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四章毛澤東決策外交實行“一邊倒”

（11）毛澤東要陳銘樞給司徒雷登捎話，張治中主張在外交策略上蘇美並重，毛澤東說要為此辯論一百年，毛澤東作出決策，明確新中國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毛澤東要司徒雷登讀一讀他在新政協籌備會議上的講話 小車駛出逶迤的山道，在進北平城的馬路上揚起了塵土。他真還有點捨不得這兒，回頭望瞭望青峰疊翠的香山。他乘坐的這輛黑色防彈小轎車，是陳毅讓三野部隊從山東運來的戰利品，據說是去年在濟南戰役中繳獲的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司令長官兼山東省主席王耀武的座車。 6月15日下午，他離開雙清別墅，到中南海去開會。新中國成立迫在眉睫，新政協籌備會議預定這天晚上7時30分在勤政殿開幕，會要開一段時間。他除了參加開會，還要與來自全國各地的眾多代表見面、談話，洽商建國大事。他就只好住在勤政殿旁邊的豐澤園了。往常他進城去，只是午間在豐澤園裡休息而已。

從3月25日到北平，黨中央駐在香山，他掐指算來，只差10天就滿三個月了。在這短短三個月裡，形勢又有了迅猛的發展，百萬大軍渡過了長江，接著又連續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漢等重要的中心城市，人民解放軍正在江南前線乘勝追擊。新政協籌備會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 在這短短的時間裡，形勢發展雖快，但局面卻極為錯綜複雜。 2月初，斯大林雖然派了米高揚來訪問西柏坡，同我領導人會談；但與此同時，蘇聯駐華大使那些天正隨國民黨政府從南京搬家遷往廣州。在渡江之前，斯大林就發來電報，勸中共就此止步，不要輕易南下，以免引起美國干涉。在佔領南京後，蘇聯各主要報紙雖然都加強了對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宣傳報導，但蘇聯政府隨即又同國民黨政權就“延長合辦中蘇航空公司”開始談判，羅申大使仍繼續留在廣州。

他對此是不滿意的，很有看法。南京解放後，他滿含激情寫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中，就隱有所指的“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佳句。直到60年代中期，他在會見戴高樂總統的代表、法國文化部長馬爾羅時，還曾提起渡江前的這些往事。 與此同時，還在南京解放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就到處找中國共產黨人拉關係；南京解放後，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駐華大使又繼續留在南京觀望。這些情況，中共中央不能不加以考慮。本來，在3月初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在報告中對於帝國主義是否會承認新中國的問題作出過基本估計：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因此，“關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但是，根據這些新情況，如果能夠通過外交渠道製止美國武裝干涉中國革命的可能，促使美國政府採取接受現實的立場，拋棄眾叛親離、腐朽不堪的國民黨政權，承認新中國，那將極大地有利於中國革命與中國人民。因此，他與黨中央除了從最壞的角度對美國可能的出兵干涉與外交不承認充分考慮在內之外，也採取了靈活、積極的態度。 4月28日，他致電渡江前線總前委和華東局負責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

這樣，就發生了黃華與司徒雷登在南京的非正式接觸。為此，他日前剛剛同意通過燕大校長陸志韋出面邀請司徒雷登北行訪問燕大，他也準備在北平見一見這個原美國駐華大使。 因此，在準備今晚新政協籌備會議的講話稿時，他寫了這樣的話：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制度走向全部崩潰的時代，帝國主義者業已陷入不可解脫的危機之中，不論他們還要如何繼續反對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總是有辦法取得最後勝利的。 同時……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願意斷絕對於中國反動派的關係，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並向人民的中國採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中國人民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

後來，在新政協籌備會議期間，上海來的陳銘樞捎來了司徒雷登的材料時，他就特別囑咐這位與司徒有來往的陳銘樞先生，捎話給司徒雷登先生，請其認真讀一讀他在新政協籌備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想起了對張治中說的，要進行一百年的辯論 6月下旬的一天，在豐澤園的菊香書屋，他送走了陳銘樞之後，已是深夜。 他詳細看了陳銘樞捎來的司徒雷登的材料，包括司徒擬的五點意見和所附的四份文件。總的印像是，還是帝國主義的腔調，還是帝國主義的嘴臉，還是蔑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革命的態度。他進而聯想起南京市委發來的6月6日司徒雷登與黃華第二次見面談話時所說的：只有在新中國不和蘇聯結盟的情況下，美國才會承認一個共產黨的中國。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當然不會容忍和接受。 每到深夜，他的思維就特別活躍，司徒的這些材料，更使他想得很多很深。 他想起了張治中。 他在這次新政協籌備會議上，被推選為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主任。兩三天前的一個下午，在醞釀和討論國號的時候，為廣泛徵求意見，他以籌委會主任的身份在勤政殿邀請各界人士座談，張治中也應邀參加了。他讓工作人員把籌委會上的專家們的意見介紹給與會各位，然後，他代表中央提出說，中央意見擬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徵詢大家意見。 這時，張治中說有不同的意見。張治中說：“'共和'這個詞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複呢？我提議去掉那兩個字，不如乾脆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聽了，覺得張的話頗有道理，“共和”者，其含義為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國家元首和國家權力機關的一種政治制度，的確也包含了“民主”的意思。於是，他在會上建議大家採用。經過眾人反复討論，終於決定了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採用這個國名。 他很器重張治中的意見。張治中，字文白，曾三到延安，在重慶談判中，張讓出官邸給他住，又負責護送他回延安。張治中有學問，有頭腦，善思考，讀過很多書。他曾勸一個青年讀書，說人家國民黨的張治中年輕的時候還讀了十年線裝書哪。這次國共和談夭折，他就對周恩來說，文白先生要走的話，可以送去香港或者蘭州（當時張治中還任國民黨政府的西北地區行政長官）。後來，張治中決定留下來。周恩來也把張治中的家屬接到北平來了。他很歡迎張治中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籌建工作。

