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三章發生在渡江後的中美外交較量

（7）毛澤東說反其道而行之，讓周恩來派黃華去南京跟“老校長”打交道，一隊士兵清晨進入美國大使的住宅，一籌莫展的司徒雷登一聽說黃華的名字，就高興起來了 毛澤東說，我們反其道而行之 伏案工作太久，硯台上的墨汁也乾了，他感到有些累了。 在衛士給他研墨的時候，他放下毛筆，站起身。他想要出去散步，去看看香山上樹枝頭綻出的新綠。這時秘書送來了急件，他問是什麼內容。秘書說，周恩來轉來的司徒雷登授意其私人秘書傅涇波寫來的信。 他說這不急，先放在桌面上吧。 這是4月中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澤東走出了雙清別墅的小院門，這趟走得稍遠一點。昨天他曾看見山上只有幾棵樹綻出了新綠，今天已有好大一片樹林的枝頭都綻出了綠芽，顯出勃勃生機。他看著眼前這些綠意，遙想南方。在長江岸邊，樹早就綠了，花也開了，我百萬大軍等候在江北岸，只等一聲號令，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當他散步回到辦公室，才拿起這位名氣不小的美國駐華大使給周恩來捎來的信。這是香港的中共辦事處用電報的形式轉來的。信是寫給周恩來、鄧穎超的。在馬歇爾在華調停期間，這位司徒雷登與馬歇爾將軍一起，跟周恩來、鄧穎超打的交道較多，就老給他倆寫信。這已經是第三封了，前兩封是在西柏坡的時候收到的。說來說去，就是一個內容，想跟中共建立聯繫。 他想著他見過司徒雷登。那是在抗戰剛勝利，他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期間，先是在蔣介石的宴會上，此公那時還不是大使，還只是大家所稱道的燕京大學校長、著名的教育家。初次見面，他曾對司徒雷登寒暄說：“現在在延安有不少你的學生嘍。” 司徒雷登不無得意地回答說：“我希望他們為他們學到的東西爭光。”

來延安參加革命的燕京大學的學生們，對這個在中國辛勤辦教育的美國老人都有所讚譽。說司徒雷登校長不僅傳授知識，還跟學生一起上街進行抗日遊行，也蹲過日本人的監獄。在重慶為他當英文翻譯的龔澎也是司徒雷登的學生。於是，毛澤東同意在紅岩村設午宴款待這個美國人。他覺得這位美國老人確實算是個中國通，吃飯的時候，不用龔澎做翻譯，司徒雷登說的是杭州話，他說的是湘潭話，兩人說的都是中國方言。司徒雷登說，在燕京大學有的師生也講湖南話，他湊合著能聽得懂。毛澤東說自己素來對教師很尊重，年輕求學時自己讀的是師範學校，志願也是當老師。他倆從教育談到時局，都希望戰後建立一個繁榮昌盛的中國，讓所有的中國青少年都有書讀。沒想到，在數月之後出任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看中了司徒雷登，請這位老校長出任美國駐華大使。

他在陝北冷眼觀看此事，很快就得出結論，這位校長出身的美國大使上任伊始就往廬山上跑，說明此公的屁股是整個地坐在蔣介石一邊的。 1948年秋冬，解放軍不斷取得勝利，司徒雷登的態度起了“微妙”的變化，這位美國大使開始給周恩來寫信。大使很會動腦筋，遞信走的是一條特別的香港渠道，通過在美軍延安觀察組時與中共高層領導關係甚佳的謝偉思來傳信。謝偉思曾經因所謂“通共”罪而被拘捕，在查無實據而釋放出來後，安排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當副武官。司徒雷登給周恩來的信都通過謝偉思，在香港轉交給中共駐港辦事處的負責人喬冠華。 司徒雷登這些信，也是毛澤東觀察美國對華政策微妙變化的重要依據之一。 來信總歸是來信，表達的意思無非是美方想與不斷取得勝利的中共建立聯繫。但是，當國民黨政府南遷廣州，美國使館堅持留在南京不走，也帶動除蘇聯外的各國使館滯留南京時，就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關注了。他當然了解這位大使先生的目的，是想通過與我們接觸，影響新中國的政策，維護美國的在華利益；但是，從援蔣反共，到拒絕國民黨要其調停國共內戰的要求，再到要與我們聯繫，也不能不說是一點有利於我們的變化。

這一天的深夜，周恩來從北平城裡回到香山後，來雙清別墅向他匯報工作，其中談到渡江在即，南京很快就要解放，在國民黨政府經營了多年的首都，有國民黨的外交部要接管，有眾多留了下來沒有遷去廣州的原外國使館及外交官們，特別是這個美國大使已經數次發出了要與我們聯繫的信息，需要派一個合適的外事幹部去主持南京市軍管會的外事工作。 他問：“你考慮派誰去好？” 周恩來早已考慮過了：“我看黃華就合適。他在延安接待了中外記者團、美軍觀察組，後來又跟劍英到北平軍調處跟美國人打交道，再說嘛……” 他插話問：“你看中了黃華與司徒校長的師生關係？” 周恩來說：“這個大使校長說過要通過師生關係來影響我們，我們當然可以通過師生關係去對他做工作。”

他笑了：“好嘛，我們反其道而行之。” 周恩來又說：“弼時同志也想調黃華到青年團中央工作。” 他想了想，說：“青年團需要幹部，但外事幹部更缺。接管南京，影響中外，特別是要跟雲集南京的好些外國人打交道。你跟弼時同志打個招呼吧。另外，對南京解放後的外交工作，中央要考慮及時發一個文件，要注意保護各外國使館的安全。” 這就決定了正在擔任天津軍管會外事處主任的黃華，立即準備去南京，天津的外事處工作改由章文晉負責。 4月23日傍晚，三野三十五軍攻破南京城防，佔領了南京。 4月23日，總前委、華東局開始從合肥向南京移動。南京市市長兼軍管會主任劉伯承率領的接收機關也趕往南京。此時，中共中央給總前委、華東局致電，專門為南京解放後的外交工作作出了十分具體的八條指示——

總前委，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李（達）、粟（裕）譚（震林）張（震）： 南京解放後，關於外交問題，特作如下指示： （一）對駐在南京的各國大使館、公使館，我人民解放軍、軍管會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他們並無外交關係的理由，不要和他們發生任何正式的外交來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頭上做任何承認他們為大使和公使的表示。但對各國大使館公使館及其中人員的安全，則應負責保護不加侮辱，同時，亦不必登記。 （二）我方人員對各國大使館公使館及其中外交人員仍採取冷淡態度，絕不要主動地去理睬他們。我軍管會及市政府成立，只貼佈告，登報紙，發廣播，絕不要以公文通知他們。但他們如果經過中國有關朋友（如吳貽芳、陳裕光等人）向我們表示意見，我們可從旁聽取，但不表示態度；如果他們找來我市政府、外國僑民事務處接洽，我們可以把他們當作外國僑民接待，聽取他們的意見，轉達上級，但須聲明不以他們為外交人員來接待。

