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三章張雲逸代表中共中央來到桂林

（1937年6月—7月，桂林） 獨秀峰下的王城，是桂林的一處十分有名的名勝古蹟。周長三里的城牆，青石塊砌的城垣，城高門深，古樹婆娑，使人感到氣勢森嚴，它是明代靖江王朱守謙建的府第，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自從1936年冬天，廣西的省會從南寧遷到桂林，從王府城垣那高深的圓拱形門洞出入的，就不僅是悠然自得的遊人了。因為廣西省政府設在王府裡，廣西的高級軍政要員及南京政府或是外省來的官差，就頻頻在這東、南、西三個門洞裡進進出出，使王府又從文物古蹟成為壁壘森嚴的衙門了。 兩廣六一運動結束後，李宗仁覺得抗戰隨時都會爆發，南寧作為省會，距離北部灣海岸太近，極易受敵人從海上的威脅。出於戰略上的考慮，李宗仁才將省會遷至桂林，一是可避敵人自海上登陸的威脅，再則可與南京政府及各省取得更密切的聯繫。加以桂林多山洞，是最好的天然防空處所。廣西省政府的辦公大樓，設在大門北邊的一座宮殿似的樓房裡，飛簷層疊，赤紅色的巨柱高門，矗立在當年承運殿留下的雲階玉陛和勾欄望柱構成的高台上，給人一種府第凜然、衙明高深的感覺。

1937年5月底的一天下午，從省府裡走出一個夾著皮包、模樣斯文、身材瘦削的人，穿藍布中山裝，青布鞋白布襪，年紀51歲。他走下那雕有圖畫的石階以後，沿青石路走出大門，沒乘小汽車，也沒叫人力車，步履匆匆地趕去八桂廳開會。他就是桂系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李任仁，字重毅，人稱重老。據梁漱溟先生考證，李任仁的名字“任仁”、“重毅”出自：“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李任仁趕去參加李宗仁主持召開的桂系高級官員會議，會議內容是：中共中央的全權代表張雲逸即將來桂林與桂系談判合作抗日，桂係將採取什麼對策。李任仁當時擔任廣西教育廳廳長，又曾是白崇禧的老師，在廣西是十分有影響的人物。他知道，在會上免不了又有一場爭論。西安事變以後，廣西的文武官員思想混亂，意見分歧。有的對抗戰缺乏信心，有的高級將領對蔣介石會不會參加抗日表示懷疑，有的認為蔣介石已停止“剿共”，很可能會抽出兵力來壓迫地方勢力，廣西要準備對付新的蔣桂戰爭。李宗仁、白崇禧也說：“蔣介石不可靠，我們不要上蔣介石的當。”在不久以前，劉仲容從西北迴到桂林，李宗仁曾經召開過桂系高級官員座談會，聽劉仲容先生介紹西北之行的情況，轉達了毛澤東的重要講話。劉仲容在會上說：“毛先生說了，抗日是人心所向，這是老蔣阻擋不住的。我們有充分的條件，聯合各個方面的力量，逼蔣抗日。據毛先生估計，今天的局勢已經不同過去，蔣介石不打日本打內戰，辦不到了。”李任仁聽了十分興奮，認為國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將會實現，他在會上表示：“毛潤芝先生的看法有道理。我們廣西應該做好相應的準備，與中共加強聯繫，通力合作。”而黃旭初、潘宜之等人卻說：“我們只能自己幹自己的，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抄襲共產黨的理論作為自己的理論。”並以此為藉口反對國共聯合抗日。沒有得出統一結論。

李任仁趕到八桂廳時，與會人員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李品仙、王公度、甘介侯、黃同仇、潘宜之等已快到齊。八桂廳是李宗仁在桂林辦公的地方，經常在此召集高級軍政人員商討重要事宜。這次李宗仁召集討論與張雲逸談判對策，分歧仍然很大，黃同仇、黃旭初、潘宜之等頑固派還是老調重彈。這次，李宗仁沒有說什麼話，白崇禧也較為沈默。李任仁、王公度主張與中共搞好合作，其他人各談各的。吃了晚飯又繼續開至夜深，仍未有具體結論。最後決定由王公度對張雲逸的桂林之行，作好周密的安排。因張雲逸此次來桂林談判是秘密進行的，不能讓蔣介石在桂林的特務獲悉。李宗仁並決定派劉仲容到荔浦車站迎候張雲逸。李宗仁說：“以前人家在廣西跟我們打仗，現在人家來廣西跟我們商討合作抗日，我們要做到禮儀周全。”

