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增強自身造血能力

要了解川陝蘇區經濟發展就必須要認識鄭義齋。鄭義齋原名鄧少文，河南許昌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中央做秘密交通。 1930年，為開展工作，鄧少文改名鄭義齋，在上海開辦了義齋錢莊。 1932年，鄭義齋離開上海，受命前往鄂豫皖蘇區工作。在鄂豫皖蘇區，鄭義齋身兼數職，既任蘇維埃政府財委主席兼工農銀行行長，又任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部長，還兼任兵工廠和造幣廠廠長。紅四方面軍千里轉戰來到川陝，從部隊的後勤給養到後勤基礎設施建設再到全蘇區的經濟發展全都靠他統籌規劃、運籌帷幄，和在鄂豫皖蘇區一樣，鄭義齋成為名副其實的川陝蘇區“大管家”。 鄭義齋首先要解決的是吃飯問題。部隊入川後，一萬多人每天的吃飯是首要問題，一天少說要消耗一兩萬斤糧食，隨著部隊的擴大，每天的糧食消耗不斷上升。各部隊首長一見面就衝著他要糧食。鄭義齋為了糧食問題焦頭爛額，到處奔波調查研究，尋找辦法。他很快發現一個問題：以往部隊每打下一處地方，總是把地主土豪的糧食就地分給窮苦百姓，自己隨身攜帶的糧食最多不過維持三五天。部隊行軍作戰流動性大，不可能背著糧食行軍打仗，都是走到哪裡吃到哪裡，這就給後勤部門的糧食供應造成極大的困難。建立蘇區後，部隊的活動範圍都在面積不大的蘇區裡，部隊的活動也有一定的規律，只要在各地建立一批糧站，就能有效緩解部隊糧食供應問題。通、南、巴是山區，這里水田少，旱地多，土地都在地主土豪手裡，每年的糧食收成絕大部分都以收租的方式集中到地主土豪家裡，窮人則一無所有。為了度日，老鄉們在房前屋後、岩壁陡坡等不能種植糧食的犄角旮旯種一點紅苕、土豆，荒年時就不至於餓死。現在，把地主土豪的糧食全都分給當地百姓，他們也是收藏在家裡，到時部隊無糧還要向老鄉買。鄭義齋向總部提出：打土豪破倉分糧時，只給最窮的人家分一部分糧食，大部分糧食集中起來，由總經理部在全蘇區設立多個糧站和轉運站，站與站之間距離不要太長，同時在各基層蘇維埃組織一支運輸力量，保證部隊無論在哪裡集中作戰，都有飯吃。這樣部隊也不會與民爭食，同時，也使闖入蘇區的敵人得不到糧食而處於困境。他的建議很快得到實行。在他的指導下，總經理部建立了總站、分站和供應點的糧食供應體系。紅四方面軍數万部隊在川陝兩年多的時間，幾乎無日不戰，但依托各級蘇維埃政權設在蘇區各地的糧站體系和運輸隊基本解決了部隊的吃飯問題，即便是像反“六路圍攻”這樣持續十個月的大仗，部隊也維持了基本糧食供應。鄭義齋的糧站供應體係為戰鬥勝利和部隊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要解決糧食困難，根子還在生產。長年的戰亂，導致川北很多地方田地荒蕪，有些地方，地裡不種糧食種大煙。鄭義齋建議，人人動手，開荒種糧，屋前屋後，種瓜種豆，解決糧荒。徐向前、陳昌浩非常重視鄭義齋的建議，指示紅軍各級政治機關協助政府開荒種田，毀煙種糧。川陝省委也專門下達指示，號召“多種糧、多種蔬菜、多餵牲畜”，經過一年努力，到1934年，全蘇區的糧食生產有了明顯的發展，部隊糧食供應困難的局面得到緩解。 紅軍入川後，食鹽曾一度是一個嚴重問題。儀南戰役後，紅軍佔領了部分鹽場，有的鹽場主逃跑時，將鹽井破壞。得到消息，鄭義齋立即帶人趕赴鹽場，組織恢復生產，同時動員地方蘇維埃組織運輸隊，將大量存鹽運往後方，既供軍食，又作向群眾換糧、換布之用。關於鹽，鄭義齋和徐向前之間還有一段故事。