（三）各國大使館公使館如要求發個人出城通行證及汽車通行證，在軍事戒嚴解除後，可以告訴他們如果以私人名義請求，可發給特別通行證，個人出城限在南京四周一定區域，汽車通行須有一定範圍，數量每個大公使館容許使用一輛汽車。 （四）各國在南京的記者及通訊社暫時仍讓他們發電發稿一個時候，不作任何表示，看其情況如何，再作處置。 （五）各國大使館公使館的無線電台亦暫時置之不理，聽其與外間通報。 （六）各國大使館公使館的警衛人員及其武器裝備，在其使館範圍內可暫不干涉，如出館行動，則不容許其著軍裝外出。 （七）其他關於外國僑民等項仍執行今年一月十九日指示不變。 （八）派黃華為南京市政府外國僑民事務處處長，即隨漱石劉曉南下。

中央 四月二十五日 在中央的上述文件中，委派黃華出任“南京市軍管會外國僑民事務處處長”是八條中的重要一條。 正要調往團中央的黃華又被改派往南京 4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前門車站月台上，歡送人群呼喊著、揮動著手臂，火車鳴響了一聲長長的汽笛後緩緩地駛動了。有好幾節車廂坐滿了身穿灰布軍裝的南下工作隊員。隊員們主要是從各部隊、各部門抽調的干部組成，有的剛剛參加了接管北平、天津的工作，也有一些大專院校的青年學生。他們將緊隨著渡江前線的大軍南下，參與接收南京、上海、杭州等中心城市的嶄新、重要、複雜而艱鉅的工作。 車廂中坐著一個30多歲的干部，他身上的軍裝更顯潔淨、齊整。他就是黃華。 車廂中其他南下同行在熱烈的氣氛中談著話，討論著即將面對的新生活或是回想著有意思的往事，他卻在獨自回想著最近以來人生命運的變化。

今年1月中旬，天津解放，他從中央外事小組奉調到天津市軍管會擔任外事處主任，這次4月間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北平召開大會宣布成立之前，他就被負責青年團工作的中央五大書記之一任弼時看中了。他有從事青年工作運動的一段難得的經歷：他在30年代中期在北平燕京大學經濟系讀書時，就是“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的主要骨幹，1936年入黨後，擔任了北平學生聯合會黨團成員。到了延安後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幹部科做組織工作，從1938年起，歷任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共長江局青年委員會委員、全國學聯黨團書記。 1940年還擔任過延安青年干部學校教育長。 1940年擔任朱德總司令的政治秘書、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後來又擔任葉劍英的秘書。任弼時覺得他是塊青年工作的好料子，可培養做團中央的主要負責幹部。於是，就確定他作為代表出席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並提名他為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委員。開會期間，任弼時還專門找他談了話，說現在正值新中國成立前夕，黨的一個重要的戰略任務，就是要進一步團結全國青年，把他們組織成一支生力軍，迎接全國解放，建設新中國。任弼時說，組織要調他到團中央工作。他表示服從組織分配。使他焦慮的是，那天開幕式後，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時，因高血壓復發，病倒在講台上，後來由大會秘書長榮高棠代替讀完報告。

青年團大會代表來自全國各地，有來自解放軍和解放區的英雄和模範，也有來自敵後的黨、團工作者和進步青年，還有一些對社會有貢獻的青年學者和社會知名人士。 4月中旬，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還在香山接見了全體代表。 那天，周恩來對他說：“司徒雷登和許多國家的使節留在南京未走。中央要讓你去南京組建軍管會外事處，除負責接管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外，可以同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 他對周恩來說明了日前弼時同志要他到團中央工作的情況。周恩來說，好的，弼時那裡，我會去跟他商量的。 就這樣，他不是去北平，而是奉中央派遣跟南下工作隊一起去南京了。 在南京，他將見到當年學生時代的老校長了。 1946年初，他剛到北平在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時，也曾和尚未出任大使的老校長見過面。但他考慮著這次“師生見面”與以前相比，已經有了本質上的不同。老校長所代表的已經不是一所傳授知識的大學，他也不僅是來自冀南靠近豫北那個叫做磁縣的窮地方的學生，他代表著即將誕生的新中國，他感覺到自己肩上的責任…… 南下工作隊所乘的火車要經停天津，在那個年代裡，他的這種調動也是像軍事行動一樣。他在停車的短暫時間裡，就以最快的速度去住處取來行李。 後來他在回憶錄裡用這樣的文字作了記述—— ……我在天津東站下車，利用停車時間，回外事處倉促取來行李，再由西站上火車南下。因火車不能直達南京，先赴合肥，再由合肥換汽車到達南京。 進城部隊為找住處進入美國大使的住宅 4月25日，幾乎就在中共中央給總前委與華東局發出關於南京解放後外交問題的“八條指示”電的同時，在南京發生了一件解放軍戰士進入美國大使館的外交事件。 這天清晨，攻入南京城裡的三十五軍一〇三師三〇七團的一營營長謝寶雲帶著通信員等在為部隊安排食宿的時候，進入西康路的美國大使館。正在洗臉的司徒雷登看到兩個解放軍進來了，猛吃一驚，驟然色變，一改向來笑瞇瞇的形象，暴跳如雷地用中國話叫道：“你們到美國大使館幹什麼？” 謝營長突然見這個洋人如此粗暴，胸中便湧現出帝國主義分子多次入侵中國、割地賠款、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他氣得嘴唇顫抖，臉色發青，也就以牙還牙，憤怒斥責：“你兇什麼！這所房子裡的所有東西都是屬於人民的，終將要回到人民的手中。” 幸虧營教導員王懷晉及時趕來，緩和了事態。當天，司徒雷登即向美國國務院報告了此事。他是這樣記述的—— 是日早晨6點40分，12名武裝的共產黨士兵衝擊了大使館，他們促使中國門衛打開使館大院大門，直奔使館官邸後門。在那裡，他們向服務人員詢問了使館內有多少中外人士以及大使的住處，然後立即登梯上樓，逼近大使臥室。此時大使尚未完全睡醒，共產黨武裝士兵的突然出現，使大使有些吃驚。當時這些士兵沒有威脅大使。率先闖進房間的人講話嗓音高粗，怒氣沖衝。隨後進來的人顯得較為有禮，說他們“上來看看”。他們在臥室裡轉了幾圈，檢查了房子裡的物甚，並表示這裡的一切將物歸原主，屬於人民。他們盤問了傅涇波先生，不過沒有搜他的房間。然後他們離開了住宅和院子，什麼東西也沒有動。他們告訴一位僕人，大使不能離開這個院子。 由於西方報紙電台的渲染，這件事在國際上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那些滯留在南京的西方國家外交官們聽聞後，變得提心吊膽，擔心安全沒有保障。可是過了數天，不但沒有發生進入外國使館之事，他們還看到街頭解放軍紀律嚴明，對人態度和藹，不拿老百姓東西，還有為居民做好事的，這一風波才漸漸過去了。 