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從剿“匪”變成被剿，乘轎子退上軍艦，選台灣另起爐灶。
（奉化，1949年4月下旬）
他坐在轎子上，隨山路起伏而顛簸著。
天是陰沉沉的。他的臉也是陰沉沉的。這一年他已經是六十有二，光頭上已經落滿了白髮，短短的；連鬍子、眉毛也白了。他陰著臉許久不吭一聲，他的兒子蔣經國也不作聲。這三頂轎子、一行隨員與衛士的隊伍也沒有誰個敢說話，氣氛因陰凝靜寂愈發顯得格外沉重，只聽得轎子晃動的響聲，轎夫的喘氣聲，匆忙而雜亂的腳步聲。他們剛才是乘著汽車，從武嶺門出發離開溪口，往東趕往海邊去的。蔣介石這個人，家鄉觀念很重，年年都要回溪口老家住幾天，看望鄉親或是祭祖上墳。這一次，是他最後一次告別故鄉了。
陳毅大軍於四月二十一日強渡長江後，長驅直入，進逼滬杭；他這次是不得不背井離鄉了。剛才啟程前，他沒有心思向鄉間父老作最後的辭行，他只是帶著蔣經國，在登車之前，默默地站立了許久，沉重地回望祖居，然後才上車出走。
自從一九四九年新年伊始，蔣介石宣布“引退”下野，於元月二十一日飛離南京明故宮機場，經杭州回到浙江奉化老家溪口鎮。他回溪口後，海軍“太康”號軍艦已奉命幾次停泊在離溪口四十多公里位於寧海縣西廬鄉團埋村的海岸邊。是指小土山包旁的空地。團堧村這個地方，東西北三面環山，南面臨海，是個頗隱蔽的天然小海灣。蔣介石安排軍艦停在這個不通公路的偏僻小村邊，當然是為了避人耳目、出走便當。
他的車隊在公路上行駛了一個多鐘頭，中午時分，在一個叫西店的地方停了下來，換乘轎子直奔“太康”號。
這一天，是四月二十五日。蔣經國曾在當天的日記中記下了他們父子最後離別故鄉前的心緒——
上午，隨父親辭別先祖母墓，再走上飛鳳山頂，極目四望，溪山無語，雖未流淚，但悲痛之情，難以言宣。本想再到豐鎬房探視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鄉間父老辭行，心更有所不忍，蓋看了他們，又無法攜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戀耳。
終於不告而別。天氣陰沉，益增傷痛……且溪口為祖宗墓廬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
在蔣介石的政治生涯中，在如此落魄的狀況中坐轎子，這還是少見少有的，蔣介石從發跡到獨攬黨、政、軍大權，他的代步工具，從專機、專列到防彈小轎車，應有盡有。他的專機是美國進口的；他的專列，曾被稱為“藍鋼皮”，外殼鋼甲瓦藍瓦藍，質高而甲厚；小轎車先是德國造，後來又換了美國造的，造價都很高昂。這與中國歷史上五千年來的歷代皇帝相比，該是登峰造極了。可是，他還是特別喜歡坐轎子。曾經有個外國首腦問他有什麼愛好，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喜歡游山玩水。他喜歡什麼“仁者樂於山，智者樂於水”之類的古訓。這遊山玩水之樂，就是與乘坐轎子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轎子是中國特有的代步工具，有竹轎、木轎，也有藤轎、湘轎、川轎、粵轎、皖轎等，各地的轎子部各有特色。聽某個蔣介石的侍從說過，遍遊名山大川的蔣介石特別欣賞被稱為“滑桿”的四川轎子，也佩服川人轎夫的腳勁。他雖說最厭惡吸鴉片，聞到嗆鼻的煙味就皺眉頭罵人；而他對川人轎夫在上峨眉金頂路上歇腳打尖，拿出腰間的小煙槍吸幾口鴉片煙卻頗能容忍，沒有發脾氣。他在溪口家鄉乘坐的是特製的藤轎。這種藤轎涼爽平滑，轎桿用精選的毛竹或栗木做成，轎邊欄有藤條織就的圖案，轎頂上撐著遮太陽的布篷。
所僱用的轎夫，都是受過訓的侍從室的成員，大多是奉化家鄉人，有八名年輕力壯的轎夫，輪流替換。他們閒時在溪口幫助總務和廚房做些勤雜碎活，栽花種菜，整草修屋，遇上要登山抬轎，就攜帶起轎子隨先遣組先到預定地
守候。這次轎夫們為蔣介石出走離開溪口扛活，知道此番不是遊山玩水，他們的心情也是忐忑不安。
