壯，豁達樂觀。他現在的笑容與半個世紀以前照片上的笑容一樣，充滿了自信心和感染力。談起這些照片，觸動了往事，他十分高興地拿出當年使用的那部德國老“萊卡”照相機，給我們欣賞。他的笑，有一種特殊的魅力，使得我們攝製組全體人員都笑了。他跟隨周恩來幾十年，革命時出生入死，建國後兢兢業業。這個在極其艱難困苦的環境下都能用照相機捕捉笑容的人，該是一個最熱愛生活、最懂得人生意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