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夭折，毛澤東要一邊倒，並考慮渡海作戰解放台灣。
（北平，1949年7月）
一九四九年，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是里程碑式的歷史轉折；對於毛澤東或是蔣介石，也是非同尋常的命運轉折。蔣介石從南京政權的總統變成了解放軍追剿的“戰犯”與“蔣匪”，給趕到台灣島上去了。毛澤東從被國民黨稱為西北荒原上的“匪酋”，堂堂皇皇地進入了明清皇帝定居的北平紫禁城。
毛澤東是穿著打補丁的棉布衣進城的，很清醒，能自律，喜歡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書，該書講的是李自成攻入北京後如何驕傲又如何失敗的。他號召全黨都看這本書。那時，周恩來、葉劍英請他住進中南海或紫禁城。他不願搬進去，他忌諱封建皇帝住過的地方。後來問題提到了政治局討論，他終於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意見搬進了中南海豐澤園的菊香書屋。
這一年七月，真可以說是難忘的一九四九的最關鍵的一個月。毛澤東是在這個月，從進北平後暫住的香山雙清別墅，搬進中南海裡去的。影響新中國命運的好幾件大事，也是在這個時期最後決定的。新中國建國初期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最後明確為“一邊倒”三個字的。
還在這一年二月上旬，即將進京城的毛澤東曾在華北平原那個叫西柏坡的小村子裡，對斯大林派來的米高揚，用形象的語言描繪了新中國的外交政策。當時擔任翻譯的師哲，曾作了真實的記錄——
毛主席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像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內太髒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蝨子什麼都有。解放後，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的屋子，從內到外，從各個角落以至門窗縫裡，把那些臟東西統統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乾淨，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我們的真正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來，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清理工作，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門。
我想，打掃乾淨，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門，這，也是一種禮貌，不好麼？ ！
我們的屋裡本來就夠臟的，因為帝國主義分子的鐵蹄踐踏過。而某些不客氣、不講禮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帶些臟東西進來，那就不好辦了。因為他們會說：“你們的屋子裡本來就是臟的嘛，還抗議什麼？！”這樣我們就無話可說啦。我想，朋友們走進我們的門，建立友好關係，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們又肯伸手援助我們，那豈不更好麼！關於這方面的問題，目前只能講到這裡。
在毛澤東對米高揚的談話中，已經有了“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和“另起爐灶”兩層意思，“一邊倒”的問題尚未明確。
一個月以後，毛澤東在西柏坡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作報告時，就進一步指出，不急於解決帝國主義承認的問題，毛澤東說，帝國主義一直抱著敵視中國的態度，他們決不會很快改變立場。只要他們頑固一天，就一天不給他們合法地位。毛澤東還說，舊中國長期為帝國主義控制，應該清除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勢力和影響以後，再與帝國主義建交，這樣對防止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裡搗亂有好處。
在毛澤東不急子要帝國主義承認時，歷史橫生出一支頗有意思的插曲來。作為美國在華的代表人物、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卻主動要求與中共接觸。