經驗豐富的司徒雷登明白，根據中共佔據天津、北平的做法，在南京也不會承認美國駐華使館與他這個駐華大使，只會將他作“普通僑民”看待。他當然不會甘心，他想藉“入宅”之事順藤摸瓜，同中共進行某種形式的官方聯繫。於是，他通過口頭及書面形式向南京市軍管會提出抗議。 當美國使館的抗議照會送到南京市人民政府後，市政府以兩國無外交關係為理由，把照會退了回去，並根據中央指示向其宣布：人民政府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交機構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對留在南京的外交人員均按一般外僑看待。人民政府保護外僑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但在軍管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有權進入一切可疑之中外人員住宅進行檢查和盤問。 司徒雷登碰了一個釘子，但跟中共進行接觸的心思仍很強烈，因而對“入宅”之事也不再糾纏。英、法等國的大使受到中方的冷落也很為焦急，每兩三天都要找司徒雷登會晤一次。英國大使施蒂文要比司徒雷登更多了一層擔心，他極為憂慮強大的人民解放軍會在解放上海後直取廣州而威脅香港，因而也更想摸中共的底牌。 司徒雷登經過“入宅”事件後，表面上老老實實地呆在使館裡，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但他覺得自己負有“特殊使命”，一方面密切關注著軍管會接管南京以後的一舉一動，另一方面四處聯絡想通過在華的老關係探聽中共的外交底牌。 他急於尋找渠道同共產黨的領導人進行接觸。他在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中說：“既然共產黨堅決不承認與國民黨有著過於密切同盟關係的'帝國主義'國家，我也就以一個普通美國公民的身份，聽從事實的地方當局代表所作的安排和指點。” 儘管解放軍曾在入城第二天進入他的住宅，但他經過幾天觀察，也不得不承認中共軍隊“紀律嚴明，士氣高昂”，“對民眾幾乎秋毫無犯。雖然隨處借東西，但總是如數歸還或照價賠償”。與國民黨軍隊的腐敗、貪婪相比，他不能不有所感慨，也對共產黨人的精神力量頓生畏意。 在他感到一籌莫展、無可奈何時，事情突然有了轉機。 一天下午，他的私人秘書傅涇波從外面回來，給他帶來一個使他興奮的消息：中共方面已經派遣黃華來南京出任外僑事務處主任，說是專門為了與留在南京的外國外交使團及其他外國人打交道的。 他感到興奮的是，黃華是燕京大學經濟系的學生，而且還和傅涇波是同班同學。他早就听去過延安的美國軍官與記者說起，在延安受到了黃華的接待。他高興地對傅涇波說：“你看，機會來了嘛！要是黃華的這層關係能有價值的話，那麼我們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傅涇波說：“依我看，黃華也會像龔澎一樣，能通到中共的最高層領導人那裡去的。” （8）掌毛澤東親自握著在南京的中美接觸（之一）：南京剛解放外交上連出亂子，引起毛澤東高度重視，如果美國能斷絕與國民黨的關係，我們就可以考慮和他們建交，毛澤東給黃華很具體的指示與司徒談話，不要過分熱情，少說自己意見，講意見應根據李濤聲明 關於部隊進入司徒雷登住宅，毛澤東說，不注意要出大亂子 他吃驚了。 在發出中央關於南京解放後外交工作八條指示的同時，三十五軍部隊為號房子竟號到司徒雷登的屋裡去了！ 他想起了接收北平的情景。入城部隊的坦克、大砲等要特地穿過東交民巷的外國領事館區，按部隊的說法是要煞一煞帝國主義的威風，葉劍英市長專門給中央打了報告。入城部隊還規定了不能進入民房的嚴格紀律。他來到北平後聽到了北平老百姓很好的反映。我們的部隊剛進城，正趕上數九寒天，北風呼嘯、滴水成冰。接防西直門、德勝門等城門樓的部隊官兵，夜裡都是蓋著一床難禦寒的棉被，擠睡在老百姓家屋簷下、門道裡。老百姓知道了，很感動，打開門請進屋睡，他們都不肯。這就是打了很多勝仗的四十一軍。 他還想起這支英雄部隊要離京南下了，戰士們提出好不容易打到京城，很想看一次京劇再離開。他聽葉劍英說，對戰士的要求，軍黨委反复討論了好幾次，覺得戰士們打起仗來，出生入死，執行紀律，嚴格認真；提出看京劇的要求，是並不過分的。人民軍隊不能看霸王戲，何況城外還有幾十萬部隊；這個軍黨委說，要看戲，得花錢買票啊！ 他很感興趣地問：“兩萬多人看戲，買票錢從哪裡來？” 葉劍英告訴他：“人家軍黨委心一橫，從歷年積蓄下來的'家底'中，拿出了好幾根金條哪。” 他感動了，幾乎掉了眼淚。 他曾擦著淚許願說，他就是再忙也要抽時間進城去看望這支部隊。 部隊要奉調離京南下了，那兩天他確實太忙了，抽不開身進城；部隊集中在中山公園裡等著與中央首長見面，他只得請朱老總代表他進城去問候部隊。一想起此事他就心存遺憾…… 按原來中央批准的計劃，接管南京的任務是由陳賡四兵團擔任的。由於敵人撤得比預料的要快得多，南京即將解放，而陳賡兵團尚在安徽望江至江西湖口地段，如向南京轉進，至少需半個月。於是，總前委就確定由陳（士榘）袁（仲賢）八兵團派兩個軍擔任。攻進南京的吳化文軍長率領的三十五軍，是去年秋天濟南戰役時起義的，老底子是馮玉祥舊部國民黨九十六軍。要建立起我軍的革命傳統，還需要時間。 4月25日當天晚上，“美國之音”在新聞報導中加以渲染地播出了“駐南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搜查了美國駐華大使館”，英國BBC電台與其他西方電台也廣播了類似的報導。 4月26日深夜，他在等周恩來到雙清別墅來。周恩來一進屋，他先問的是另一件事，說：“你後來告訴張文白了沒有，我們半天就過江了。” 原來，4月20日黃昏國共和談最後簽字的期限到了，周恩來問張治中：“文白先生，渡江就要開始了，你看我們渡過去要多長時間？” 熟悉國民黨部隊江防內情的張治中，思索了片刻說：“寧、滬、杭地區國軍有40多萬軍隊。防線已有幾個月的準備，工事堅固，又有海、空軍的配合，依我看，你們沒有五至七天的時間是過不了江的。” 周恩來微微一笑，就在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與張治中握手告別了。渡江戰役也就開始了。周恩來當晚通宵在中南海勤政殿辦公，給毛澤東打電話時說了此事。 現在毛澤東還記著這事，周恩來說：“第二天早上7點鐘，我要通了文白房間的電話，告訴他好消息：我們的部隊已經於今天凌晨在你的老家安徽蕪湖、銅陵、貴池一線渡江成功了。他吃驚地'噢'了片刻後說：怪不得你不讓我回南京了。我又對他說：佔領浦口的我軍要通了南京電信局的電話，接線生說，他們（指國民黨政府）都跑光了，我們等著你們來接收。” 毛澤東笑了，接過話頭說：“我看，接收的任務不比攻占的任務次要啊。我們要研究的就是接收的問題。” 當晚，他與周恩來等研究了在南京的外事工作，還研究了接收上海市的有關問題，並於當晚給上海發出了有關指示。他對總前委強調說：“何時進駐上海，須得我們批准。” 就在這個深夜，也就是4月27日凌晨4時，就三十五軍進占南京後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粟裕並告總前委，劉伯承、張際春、李達電：“三十五軍到南京第二天（25日）擅自派兵進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須引起注意，否則可能出大亂子。