他想起了和談期間，4月8日，他曾請張治中來香山見面談話。那次，連談話帶吃飯進行了三個鐘頭。張治中胸懷坦蕩，對國家大事有話直說，就新中國的對外方針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張治中在國民黨中被認為是左派，是主張國民黨在聯美之外，也要聯蘇聯共的。此時，張治中認為，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很多，除了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不實行三民主義之外，在對外方針上也犯了嚴重錯誤，就是長期以來推行一條親美的一面倒政策。因而，張主張，今後新中國要實行蘇美並重的新政策。 他問張治中，具體怎麼解釋？ 張說，就是親美也親蘇，不反美也不反蘇，平時美蘇並重，戰時善意中立。以親美又親甦的美蘇並重政策來消除美甦的對立，促進美蘇合作，使中國成為美蘇關係的橋樑。這對中國有利，對美蘇有利，對世界和平也有利。單就從軍事觀點來說，如果在美蘇對立之間中國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聯合美國對付蘇聯，則美國為了支援中國，就會派部隊越過太平洋到中國來，這樣，中國就成了美國的負擔。反之，如果中國要是聯合蘇聯對美國作戰，蘇軍也會從西伯利亞過來支援中國，不僅中國成為蘇聯的負擔，且使蘇聯陷於歐亞兩面作戰的不利局面。

因此，張治中說：“在亞洲，中國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現在的世界是美蘇兩雄爭長，中國在中間舉足輕重，是兩雄爭取的對象。中國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佔優勢。我們要好好地利用、珍視這一點。” 他已經聽周恩來談過張治中這些觀點了，這次他是親自聽張治中面述。這些觀點使他很感興趣。 張治中在4月8日這次見面中，對新中國的對外方針還作了進一步闡述。據張治中當年的秘書餘湛邦在回憶文章《“一邊倒”爭論的來龍去脈》一文中記述，“事後，張曾詳細地從頭到尾告訴了我，我作了速記，並整理成文字”。該文回憶說： 概括起來，張治中在談話中提出了以下幾點： （一）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國民黨政權中佔統治地位的是親美派反動集團，他們一邊倒親美、死硬反甦的錯誤政策是一個致命的孤注，給國家民族帶來嚴重的災難，不僅危及國家民族的命運，而且影響到遠東的和平，因此我堅決反對一邊倒親美，主張美蘇並重。平時美蘇並重，戰時善意中立。我是一生堅持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但在親蘇聯共的總方針下，不妨在外交策略上美蘇並重，保持同等距離。

（二）戰爭結束恢復和平之後，就要進行全國性的建設。以中國之大，人口之眾，建設不可能只靠自己，還得尋求外援。光靠蘇聯幫助不夠，還得向英、美等國去爭取才行；光靠任何一國都不行。 （三）我們還要做生意。現在世界交通日益發達，各國人民貿易往來，有無相通，是正常的事。我們要和所有的國家做生意，尤其和蘇、美、英等國做生意，而不能像清代那樣閉關自守，一律排斥外來的東西。 （四）我們既然主張和平，既然要和各國建立邦交和做生意，那麼就得注意態度，不能對別人採取敵對和刺激的做法。 他聽了後，認為張治中所說的各點在當時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因而一邊吃飯，一邊詳作解答。解答完後，他還笑著對張治中說：“文白先生，我準備為此進行一百年的辯論。”

毛澤東作出決策：“一邊倒”為新中國的外交方針 隨著新政協籌備會議的召開，6月中下旬的中南海顯得更為熱鬧了。過去就在這個地方，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獨掌國家大權，竊國大盜袁世凱據為大總統府策劃復辟稱帝，李宗仁把這兒當作國民黨北平行轅。如今在這裡進進出出、歡聚一堂、談論議決國事的，都是當代中華民族的精英人物。真是天翻地覆，這兒已是人民的中南海了。 於是，毛澤東在中南海住下，也漸漸安下心來了。此時，佔據他心中的，就是建國的大政方略。 新中國對外政策是由他親自掌握制定的，張治中主張對外方針上美蘇並重，從這次籌備會議的各方發言看，有相當的普遍性；他所敬重的張表老張瀾，還主張在如今世界冷戰兩大陣營的對峙中，新中國要走中間道路，主張他“要做鐵托”；還有一些要走第三條道路的人士在到達北平後，也熱衷於宣傳外交“向美蘇兩面靠”的主張。 為此，他分別對張治中、張瀾等都鄭重地說過：我準備寫一篇文章，專門答复你以及和你具有同樣觀點的人。 在渡江後，尤其是在攻占上海的前後，中共中央是有尋求同美英建交的可能性的，在此期間他所高度關注著的在南京的中美之間試探性的接觸，已經基本摸清了美國的底。美國除了在上海解放後從青島撤走了駐軍外，未作其他任何積極的反應。美國國務院雖說讓司徒雷登滯留南京，奉行的也只是“等塵埃落定”的政策。美國最高當局無意斷絕與國民黨的關係，反而還致力於同西方各國就承認新中國問題結成統一戰線而對中共施加壓力，要新中國不能和蘇聯結盟，要新中國同意維護西方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殖民利益，他們才能考慮承認問題。他們不理解新中國的獨立自主的方針，愚蠢地認為中共一定會向他們乞求。他們一再預言：你們不敢佔領上海，因為你們無法管理它，除非你們向我們屈服。我們對他們的噓聲恐嚇輕蔑不置，上海回到人民懷抱，人民有能力治理好上海。他要求西方國家改變過去殖民主義的態度，因而，5月29日，他在為新華社的社論稿《祝上海解放》審稿時，加寫了一段話： 這些外國政府如果願意開始從中國事變中吸取教訓，那麼他們就應該著手改變它們干涉中國內政的錯誤政策，採取和中國人民建立友好關係的政策。 6月25日，國民黨海軍在美、英支持下，開始對上海港以及解放軍已經解放的港口進行封鎖，試圖通過封鎖，用經濟壓力使中共在政策上向西方屈服。他曾經憤怒地揭露美帝國主義的無恥行徑說：現在，只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門戶，還向艾奇遜們開放著，第一個神聖的原則即所謂門戶開放的原則在那裡“依舊維持”著。其餘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後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和軍艦上所裝的大砲實行很不神聖的原則——門戶封鎖。 美國的封鎖必須打破！ 在美國維護西方帝國主義殖民利益的錯誤對華政策所造成的雙方對峙中，中國共產黨除了聯合以蘇聯爲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奮起反擊外，別無選擇。 “一邊倒”就是對美國支持蔣介石實行封鎖政策的一個針鋒相對的回答。 與此同時，在渡江勝利後，特別在上海解放後的第三天，5月30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奉命離開廣州回國，標誌著蘇聯完全放棄了對國民黨殘余政權的支持和利用，蘇聯對華的彈性政策遂告結束。蘇聯態度的轉變鼓舞了中國共產黨人。早在5月初，斯大林已經同意中共中央決定派劉少奇去蘇聯訪問，同斯大林就建國工作、技術援助和國際形勢進行會談。 6月24日下午6時，他給胡喬木寫信說：“寫一篇紀念七一的論文（似不宜用新華社社論形式，而用你的名字為宜）。……請你好好安排時間，並註意抽空睡足覺。你起草後，我給你幫忙修改，你可節省若干精力。” 胡喬木的稿子寫出後他沒有決定用，他自己重寫了一篇，這就是毛澤東原來對張治中、張瀾說過要寫的文章，也就是著名的論文《論人民民主專政》。該文明確地宣布了當時新中國“一邊倒”的外交方針。 這篇文章說： 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 “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 “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現時，這也是幼稚的想法。現時英美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者，他們會給人民國家以援助嗎？我們同這些國家做生意以及假設這些國家在將來願意在互利的條件之下借錢給我們，這是因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資本家要賺錢，銀行家要賺利息，藉以解救他們自己的危機，並不是什麼對中國人民的援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和進步黨派，正在促使他們的政府和我們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關係，這是善意的，這就是援助，這和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行為，不能相提並論。孫中山的一生中，曾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籲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擊。在孫中山一生中，只得過一次國際的援助，這就是蘇聯的援助。請讀者們看一看孫先生的遺囑吧，他在那裡諄諄囑咐人們的，不是叫人們把眼光向著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而是叫人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孫先生有了經驗了，他吃過虧，上過當。我們要記得他的話，不要再上當。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 1949年7月19日，鄧小平在致華東局負責人的信中，對這一方針的製定，作了精闢的論述： 帝國主義的各種花樣直到封鎖，其目的在於迫我就範，我們的鬥爭也在於迫使帝國主義就範。 ……而一個多月的經驗看出，帝國主義就我之範也非易事。這一時期雙方鬥爭實際上都是試探的性質，直到英美攤出封鎖的牌。封鎖，在目前說來，雖增加我們不少困難，但對我們仍屬有利，即使不封鎖，我們的許多困難也是不能解決的。但封鎖太久了，對我則是極不利的。打破封鎖之道，毛澤東強調從軍事上迅速佔領兩廣云貴川康青寧諸省，盡量求得早日占領沿海各島及台灣。同時我們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現於行動則對我愈有利（毛主席說，這是主動的倒，免得將來被動的倒）；內部政策強調認真的從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認真著手做（毛主席說，更主要的從長遠的新民主主義建設著眼來提出這個問題），毛主席說這兩條很好，與中央精神一致。我們這樣做，即佔領全國，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於堅固的基礎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國主義就我之範。 7月7日，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議的各黨派各團體發表聯合宣言，擁護“一邊倒”方針。 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接受了這一方針，奠定了它的法律地位。 新中國當時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方針，是在特定的歷史時代產生的，具有極為強烈的現實針對性，為新中國在對美外交的策略上贏得了主動地位，對於洗刷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土地上的污泥濁水與百年屈辱，贏得了相對有利的國際環境。新中國雖然宣布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但一貫有著獨立自主的傳統，仍然堅持著中華民族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場。基於這種立場，鑑於國際局勢的變化，在50年代中期，新中國適時地改變了外交上“一邊倒”的方針，大力倡導各國人民在五項基本原則上實行和平共處。 （12）陳銘樞給司徒雷登帶來毛澤東、周恩來的信息，北平之行未遂，司徒雷登又不願意去廣州見蔣介石，司徒雷登不再享受“外交特權”離境，感到甚為丟臉 毛澤東說，沒有瞞著美國人的東西 7月9日中午剛過，火車剛抵達南京，陳銘樞出站後，就急匆匆地趕往司徒雷登的住處。陳銘樞是在北平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議返回上海途中來到南京的。兩人一見面，就切人正題談了起來。 陳銘樞問道：“你怎麼要返回美國啦？怎麼不去北平啦？” “華盛頓最高當局沒有批准我的北平之行。”司徒雷登只是這麼告訴他，卻很急切地問，“你見到了毛和周，情況怎樣？” 陳銘樞告訴他：新政協籌備會議是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的。我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當場就遞交了你給他們的五點意見和四份文件。兩天后，就安排了在毛澤東的住處見面。我還見了周恩來、葉劍英等領導人。在毛所住的豐澤園見面，很簡樸。沒有什麼家具，只有一些書。毛說剛從香山搬來，在這裡住不慣。毛說歡迎你回到燕大來看一看，稱道你在中國辦了幾十年的教育，還說沒有什麼瞞美國的，只是希望美國像羅斯福、史迪威、華萊士那樣制定對華政策。 司徒雷登反問道：毛澤東不是在一個多星期前發表的文章（指《論人民民主專政》）鮮明地肯定地表達了與蘇聯團結一致的政策嗎？這種態度已經比以前的那篇《新民主主義論》更加明確了，中共要與蘇聯更緊密地站在一起，確信與西方民主國家不可能妥協。 