四月二十三日午夜，解放軍攻下南京古城。二十四日天亮以後，南京市民擁上街頭歡迎解放軍進城。在市民迎接的車隊裡，有一輛由司徒雷登派出的吉普車，正在山西路等候。當第三野戰軍八兵團第三十五軍一零三師偵察科長沈鴻毅帶領的入城先頭部隊到達時，司機主動將吉普車開上前去招呼迎接。沈鴻毅不明究竟，在寒喧中匆忙地登上了吉普車。開車的美國人便以熟練的漢語對沈說：“我是美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我們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請閣下到大使館談一談。”這位偵察科長面對美國人的突然邀請頓時感到緊張。由於他沒有接到與任何外國人聯絡的使命，職業的敏感使他作了個外交詞令般的答复：“我們不知道有什麼美國大使館，我們只承認你們是居住在南京的僑民。”這個美國司機悻悻地碰了釘子，沒有能完成司徒雷登交付的任務。沈鴻毅指定了一個地點要求停車，然後下車走了。
當時南京城裡，出現了沒有料到的現象，頗使當時南京軍管會的負責人費解：蘇聯是中國共產黨的好朋友，但駐華大使羅申卻追隨國民黨政府南遷廣州了；與共產黨為敵的美國駐華使館卻按司徒雷登大使的指示，繼續留在南京沒有動。英、法等西方國家的使館見美國人不搬走，也留下來以觀其變。
精通英語的燕京大學畢業生黃華很快被周恩來把他從天津調來南京擔任軍管會外事處主任。司徒雷登擔任過多年燕京大學校長，黃華是他的學生。周恩來對黃華說，司徒雷登和許多國家的使節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處工作吧，除負責接管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外，可以同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
據記載，當年五六月間，黃華與司徒雷登有過三次接觸。倆人見面兩次以後，六月八日，司徒通過其秘書傅涇波向黃華提出，按慣例他作為老校長想去北平參加這年燕京大學畢業典禮，並想與周恩來先生會見一次。黃華乃將司徒雷登的要求向北平作了匯報。北平方面考慮還是通過非官方聯繫較好，於是通過燕京大學校長陸奇韋往南京去信邀司徒雷登訪問燕京大學。 （據說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大過生日。）六月二十八日，黃華第三次會見司徒雷登，面告他已獲北平來電，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與北平當局晤面之事亦有可能。在此之前，司徒已經收到了陸奇韋校長的英文信，信中說司徒先生如要求來北平、可望獲得當局同意，並轉達了周恩來感謝司徒雷登的問候。
事後發表的司徒雷登日記，披露了他已經為北平之行作了事先的準備。例如，他已經通知了在北平的友人他可能最近前往。
後來，事情發生了變化。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未能實現。八月二日，他離南京飛回美國去了。
這件往事，近些年來頗引起人們的興趣。若干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提出，倘若司徒雷登真能成行，中美當代關係史可能重寫，兩國之間於一九四九年後的交惡或可避免；因此，可徒大使那次未能會北平，造成美國另一次“在中國失掉機會”來建立兩者關係，但是，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鑑於一九四九年國際環境中兩大陣營的對壘，以及無論美國與中國都受到國內政治的束縛，縱然司徒大使能夠到北平會見中共領導人，也不會獲得實質性的結果。
因此，“在中國失掉機會”之說乃無根據的臆測。
司徒雷登當時北平之行為什麼沒有成行。據後來解密的美國檔案披露，在黃華六月二十八日通知以後兩天，司徒報告美國國務院，報告他擬進行的北平之行，並分析了此行的利與弊。利的方面，可以藉會晤中共負責人獲得有關中共意向的最權威消息，及有可能影響中共不要傾向蘇聯。司徒指出的有弊害的後果，是會使國務院在國內批評中處境尷尬，美國的西方盟國對此率先破壞反共聯合陣線的做法不滿；還考慮到此行可能提高中共與毛澤東在中國及國際間的聲望。為了抵消這些後果，司徒提及也作一次相似的廣州之行；但是，他擔心這種雙重努力看起來可能像是乾涉中國內政，而會激怒中共。司徒請求美國務院早日給予指示。司徒的報告使美國國務院中主管遠東事務的官員們意見衝突，有的讚成，有的反對，只好將矛盾上交。據國務卿艾奇遜的說法，將這個問題呈交“最高當局”，而最高當局決定不讓司徒成行，主要由於怕招致國內的不良反應。七月一日，國務院當即將此決定電告司徒大使。
司徒雷登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稱他要進行的北平之行“將富創新性，大膽顯示美國對中國變換中的政治趨勢，懷抱無偏見的態度，可能對將來中美關係具有利效果。”他是想對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施加影響，促使中國與蘇聯分手，至少在蘇美之間能像南斯拉夫一樣中立。用黃華的話來說，他這是“一廂情願”。