其經過情形速即查明電告，以憑核辦。……三十五軍進入南京紀律嚴明，外國反映極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 兩天以後，南京方面在外事上又冒出了一個問題。 “入宅”事件被西方媒體過分渲染，有人不請示中央就下令讓南京電報局停止接受外國記者向海外發新聞電，但有的記者還是通過大使館的電台，將所寫的新聞發了出去。此事也在西方報刊電台中有了反映。此種做法也是違背了4月25日中央所發的關於南京解放後外交工作的八條指示的。八條指示中的第四條說：“各國在南京的記者及通訊社暫時仍讓他們發電發稿一個時候，不作任何表示，看其情況如何，再作處置。” 南京方面，短短幾天時間內在外交政策上又出亂子，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經過摸情況，很快就找到了原因：問題不是出在基層幹部和戰士身上，而是有的高級領導是靠“口頭指示”來往下傳達中央有關政策和指示的，這就掛一漏萬了，沒有來開會的就不知道，而只有到會的少數人知道。中央的重要政策和指示就不能貫徹到連隊去了。 這種狀況必須扭轉！ 4月3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華東局、總前委，並告粟裕、張震、劉伯承、張際春、李達，各局各委電，指出： 南京電報局不得中央同意，擅自停止外國記者發新聞電是何人處理的，望即查明電複。 我們認為南京、上海兩處暫時均不要停止外國記者發新聞電。南京方面應重新開放，讓外國記者發電，並且不要檢查。待他們發一個時期看其情況如何，再由中央決定或全部停止外國記者發電，或准許好記者發電，停止壞記者發電。關於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在你們高級領導機關方面來說，主要的是依靠寫電報，發通令，而不是依靠開幹部會，不是依靠口講。一個負責人半小時可以寫一個電報，一小時可以寫一個通令，一天、兩天、三天或四天工夫可以經過電台傳達到各軍、各師、各團，各省、各市、各縣，有文字為憑，有範圍可守，又迅速，又使下級有所遵循。此種方法，毛主席已多次向饒漱石同志提議過。而在你們方面，則對於若干政策和執行政策的方法問題，仍然不是靠文字，而是靠口頭去向下面作指示。口頭指示也是要的，也是有用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則無文字可憑；二則範圍不見得很明確；三則到會的少數人聽到了，沒有到會的多數人沒有聽到，有掛一漏萬的缺點（只是說的只有口頭報告，沒有文字決議的干部會）。此次外交政策幾天時間內出了很多亂子，就是因為你們過去對於這個問題對下面沒有任何文電指示。對有些問題有了指示，但如果沒有讓各軍、各師、各團、各省、各市、各縣的領導同志普遍看到，或者指示中對一項問題不強調，不突出，不鮮明，不確定範圍，則各地仍然不明白，或者不甚明白。 在八兵團司令員陳士榘、政委袁仲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給中央發來三十五軍未經請示擅自處理有關外交事件的報告收到後，毛澤東閱後即加了一段評語，又發電給總前委、華東局“請你們轉發華野、中野，各軍、師以資警惕”。毛澤東在這段電報評語中寫道： 從三十五軍在南京數天內所犯無政府無紀律錯誤行為看來，你們過去在準備渡江時期，對於外交政策及其他許多事項（例如軍隊在城市中看戲、看電影、洗澡、坐電車、坐公共汽車等事必須和各界人民同樣買票，不許特殊，以及未得上級許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勞等）似乎沒有明確規定。如果沒有規定，你們應速規定，通令各軍一體遵行。如果過去已有規定，三十五軍故意違反，則除檢查該軍工作作出結論通令各軍外，應向各軍重申前令，引起注意，不許再有違反。 如果各軍對於像外交問題這樣重大事件，可以不請示，不報告，由各軍各地擅自隨意處理，則影響所及，至為危險。 正在準備接收上海的陳毅，接到中央有關指示後，在製定《入城守則》時，陳毅嚴格地強調說：部隊入城後一律不准進入民宅。 對此，有些負責幹部想不通，說遇到下雨、有病號怎麼辦？ 陳毅堅持說：“這一條一定要無條件執行，說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送給上海人民的'見面禮'！” 總前委討論了《入城守則》，一致肯定“不入民宅”的規定很有必要。 毛澤東聽說後，高興地連說了四個：“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三野九兵團的二十七軍、二十三軍及二軍夜裡攻入上海市區，上海居民晨起開門發現解放軍官兵全部露宿街頭，對中外輿論產生了極為強烈的震撼力。在上海的外交官與外國僑民甚為驚訝，連“美國之音”也不得不作了報導。 三野官兵露宿上海南京路人行道上的照片、紀錄片，就成了極為珍貴的歷史鏡頭。據說，英軍的著名將領蒙哥馬利元帥看了這樣的鏡頭後，感慨地說：我這才明白了，有這樣睡人行道精神的軍隊為什麼能夠打敗經美國武裝起來的蔣介石數百萬大軍！ 黃華與傅涇波第一次見面後，就向毛澤東與黨中央請示 黃華一路行色匆匆，隨南下工作隊乘火車趕到合肥。正趕上原來設在合肥的總前委和華東局搬家遷往南京，他立即搭上了汽車，趕到了南京。 當時南京剛剛解放，情況十分複雜。他到軍管會報了到，剛放下行李，就沒日沒夜地忙了起來。先根據周恩來交代的任務，組建外事處，開始工作。外事處就設在原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的辦公樓裡。他一方面接管國民黨政府外交部，處理遺留的檔案；一方面做留在南京的外國使館人員和僑民工作。 他一到南京，就听說了有關司徒雷登的事。 美方向市軍管會申述滯留在南京的理由，說是司徒雷登的專機壞了，需要時間修理，飛機現停在明故宮機場。我方問要修多久，回答說需要修理約四個星期即一個月左右，我方同意了。 黃華一听就明白，這顯然是一種藉口而已。還有就是發生了幾名解放軍戰士進入司徒雷登住處的事件，引起了一些原外國使節的不安。 此事發生的第二天，即4月26日，中共中央軍委及時給南京發來指示： ……凡對外國大使、公使、領事和一切外交機關人員及外國僑民施行室內檢查，採取任何行動，必須事先報告上級，至少須得到中央局及野戰軍前委一級的批准，方得實施；凡上述行動未經中央規定者，更須電告中央批准。對待各國駐華大使館、公使館、領事館及其他外交機關，早經規定一律予以保護，非經特許不得施行室內檢查。野戰軍以下，任何部隊及其首長均無權未經中央或中央局野戰軍前委批准擅自採取對待外國僑民超過中央規定的行動。 他立即召集了南京軍管會各單位的干部開了一次會，傳達了中央的對外政策，宣布了若干幾項外事紀律和注意事項。 這時，他已經獲知司徒雷登急於與他見面。 5月6日，老同學傅涇波就要求先與他見面，黃華以有事而推託了。經報告了南京市委領導同意之後，約定了第二天與傅涇波見面。 5月7日，在中山路南京軍管會外僑事務處的會客室裡，兩個燕京大學的老同學見面了。