陳銘樞問司徒讀了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議上的講話了嗎？ “毛私下告訴我，請我轉告你，要你讀一讀他6月20日作的這個講話。”司徒說當然研讀了。 陳銘樞認為司徒雷登對中共“一邊倒”的方針和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及在新政協籌備會上的講話作了錯誤的理解。陳銘樞對司徒說，毛是很關心中美關係的，你和我有一次會晤談阻止陳納德介入中國內戰，毛至今仍然能夠準確地說出去年我倆談話的日期。 兩人談了整整一個下午。談話結束時，司徒雷登要求陳銘樞將他們的談話寫一份備忘錄，便於他帶回美國去。陳銘樞答應了。第二天，陳銘樞將一份很長的備忘錄和兩個附件交給了司徒雷登。陳銘樞說，備忘錄是他本人北平之行的結果，是通過自己的觀察，根據同中共領導人的談話綜合整理而成的。而另外兩個附件，實質上是毛澤東、周恩來和葉劍英對司徒雷登五點意見和四個文件的直接答复。 這份備忘錄是陳銘樞的夫人羅海沙為陳作的，當時羅海沙正在南京郊區，為陳銘樞管理過去為掩護反蔣秘密活動而置辦的一個農場。 在備忘錄中，陳銘樞向司徒雷登介紹自己對毛澤東的印象： 我這次在北平看到，上至毛澤東，下至他們所有的人，都取消了正式拜訪和類似的空洞形式。如果你因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見到某人，那麼，他們會給你安排一次會見，或者不等你提出會見的要求，就可能親自來看你，那裡絕對沒有寒暄。談話僅限於討論或解決實際問題。在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不表現出最普通人的一面，毛先生尤其如此。當一看見毛先生的和藹態度時，你立即會無意識地覺得“這真是一位人民領袖”。可以說，如果你脫離人民，你就見不到毛澤東。毛澤東就是人民。同樣，如果你脫離人民，你也見不到中共，中共就是人民。 在第一個附件中，中共領導人稱道司徒雷登在中國辦了幾十年的教育，並對他在改善中美兩國關係中的作用寄予“非常大的希望”。中共領導人還希望美國從此停止對國民黨的援助，並像羅斯福、史迪威、華萊士那樣制定對華政策。如果美國今後能夠如此對待中國，中國自然也會相應地採取友好態度。關於中美兩國建立外交和商務關係的條件，毛澤東在附件中特別要求陳銘樞請司徒雷登先生注意到，毛澤東6月20日在新政協籌備會議所作講話中闡述的中共外交政策原則立場的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中共堅決反對一切外來干涉中國內政的帝國主義政策，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另一方面，中共願意與任何國家在平等的、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建立外交關係和友好合作關係。 在第二個附件中，周恩來對司徒雷登提供的那些文件進行了非常廣泛的評論。針對司徒雷登所說的美國在歷史上對待中國非常仁慈、中國從同美國的貿易中得到了極大的好處的論點，周恩來列舉事實作了駁斥，指出過去美國對中國的援助都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中美貿易的受惠國是美國而不是中國；同時，周恩來還指出了美國對中國犯下了兩樁罪行，即30年代向日本出售廢鐵等物資，抗日戰爭結束後又幫助蔣介石打內戰。對於司徒雷登本人，周恩來再次讚揚了他在被日本人拘留期間所表現的“個人品質”，但是，司徒雷登畢竟是美國政府的代表，因而必須執行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 陳銘樞根據毛澤東、周恩來談話的原意，對“一邊倒”作了準確的說明：“一邊倒”這個術語指的就是政治路線，它決不能被誤解為依賴別人的意思。如果那樣理解，那將是一種侮辱。它應當被理解為，我們的政治路線完全是我們自己的。它還應當進一步被理解為，事關我們的民族獨立，決不可能依賴別人。 陳銘樞對司徒雷登解釋說：中共對“國家立場”和“政治路線”兩者是有區別的。國家與國家之間可以有共同的立場而互相合作，但彼此的政治“發展路線”也允許有所不同。陳並轉述毛澤東的話說：“在政治上，必須嚴格；在經濟上，可以互相遷就。”陳對司徒強調了毛澤東所說的原則，就是要求美國和國民黨斷絕關係，停止援蔣。 陳銘樞經過這一番奔走，已經感到美國雖說要等“塵埃落定”後重新考慮對華政策，但此時尚無決心也不可能與國民黨斷絕關係，與中共的立場相距甚遠。次年春天，陳銘樞的堂侄去美國，陳還託其給司徒雷登捎去一封親筆信，提及“眼前中美建交為時尚早”。這已是後話。 7月10日，陳銘樞走後，司徒雷登反反复复地閱讀研究著這份備忘錄和兩個附件。文件里中共領導人給他的答复，使他得到這樣的感受：毛澤東和周恩來“沒有任何偏離他們目前政治路線以改善與美國關係的跡象。而是表現出一種天真的希望，認為中國同西方之間，儘管沒有政治關係，但還是能夠而且將要建立經濟關係”。 這也就是說，中共不准備放棄原則和立場來同他作交易。看著這些材料，他的臉色越來越難看，心情越來越沉重沮喪。 北平之行未遂，司徒又不願意去廣州見蔣介石 7月15日清晨，司徒雷登剛剛醒來，還處於睡眼惺忪狀態時，床頭收音機裡的“美國之音”播了一則新聞，稱蔣介石剛從菲律賓訪問回到台南，又於昨日飛抵廣州，與代總統李宗仁會晤。他想起了日前電台還廣播說，蔣介石在菲律賓的碧瑤與菲國總統季里諾舉行了會談，商討組織一個名稱叫“太平洋公約”的太平洋地區反共聯盟之事，該“公約”後來發展成為美國操縱用以封鎖中國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當時有輿論洩露說，蔣介石飛去菲律賓是企圖安排在台灣島也守不住時的後事，去菲律賓組織流亡的國民黨政府…… 這條蔣介石到廣州的消息頓時使他清醒了。他嘀咕著說：“不行。我不能去廣州。我怎能去廣州見蔣介石呢？” 原來，在他準備動身回國時，杜魯門總統對國務院作了指示：讓司徒大使離開南京後要訪問廣州。幾天前，杜魯門對艾奇遜國務卿說：“作為一個大使，在沒有和所在國的政府脫離接觸便回國，是不會被美國公眾所理解的。” 總統的指示又不能不執行，但他很擔心中共方面知道他去廣州，會對他自己有所不利。他這幾天一直處於一種十分矛盾苦惱的心緒之中。 一聽到蔣介石到達廣州的消息，他便果斷地決定：廣州也不去了！ 15日當天，他為不去廣州事致電艾奇遜國務卿說，委員長已抵達廣州，“我想他會逗留幾天。設想我訪問廣州（如果我按期啟程），正好與他不期而遇。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我認為不利的猜測和曲解會隨之產生。對此如能避免則應予以避免。使公眾輿論相信此時委員長和我訪問廣州純屬巧合是不可能的。共產黨無疑會認為，我的撤離計劃不那麼簡單，並從中大做政治文章，甚至我的外交使團的同行們也不大會相信，我們在廣州同時出現是巧合。” 由於華盛頓方面遲遲沒有對他不去廣州的報告復電同意，而動身離開南京的日期就要到了，他十分焦急，7月18日，再次致電艾奇遜國務卿：“我在拒絕北平之行後，馬上訪問廣州，並與委員長會晤（這是不可避免的），共產黨肯定將其看做是有意侮辱。他們會對此作出強有力的反應。我對中共領導人的任何影響純屬個人性質。我飛抵廣州，看望他們不共戴天的仇敵，他們肯定不會放過我。而且未來我在共產黨中國的有用之處因此喪失殆盡。”因此，“我贊成國務院不讓我畢恭畢敬地去北平參見毛主席；由於同樣的原因，我認為改變航程去拜見蔣委員長也是不明智的。” 