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中共最早在西柏坡提出“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
（西柏坡，1949年3月15日）
這個小村子已經被湖水淹沒了。
毛澤東與中共在這個村子首次向世界發布了“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這段往事，亦將隨著時代的發展，被歷史的潮流所淹沒。
當年它是太行山谷底滹沱河畔一個極其貧瘠的小山村。如今它靜靜地躺在一個山頂大水庫的深水下面。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巨變不能不說與這個小山村有著極其重要的聯繫。歷史是不會忘記它的！因為在大水庫旁的山坡高處，人們又按當年的老模老樣重建了這個小山村。黃泥築牆，土瓦蓋頂；國家將其列為全國性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還在附近建了現代化的紀念館。紀念館門前廣場上，矗立著具有解放戰爭風采的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與任弼時五個中央書記在一起的巨型雕像。
這個小山村就叫西柏坡。
1949年3月5日至13日，歷史上著名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就在小山村里的一間大土房裡召開。說它大，其實，也僅夠容納到會的中共精英人物六十餘人。屋裡的座位，就是一排排固定在地面支柱上的木板。最前邊五張簡易木沙發，是毛、劉、朱、週、任五大書記的席位了。這次在這泥屋的會議決定了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籌建新政協，建設新中國等的一系列基本方針政策。坐在最後排的列席人員胡喬木，差不多可算為與會者中最年輕的。同樣列席會議的楊尚昆也挨坐在他的旁邊。在建立新中國前後那些歲月裡，僅有三十出頭的胡喬木風華正茂，就已經是中共有名的“筆桿子”，而且為毛澤東所倚重。
筆者因寫了研究毛澤東外交思想的著作，有幸在胡老的晚年向其拜訪求教開國外交，採訪中談及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所發的社論《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及其產生背景。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中共首次公開以重要社論名義提出“一定要解放台灣”。
毛澤東是曠世罕見的大文人，而胡喬木之所以成為毛澤東器重的“筆桿子”，當然得是難得的文才。關於胡喬木，在其老家江蘇鹽城有這樣一個說法。
他滿周歲之時，母親夏氏按照當地的鄉間民俗，為他舉行“抓周”儀式。母親在一個紅漆木盤裡，為他準備了各有像徵意義的十件物品：銅錢、算盤、毛筆、書本、麥穗、牛鞭、糖果、點心、簪環、胭脂。紅漆木盤端到小胡喬木面前，讓他伸出小手去抓，看他抓什麼而決定他的未來。經商、讀書、放牛、種田，亦或做個在胭脂簪環中廝混的花花公子。使其母親驚喜不已的是，他那小手取過毛筆，就再也不肯鬆開。母親高興得淚花都迸出來了，圍觀的鄉親們都讚不絕口。果然，其聰慧穎敏，酷愛讀書，高中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入北平清華大學物理系，著名物理學家吳有訓當時是系主任。吳有訓逐個找新生談話時，就告訴這個偏愛文科的新生：“上物理課時，要花許多時間做實驗。”
胡喬木答說：“吳主任，我只想多有一點時間讀書。”
吳有訓就建議他轉去國文系，國文系名額已滿，歷史系尚有空缺，他就進入歷史係就讀。在清華讀書期間，參加了革命活動。
後來，他在家鄉鹽城加入了共產黨，不久就在上海地下黨任宣傳部長。 “西安事變”之後，他來到延安，開始是做青年工作，擔任過《中國青年》雜誌主編，寫的文章在陝北根據地已經引起了很大反響。其中一篇《青年運動中的思想問題》很有獨特見解，毛澤東看了，很是讚賞，稱“喬木是個人才”。 1941年2月，毛澤東親自點將，調他去當秘書，時為29歲。從此，胡喬木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有20多年之久。剛到毛澤東身邊，為毛澤東整理將稿、文件、文章，整理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又在毛澤東指導下為《解放日報》撰寫社論，曾在延安參與起草中共第一個“歷史決議”。由於工作很出色，威望不斷提高，在1949年春，擔任了中共七大正式代表。抗戰勝利後，跟隨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接著，又跟隨毛澤東轉戰陝北。此時，他已經深德毛澤東信任。 1948年間，在毛澤東一行東渡黃河到達西柏坡之後，他經毛澤東提名出任新華社總編輯，並以該職務身份，參加當時的中央集體辦公會。