當晚散會時，李宗仁囑咐李任仁第二天再來一次。第二天，李宗仁、白崇禧單獨聽取了李任仁的意見。李任仁說：“西安事變表明中共不計舊仇宿債，真正實行抗日救國。這次張先生來桂林談判合作抗日，我們廣西方面應該拿出真心實意，與中共合作，共赴國難，救國救民。這是廣西人民乃至全國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亦符合中山先生之遺願。”李宗仁決定讓李任仁參與跟張雲逸商討團結抗戰的具體方案；為了避開蔣介石的耳目，可以安排到李任仁與白崇禧的老家臨桂縣會仙鄉去進行。 1937年的夏天來得早。在桂林5月末6月初已經炙熱灼人了。那幾天，李任仁更感到熱乎乎的。這個老同盟會員、孫中山先生的忠實追隨者，已經從全國的局勢及自己的親身經歷，預感到國共合作的新時期就要到來了！

李任仁出生在鄉村中醫的家庭裡，家裡日子也十分艱辛，只有能力供養長子一人讀書。作為次子的李任仁，只讀了一年私塾，就不得不輟學，14歲時去中藥舖當學徒。他天資聰明，從小愛讀書，喜歡打抱不平，主持正義。他16歲那年，父親因仗義直言，為民請命，到縣衙門告狀，告惡霸勾結縣衙明師爺私徵酒稅，坑害人民。狀紙被師爺暗中扣下，父親則被處以聚眾抗捐罪，關進大牢。李任仁聞訊趕進桂林城，當街攔住縣官大轎喊冤，歷數師爺、惡霸之劣跡。父親終於被釋放回家，老人認為受人欺侮在於家無功名，決定再送任仁讀書。兩年後，李任仁考中秀才，回鄉創辦會仙小學堂，白崇禧是第一班學生。白崇禧家道貧窮，僅靠姐夫賣牛肉，姐姐幫人做針線，勉強送其讀書。有時連文具課本也是老師贈送。李任仁和白崇禧就此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在同盟會的影響下，李任仁帶頭剪掉了頭上的辮子。辛亥革命爆發前一年，李任仁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開始從事地下革命活動。 1921年12月，孫中山到桂林發動北伐。這時，已是桂林第三中學校長的李任仁，代表桂林教育界，親自謁請中山先生出席桂林教育界召開的歡迎大會。中山先生欣然出席並發表演說，李任仁主持大會並致歡迎詞。後來，李任仁誠心擁護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中山先生在京逝世時，已任桂林縣知事的李任仁含淚提議，在桂林王城內建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塔，並把玉皇閣改建為中山紀念館，以示繼承中山先生遺志。 在李任仁建議下，李宗仁、白崇禧率軍參加了北伐戰爭。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李任仁也上了“清黨委員會”的黑名單。幸而白崇禧秘密通知劉斐轉電他逃跑。他先到會仙鄉下隱藏起來，然後逃出廣西，才沒有遭難。

1931年，他出任廣西教育廳長，聘請共產黨員楊東蓴擔任廣西師專校長。 1934年，因頑固派作祟，楊東蓴、朱克靖等被“禮送出境”，他被迫辭去廳長職務。但他說：“廳長可以不做，在廣西積蓄力量，進行改革，從事反帝、反封的主張和行動，我是堅持不會放棄的！” 1935年，他再次出任教育廳長，又邀請老同盟會員、一貫思想進步的陳此生出任教務長，並由陳先生延聘陳望道、鄧初民、馬哲民等一批很有權威的進步學者前來任教。廣西師專培養出來的不少學生先後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成為中共黨員，有的成為民主戰士，這在當時，極為難能可貴。 當李任仁從李宗仁的八桂廳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時，秘書提醒他當天要做的事：武昌中華大學華南參觀團一行12人，昨天已抵桂，今天下午廳長去看望；國際展覽已佈置完畢，今日開展，請廳長出席開展儀式。