鄭義齋與徐向前是老戰友了，兩人關係很好，有一次，鄭義齋在徐向前處商量工作，到了飯點，徐向前留鄭義齋吃飯。兩盤青菜，一碗米飯，幾個蒸土豆。鄭義齋吃了一口菜，淡而無味。他心裡“咯噔”一下。蘇區缺鹽，紅軍缺鹽，現在總指揮的盤子裡也是淡而無鹽，作為總後勤部長，他覺得自己工作沒做好。三天后，鄭義齋設在敵占區的地下交通站送來了一批鹽。鄭義齋如同見到黃金一樣，捧起這珍貴的鹽反复掂量。他擬訂了詳細的分配方案，然後專門交代，給他留下一小包，約有半斤。他派警衛員立刻給徐向前送去。過一會兒警衛員回來了，手裡拿著那包鹽，還附有徐向前的一封信，信上寫著：“義齋同志，謝謝你的好意，我這裡已經有了鹵鹽水，鹽巴還是留著你自己用吧。”

看著徐向前的信，鄭義齋心裡一陣難過。想了一會，他再讓警衛員將鹽送到紅四方面軍總醫院。醫院院長周光坦從警衛員那裡知道這包鹽的來歷後，感慨萬千，將這件事告訴了傷員們，傷員們深受感動，一些較輕的傷病員當場就要求出院返回部隊，經檢查，共批准了十六名傷員返回部隊。這件事一下子傳開了，成為川陝蘇區的美談。 奪取政權靠軍隊，建設政權就需要發展經濟，要改善蘇區財政收入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就必須要開展經濟建設，增強經濟活力。為發展經濟，滿足蘇區軍民日常需要，保證革命戰爭的需要，川陝省蘇維埃成立財經委員會，鄭義齋任主任，財經委下設建設局，領導各地開辦各類工廠。作為 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部長和蘇區財經委員會主席，鄭義齋對紅四方面軍後勤建設和蘇區經濟發展全面規劃，具體落實。

紅軍入川前，川北經濟凋敝，根本沒有工業，可稱得上工業的只有幾家軍閥、資本家自辦的小型兵工廠，民間的所謂工業只有一點製作小型農具、酒、火紙、土布及榨油等的小作坊。在鄭義齋的籌劃下，首先創辦的是各級軍需工廠。 鄭義齋將軍工企業分為方面軍、軍、師三級軍械修理廠、所，軍、師修械所負責修理槍和毛病較小的機關槍、炮，軍、師修械所修不了的，均送方面軍總經理部修械廠修理。軍械修理最缺的是技工，鄭義齋要求部隊每到一地，都要想方設法尋找當地的技術工人，把他們請來安排在軍、師修械所和總經理部軍械修理廠。自從達縣繳獲了劉存厚的軍工廠和造幣廠後，鄭義齋高興得不得了，與總政治部主任張琴秋一起連夜趕往達縣，親自組織機器設備和原材料的搬運。機器是要人來操縱的，有了機器，更重要的是要操縱機器的技師，機器可以搬走，要搬動技師就需要做耐心的工作了。鄭義齋同達縣黨組織一起，向兵工廠的工人、技術人員宣傳黨和紅軍的政策，動員他們參加革命隊伍，為紅軍製造槍彈。最終，連廠長何陽洲在內的幾乎全部原來的軍工人員都進入了根據地，壯大了蘇區軍事工業隊伍。在鄭義齋的親自領導下，紅軍很快在通江苦草壩、得漢城，蒼溪縣文昌場等地建立了紅軍軍工廠、修械廠、紡織廠、被服廠、子彈廠、炸彈廠、造幣廠、火藥廠、斗笠廠、造船廠等，蘇區的軍事工業迅速發展起來了。