這次乘轎出海，頗有點“流竄”的味道。他再強作鎮定，頹喪的心態還是顯露了出來。
歷史已經給顛倒過去了！
十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他率領大軍在江西對紅軍的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圍剿得手，中央社作為特大喜訊以他的口吻報導，稱“朱毛匪酋在瑞金潰敗後，從贛南向湘粵桂邊界一帶流竄”。他曾經懸賞二十五萬塊光洋，要買毛澤東的那顆腦袋。其實，那時他情報不確，他並不知道當時他的圍剿得手，是與毛澤東失去了對江西中央紅軍的指揮權很有關聯的。
好些史家認為，蔣介石統治最巔峰的日子，就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前夕追剿紅軍的時候。紅軍由蔣介石圍剿前的三十萬之眾，至長征到達陝北時已銳減為不足三萬人。在圍追堵截被他稱為“匪”的紅軍的同時，他在政治上以分化瓦解收買的慣用手法，對付國民黨內使他極為頭疼的各個派系。他將南粵王陳濟棠的部下余漢謀和陳濟棠的空軍拉了過來，很快地解決了桂係發動的“兩廣事變”，並迫使他在中央的政敵汪精衛出國。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他在洛陽祝五十大壽，在全國大搞“祝壽獻禮”，要各地捐獻飛機、捐獻學校，還到處修建“中正堂”、“介壽堂”等。此時，他真是躊躇滿志，不可一世，他派張群和日本駐華大使川樾進行多次接觸，讓駐東京的許世英大使和日有田外相商談；在這同時，他調集了陳誠、錢大鈞、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蔣作賓、蔣鼎文等一大批高級軍政人員，雲集西安古城，調遣了大部隊圍聚陝北，計有他的嫡係與精銳部隊二百六十個團約三十多萬大軍，擴大了飛機場，集中了一百多架從意大利新購進的作戰飛機，準備對紅軍全面進攻。他認為這是對紅軍進行的第六次圍剿，也是最後一次圍剿；他滿以為經他親自督師，頂多只需一個月的時間，朱毛紅軍將俯首就殲，到年終他可以班師凱旋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安內”功業可以圓滿完成了。
事與願違。一直使他至死仍耿痛在心的，是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破壞了他眼看就要完成的剿共大業。致使抗戰大局形成後，紅軍不但得以生存下來，還藉以發展；他就常說，“中共借國難以自大”。至抗戰勝利前後，他更是怨恨作為盟友的美國人，竟然聽信中共的蠱惑，對他施加壓力，要他與中共組成聯合政府。他與毛澤東一九四五年秋是在重慶握過手，但是倆人到底坐不到一起。這場內戰就不可避免了。他發動了內戰，他失敗了，迫不得已宣布第三次“下野”。
蔣介石回到奉化蟄居於溪口高妙台山間的別墅裡，並非他自己宣布的“不視事，不理政”。下野之前，他已經委派親信俞濟時在溪口佈置了警衛部隊和安置了通訊網絡。俞建立了電台七座，供蔣隨意指揮，蔣雖下野，仍然是國民黨總裁，·掌握著實際的權力。李宗仁名為代總統，實際上是一具傀儡，要不到錢，調不動兵，命令根本行不通。李宗仁曾經為表示開明下令台灣省主席陳誠立即釋放關押在台的張學良，並指派了程思遠赴台督辦，但陳誠拒不執行，以“不知張關在何處”為藉口推脫敷衍了事。
蔣經國回憶父親當年之所以決定引退，是考慮到下面三個因素：“甲，黨政軍積重難返，非退無法徹底整頓與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環境；丙，另起爐灶，重定基礎。”
蔣介石所謂“另起爐灶，重定基礎”，他看中了台灣，作為積蓄力量、東山再起的最後據點。台灣與大陸，相隔了一個海峽，這中國第一大島四面環海，易守難攻，使國民黨尚未受到損失的海空軍能夠據此發揮優勢；台灣處於西太平洋交通要道，很容易與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聯絡，以獲得外援；而且，在抗戰勝利後。與大陸相比，台灣相對安定，內戰戰火尚未燃及。因而，蔣下野前，平衡時局，雖然還想立足華東，穩定西南，再圖中原，但他亦自知困難太大，且西南是桂系老家，即令保住了，桂系恐亦未必肯於聽命。