李任仁轉告秘書：“廣西大學文法學院、桂林初中及桂林女中今天都在街頭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我們要安排時間去看一看。” 梧州碼頭在望了。這趟客船是香港與梧州通航的班輪，因而碼頭上接客的人群顯得特別擁擠。這是1937年6月初的一天，張雲逸帶著秘書李實便裝乘船從香港來到梧州。 八年前的夏天，張雲逸也是從梧州進入廣西的。那次，中央原來要派他去蘇聯學習；正好當時，蔣桂兩派的戰爭又在醞釀，且有一觸即發之勢。中共中央決定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派一批同志去廣西開展革命工作。這樣，中央軍事部長楊殷在上海找他談話，改派他去廣西工作，徵求他的意見。張雲逸爽脆地答應服從組織決定。那次，他同鄧小平、袁任遠、葉季壯等一批共產黨員一起，在南寧策動了兵變，拉起隊伍成立了紅七、八軍，開闢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並粉碎了李宗仁、白崇禧指揮的桂系軍隊的“圍剿”，挺進江西，加入了中央紅軍。鬥爭確是驚心動魄，往事猶歷歷在目。

真想不到八年後，他第二次從梧州進廣西，是與當年要“剿滅”紅軍的對手李宗仁、白崇禧商談合作抗日。形勢發展得真是快呵！ 西安事變之後，黨中央決定派他到華南進行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接見了他。周恩來跟他作了詳談。中央考慮到他是南方人，在廣東工作與生活過，北伐時擔任過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二十五師參謀長，四·一二事變後又在第二方面軍張發奎部隊裡從事秘密工作，在南方關係多，既熟悉廣東，也熟悉廣西，因而選派他擔負這項重要工作。中央還特意安排他宴請即將從陝北迴廣西的劉仲容先生，接上了頭。 1937年4月25日，他同周恩來、孔石泉等20餘人乘一輛卡車，從延安出發。他是要經西安轉到香港去開展工作。周恩來等是要經西安到南京去同國民黨繼續談判。卡車離開延安50多里後，突然遭到土匪襲擊。一二百個土匪從正前方公路上挖的工事裡，從後面的小山包和左邊的樹林中同時射擊，形成三麵包圍的態勢。密集的子彈射來，有的同志在車上就犧牲了。敵我力量十分懸殊，大家在周恩來、張雲逸等同志指揮下奮力抵抗。張雲逸的手負了傷。他經過仔細觀察，從敵人的槍聲中發現右側沒有敵人。他一面指揮大家還擊，一面同孔石泉一起利用有利地形掩護周恩來從開闊地跨進溝壑，鑽入對面山坡的叢林，衝出了敵人的包圍圈。脫險後，他們仍舊折回延安。他這次南下，真是冒了很大風險。 5月初，他重新出發，從西安輾轉到達香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在華南開展黨的統一戰線工作。

在這兩次來廣西的八年間，他與妻子韓碧也經歷了長久的悲歡離合。他在1929年夏天去廣西時，韓碧剛剛生下兒子遠之，從此就杳無音信。韓碧在廣州，以理髮為業，自謀生路，艱難地將兒子遠之養活到九歲。張雲逸從延安來到香港後，在組織和親友幫助下才找到韓碧母子倆，送到香港，一家三口分離八年這才在香港重聚，住在一間不到15平方米的閣樓上。一家剛團聚，他又不顧個人安危，到廣西來進行秘密談判工作。 在他到廣西之前，中共中央事先派了共產黨員楊必升到桂林同桂系方面進行聯繫，轉達了中共中央擬於近期派張雲逸為全權代表到桂林談判合作抗日的意見。張雲逸到香港後也派人到桂林同劉仲容取得聯繫。 張雲逸、李實到梧州上岸，按王公度事前的通知，找梧州公安局長李一塵接上頭，由李一塵親自接待，並派汽車送往桂林。當汽車到達荔浦車站時，劉仲容已經在那裡迎候，並陪同他一起來桂林。由於王公度、劉仲容的安排，張雲逸到桂林不久，即同李宗仁見了面，並開始了會談。劉仲容還派了人對張雲逸進行了秘密保護。