黃華穿的仍然是灰布軍裝，傅涇波卻是西裝領帶皮鞋。在剛解放的南京，這兩人雖是過去同班的老同學，從不同的衣裝上就可以看出各自代表的是不同的世界。 傅涇波一進屋裡，就主動表現出非常熱情的樣子，先寒暄敘舊談同窗苦讀之誼，黃華顯得不冷也不熱，話也不多，盡量讓對方多說。在與傅涇波接觸之前，因為得到了中央的有關指示，他已經是胸有成竹了。 4月28日，南京軍管會就收到了中共中央軍委關於與美國建交的原則問題的指示電。這份指示電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電總前委，粟裕、張震並告劉伯承、張際春、李達的： 我方對英美僑民（及一切外國僑民）及各國大使、公使、領事等外交人員，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員，應著重教育部隊予以保護。現美國方面託人請求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英國亦極力想和我們做生意。我們認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夠斷絕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 美國援助國民黨反共的舊政策已破產，現在似乎正在轉變為和我們建立外交關係的政策。 另一方，傅涇波早就與司徒雷登反复琢磨怎麼與黃華對話。 司徒雷登知道，共產黨對自己是很有意見的，毛澤東已經公開點過其名了。那是這年的2月15日，毛澤東揭露司徒雷登在販賣國民黨“和平”陰謀中所起的惡劣作用。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評論中形象而辛辣地寫道：“……其實，和平攻勢這個法寶出產於美國工廠，還在大半年以前就由美國人送給了國民黨，司徒雷登本人曾經洩露了這個秘密。他在蔣介石發出所謂元旦文告以後，曾告中央社記者說，這是'我過去一直親自努力以求的東西'。據美國通訊社稱，該記者因為發表了這段'不得發表'的話而丟了飯碗。”毛澤東對於司徒雷登一手玩弄“和平”、一手欺騙中國人民的伎倆，甚為鄙視，稱其是搬起“和平攻勢”的石頭，最後打在自己的腳上了。 這對老同學寒暄後言歸正題時，傅涇波按司徒雷登面授的意思，一上來就在黃華面前先為司徒雷登申辯，將事先準備好的一番話傾倒出來：一年多來，司徒雷登漸漸了解了自己過去對國民黨認識的錯誤，美國現在已經停止援助蔣介石了。司徒雷登是在國外被任命為大使的，對外交不內行，對國務院也不熟悉，又加上馬歇爾備受國民黨包圍，乃鑄成錯誤，致使調停國共衝突失敗，馬氏被調回國。 傅涇波說：“因此，我們是不能過分責備司徒雷登的。” 黃華只是聽著，沒有作出什麼表示。 傅涇波又按司徒雷登的授意，主動談起了《中美商約》。傅說：“司徒大使說，中美兩國之間，過去所簽訂的《中美商約》可以加以修改。” 司徒雷登知道中共方面對於蔣介石政府與美國政府簽訂的《中美商約》極為憤怒，認為這是蔣介石的賣國條約。 《中美商約》全稱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那是蔣介石為了博得美國的大力支持和援助打敗中共，在1946年11月4日簽訂的。按這個條約的內容，美國人可以完全自由地在中國居住、旅行、經商、購置土地及產業，美國商品與中國商品享有同等待遇，美國船舶、物資、人員可以自由通過中國領土、領水等等。此條約簽訂後，延安《解放日報》曾發表社論，指出該條約是中國歷史上最可恥的賣國條約之一，是中華民族的國恥。為此，陝甘寧邊區政府曾發布命令，將簽約的11月4日定為國恥日。 司徒雷登讓傅涇波主動提出修改《中美商約》，一方面是做賊心虛，另一方面也是以退為進的策略，妄圖誘使新生的人民政權與美國政府發生官方關係。 黃華也只是聽著，沒有就此表態。 傅涇波繼續為司徒雷登說好語：“此次國民黨撤退以前，何應欽希望司徒雷登遷往廣州，他卻決定留在南京不走，目的就是希望有機會同中共方面接觸，建立聯繫，這點已經獲得艾奇遜國務卿的同意。他得知你來到南京的消息非常高興，很盼望與你見面，見面的時間、地點，都可由你定。” 黃華並沒有表現出高興的神色，仍是一張平靜的臉。 “現在是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時期，能在'老校長'手中完成，較換一個新人好一些。”傅涇波向黃華轉達了司徒雷登想繼續當大使，及與中共方面辦交涉的願望，並特別強調司徒雷登的誠意說：“司徒雷登為了促進中美外交關係，便按下貴軍進入其私宅及其他的事，都不提了。” 黃華回答的聲音雖平和，分量卻不輕。他說：“美國援蔣政策造成中國人民損失重大，創痛極深。現在美國尚未放下屠刀，何能期望人民恢復好感？空言無補，需要美國首先做更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至於司徒雷登，他是美國派駐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外交使節，人民政府不承認他的'大使'身份。會見的事嘛，考慮以後再說。” 談話結束，傅涇波有點悻悻然地離開了。 黃華立即將這次談話的情況以南京市委名義電告中央並報華東局，請示下一步的做法。 親自掌握著這次南京中美接觸的毛澤東，同意黃華與司徒雷登見面，目的是讓黃華去摸一摸美國政府的底。並覺得5月6日黃華對傅涇波談話中有的說法不妥當，需給予指正。 5月1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复南京市委並告華東局電。該電指出： （一）黃華可以與司徒見面，以偵察美國政府之意向為目的。 （二）見面時多聽司徒講話，少說自己意見，在說自己意見時應根據李濤聲明。 （三）來電說“空言無補，需要美國首先做更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這樣說法有毛病。應根據李濤聲明，表示任何外國不得乾涉中國內政，過去美國用幫助國民黨打內戰的方法干涉中國內政，此項政策必須停止。如果美國政府願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的話，美國政府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並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派殘餘力量的聯繫，而不是籠統地要求美國做更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你們這樣說，可能給美國人一種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國援助的。現在是要求美國停止援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聯繫，並永遠不要干涉中國內政的問題，而不是要求美國做什麼“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照此語的文字說來，似乎美國政府已經做了若干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只是數量上做得少了一點，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當。 （四）與司徒談話應申明是非正式的，因為雙方尚未建立外交關係。 （五）在談話之前，市委應與黃華一起商量一次。 （六）談話時如果司徒態度是友善的，黃華亦應取適當的友善態度，但不要表示過分熱情，應取莊重而和氣的態度。 （七）對於傅涇波所提司徒願意繼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並修改商約一點，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 根據中央的指示，黃華準備以私人身份到司徒雷登住處與其見面。 （9）毛澤東親自掌握著在南京的中美接觸（之二）：第一次見面，黃華以私人身份上門去看司徒雷登，第二次見面，“師生間”唇槍舌劍，氣氛有點緊張，中央同意以民間渠道邀請司徒雷登來北平 黃華以私人身份上門去與司徒雷登作第一次見面 傅涇波去軍管會與黃華見面回來，說黃華沒有馬上答應與司徒雷登見面，司徒雷登聽了未免感到失望、茫然與納悶。司徒雷登有好幾天悶悶不樂。據說，他曾經常如此喃喃自語：“幾年前，黃華到北平軍調部任職，我們都還見了面。這次怎麼就不提見面的事啦？” 正在這時，黃華登門來訪，說是以私人身份見面。這又有點出乎他的意想之外。他是提出自己去軍管會見黃的，現在黃主動上門來看他。他想：私人身份，或是官方身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見面接觸，而且私人身份表明此人還承認是他的學生嘛，有何不好？ 兩人見面寒暄過後，因剛發生過解放軍入宅事件，黃華就問起戰士進屋來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先問此事也符合黃華外僑處長的身份。 他說起此事，故意顯得很有風度，很平靜地說起那天一大早，有幾個年輕的戰士進屋來了，他問他們要幹什麼，他們說看一看，態度還算好等等。當然也沒有說他自己當時暴跳如雷。 黃華當即告訴他，在軍管期間，解放軍有權進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檢查。在沒有同新中國建交之前，原外國使節不再享有外交特權，但作為外國僑民，我們自將保護其安全，請他放心。 司徒雷登接著就說了一番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給美國的安全與世界和平帶來威脅的冷戰言論，然後就自詡自己是要為和平作努力的，他留在南京就是為了在美國政府與新中國之間建立新關係方面做一些事情，說他“樂意逗留一段時間，以表明美國人民對全中國人民幸福的關注”。希望中國政府能廣泛地吸取民主人士參加。 黃華對司徒的共產主義威脅論給予了批駁，談到美國承認新中國的問題時說，我們希望美國承認新中國，但是必須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 司徒雷登卻提出了幾個所謂的標準，作為美國承認新中國的條件。其一，中國必須按照國際慣例，尊重國家間簽訂的條約；其二，新政權必須要得到人民的完全擁護。他弦外有音地說：如果達不到這個標準，美國及其他國家只能等一等。其言外之意，就是要新中國承認西方帝國主義過去在華的既得殖民利益和種種特權。他還說，美國已經停止援助蔣介石，不願參與中國內戰。他已經建議將上海經濟合作署所存糧食、棉花等援助蔣介石的物資，待上海解放後即移交給人民政府。 當時，解放軍攻占上海的戰役已經打響，黃華就說：這些糧食、棉花物資我們當然要直接從國民黨手中接收的，我們不接收美國的物資。 司徒雷登說起美國不願參與中國內戰，使黃華想起在山東青島的美國駐軍。美國在青島的海軍艦隻及陸戰隊是日本投降後進駐的，國共內戰爆發後，駐青島美軍幫助蔣軍進攻山東解放區，並運送糧食、軍火與蔣軍部隊至華北、東北，成為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幫兇。當時，解放軍即將攻占上海，美國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以武力揚言說：假如必要的話，他將由青島派遣海軍陸戰隊到上海“保護僑民”。當時，毛澤東和中央都將美國可能的干涉視作一大危險！中央對於渡江南下及進占上海都是將美國出兵干涉考慮在內的。 於是，黃華向司徒雷登提出了這個敏感問題，說：美國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國內政，就應該將美國駐在青島等地的海軍陸戰隊和軍艦撤走，以免發生衝突。 司徒雷登卻強詞奪理地辯護說：美國的駐軍是“由於內亂和戰爭造成局勢混亂期間，美國僑民的生命需要保護”云云，但答應將此意見轉告有關方面。 黃華與司徒雷登見面之後，司徒雷登感覺到自己有了“面子”，立即利用會見的事做起文章來。此次的見面，儘管黃華聲明了是私人性質的會面，但他還是通過種種渠道四處放風，誇耀他已經與中共方面建立了聯繫，為這次會面塗上了一層官方的色彩，以此提高他在外交界的身價。傅涇波也藉此幫他的忙，竟在外面散佈謠言說周恩來給司徒雷登帶來了親筆信等等。 司徒雷登也就乘機要挾英法等各國使館，在同中共的交往上，一定要跟他採取一致的行動。他還心存幻想，如果美國承認新中國，他還可以穩坐在美國駐華大使的椅子上。 各國使節對司徒雷登放的風聲不明底細，紛紛要求與黃華處長見面。 根據這個情況，南京市委決定，由黃華出面召集所有留在南京的外國使節開會，再次申明了中共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原則，以及對待原各國使、領館和外交人員的具體政策，並回答了各國使節及外交人員提出的問題。這次會議，黃華邀請了加拿大臨時代辦朗寧做英語翻譯。朗寧出生於湖北襄樊的一個傳教士家庭，中國話講得很好。 黃華與司徒的第二次會面，氣氛坦率而緊張 6月6日，黃華約司徒雷登和傅涇波到南京外事處進行第二次會面。 在黃華與司徒雷登第一次見面後沒多久，司徒雷登曾通過傅涇波與黃華聯繫，表示他準備在7月初回美國，希望回國前能再與黃華見一次面。為司徒雷登返美問題，南京市委給中共中央及華東局寫了報告。在此期間，解放軍三野部隊發動的上海戰役，經過16個晝夜的戰鬥勝利結束，上海於5月27日解放。 6月2日，駐青島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與軍艦被迫撤離，青島獲得了解放。 在美軍撤離青島的第二天，即6月3日，毛澤東同意了黃華與司徒再次會面，並審閱修改了中共中央關於司徒雷登返美問題給南京市委並告華東局、上海市委的複電，還在復電中加上了這麼一段話： 美國有利用國民黨逃亡政府尚存時期提出對日和約之可能，黃華與司徒會面時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認國民黨反動政府代表中國人民的資格。