1933年1月，總經理部將鄂豫皖根據地遷過來的軍工廠，設於通江城附近的苟家灣，工廠有工人一百餘人，主要修配槍械、裝配彈藥，成為根據地軍工生產的基礎。宣達戰役繳獲軍閥劉存厚大量機器設備和原材料後，紅四方面軍軍工廠擴大到一千餘人，各種機床一百三十八台，廠房分佈於苟家灣南北長四里、東西寬三里的十餘座民房內。 1934年3月反“六路圍攻”收緊陣地，苟家灣兵工廠遷苦草壩鑼坪，建成紅軍鑼坪軍工廠。廠房佔地面積二十四萬平方米，共有房屋八十間。工廠由原劉存厚軍工廠廠長何陽洲任廠長，負責技術指導。全廠分設兵器製造廠、子彈廠、炸彈廠、製藥廠及一槍房、二槍房、三槍房等生產部門。自反“六路圍攻”到撤離川陝蘇區的一年多時間，該廠克服種種困難，共翻造子彈、製造手榴彈一百多萬發（枚），修理機槍兩百餘挺、迫擊砲兩百餘門，有力地支援了前線作戰。此外，還有各類中小型的兵器製造廠如長赤禹王宮兵器廠、巴中（清江）綜合工廠、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軍械修理廠、紅九軍隨軍兵工修配廠、江口紅軍斗篷廠、軍械修理所、南江縣造槍廠、石廟子兵器廠、正直兵器廠、陳家灣兵器廠、文昌宮鐵工廠、粉市樑鐵工廠和樂台寺鐵工廠。就是在這些不起眼的多的上百人、少的只有十幾人的各家小工廠，工人師傅們揮汗如雨，日夜不停，為紅軍戰士打造了令敵人聞風喪膽的大刀、長矛，基本保證了紅軍部分槍支彈藥和全部冷兵器的供應。

除吃飯、兵器外，穿衣是部隊面臨的第三大問題。入川之初，部隊千里轉戰，一路又無補充，軍裝破爛不堪，入川時又是隆冬，數万部隊的軍裝成為一大問題。鄭義齋認為，僅靠總經理部一家被裝廠，生產、運輸都成問題，他將方面軍被服廠拆分到各軍、師經理處，成立被服分廠，按照相同的規格組織生產，各軍、師共同參與軍用被服的生產，也減少長途運輸的困難。進入川陝後，紅軍隊伍迅速擴大，服裝供應問題再次尖銳起來，很多軍、師長找到鄭義齋：擴大紅軍要有軍裝，沒有軍裝，人家不願意來。你給我多少套軍裝，我就能擴大多少紅軍。徐向前、陳昌浩也專門過問軍用被服供應問題。鄭義齋幾管齊下，他將總經理部被服廠拆分成三個工廠，統一籌劃，分工製作冬夏軍服，保障部隊的供給；為解決布匹來源，組織總經理部在全蘇區設站收購土布，同時派人向蘇區邊沿地區商販採購布匹。經過努力，全軍1933年和1934年的冬夏服，做到了統一供給。軍需被服企業主要有如下幾家：

1933年1月，總經理部在通江縣城郊南嶺、蹇家山建立了紅四方面軍被服總廠，全廠有男女工三百餘人，但只有兩台縫紉機，絕大部分軍裝靠手工縫製。 1933年10月宣達戰役勝利，將繳獲軍閥劉存厚大量機器設備和軍需物資運回通江，紅軍被服總廠的男工廠擴大到三百餘人，編為一個連，縫紉機增加到八十多台，日生產軍裝六百五十套；女工廠擴編為婦女工兵營，營長林月琴（後為楊文局），政委王澤南，下設三個連約五百名女戰士，其中一、二連駐通江生產，三連駐巴中恩陽河被服廠生產，主要生產軍服、八角軍帽、軍鞋、掛包、子彈袋、綁腿帶等。反“三路圍攻”和反“六路圍攻”期間，被服總廠曾轉移到通江苦草壩、得漢城、瓦室舖等地堅持生產。 1934年12月隨軍西撤參加長征。