6月12日，張雲逸同李宗仁、白崇禧進行了首次會談。張雲逸在會談中，闡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強調團結抗日，救國圖存是全民族的需要。只要是抗日派，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我們黨隨時準備和國民黨內的愛國人士合作，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經過西安事變，中國的局勢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蔣介石不打日本打內戰，辦不到了。我們有充分的條件，聯合各個方面的力量，逼蔣抗日。一切抗日救國的力量團結起來，抗日一定會勝利。李宗仁、白崇禧在會談中，表示贊同中共對形勢的看法，贊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願意團結抗日，共同對外。 幾天之後，在第二次會談中，李宗仁表示完全同意中共提出的鞏固國內和平，實現民主和團結抗戰等主張。雙方商定，由張雲逸與桂係幾個高級官員研究擬出如何鞏固和平統一，實現民主和團結抗戰的具體方案。張雲逸在桂林期間，四川軍閥劉湘也派出代表張斯可、李星輝到桂林聯絡。經李宗仁介紹，張雲逸同張斯可、李星輝見了面並進行了會談。主張川、桂和中共聯合起來，迫使蔣介石共同對日抗戰。張雲逸還請張斯可一起參加關於鞏固和平，實現抗戰具體方案的製定。 當時蔣介石在桂林的特務機關十分活躍，很快就察覺了張雲逸在桂林同廣西和四川代表進行的聯絡工作。蔣介石下令要其在桂林的特務密切注意張雲逸的活動。蔣介石還放出空氣說桂方反對蔣介石反對聯共的主張；其用心在於破壞桂系同中共建立統戰關係。而桂系的頑固派高級官員黃旭初、潘宜之等，仍堅持桂系應“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抄襲共產黨的理論”，不主張同中共聯合。因而，李宗仁的態度搖擺不定。面對錯綜複雜的情況，在同廣西和四川代表會談時，張雲逸耐心而坦率地指出：“在此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各個地方實力派只有以抗日民主與蔣介石比進步，才能生存和發展；如果以軍閥政策與蔣介石比落後，只有失敗。我們聯蔣抗日，也只有在抗日與民主的道路上去推動，蔣介石如挑動內戰，不僅無益，在全國人民面前也是通不過的，是不可能辦到的。” 為防止蔣介石特務的跟踪騷擾，張雲逸和李任仁等離開了桂林，來到離城40多里的臨桂縣會仙鄉李任仁的老家，進一步商討聯合抗戰的具體方案。會仙鄉不在交通要道上，奇峰環野，湖塘繞村，風景秀麗，環境幽靜。這一帶平時難得有生人進來。張雲逸與李任仁等在這裡會商，又採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蔣介石的特務進不來，就是貿然闖進來，還到不了村里就會被人發現而加以阻擋。 張雲逸與李任仁在談判的間隙，聊起天來。李任仁告訴張雲逸：“我是擁護'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四·一二事變中，要不是躲進村邊的一口枯井裡，早挨砍頭了。”張雲逸說：“四·一二以後，我在海口也差點被抓，幸虧得到消息，上了開往越南海防的輪船，轉道香港，才撿回了這條命。”兩人聊起來，氣氛十分輕鬆友好，越深聊越覺得兩人相似的經歷不少。兩人都出生在上世紀末，李任仁比張雲逸長六歲，都是鄉下貧苦人出身，都在少兒時有一段好學苦讀的歷史。張雲逸說：“那時，買不起筆墨紙張，我就用樹枝作筆，在地上練習寫字。”李任仁說：“家太窮，我只讀了一年私塾，就輟學當小學徒打工，仍然千方百計找書來讀，經常讀至深夜。”他倆都是老同盟會員，有加入同盟會的相似經歷。李任仁說：“我是讀了在暗中傳閱的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激動起來了，偷偷加入了同盟會。”張雲逸說：“我也是讀了那些書才明白孫中山的革命主張的。”他倆都是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參加同盟會。