他把目光放在了台灣。下野前夕他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任命陳誠接替魏道明擔任台灣省主席，蔣經國接替丘念台擔任台灣省黨部主委。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又加委令陳誠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蔣經國雖被命為台灣省黨部主委，但並未去赴任，在國民黨統治搖搖欲墜的日子裡，蔣經國感到事關危亡，須形影不離，隨侍蔣介石左右。
那時，蔣介石要蔣經國辦好兩件事：第一件是暗中監造舟山的定海機場。定海只是舟山島上一個普通的小市鎮，蔣經國開始不明了父親的意圖，到了使用時，才恍然大悟。蔣經國在所著《風雨中的寧靜》中有所記載：
記得父親引退之後，交我辦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軍總部，迅把定海機場建築起來。那時，我們不大明白父親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親對這件事顯得非常關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問問，機場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種程度。後來催得更緊，幾乎三天一催，兩天一催，直到機場全部竣工為止。到了淞滬棄守，才知道湯恩伯的部隊，就是靠了定海基地起飛的空軍掩護，才能安全地經過舟山撤退到台灣……
第二件事是蔣介石授意蔣經國督促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將南京政府庫存的所有黃金、白銀、外匯悉數運去台灣。這樣做，既掐斷了李宗仁政權的經濟命脈，又對於穩定台灣經濟發生重大影響。蔣經國自己後來也承認說：“政府在搬遷來台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
移運黃金至台灣，在當時是一件高度機密的事。在某一個深夜，他們經海軍總司令密令軍艦一艘，停泊在上海黃浦灘中央銀行附近的碼頭邊。警備總司令湯恩伯配合，在中央銀行附近的街道臨時戒嚴，一箱一箱的黃金，在夜色掩護下，悄悄運上了軍艦，在天未破曉以前，軍艦駛出吳淞口，以最快的速度，駛向基隆。兩天以後，陳誠打電報到上海給俞鴻鉤，稱運去的黃金已妥藏在台灣銀行的保險庫裡。這件事一直是機密，後來是由蔣介石在一九五八年的一次講話中披露出來的。俞鴻鈞一直得蔣介石重用，到台灣後，除了二度擔任中央銀行總裁，還於一九五三年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一九五四年又接任行政院長。
七十年代以來，經台灣報刊考證，蔣經國與俞鴻鉤移運黃金白銀去台不止一次。據當時擔任中央銀行秘書處秘書兼機要科主任的何善垣記述，何當時專辦俞鴻鈞交辦事項。一九四九年一月，俞鴻鈞任中央銀行總裁時，奉蔣經國傳達的“總裁密令”，運走一批黃金。李宗仁發現後，即將俞職罷免，另委財政部長劉攻芸代理中行總裁。俞卸職後，寓居香港。至四月間，蔣經國密電將俞召回上海。俞鴻鈞在龍華機場下飛機以後，沒有任何身份證件，連一張名片都沒有，被衛兵認為可疑而扣留在機場，直至和湯恩伯通上電話，湯派專車到機場迎接。俞鴻鈞在湯恩伯協助下，再次將剩餘的庫存黃金、美鈔秘密搬上軍艦，運往台灣。
蔣、俞到底從國庫運走了多少黃金？台灣官方至今尚未公佈過準確數字。現有幾種說法——
當年為海關總稅務司的李度敘述：一九四八年末，用海關緝私艦“裝運了八十多噸黃金與一百二十多噸白銀到台灣”。
國民黨的文人陳孝威說是“黃金五十萬兩”。