就在黃華通知他可以去北平的六月二十人日以前，有史料表明，毛澤東對於新中國外交“一邊倒”的政策，已經形成。還在這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全部遷到北平，並進駐香山之後沒幾天，蘇聯鐵道部副部長、中長鐵路蘇方負責人柯瓦廖夫奉斯大林之命，從東北來到北平，也搬進香山住。當時，柯瓦廖夫是在北平的蘇聯人中職務最高的政府官員。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已隨國民黨政府遷到廣州去了，只在北平留下了領事齊赫文。當時還有一個蘇軍情報組在北平。柯瓦廖夫就是使用蘇軍情報組的電台向斯大林報告情況。在香山期間，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多次接見柯瓦廖夫。毛澤東與柯瓦廖夫談話的次數最多。隨著解放軍渡江後形勢的迅速發展，五月間，毛澤東決定派劉少奇帶領一個代表團秘密訪蘇，去見斯大林。毛澤東本人早在一年前的四五月間考慮過親自去莫斯科會見斯大林。當時還認真做了準備，製作新衣，還選好了路線：由阜平到綏遠，轉乘飛機去莫斯科。因為與蔣介右的大決戰就要開始，加上赴蘇路途遙遠，困難重重；斯大林曾回了電報給毛澤東說：你是統帥，不便離開，我可以派政治局的人去。於是，毛澤東終於未能成行。
派劉少奇訪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取得當時還和國民黨政府保持外交關係的蘇聯對中國共產黨及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理解，以及所迫切需要的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毛澤東相信，斯大林雖然會是最後一個拋棄蔣介石的，但他將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從孫中山的遺囑中領會了這位先驅者的痛苦：孫中山一生革命四十年，曾經無數次向資本主義西方國家呼籲過援助，而只有蘇聯伸出了手來。就在七月一日劉少奇即將啟程秘密訪甦的前一天，六月三十日，毛澤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布了“一邊倒”的政策。
在這個時候，就是司徒雷登能來北平，與周恩來甚至毛澤東見面，也是改變不了當時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的，當時歷史的大背景就是這樣制約著現實，也沒有什麼奇怪。再說，毛澤東與美國人打過交道，有過教訓。
抗戰後期，還是在延安窯洞的時候，毛澤東曾經很積極地表示過願意與大洋彼岸的美利堅合眾國交朋友。據美國的史料說，毛澤東曾經從延安往華盛頓發過電報，表示願意訪問美國。毛澤東也曾經熱誠地接待過羅斯福總統的代表赫爾利先生，並從和平解決國共問題的真誠心願出發，基本同意了赫爾利先生提出的《五點協議草案》。但是，赫爾利飛回重慶之後，秉蔣介石吃掉中共的意旨，轉了舵，改變了主意，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說的話。
這一年七月，毛澤東在宣布倒向蘇聯並派劉少奇去莫斯科的同時，已經將目光注視到了海峽對岸的台灣島。從標誌著解放軍從此走向勝利的濟南戰役，到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這摧枯拉朽的勝利在軍事上來說都是陸軍的勝利。
在七月的一天，剛剛搬進菊香書屋時，毛澤東曾經突然考問身邊一個工作人員：
“從台灣到大陸的海面，最近的距離是多少公里？”
這位同志當場未能立即回答，臉紅了，當晚找查了準確資料，即告訴毛澤東：
“福建省離台灣最近的海面有整整一百三十公里。”
渡江戰役結束後，鑑於蔣介石的大本營已遷到台灣，因而毛澤東已經開始思考與研究下一步渡海作戰解放台灣的問題。要完成這一任務，首先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迅速建立一支近期可以使用的空軍；二是掃清屏護台灣的外圍，進軍福建，佔領攻台出發陣地。
從東南水鄉的江河及沿海作戰的需要考慮，自一九四九年五月大軍剛剛渡過長江，中共中央軍委即決定由第三野戰軍部隊單獨經營東南地區。渡江戰役前夕，三野的司令陳毅曾向中央提出：二野部隊自挺進大別山後搞得很苦，是否在渡江後由二野佔領並經營富庶的江浙和整個東南地區，三野部隊在完成渡江戰役後再擔負進軍大西南的任務。毛澤東不但沒有同意，還曾個別徵求過陳毅的意見：你還要擔任上海市市長，如何？
當時，考慮到第三野戰軍的前身大部分是由原紅軍江南游擊隊改編成的新四軍，對在南方水鄉地帶作戰比較熟悉。而第二野戰軍的前身則是由原紅四方面軍改編成的八路軍第一二九師，過去長期活動在川陝、晉冀魯豫和中原地區，還是由三野經營東南比較有利。在當時解放軍的四個野戰軍中，三野確實是實施江河作戰經驗最多的部隊。可是，緊接著的渡海作戰與渡江作戰有著極大的區別，所遇到的困難遠遠超過了軍委首腦的預想。
七月間，毛澤東根據今後渡海作戰的新考慮，向中共中央軍委提出要特別強調突擊建設空軍。七月十日，毛澤東專為此事寫信給周恩來，提出了渡海攻台灣和建立空軍的設想：