1933年2月，紅四方面軍紡織廠建於通江苦草壩，初期只有幾台織布機。 1933年10月宣達戰役勝利後，將繳獲劉存厚部的織布機全部充實到該廠，織布機增加到四十七台，工人一百餘人。該廠生產窄幅和寬幅兩種布匹，供被服廠做軍衣用。 1933年2月，紅四方面軍染整廠建於通江苦草壩，工人一百餘名，主要任務是漂染收購來的和紡織廠生產的粗布（土布）和細布（洋布），送到被服廠做軍服和造幣廠印製布幣。 1933年7月，總經理部在通江縣蹇家山建立彈花廠，有彈花工三百多名，工廠編成營級單位，下設連、排，彈出的棉花主要交被服廠縫製被子和棉衣。 1933年春，總經理部在通江苦草壩建立斗笠廠，1934年初遷通江碧溪場，與總經理部碧溪織布廠和鐵工廠合併，編為三個連，每連一百五十餘人。兩年多時間編斗笠兩萬多頂。 1933年3月，在通江城外南嶺建立皮件廠，工人七十餘人，主要生產子彈袋、手槍套、槍背帶、馬轡頭、馬刀鞘、文件包、皮鞋等。

川陝的軍需工業為保障部隊軍需供給，支援革命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 除了軍事工業外，民用工業也有了恢復性的發展。 1933年，中共川陝省委在《紅五月工作決議》中號召：“各處開辦各種手工業工廠，特別要發展對紅軍和工農群眾日常需要的物品的生產。” 紅軍總經理部、保衛局配合各縣經濟公社，在通江鋼溪河、南江大黑灘等地，建立了鋼鐵廠和煤廠。當時規模最大的通江鋼溪河鐵廠有八個分廠，兩千多名工人，兩年時間生產鐵近兩百萬斤。南部的鹽場，江口的水煙和酒，旺蒼的煤礦，通江、南江、萬源的煤鐵廠、鍋廠，以及散佈在整個蘇區的紡織廠、造紙廠、木工廠、草鞋廠、縫紉社、篾工廠、織布廠等小型工廠，工人總數近萬人。川陝蘇維埃政府在《財政經濟問題決議草案》中明確規定：“獎勵開辦各種工廠與企業，歡迎自由投資，蘇區、白區各種資本可以自由經營。在嚴守蘇維埃法令的情況下，可以允許商店、工廠自由營業，而且加以保護，利用他們來供給蘇區的需要和發展蘇區的生產。”

在這些政策的鼓勵下，雖然蘇區戰火連天，但私營工業和銷售工業逐漸恢復和發展。除了工業企業外，交通運輸、郵政、電信也逐漸起步。 通江、南江、巴中、江口等地崇山峻嶺，交通十分閉塞，縣、區、鄉之間只有羊腸小道相通，運輸全靠人力。境內幾條主要河流只可行一噸左右的木船，且灘多水急，險象叢生，一遇枯水，只得停開數月。這種落後的交通運輸條件，給紅軍的行動、經濟發展、物資交流運輸帶來了嚴重困難。川陝蘇維埃政權一建立，即動員群眾配合紅軍，進行必要的交通建設。在統一規劃下，修建了巴中至南江、巴中至通江、巴中至江口、巴中至閬南的四大交通幹線，方便了蘇區內外物資運輸的流通。 1933年初，紅軍和當地蘇維埃，先後在通江毛浴鎮、南江沙河、巴中城西門外，各建造了一百餘米的木橋，最大橋樑為毛浴紅軍浮橋。大橋全長一百多米，寬兩丈餘，橋分三層，下為慈竹捆子與木船，中為木方，上為木板，全部用石灰水煮過的纖藤捆綁，堅固結實。 1933年12月，反“六路圍攻”開始，為有利於部隊機動，巴中道蘇維埃政府主席聯席會議作出決定：各級蘇維埃在各交通要道，設立交通站，接近河邊一帶的地方，馬上把船工集中，製造大批的船，動員群眾在各地多架一些橋樑，改造一些道路。 巴中、長赤、紅江、江口等縣蘇維埃組織群眾修築了多條通往區、鄉的道路，如清江渡到通江、通江煙溪場到涪陽壩的干道山路，通江沙溪嘴到苦草壩、南江八廟埡到大河口到涪陽壩的橫山便道等。