艾奇遜報請杜魯門總統點頭後，批准了司徒雷登不去廣州的報告。司徒雷登這才鬆了一口氣。 司徒雷登不再享受“外交特權”離境，感到甚為丟臉 在前幾年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司徒雷登作為美國駐華大使，頤指氣使，隨意出入境，說走就走，說來就來，海關與邊檢人員都對其畢恭畢敬，不敢盤查過問，他享受慣了“外交特權”。這次辦理離開中國返回美國的有關手續的時候，按照艾奇遜國務卿的指令，司徒雷登向南京外事處提出了申請，請求7月中下旬乘美國運輸機離境回國。外事處答复他，准許他按一般僑民辦理完相應的手續後離境。 6月間，他已經無可奈何地按照人民政府的這一政策，申請辦理過一次上海之行。 按照人民政府當時的出入境管理規定，一般外國僑民申請出境，必須要找兩家實力雄厚的擔保商號，由商號填具保單，保證該離境外僑沒有任何未了結的債務，沒有拖欠稅金，也沒有懸而未結的民事或刑事訴訟等等，同時對外僑在離開中國前的任何非法行為負責。另外，按規定，外僑出境所攜帶的行李也必須接受檢查。 司徒雷登雖說對人民政府的這一外事政策已經知道，但他卻以為，“不會要求我個人及隨行人員做這種事，因為我們都是使館人員”。因而，當其申辦出境時，外事處按政策對他提出了這個要求，他感到有損大使尊嚴，丟了臉面。 他在向華盛頓方面反映情況、尋求對策時，一面派傅涇波找黃華交涉，一面也悄悄聯繫擔保。他讓人探詢在南京的地方銀行及與使館有簽約關係的中間人，以確定他們願否為他的隨行人員及機組人員擔保，經過了24小時，都沒有得到肯定的回答。他又趕快徵詢美國索康尼吸塵設備公司、加州得克薩斯公司等商號作保。黃華曾叫傅涇波轉達說，司徒本人可以不要求“擔保商號”，但需“某個朋友個人擔保”。司徒曾經向國務院報告說：“我想黃自己會作為我的擔保人簽字。這實際上等於取消了這項擔保。” 7月15日，美國國務院急電司徒雷登，命其不得填具擔保，稱司徒雷登是美國政府任命的駐中國大使，雖不被中共方面承認，但就美國而言，仍然具有大使的身份等等，電函並訓斥司徒雷登在與中共接觸中表現軟弱。 司徒雷登接到此電函後，即叫傅涇波去外事處找黃華。傅涇波說，司徒雷登希望獲得諒解，他留在南京是出於友好，返回美國也是為中美關係努力，如能免去擔保和檢查，不勝感激。 當時，還有一些國家的原大使、公使也存在著類似司徒雷登一樣的出境手續方面的問題。根據這些具體情況，考慮到這些大使、公使仍被本國視為是國家的代表，南京市委經研究向中共中央建議，可以對這些人給予一定的便利，免除其覓保手續，允許一件手提行李免檢，對“使館”其他人員仍按原規定辦理。 中共中央經研究後，同意了南京市委的意見。 於是，南京外事處對司徒雷登此次返國採取了免除覓保、檢查的手續，其隨行人員由原美國使館留下的人擔保，傅涇波由兩個私商擔保。為出境的事已連續數日焦慮不安的司徒雷登聽說後，真是如釋重負，懸著的心才落下來了。 原美國使館空軍武官鄧寧上校和運輸機機長也來到軍管會外事處，說飛機已經修好，要求辦理專機離境事宜。 此事還伴隨著一個小插曲。本來，南京市委考慮到傅涇波這個人的以往表現情況，曾向中央建議不允許他離境，免得他到美國後隨意招搖撞騙，惹是生非，對新中國產生不良影響。但中央復電指示，讓黃華在其離境前與其談話，給予警告即可，諒其無非是個小角色，也掀不起什麼大浪。南京軍管會不承認傅涇波原來所持有的“國府”所發的護照，就以南京市軍管會名義為其特製了一本藍布面燙銀字的普通護照。 黃華遵照中央指示，在傅涇波跟隨司徒雷登離開南京前的最後一次見面中，對他作了警告。傅涇波為了達到出境的目的，滿口應允，顯得唯唯諾諾。 7月25日，司徒雷登為辦理出境手續，又到外事處找黃華見面談了一次話。黃華在《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幾次接觸》一文中，作了記述： 司徒雷登問我對美國今後對華政策有何希望。我告訴他現在談不到希望你們做什麼，因為首先需要美國放棄錯誤的政策，證明他具有對我國人民堪稱友好的誠意。但迄今美國仍支持反動派內戰，並組織“太平洋公約”，中國人民自將堅決反對這一帝國主義政策。 司徒雷登說：“美國政府最近將來也不需要做什麼，過一個時期看發展情形再談。”並說，中國內戰原非美國政府所願，而是方法錯誤。美國政府迄今對“太平洋公約”未表示任何讚成和支持，故沒有責任。他對毛主席在新政協籌備會上的講話和《論人民民主專政》評論說，前者容納各國，後者偏於一方。此外，司徒雷登還提出，上海美僑因解放後我對外僑案件的處理及勞資糾紛，甚感不安，不知當局是否不希望美僑留華。 我回答說，我方對一切外國僑民同等看待，凡願意留華的守法者，均保護其生命和財產安全，對犯法者當依法處理。 8月2日清早，南京明故宮機場還沐浴著一層淡淡的白霧，一架有美國標誌的C——47型雙引擎運輸機馬達轟鳴，螺旋槳高速運轉，剛被助手攙扶上舷梯的司徒雷登扶著艙門，回過頭來，黯然神傷地望著外面，不知他是朝這塊中國土地還是朝送行的人擺了擺手。他真不願意相信這就是他在中國最後的結局。舷梯收起了，艙門關上了。飛機拉起機頭，騰上天空，往東朝太平洋方向飛去。 今天來審視與回顧這段歷史，在新中國成立前剛剛解放的南京，表面上是原燕京大學老校長與其在中共方面裡的學生的“師生見面”，而經檔案解密後真是“水落石出”，原來都是中美雙方最高首腦親自掌握的外交接觸，雙方只是想摸底而已，尤其是美國方面還沒有任何政策方面的準備。在當時的冷戰風雲籠罩全世界的時代裡，司徒雷登是不容易實現他所寄予厚望的北平之行的，即使當時他能夠僥倖到北平，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中美聯繫的門戶從此關閉了。 直至20餘年後，代替司徒雷登秘密飛赴北京的，已經是現在中國老百姓眾所周知的那個有名的大鼻子博士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了。 （13）艾奇遜用杜魯門的話為寫作白皮書定調子：“蔣介石是一匹劣馬”，司徒雷登對白皮書披露的內容極為震驚，回到美國的司徒雷登被人遺忘了，留下遺囑要將周恩來送的明代瓷瓶送回中國，並想將骨灰葬在燕京大學校園裡 艾奇遜給寫白皮書定了調子 銀幕上放映的是一部英國題材的好萊塢故事影片。出現了一組男女主人公乘坐那種老式馬車響著鈴鐺徜徉在霧倫敦街頭的鏡頭。當鏡頭強調拉車的是一匹毛色油亮的良種好馬時，他突然想起了什麼，悄悄對坐在身旁的夫人愛麗絲低聲說：“我想起了一件急事，出去打個電話就回來。” 這個離開放映場去打電話的男子，就是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 他50多歲，衣冠楚楚，很有英國紳士的外貌與風度。他是英國移民的後代，祖先到美國後艱苦創業，小有成績，父親是一名典型的英國基督教主教，家庭灌輸的多是英國傳統教育。他出任國務卿後，儘管公務很忙，仍喜歡擠時間與全家大小去電影院裡看諸如、《魂斷藍橋》之類的英國題材影片。 這天雖是周末，他在看電影時仍想著令他頭痛的中國問題。剛才他在銀幕上看到拉車的英國良種馬，突然聯想起年初連任總統的杜魯門寫給國會領袖范登堡的一封信裡一句極為形象的話：“遠東的局勢一向古里古怪，就像一場賽馬中的情景——我們選擇了一匹劣馬，那就是中國局勢發展的情況。” 這幾天他正為白皮書的問題困擾著。 杜魯門從病逝的羅斯福那裡接過總統職務後，給了蔣介石大筆美元、大量軍事裝備，還派去了馬歇爾將軍、魏德邁將軍，可蔣介石還是連連慘敗，更是頻頻要求美國加大援助的力度。中國問題越來越成為美國國內關注的重要問題，爭論越來越激烈，並成為反對派攻擊杜魯門總統的靶子。一些國會議員說杜魯門總統在對華問題上全錯了。指責政府先錯在二戰結束時就不應提出什麼讓共產黨人進入聯合政府的主意，後又錯在馬歇爾離開中國後沒有全力幫助蔣介石打敗毛澤東。 