曾參與轉運工作的詹特芳說是“美金八千萬元，黃金九十二萬四千兩、銀元三千萬元”。
李宗仁的秘書梁升俊提供的數字更大，他稱南京失守時，“國庫尚存有黃金二百八十萬兩，美鈔五千餘萬元，經合署的棉花紗佈出售總值不下黃金一千五百萬元，還有價值巨大的有價證券，合計約美金兩億餘元。”
儘管眾說不一，但這筆金鈔數目確實巨大。可見蔣介石已為在台灣“另起爐灶，重定基礎”下了大本錢，這就表明他準備放棄大陸，不但李宗仁感覺到了，連美軍顧問團也看出來了。
蔣介石下野前十數天，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長巴大維將軍聞悉蔣有計劃放棄大陸，經營台灣，甚為詫異。巴大維從軍事的眼光上看，經平津及淮海戰役，共軍雖已增至二百萬人以上，但蔣軍亦立即作了調整補充，兵力仍號稱三百五十萬，雖裝備尚缺，尚有半數可戰之兵。此時西北及江南依然完整，蔣此時即作放棄大陸的準備，未免太早。巴大維將軍還認為，“開羅會議雖有將台灣歸還中國的協議，但在對日和約尚未簽訂之前，台灣主權誰屬，還未有法律的根據。”台灣自古是中國領土，無須外人說三道四，但蔣介石打算據台灣為基地，巴大維從美國的利益來看，認為蔣之舉動似有僭越之嫌。因而，巴大維將軍曾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蔣介石提出口頭抗議。司徒雷登尚在考慮之中，蔣已於一月二十一日正式宣布下野。
在蔣介石忙於準備往台灣的後路時，國共在北平的和談破裂，四月二十一日，毛澤東、朱德下令解放軍在長江全線渡江。這一天，溪口的七部電台頻頻給蔣介石傳來不幸的消息：共軍分三路突破了長江防線；江陰要塞已被共軍佔據；江陰砲台總台長唐秉琳已投降、要塞司令戴戎光被俘，砲口已從朝北轉向朝南；湯恩伯已令五十四軍向要塞反攻，正在激戰……
蔣介石感到最後離開溪口家鄉的日子已經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午間，他和李宗仁在杭州筧橋航校會客室的沙發上緊急會見，兩人各懷心思，辛酸對話——
蔣：“對於和談還有什麼打算？”
李：“我準備再派人去北平商談一次。”
蔣：“不用了，不必再說了，過去共產黨因為軍事上沒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談，現他們已經渡江，再沒有談判的餘地了。”
這一天，解放軍已迫近南京，國民黨這兩巨頭再會談商量也挽救不了危局，倆人當即分手。第二天，四月二十三日，南京為解放軍佔領。蔣介石內心沉痛，莫可言狀。他立刻採取緊急措施。當時，宋美齡正在美國活動美援，他決定讓蔣經國將媳婦及孫兒送往台灣，“以免後顧之慮”。
四月二十四日，有消息說杭州附近發現共軍，他就囑咐說：“把船隻準備好，明天我們要走了。”
團村的村民大都姓戴。四月二十四日這天，保長戴森庚得到通知：上頭說，明天有一大官到這裡，所有甲長都要到海塘等候，撐排送他下海。當時團有四個保，一保十甲，共四十名甲長，第二天都到了。村里的壯年人靠海為生都會撐排，所以在村里的甲長一個都不漏。
二十五日這天海潮比較大，竹排可以從村前岸邊直放入海。撐蔣介石乘坐那張竹排的兩個人，一個叫戴揚土，一個叫戴愈茂。
蔣介石乘轎子來到岸邊，下轎即刻上了排，戴愈茂撐排頭，戴揚土撐排尾，排上放了門板，板上再放坐椅，排上坐了五個人。蔣介石坐在排尾，他的坐椅是從汽艇上搬過來的。其他四個人，一個矮矮胖胖的，是蔣經國。一個是俞濟時。還有兩個穿黑呢中山制服的，大約是衛士。蔣介石登上竹排坐定後，還攤開地圖，查問核對附近的地名。
竹排在海潮中撐行了半公里，靠近事先準備好的汽艇。排上的人棄筏登艇，再乘汽艇到海面的“太康”號軍艦。汽艇與軍艦相隔一公里半。戴揚土說：回岸的排還未撐到村邊，順風就傳來了太康艦上士兵歡迎蔣的口號聲。
據撐排者說，蔣介石賞給每個撐排的甲長一塊銀元，但大部分都落到了保長的腰包，有的根本未發到，有的拿到了手，不敢要，退給了保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