其中最著名的為從通江到江口的“漢中大路”，有些路段還鋪成了石板路。南江北極鄉還留下一條紅軍石刻標語：“自古崎嶇路，向陽坡培脩大道。”經過蘇區軍民的努力，蘇區基本形成以巴中、通江為中心的川陝蘇區四大交通幹線，即由巴中到南江，巴中到廣元、萬源、宣漢、達縣，通江到巴中、江口，通江到營山、渠縣。 川陝蘇區的作戰基本都在蘇區境內進行，部隊的糧食、彈藥、給養、傷員運輸，都要在蘇區內解決，川陝省以及各縣鄉蘇維埃組織了與作戰部隊幾乎等量的十餘萬人的龐大運輸隊伍，運輸隊按軍隊編制編為班、排、連或小隊、中隊、大隊，十人為小隊，三十人為中隊，一百二十人為大隊。由於青壯年男子都參加了紅軍，運輸隊的主力幾乎全是婦女和年紀稍大的人，有的運輸隊裡甚至還有十幾歲的孩子，地主、富農則在監督之下參加運輸隊。為解決運輸隊長途跋涉面臨的吃住問題，各縣蘇維埃在主要交通沿線每隔三五十里就設有類似於今日兵站的交通站和招待處，為過往交通運輸人員免費提供食宿。通江到巴中一百七十里路途，中途設有鸚哥嘴、楊柏河、殺牛坪、右埡口等七個交通站和招待處。長赤到南江也設有沙河子、二洞橋、石礦壩、東榆舖等七個交通站和招待處。因為過往的運輸隊數量太大，招待處廚房日夜灶火不息。南江沙河子街的周臘梅曾跟著母親在招待處幫忙做飯，她回憶道：那時廚房裡開流水席，每天人來人往，來了就要吃，吃完就趕路，最多時一天要煮近一千斤大米的飯，招待處裡有一百多個床鋪供來往部隊和蘇維埃人員住宿，有時半夜三更還有人來住宿。 郵政與通信是現代社會的特徵，川陝省蘇維埃交通委員會下設赤色郵政局和電報局，區、鄉設代辦所，負責各級機關報、部隊和民間郵件、電報、報刊的傳遞工作。縣郵政局一般有局長、文書各一人，到各地送信的傳令兵、交通員十三人左右。南江大河郵政局通信排長何朝開曾回憶：當時郵政人員必須做到：急件隨到隨送，如文件報紙封有“火速火速”字樣，深更半夜都要送到；戰線打到哪裡，郵政人員必須冒槍林彈雨將標語、傳單散發張貼到哪裡；既是郵政員，又當戰鬥員，送信時身挎步槍一支，馬刀一把，手榴彈數枚，隨時隨地準備參加戰鬥；嚴格保密，包括自己的親人也不准看信件，身上隨時帶有火柴，敵眾我寡時立即銷毀文件。 經濟的發展與繁榮離不開商業。根據地建立初期，對私營商業一律沒收，結果導致市場供應困難。川陝蘇維埃政府很快改變政策，並下大力氣組織了由政府投資興辦的“經濟公社”，實質上是國營供銷合作社，負責銷售和收購。紅軍每解放一地沒收商業資本家和官僚軍閥的財產和打土豪繳獲的金銀，作為經濟公社的資金來源。川陝省經濟公社總社設在通江得漢城，各縣設有總分社，區以上設有經濟公社，鄉鎮一級設有經濟合作社。經濟公社擔負著蘇區物資供應，領導合作社及私人經濟，穩定物價等重要任務，佔據蘇區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根據需要，有些經濟公社還開辦有飯店、麵館、藥店，開店資金由蘇維埃政府撥給並接受蘇維埃財經委的領導監督。 除各級蘇維埃財經委主辦的“經濟公社”，政府還允許合作商業和私營商業等經濟模式作為經濟公社的補充。合作商業是群眾自己興辦的一種集體經濟組織，有“貧農合作社”、“工人合作社”、“婦女合作社”、“士兵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耕牛合作社”等。 