1948年底，國民黨敗局已定，國務院的外交官們就建議總統發表一個說明書，說清事實的真相。總統的女兒瑪格麗特說這是個好建議，但她父親杜魯門拒絕了這個建議，因為這樣做會加速蔣介石的垮台。 1949年初，杜魯門連任總統後，艾奇遜受命接替馬歇爾出任國務卿，他就更感受到中國如何使總統頭痛了。他性格古板冷酷，老練多變。在感受到中國局勢發生重大轉機後，他覺得美國要重新確定對華政策。當51名參議員上書總統要審查中國問題時，他代替總統向議員們解釋說，無論有沒有美國的指導和援助，都無法挽救腐敗無能的蔣政權。他年輕時獲得過耶魯大學文學學士的學位，說起話來頗有文學色彩，他形像地比喻說： “如果森林裡有一棵大樹倒下來了，在飛揚的塵土降落之前，人們是無法看清它的損失的程度的。” 於是，第二天的傳媒便將美國新的對華政策稱為“等塵埃落定”政策。艾奇遜又趕緊向新聞界解釋，他這句話不是用來描述一項政策的，而是說“我們對形勢沒有能力看得很遠”。他承認無論怎麼解釋也沒有用處了，這就成了戰後美國外交史上有名的“等塵埃落定”政策。 他對總統說：“國會和新聞界對我們的對華政策提出了批評，主要是他們不了解事實的真相。過去馬歇爾將軍一直不願將事實全盤托出，是因為擔心損害委員長日益衰落的命運。現在國民黨已經接近垮台，今後美國不必再支持中國大陸上的政權。”他建議總統就近五年來美中關係寫一個詳細的報告，以便在國民黨倒台時作為政府的白皮書發表。 這次杜魯門同意了，指示他盡快寫出白皮書，然後交給自己審閱。 所謂白皮書，是一個國家的政府、議會等權力機構為某項重大問題正式發表的報告書或文件，封面各有慣用的顏色，白色的叫白皮書，藍色的叫藍皮書。美國政府慣用白皮書。 艾奇遜立即付諸行動，物色了一批富有學識和專長的精英組成一個寫作班子，在沃爾頓·巴特沃思的領導下工作。精英們已經為怎麼寫白皮書討論過兩次了，有人覺得如果寫的內容是為杜魯門總統近幾年對華政策作敘述、解釋和辯護的話，將使總統和政府顯得太尷尬與被動。 那麼，怎麼寫這本白皮書呢？以什麼作基本內容呢？ 這次與家人看電影，由英國良種馬的鏡頭聯想到蔣介石是一匹劣馬，全力描繪蔣介石這匹馬之“劣”，就是這份白皮書的基本內容。他很高興，中斷了看電影，出來打電話給主持寫作小組的巴特沃斯先生，為這本白皮書定了基調。 白皮書寫好後，還要選擇一個最合適的時機發表。 在司徒雷登來電報告其離開中國的日期後的7月29日，白皮書送交杜魯門總統審閱。杜魯門很快就看了，寫了一個簡短的聲明。像賣假藥的人須強調所賣的是真藥一樣，總統在聲明中強調：“此時發表這份坦率和翔實的報告，其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證我們對中國和整個遠東的政策將有以情報根據和明智的輿論為基礎。” 美國國務院選擇了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離開中國三天之後的8月5日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特別是1944年至1949年間的關係》的白皮書，以及艾奇遜國務卿7月30日就對華關係問題給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信。 美國政府這份白皮書的正文分八章，洋洋萬言，並有233個附件，敘述從1844年美國強迫中國簽訂《望廈條約》以來，直至1949年中國人民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取得基本勝利時為止的中美關係。白皮書特別詳細地敘述了抗日戰爭末期至1949年的五年期間，美國製定與實施扶蔣反共政策，千方百計地反對中國人民，結果遭到失敗的經過。其中大量披露了有關國民黨如何腐敗、墮落和無能的材料，藉此說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取得的勝利主要是國民黨的無能，從而為美國製定對華政策的錯誤洗刷和辯護。它說蔣介石是自招失敗，美國的任何新政策和額外的援助都無法挽回蔣的行動所造成的損失，美國人將所有失敗的原因統統推卸給國民黨，但卻沒有解釋和提出“美國政策被蔣纏住不放的原因和補救方法”，也沒有作出必要的歷史反省。 艾奇遜國務卿在其信中沮喪而坦率地承認：“不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之不祥的結果非美國政府的控制所能及。美國在其能力合理限度內，已經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都不能改變這個結果。”他並說，這份白皮書“是關於一個偉大的國家生平最複雜、最苦惱的時期的坦白記錄”。 那個時候，在這本有名的白皮書發布的前後，在美國政壇上流傳著一則笑話。因為美國名字叫“約翰”的人不少，華盛頓就有人曾經把美國扶持的蔣介石政權在中國的失敗歸咎於四個“約翰”——約翰·謝偉思、約翰·戴維斯、約翰·費正清和“約翰”（蔣）·介石。其中，謝偉思與戴維斯是主張往延安派美軍觀察組及援助中共的外交官，費正清是在對華問題上說話比較客觀公允的有名漢學家，也有外交官的頭銜；第四個“約翰”，就是蔣介石了，因為“蔣”與“約翰”的發音近似。有一次，在堂堂國會辯論對華政策問題的時候，有人在發言中一本正經地說起了它，惹得相互對立的兩黨議員們頓時都哄堂大笑不止。 其實，“四個約翰”的笑話，極為形像地概括了美國政府的白皮書洋洋萬言的內容。 司徒雷登對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極為震驚 他被安排住進華盛頓附近的一個不顯眼的飯店裡。 他獨自呆在飯店的客房裡，空蕩蕩的，除了聽收音機、看報紙，就是靠在沙發上閉著眼睛回憶往事了，所回憶的幾乎都是有關中國的人和事。他父親去世後已經葬在杭州。他有一個兒子在華盛頓附近的溫徹斯特當牧師，偶爾來探視，也有國民黨政權駐美大使顧維鈞或是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等來尋訪，才打破難耐的孤獨與寂寞。過去他每次回國述職，作為美國駐華大使，行程都安排得滿滿的，八呼九擁，頻頻奔走，出席各種活動，與新聞界、國會議員、銀行家、企業家等各界人物會面，為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呼籲、張羅援助，那個時候好熱鬧矣。現在怎麼啦？ 他無非是個被丟失了中國的美國駐華大使。 他心裡在尋思：他們為什麼要對我這樣做？ 司徒雷登乘飛機離開南京後，經沖繩、夏威夷，回到美國、在沖繩的時候，他還發表了一個聲明，說什麼只要中共新政權保持中立，美國就會與其保持經濟往來，然後會考慮給予承認。但國務院聞訊後立即說他多嘴，他這一講話沒能在美國國內傳媒上發表。他剛剛到達華盛頓，一下飛機，就被來接機的人迅速從機場接至國務院。美國遠東事務局局長沃爾頓·巴特沃思建議他離開華盛頓十天半月，待總統和國務卿接見後就去隱居數月，要閉門不出，不要接見不必要見的來訪者，避免同新聞界和公眾接觸。這使他感到很懊喪，離開中國時就是灰溜溜的，回到了自己報效的國務院卻似乎被人視作犯了錯誤的人員。不久，杜魯門總統和艾奇遜國務卿接見了他，聽他匯報了中國的局勢，也並沒有明說他有什麼錯，只說他在華甚為操勞，年事已高，此次回來要好好休息。 之後，他就被安排住進這個僻靜的飯店，不在公眾場合露面了。 司徒雷登對國務院發表白皮書是不贊成的。 當他最初聽說國務院要發表關於中美關係的白皮書時，“心中就十分不安”，等他見到了篇幅特別長的正式文本後，他“不但深感不安，而且極為震驚”。