胡喬木負責組成一個精幹的小編輯部，在胡所住的小院辦公，該小院與劉少奇住的小院是前後院，同走一個大門，離毛澤東、周恩來的住地只有百多米。在解放戰爭後期，戰略反攻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那些日子裡，新華社的文字廣播、口語廣播、英語廣播，全在他這裡編髮，其中一些重要稿件，是需經毛澤東親自佈置選題，審稿修改，簽名准發的。
胡喬木雖然不是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但他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兼新華社總編輯，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開的三次重要會議。頭兩次是政治局會議，一次是1948年9月8日至13日，討論決定解放戰爭第三年的戰略方針，部署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把蔣介石的主力部隊消滅在長江以北地區；第二次，是1949年1月6日至8日，討論決定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第三次，就是七屆二中全會。這些會議期間與會後，胡喬木根據會議及毛澤東的指示，寫了一系列的新聞、社論和評論，宣傳中共中央的精神合毛澤東的最新指示。例如，從1948年11月23日起，以“人民解放軍總部”和“劉伯承、陳毅將軍”名義，新華社所播發的向淮海戰場國民黨軍黃維兵團的五次廣播談話，前兩次是毛澤東執筆所寫，後三次則是出自胡喬木手筆。 1949年1月26日，新華社播發的那篇著名的點一批“首要戰犯”名單的評論，就是胡喬木起草，毛澤東修改的。 2月1日，新華社播發的評論《國民黨怎樣看待北平和平解放》，全文只1500字，胡喬木寫了開頭一小段約200字，毛澤東續寫了後面1300多字。
3月22日，新華社播發了新聞稿《中共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是由胡喬木起草的，全文1500字，其中500餘字是毛澤東在審稿中所增加的。該稿第一句話“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石家莊附近舉行”，點出了開會地點。胡喬木強調說：“在石家莊附近”六個字是毛主席在我起草的稿件上添加的。這打破了以往隊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位置嚴格保密的貫例。該稿播出的此日，毛澤東就與中共中央機關乘車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進發。
題為《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新華社社論，就是在七屆二中全會期間，中共中央五大書記在一次碰頭會時擬定的一系列社論、評論中的一篇。該社論是根據未來新中國領土完整的主權要求，針對當時形勢而發表的。
當時，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的重大勝利，使國民黨南京政權的敗局已定，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渡江在即。在大潰敗中國民黨大批軍政人員退湧至台灣島上，蔣介石已經在安排大陸“淪陷”之後經營台灣之後事了。在淮海戰役接近尾聲、其嫡系精銳杜聿明集團陷入重圍即將被殲之時，1948年12月29日，蔣介石急忙中任命養病中的親信陳誠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成立了台灣軍管區；緊接著，1949年1月10日，又派蔣經國去上海監督將中央銀行的大批現金、外彙和黃金運往台灣。 1月底，又有消息傳來，國民黨軍艦又將北平故宮博物院及南京有關單位的國寶文物，悉數5000多箱，分三批運至台灣。 2月12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也遷至台北出版。這種種情況表明，蔣介石企圖將台灣島當做捲土重來的複興基地。對此，中共中央在七屆二中全會做出反應，明確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
這篇要解放台灣的社論發表於七屆二中全會閉幕的第三天，即1949年3月15日，社論指出：
中國人民，包括台灣人民……蔣絕對不能容忍美帝國主義對台灣或任何中國領土的非法侵略，同樣地亦絕對不能容忍國民黨反動派把台灣作為最後掙扎的根據地。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任務就是解放全中國，直到解放台灣、海南島和屬於中國的最後一寸土地為止。
至今我們尚無法查證這篇新華社社論是否由胡喬木執筆，或是部分執筆，或是小組中別的同志執筆寫的。但是，可以確定無疑地如胡喬木所說，該篇社論是根據當時中央五大書記碰頭會擬定的精神而撰寫的。
這就是迄今為止，我們追溯歷史而能夠查到的中共中央首次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