如南江縣大河區貧民合作社，經營食鹽、布匹、糖等，群眾集資、合股辦社，一戶一股，每股一元，按股分紅，有股金一千五百元，由群眾推選股東會管理。入股者可得到一張合作社社員證，憑證以低於國營商店價格購買當時的緊缺物資，如合作社三吊錢可買二兩鹽巴、一斤紅糖、三丈土布、二升大米，而經濟公社三吊錢只能買一兩鹽巴、半斤紅糖、一丈土布、二升大米。這個合作社成立半年後，每股（一元錢）分紅利五塊銀圓。 在“保護中小商人利益”的政策鼓勵下，蘇區國營商業、集體商業和私營商業共生共榮。如江口鎮當年除兩家國營經濟公社外，私營商業非常活躍，每逢“一、四、七”趕集，江口鎮的大橋灣到小橋灣這一段，成了賣香燭火砲、篾具竹器、土布、土煙、熟食、小百貨的個體商販市場，由於沒有軍閥土匪惡霸的欺行霸市，市場交易繁盛和價格靈活程度，遠遠超過了軍閥統治時期。 川陝蘇維埃所在的川北是四川經濟發展最為落後的地區，除了軍事工業外，本地所產全是土特產品，所有的生活物資全靠土特產品從白區換回。要搞活本地經濟，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就必須積極開拓蘇區與白區的經濟貿易。 中共川陝省委關於《財政經濟問題決議草案》規定：收集黑、白木耳，桐油、白蠟、木材、毛豬、羊皮等赤區多餘和不需要的東西輸去白區，由白區大批收購棉花、布匹、西藥、食鹽等赤區需要的東西。各邊區立即建立對外貿易機關，獎勵蘇區農民，發展對外貿易。 經濟建設是一門重要的學問，有其內在的規律，在當時的條件和環境下，紅軍中懂得這門學問的人很少。鄭義齋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就從事金融工作，到了鄂豫皖根據地，又從事財政和金融工作，是紅軍中少有的經濟專家。鄭義齋對蘇區經濟建設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強調，經濟建設必須適應革命戰爭的需要，經濟來源要從建設中去尋找。他批評某些經濟部門的負責人只注意向地主資本家沒收財物，而不注意經濟建設，增強自身造血能力。為了教育幹部重視這個問題，鄭義齋在《蘇維埃》《幹部必讀》等報刊上多次發表文章，針對蘇區財政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的措施、辦法和建設性意見。他在《我對財政經濟工作之意見》一文中要求，各級財經工作的領導幹部要認真抓好經濟建設工作，“使每一個同志都了解，尤其是每個黨團員把經濟工作當作日常中心工作之一，使蘇區每個工農群眾都知道經濟建設的意義”。 1933年7月，他在《對於經濟物資集中統一支配和徹底整理問題》一文中，列舉了財經工作的保守思想和分散主義的各種表現和危害，提出了健全各級財委會、經理處的機構、切實執行預算和決算、經濟財物要經常精確統計、堅決執行現金集中、發展對白區的貿易、加緊宣傳累進稅的意義、加緊宣傳與普遍建立各種合作社組織等十條措施。他的這些主張，對於加強根據地的財政工作，完善財經制度，加強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發展蘇區經濟建設，起到了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實際的指導作用。 