因為在他看來，“在兩個國家仍然保持著友好關係的時候，由一國政府發表非難另一國政府的報告，就像這份美國政府發表的非難中國及其國民政府的報告摘錄那樣，是迄今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 他一口氣將白皮書全文看到底，越看越感到驚詫不已。書中直接引用了許多應該屬於絕密性質的文件，其中就有好些他從南京的大使館裡發回的報告。這些秘密談話、機密情報以及屬高度機密範疇的使館的主張、建議和計劃，使他越看越感到惱火與驚駭不安。因為機密文件的公開，暴露了一些中國人、美國人和他自己的言論觀點，使他陷入非常難堪的處境之中，他還擔心會給那些提供情況的人帶來嚴重的後果。 他真不明白，艾奇遜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國務院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在回憶錄裡記述說： 所有這一切，將對美國、中國、美中關係產生什麼影響呢？ ……這對那些提到了名字、引用其言論的中國人會有什麼後果呢？這對那些被一字不改地重新發表其觀察、估計和建議報告的美國人（其中包括我自己）會有什麼影響？這對美國的外交和領事官員將來的呈文會有什麼影響呢？ 司徒雷登一眼就看出美國政府發表的白皮書所起的作用： 它是要告訴全世界，依美國政府看來，國民黨人已在“內戰”中失敗了。它不承認美國政策有什麼錯誤，而將一切責任全部歸咎於中華民國政府。白皮書聲稱，美國政府對那些“不幸的後果”沒有任何責任。它暗示美國對民國政府的支持以及對該政府的生存所應盡的義務已經了結。 司徒雷登在中國生活的時間很長，又在中國社會大變動的近幾年出任關鍵的美國駐華大使，親身體會到美國對華政策的各種弊端與復雜矛盾，極為熟悉內幕真相，因而不贊同美國國務院如此對待國民黨政府，將在中國失敗的一切責任統統都推給國民黨政府。有時，他也將這種不同的觀點表露出來了。於是，他就免不了越來越受到華盛頓當局的冷遇。 後來，他被允許在哈特福德神學院基金會與新澤西州拉維斯中央長老會作了兩次演講，但講稿都須經國務院審閱、刪改和批准。這種做法是以前從沒有過的，實際上就是封住他的嘴巴，不准他公開發表與政府口徑不一致的有關美中關係和對華政策的講話。 10月間，在新中國宣布成立後，美國國務院召集了一次遠東事務專家會議，來研究對策。參加開會的有主管遠東事務的官員及研究或熟悉遠東事務的專家，當時還有美國駐華大使頭銜的司徒雷登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在會上，大多數美國官員與專家都認為國民黨政權完蛋了，美國不應再去關注它的命運，有的人甚至提出將這個包袱甩掉。與會者除了譴責蔣介石政權的腐敗與無能外，還討論了是否承認共產黨的新政權的問題。 司徒雷登卻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儘管國民政府有種種弱點和缺點，但那個政府畢竟是在美國民主思想的鼓舞下通過革命的熱情建立起來的。這些年來，它一直受到國內持不同政見者，尤其是共產黨的攻擊；在國外，又遭到別的國家，尤其是日本外交上的壓力和武裝侵犯。它從未有過和平與安定的時期，無法去考慮改革與國計民生的問題。” 他這樣發表與白皮書相悖的觀點，就更加受到冷遇了。 1950年年底，朝鮮戰爭爆發半年後，美國國務院通知司徒雷登，他被不定期地重派到國務院。但他已經不想再參與政府的工作了。他在美國沒有一個家，就在華盛頓西北部遠離鬧市的郊區買了一棟房子住了下來。 從1949年底開始，他的心腦血管相繼栓塞，中風偏癱。晚年時，他並沒有什麼私人積蓄，幸而靠“義子”傅涇波的一家悉心照料他，他的兒子也只是偶爾來看一看。 1952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給杜魯門總統寫了一封信，辭去了美國駐華大使的職務。從此在家一邊養病，一邊閉門寫書，幾年後，出版了一本《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 司徒雷登1962年9月在華盛頓悄然去世，享年86歲。 他臨終之前留下遺囑，將他的全部文件贈送給傅涇波，並要求傅涇波幫他完成兩個心願：一是將周恩來當年在南京送給他的一隻明代彩繪瓷瓶送還給中國；二是將他的骨灰送回中國，安葬在燕京大學的校園裡。 在司徒雷登去世將近十年時，尼克松總統1972年2月訪華，中美關係之門打開了。 1973年，傅涇波應周恩來的邀請回到祖國，住了10個月。 1986年3月，應傅涇波的要求，中國社會科學院派員赴美國記錄傅涇波口述歷史，並幫助整理他的文件和收藏，歷時三個月完成。 1988年5月，傅涇波派他的女兒傅海瀾專程將當年周恩來送給司徒雷登的明代瓷瓶送回中國，現陳列在南京梅園新村紀念館內。傅涇波也於同年10月去世。司徒雷登的骨灰終未能安眠在他苦心辦起來的燕京大學的校園裡。 司徒雷登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人持有偏見與反對的態度，棄教從政，最終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犧牲品，變成一個悲劇的角色，真是悲矣哉！要是他不被杜魯門和艾奇遜看中，不在中國社會大轉折時期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沒有成為美國扶蔣反共政策在中國的代理人，那麼，正像有的人說的，他的一生將享有著名教育家的美名，會得到中國人民的尊敬和懷念。 （14）毛澤東連續寫了《別了，司徒雷登》等五篇新華社社論，批駁美國白皮書，毛澤東讀了民建發言人針對白皮書的聲明，連連叫好，當天就寫信給胡喬木和黃炎培 毛澤東連續寫五篇批駁美國白皮書的社論 8月5日這天，有兩件事使毛澤東覺得重要。一件事就是長沙起義，另一件事就是美國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 第一件事，程潛、陳明仁於昨日在長沙通電起義，他很高興地說：“這樣，家鄉湖南省基本可以和平解放，免遭戰火。真是幸事！” 此外，程潛是孫中山的老部下，在國民黨內地位甚高，陳明仁又是以反共著稱很能打仗的蔣介石嫡係將領；程、陳起義將可以分化華南、西南和台灣等地的國民黨，促進盡快解放全中國。因此，他日前同意對陳明仁將軍既往不咎，陳還可在解放軍中任兵團司令。這天，他與中央軍委也破例地同意程、陳兩人提出成立的冠以國民黨名義的兩個臨時機構：一個是程潛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湖南人民臨時軍政委員會”和陳明仁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湖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 第二件事，參考消息上報導美國國務院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的白皮書，有關報導只是簡述了其內容，特別強調的是1944——1949年的中美關係，也說了白皮書篇幅很長，附件很多。 他覺得這邊剛得到司徒雷登離開南京的報告，那邊國務院就發此中美關係長文，說明人家是早有預謀的，這不能不引起他高度的警覺與關注。他立即對自己的政治秘書兼新華社社長胡喬木說，盡快獲得此件，全文翻譯。 當時的資訊尚沒有現在發達，加上中國還處在解放戰爭的最後階段，待新華社拿到美國報紙發表的白皮書全文，英文部組織了數名翻譯以最快速度翻譯成中文，已是一個星期以後了。 