他倆越聊越高興，還一起在會仙鄉李任仁的堂屋裡同聲背誦當年宣誓加入同盟會的誓詞：“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眾處罰。” 會仙鄉的會談，使張雲逸與李任仁建立了誠摯的友誼。解放後，張雲逸出任新中國的廣西省第一任省長，李任仁擔任副省長。張雲逸在生活上關心李任仁，在工作上尊重李任仁，兩人真誠相待，友誼更深；李任仁在反“右”中受了委屈，張雲逸還主動出面為李任仁講公道話，說：“重老提意見都是直接向我提的，不是背後亂講的。” 經過張雲逸的艱辛工作及同廣西、四川方面的代表反复磋商，6月下旬擬定了聯合抗日的七條綱領草案。這個綱領草案的主要之點是： 1．鞏固和平統一，實現民主政治，團結抗日，收復失地； 2．召開國防會議，充分接受各方抗日主張，樹立抗日旗幟； 3．擴大抗日宣傳，開放民眾運動，改善人民生活； 4．釋放政治犯； 5．開展國民議會制憲運動，國民會議代表名額應分配於各黨派指定； 6．各抗日力量應彼此團結互助，以充分力量推動中央領導實現抗日，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統一戰線的企圖。 這個綱領草案的內容是符合實際的，它反映了廣大人民抗日救國的願望和要求。報告擬定後，張雲逸即用密碼請桂系的電台發往延安。毛澤東收到張雲逸的報告後，即在6月26日回電，予以充分肯定。毛澤東在回電中說：綱領草案是對的，我們贊成本此去做，並促請桂方向粵、港、滬聯絡，推動各方也努力去做。 就在張雲逸還在桂林的時候，震驚中外的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了！日軍大舉入侵華北。中國軍隊奮起浴血抗戰。抗日戰爭開始了！ 7月8日，中國共產黨通電全國，大聲疾呼：“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生路！”張雲逸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再次同李宗仁會談。此時，李宗仁在新的形勢下，不再在民主派與頑固派之間搖擺，即同意致電華北及南京政府表示支持抗戰。在桂林的四川代表張斯可，詢問中共對盧溝橋事變的主張，並主動邀請張雲逸到四川去同劉湘商談。 七·七事變後，桂林一下子就沉浸在一種全民抗戰的緊張氛圍中。街頭人人在講抗戰。報紙人人爭購，搶看華北前線消息。學生上街表演抗戰節目的次數陡然增加。當局也在佈置全城防空演習。尖厲刺耳的警報聲，儘管已事先聲明是作演習用的，請市民不必緊張，可是“嗚——”的警報聲向這個山水秀麗的城市報告：戰爭即將來臨。張雲逸在桂林的住處也格外繁忙起來。蔣介石特務裝扮的水果小販將門口盯得更緊。張雲逸剛剛送走來商談的四川代表張斯可，李任仁也來到了。人們也不管門口那幾個蔣介石的耳目了。李任仁來詢問北邊抗戰的新消息和中共的新動態，也向張雲逸轉告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談話會的有關內情。李任仁走了剛一會，王公度乘車來請張雲逸去八桂廳與李宗仁會談。李宗仁以華北形勢危急，要求張雲逸留在桂林，以便討論對策及與中共中央保持暢通的渠道。同時，李宗仁請張雲逸轉告，廣西再度派劉仲容赴延安，作為桂系的常駐延安代表，同中共中央保持聯繫。張雲逸根據中央指示，向李宗仁強調：目前是全國存亡關頭，又是蔣介石及國民黨徹底轉變政策的關頭；為了堅定蔣介石抗日的決心，各方應表示誠意擁護蔣氏及南京政府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牽制之意；一方面促成蔣介石發動全國抗戰的最後決心，另一方面，自己也準備抗日的實際步驟，同南京一道去做。張雲逸也轉告李宗仁：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他繼續留在桂林，並來往於桂、粵、港之間，進行抗戰的統戰工作。 李宗仁送張雲逸走出門口時，天空中有幾架戰鬥機鳴嘯著飛過。兩人仰臉看著。李宗仁告訴張雲逸：“這是廣西的空軍戰鬥機在演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