現在國民黨政府已經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滅，各外國不應再與該逃亡政府發生關係，更不應和該逃亡政府討論對日和約問題，否則，我們及全國人民將堅決反對。 接到中央指示後，黃華即安排了6月6日在外事處接待室的這次會面。據司徒雷登記載說：“黃華邀請我喝茶。在場的只有林克（黃華的助手，燕京大學校友）和傅涇波。” 談話一開始，司徒雷登就首先提出其要去上海與回美國的問題。他說，他準備於6月中旬帶傅涇波去上海一趟，目的是向在上海的美國商人和教會人士介紹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並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後，他又說，如果外交上沒有什麼事情可做的話，他打算7月初就返回美國。 黃華就告訴他：關於去上海與回美國的事，你可以以普通外國僑民的身份來外事處申請。 司徒雷登果然像中共中央判斷的，談到了對日和約及台灣問題。他說：開羅會議羅斯福曾允許台灣交中國託管，待對日和約簽訂後歸還中國。但對日和會因種種原因，特別是美蘇誤解遲未召開，何時召開無法肯定。 黃華告訴他：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被日本侵占後，中國人民從未承認，也從未停止過鬥爭，而且台灣已經歸還中國，決不容許國民黨政府出賣或外國政府藉口對日和約另生枝節。 然後，話題轉到了新中國的外交政策上。黃華說：新中國希望同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但是，外國政府尤其是美國政府必須停止援助及斷絕與國民黨逃亡政府的關係。今天，美國的援助仍然在繼續運往台灣。以美國同國民黨流亡政府現在的關係，乃是繼續干涉中國內政，也表明美國缺少同人民政府建立外交關係的誠意。 司徒雷登申辯說：各國使節留駐南京，而僅僅派代表去廣州這一舉動本身，就表明了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如果今後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往別處，美國代表不會隨往。但是，目前新的中央政府還沒有成立，沒有承認對象。且國共各佔領一部分地區，按國際法，美國還不能斷絕同舊政府的關係。如果過去對美國有所謂干涉內政的評論，今天美國更宜慎重從事，不能表明擁護或反對哪一方面，故採取被動態度，等待產生了為中國人民所擁護的民主政府，而這個政府也證明了願意並有力量擔負其國際義務時，問題自然解決。至於美援問題，現在所運來的，為國會去年通過而未運來的，所餘無幾，今後再無援助。 黃華告訴他：據我個人看法，政治協商會議可能於打下廣州後召開，聯合政府將由政治協商會議決定產生。李濤將軍的聲明已表明我反對任何美援，並說明了與各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的原則。故從責任上講，美國政府應明確斷絕與國民黨流亡政府的關係及停止援助蔣介石，用以表明美國放棄已經失敗的干涉政策。現在美國仍支持反動政府進行反人民的戰爭，建立外交關係問題無從談起。 司徒雷登仍繼續為美國辯護，但其言論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致使他顯得甚為窘迫尷尬。最後只好拿出燕京大學的校訓“為真理得自由而服務”來收場。當時世界處於冷戰時代，加上美國反共的麥卡錫主義十分猖獗，司徒雷登是極為害怕共產主義、害怕世界革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因而在談話臨結束時，司徒雷登表示說：中國問題不只是一個對華政策問題，也是關係世界和平的問題。他希望努力使中美關係完善解決，對美蘇關係及世界和平均是一大貢獻。他還說，如中美關係有第三者出來協助亦有好處。 傅涇波補充說，中美關係獲得解決，可以成為改善蘇美關係的跳板。 這又引起會面結束前的唇槍舌劍。 黃華說，我認為無需第三者參加。 司徒雷登又說，斷絕與國民黨的關係是消極的，更積極的辦法是運用美國自由貿易和經濟援助使中國走上工業化道路。他並聲明，他以個人身份，希望中共今後儘量吸取一切民主開明人士參加新政府。 黃華當即駁斥說，本國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道路，政府人員問題純係內政，不許外人干涉。 傅涇波又提出說，中國究竟是先工業化抑或先共產化？ 黃華即告訴說，你提得不對，中國人民今天實行的是新民主主義，而且這也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不容外人干涉。 第二次會面的氣氛顯得比上一次要緊張。事後，司徒雷登曾評述說：“會談是坦率的，幾乎不時越出中國人的一般禮節。但兩人對我十分友好，並以各種不拘小節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個人的友好態度。”但他又說，他感覺到，他的這位學生“已經完全赤化了”。 司徒雷登提出要去北平見周恩來 司徒雷登本人早就想來一次北平之行，若能在北平見到周恩來或者最高領導人，他回華盛頓進行活動就更有政治籌碼。 6月初，他接到美國原駐北平總領事柯樂布和國務院發來的絕密電報後，就更想去北平一次。過去他每年6月24日的生日都是在北平燕京大學度過的，於是，他想了一個“投石問路”的辦法。他寫了一封信給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表達了今年仍然像往常一樣回燕大過生日的意向，但不知中共北平當局是否允許，要陸志韋設法與周恩來取得聯繫。過生日是藉口，見周恩來才是目的。 為了北上之事，司徒雷登很快又派傅涇波去見黃華。 6月8日，傅涇波再來外事處找黃華。 兩人見面後，傅涇波對黃華說，前天談話回去後，司徒雷登與他研究認為，美國現在很難就與新中國的關係作出正式的表示，美國國內決策層在對華問題上意見不一致，需要司徒雷登返回美國後努力。司徒雷登將6月6日再次會面的情形向美國國務院作了報告，副國務卿魏伯復電，希望他返美之前最好能赴北平與周恩來見一次面，以獲知中共最高層的意見。還說魏伯是艾奇遜國務卿最得力的副手，艾奇遜出訪時，就由魏伯代理國務卿，其意見當然很重要。為此，司徒雷登希望首先知道中共中央更高級方面對發展中美關係的意見和態度，這樣他回美國之後講話才會有分量。 傅涇波問黃華，同周恩來有無聯絡，能否轉達意見？ 他們當時還並不知道在南京進行的這種會面，就是毛澤東親自掌握的。黃華告訴他說，什麼話都可以談，不必有顧慮。 傅涇波說，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同屬一派，對周恩來先生了解很深。司徒雷登近日接副國務卿魏伯來電，希望他若能在返美前赴北平與周恩來先生會見一次，順便看看燕大，獲知中共方面的意見，返美活動將更有力量，要我代為轉達。傅涇波又說，今年華北遭受旱災，糧食、棉花供應將有困難，司徒雷登希望經濟合作總署的物資能運回中國，此外，如大批借款、貿易，對中國工業化想能有幫助。 黃華婉言給予拒絕說，美國對斷絕同國民黨的關係至今並無正式表示，我個人認為司徒雷登去北平的要求不會得到回答，而且戰役之後，交通尚未恢復，旅途也不方便。 