8月12日，新華社發表了由胡喬木執筆寫的社論《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 8月13日，毛澤東對此事極為重視，認為這是在新中國建立時揭露美帝國主義侵略嘴臉、教育全中國人民的大好機會。毛澤東寫信給胡喬木：“應利用白皮書做揭露帝國主義陰謀的宣傳。應將各國評論摘要評介。” 毛澤東親自執筆寫了連續五篇評論美國白皮書的文章。在寫文章期間，他又寫信給胡喬木說，請找清末中國和美國訂立的幾個不平等條約，為寫評美國國務院白皮書時參考。 8月14日，新華社發表了他寫的第一篇社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8月18日，新華社發表了他寫的第二篇社論《別了，司徒雷登》； 8月28日，新華社發表了他寫的第三篇社論《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 8月30日，新華社發表了他寫的第四篇社論《“友誼”，還是侵略？ 》； 9月16日，新華社發表了他寫的第五篇社論《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在新華社所發表的六篇評論白皮書的社論中，就有五篇是毛澤東寫的。 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文筆犀利、淋漓酣暢地寫道： 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在馬歇爾系統看來，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系統的政策在中國當大使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以脫卸責任為目的的白皮書，當然應該在司徒雷登將到未到的日子發表為適宜。 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入，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藉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組成了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個重大的部分。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烏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麼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夾起皮包走路。 ……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毛澤東讀了一篇評白皮書的好文章，連連叫好，馬上寫了兩封信 8月24日這天，他醒來的時候，已經過了半個上午了。昨天深夜，除研究東北人民政府組成人員名單的調整和分工，他又為中共中央起草了答復東北局等幾封電報。然後，他準備著手寫第三篇評白皮書的社論，剛寫了幾行，天已經亮了。他只好擱下筆上床睡覺。 醒來時，當天的《人民日報》已經與幾份該閱處的文件擺在書桌上了，新報紙還散發著油墨香。他打開報紙一看，一篇針對美國白皮書的聲明文章有著很醒目的標題《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署名是中國民主建國會北平發言人。該文是針對美國白皮書如下觀點而發表的嚴正聲明。白皮書中說到把中國這塊大陸未來的希望寄託在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身上，艾奇遜還說，“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艾奇遜是將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等，視作“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 好呀，這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對美國白皮書的回答。觀點鮮明，針對性強，很有說服力！ 他先寫了一封信給胡喬木，說：“民建發言人對白皮書的聲明寫得極好，請予全文廣播、口播，並播記錄新聞，當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起很大作用。” 民建發言人在這篇聲明中說： 謝謝美帝的提醒，我們應該大大加強內部的團結和警惕，但有一點，我要答告美帝不可的，白皮書上所提的“民主個人主義”的好夢是做不成的。就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來說吧，抱歉得很，如果把他們當作對象，那美帝也將多犯一次錯誤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會變成美帝的工具。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基本利益的矛盾決定了它對一切帝國主義（包括美帝在內）的態度。從它在歷史舞台上出現一開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就受封建的阻礙和帝國主義的摧殘，後者的危害尤其嚴重。中國近百年曆史中黯淡的一頁，也就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受盡帝國主義打擊的一頁。在帝國主義者的高壓下，一部分資產階級動搖了，變成帝國主義進行經濟侵略、進行殖民地化的直接的與間接的工具，這就是所謂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另一部分，在經濟上進行了某些程度的鬥爭。這就是經過考驗、比較純正的民族資產階級。它的歷程是艱苦的，以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最後幾年為例吧，幾乎保全了“民族”，就有喪失“資產”的危險。可也正是這樣的考驗，改造了、提高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品質。它也懂得跟著中國共產黨走，進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鬥爭，終於獲得解放，從絕望中復蘇過來。今後怎麼樣？新民主主義的政策訂得明明白白，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工商業會大大發展。根據過去的經驗和今後的觀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憑哪一條也不會變成美帝發展“民主個人主義”的資本或條件。只有新民主主義，才是它惟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對於整個世界和新中國的方向，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不應該也不會認錯的。 毛澤東在處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