我們必須準備攻台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及空軍，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則把握更大。我空軍要壓倒敵人空軍，短期內（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慮選派三四百人去遠方學習六個月至八個月，同時購買飛機一百架左右，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支攻擊部隊……
當時，中共的中央軍委在北平已有一個軍委航空局，是在中共領導機關遷入北平後的第五天，也就是三月三十日成立的，航空局由常乾坤擔任局長，王弼擔任政治委員，在燈市口同福夾道七號辦公。
七月十日毛澤東寫情給當時擔任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提出建立空軍的問題以後，軍委立即行動，當即在第二天（七月十一日）召見當時正在北平的劉亞樓，劉亞樓是第四野戰軍第十四兵團司令員。軍委向劉亞樓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迅速建立空軍的指示，說了組建空軍的設想，並責成劉亞樓提出空軍主要領導幹部人選名單及空軍領導機關組成的建議。劉亞樓提議，空軍領導機關由四野的十四兵團機關再加上原航空局所轄人員組成，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七月上旬，秘密去蘇聯訪問的劉少奇在同斯大林見面時，也通報說，台灣、海南島、新疆和西藏須待明年佔領，劉少奇在蘇聯一直逗留到當年八月下旬才回國。劉少奇在莫斯科一共同斯大林會面六次。在此期間，根據毛澤東的要求，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致電在莫斯科的劉少奇，要他向斯大林提出中國空軍建設問題，次日，劉少奇即向斯大林轉達了中共中央的意見，提出希望購買二百架左右的作戰飛機並請代訓飛行員。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只是說航校不必設在蘇聯，可以由蘇聯派人到中國幫助開辦。斯大林還說，中國現在建立空軍已經晚了，如早一年，空軍便可參加解放中國南部的戰役。其實，早在日本投降後中共就在東北籌建空軍，在通化辦了航校。只因當時解放區條件極為困難，蘇聯又未提供航空技術和物質援助，連教官也不是蘇聯的，而是留用關東軍的日偽人員，也有國民黨起義人員。不過，斯大林的表態，畢竟使得解放軍空軍建設得到了基本的物質保證。
斯大林同意幫助中國建立空軍的消息傳來，北平的中央軍委馬上要求預定擔任空軍司令員的劉亞樓迅速組織人員研究空軍建設規模問題。軍委航空局於六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八日在北平召開第一次航空工作會議。開會前，經研究，提出了一個比毛澤東原設想更大的建設規劃，準備通過向蘇聯購買作戰飛機和突擊培訓飛行員，在一年內組建一支擁有300—350架作戰飛機（其中戰鬥機與轟炸機的比例為2：1）的空軍部隊，要比國民黨空軍略佔優勢，以便在渡海作戰時能奪取制空權。這一更大膽的方案當即於七月三十一日得到毛澤東的批准，並同意劉亞樓立即帶隨員於八月上旬趕赴蘇聯，同蘇聯方面商談空軍建設的具體事宜。
在加速建設空軍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也注意了海軍的建設。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軍將紅旗插上南京國民黨政府總統府門樓上的這一天，中共的第一支海軍——華東軍區海軍宣告成立，由原華中軍區副司令員張愛萍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在接收國民黨起義、投誠艦艇的基礎上著手組建工作。海軍建設的周期比空軍還要長，相比之下，更加困難。空軍建設從一九四六年開辦通化東北老航校時就已經起步，而海軍建設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還完全是空白。自一九四九年春，蔣介石將大本營遷往台灣，最害怕的就是中共的軍隊擁有海上作戰能力。所以，一旦出現蔣軍艦艇起義投誠，蔣介石即下令出動空軍對其轟炸。具有五千二百七十噸位的巡洋艦“重慶”號，是國民黨海軍最大的艦隻；“重慶”號於一九四九年二月起義，馬上遭到國民黨空軍不停的追踪轟炸，負傷後被迫在葫蘆島碼頭自沉以保全艦體。以後國民黨海軍有多艘艦艇起義，結果也多是被炸沉或是自沉。沒有製空權，海軍建設難以開展，保存下來的厩只也無法出海作戰。空軍建設確實成為進行渡海攻台作戰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在未有自己的空軍海軍配合的情況下，勝利渡過長江的第三野戰軍，已按中央軍委的要求提前著手經營東南各省，解放上海的作戰尚未結束，三野的部隊遵照毛澤東“迅速準備提早入閩”的指示而進軍福建，為渡海攻台作戰掃清台灣外圍屏障，佔領渡海出發陣地。三野的陸軍部隊利用民船和步兵武器進行渡海登陸作戰，不得不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成為解放軍戰史上極為悲壯而慘痛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