黃華把傅涇波所談的情況，就向中央作了匯報。 中央考慮到美國的對華政策目前正處在進行調整的左右矛盾之中，讓司徒雷登到北平，使其了解我們的基本原則立場和對外方針政策也不無益處，因此就指示南京市委，同意其北上。但考慮到中央既定的原則，覺得通過非官方聯繫為好。因過去司徒雷登有每年6月24日回燕大過生日的習慣，便安排由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出面作民間邀請。 6月16日，陸志韋校長給司徒雷登發了一封英文邀請函請他訪問燕京大學。信中說，陸志韋會見了周恩來先生，周恩來感謝司徒雷登的問候，並說司徒雷登如要求來北平，可望獲得當局同意。 司徒雷登接到信後十分高興。高興了一會兒之後，他細一想，又感到這種私人式的間接答復不知可靠與否。他有點吃不准中共高層是否真的批准他的北行計劃。 正在這時候，他又從另外一條渠道得到令他更為高興的消息。北平朋友捎信告訴他，黃華就是因為他而被中共高層派到南京來的，還說毛澤東最近還表示，司徒雷登在北平會受到老朋友的歡迎…… 由於兩條都是非官方渠道的消息，他覺得極需從官方渠道得到證實。 他趕快又派傅涇波去找黃華。 6月27日，傅涇波拿著陸志韋給司徒的那封英文信到了外事處。傅涇波將信給黃華看。傅對黃華說，司徒雷登看了此信，不知是何意，希望黃華能往北平去電問一問。 （10）毛澤東親自掌握著在南京的中美接觸（之三）：司徒雷登請陳銘樞將軍做中間人，捎信給毛澤東，老謀深算的司徒雷登提出要乘美軍飛機前往北平，中央指示，可掛一臥車，派兵護送前來，杜魯門幾經猶豫，否決了司徒雷登的北行報告 司徒雷登家裡來了一位上海客人 西康路原美國大使館的銅鑄大門關閉著。院牆外，有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在守衛。 他來到了這裡，經過與守衛的解放軍戰士交涉後，給使館的門衛遞交了名片，等候著通報。在發生解放軍進入的事件後，加上美國駐華使館不被人民政府所承認，這兒已是門雖設而常關，來往進出的人已經不多了。 他60歲了，動作敏捷，精神飽滿，儘管戴了副黑框眼鏡，穿的是西裝，但外人一眼就可判斷這是一位有將軍氣質、經歷不凡的軍人。在剛剛解放不久的南京街頭，與他身後過往的行人相比，他的西裝革履還是比較顯眼的。 他就是具有原國民黨部隊上將軍銜的陳銘樞先生。 在國民黨統治時代，他可是一個有名的大人物。他曾經是蔣介石的紅人，曾兩次擔任過京滬衛戍司令長官的要職，也代理過國民政府行政院長。他是北伐名將，所率領的部隊打過很有名的汀泗橋、賀胜橋等勝仗。他主持過著名的淞滬抗戰，英勇浴血抗戰的十九路軍就是他一手訓練出來的。後因反蔣而被迫卸職出洋，回國在福建組織反蔣抗日的人民政府。福建事變失敗後到了香港，與李濟深一起，參與了組織暗殺蔣介石的活動，還給有名的暗殺大王王亞樵提供經費。後來他隱居山野，研究佛學。抗戰後期又在抗日民主運動中奮起，在重慶組織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抗戰勝利後，與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等一起組織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他是民革的創始人之一。民革成立後，他回到上海，在十分複雜、危險的環境中從事秘密策反的第二戰線工作。這次解放南京的吳化文軍長率領的三十五軍，就是他參與策反的國民黨九十六軍起義過來的。 1948年冬至1949年春，他還進行了策反浙江陳儀、湖南程潛的起義工作。 他與司徒雷登是老相識了。司徒當校長籌辦燕京大學的時候，他擔任炙手可熱的京滬衛戍總司令，司徒也找過他，他給司徒推薦過有錢人。最近的來往是去年（1948年）的春天，蔣介石已經遭到了杜魯門總統的厭惡，美國企圖在中國扶植“第三勢力”、推動“自由主義”運動時，司徒雷登就想起了反蔣的陳銘樞。司徒曾讓傅涇波去上海找到他，希望他出面參加，但被他婉言拒絕。這年年底，國民黨嫡系主力集團在徐州戰場被解放軍第二、三野戰軍包圍，靠與蔣介石關係密切在戰後中國組建民用航空公司發了財的陳納德，準備重組飛虎隊介入中國內戰，企圖為國民黨部隊解圍。陳銘樞獲知此事，立即找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吳克堅商量對策，決定由陳出面找司徒雷登設法阻止此事。陳銘樞找到司徒雷登，對其說：“中國大陸的事情，美國就不必再插手了。何況蔣介石已是強弩之末，國民黨大勢已去，已是無可救藥的了，陳納德何必多此一舉哪？再說，你司徒大使也要為自己留一條後路，將來中美建交時，好做個搭橋人。我陳某人到時會出來為你說話的。” 當時陳納德航空公司的總部就設在上海，曾為被困太原的閻錫山空投物資，已被中共警告，華盛頓當局也擔心陳納德再組織什麼“志願隊”介入，導致蘇聯人也組織“志願隊”介入，這是美國政府所不願看到的。陳銘樞這一說，司徒雷登當然也表示贊同。當時，陳銘樞慨然允諾可以在中共方面為他說話，在司徒雷登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上海解放前，陳銘樞秘密隱居在上海做極為危險的策反工作，難免走漏了風聲，成為蔣介石下手令要逮捕的對象。雖然朋友們勸他避居到香港去，他仍然沒有中止在上海的秘密工作。上海解放後，他才欣喜地拋頭露面，還接到了通知，要他去北平參加人民政協籌備會議的工作，與各方人士共商新中國成立的國家大計。他正在忙於結束手頭工作、準備赴北平時，接到了司徒雷登傳來的信息，邀他在赴北平之前去南京見面，託他在美國與中共之間傳遞信息。 新政協籌備會議預定於6月15日左右召開，他就在6月10日從上海乘火車趕到了南京。 司徒雷登聽說陳銘樞到了很高興，親自到院門口來迎接。 兩人一見面就寒暄起來。陳銘樞性格耿直，說話爽快：“聽說當兵的都闖進你大使館裡來了？我可在上海親眼看見他們官兵都睡在洋灰路面上，不入民宅，秋毫無犯。我帶兵的時候就沒能做到這一點。” 司徒雷登以為他不相信，就說：“他們確實是闖進我的臥室裡來呀。” 陳銘樞說：“告訴你，攻南京的這個部隊不久前還是國民黨軍呀，造反過來的，學解放軍還沒有學到家。” 司徒雷登點著頭：“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陳銘樞笑著又說：“現在不是秘密了。不瞞你說，當時我為策反就找過這個軍的吳軍長談過幾次話哪。” 司徒雷登高興了：“怪不得可以去北平參加重要會議，可以幫我與中共傳話了……” 司徒還向他問了上海的情況，說近日準備去一趟上海。 這天，司徒雷登與陳銘樞一直交談了整整四個鐘頭。 在陳銘樞來南京之前，司徒雷登讓大使館工作人員準備了四份內容很長的文件。他在這些文件中回顧了中美關係的歷史，談到了中美貿易，並將國民政府時代的中美條約與中蘇條約進行了對比，以此來表明中美關係對中國是非常有利和重要的。他囑託陳銘樞將這些文件轉交給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 除此之外，司徒雷登還請陳銘樞向中共領導人轉達以下五點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