金融事業對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任何一個政府都不可或缺。川陝蘇區，經濟落後，金融業毫無基礎可言。由於長時間的軍閥混戰，各種不同背景與派系的軍閥你來我往，造成這裡幣制混亂，銀圓、銅錢、各地的紙幣混雜流行，一些毫無信譽的劣幣混雜其間。這裡的人民除了飽受軍閥、反動政府的掠奪和壓榨外，在經濟上還備受剝削，有時候一種貨幣暴跌，頃刻即造成千萬人財產蒸發，身無分文，一些奸商也利用這種辦法來製造金融暗潮，套取百姓財產。 川陝蘇維埃政府成立後，鄭義齋立刻擔負起組建川陝蘇區金融事業的重任。鄭義齋在鄂豫皖就兼任蘇區工農銀行行長，川陝蘇維埃工農銀行承接了鄂豫皖工農銀行的建制，仍舊由他擔任行長，工農銀行在蘇區所有的縣均設有分行，工農銀行的總目標是：統一幣制，流通蘇區金融，實行對工農的低息和無息貸款，幫助合作社的發展。 川陝工農銀行設在通江，共有六百多名員工，下設貨幣兌換所，有兩個造幣廠，一個造銀圓、銅圓，一個印刷紙幣。發行的貨幣主要有銀幣、銀幣券，銅幣和銅幣券。如：川陝蘇維埃政府壹圓布幣和壹圓紙幣，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版壹圓布幣和壹圓紙幣。為了方便找零，還生產有五百文銅幣、大二百文銅幣、小二百文銅幣，貳串布幣、三串布幣、伍串布幣、拾串布幣，壹串紙幣、叁串紙幣，加上仿製的袁大頭、孫小頭和川版銀圓，蘇區銀行共發行了十八種貨幣。 在混亂的幣制下，再發行百姓們陌生的“蘇幣”，其難度可想而知。為顯示經濟實力和政治威力，鄭義齋雙管齊下，一方面組織了金銀珠寶展覽，一方面運用法律手段相繼公佈了一系列的金融行政法規和金融管理規章： 《經濟政策決議草案》：“蘇維埃區域的貨幣，目前得在蘇維埃區域內通行並消滅行市的差別。但蘇維埃對這些舊幣應加以清查並印蓋圖記，以資監督。” “外來貨幣一律兌換蘇維埃自己發行的貨幣。” 《營業條例》：“一切商人不得拒絕使用蘇維埃政府發行的貨幣。” 《革命法庭條例草案》：“凡進行經濟上的破壞陰謀，破壞銀行信用，拒絕使用工農銀行發行的鈔洋紙票……都屬於反革命的犯罪，革命法庭按照犯罪輕重，階級成分，分別首要、脅從，分別處以勞役、監禁和死刑。” 蘇維埃貨幣究竟是當地人民所未見過的新貨幣，在蘇幣剛發行時，出現過拒絕使用、貶低、偽造的事件。 《通江金融志》記載： 通江有幾個鹽商，對蘇洋壓價售鹽，袁大頭一個賣鹽八兩，川版六兩，蘇洋只稱四兩。經發現後，由西北軍區予以鎮壓。 紅江縣原經濟公社營業員屈學金回憶： 有一個地主造假票子，上街到經濟公社買鹽，被發現後，按《革命法庭條例》之規定，被處以極刑。 蘇區初建時，工農銀行雖然發行了少量紙幣和布幣，但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要，白區貨幣充斥市場，鄭義齋及時提出對策，“大量發行蘇維埃貨幣，兌換舊貨幣”。宣達戰役繳獲了劉存厚的造幣設備，工農銀行的鑄幣、造幣條件大為改善，為大量發行貨幣創造了條件。蘇維埃政府也出台政策：“外來貨幣一律兌換成蘇維埃貨幣。”這項政策一出台，外來貨幣只進不出，由經濟公社收回外來銀圓和銅圓，然後回爐鑄成自己的銀圓、銅圓，如此一來，很快將白區貨幣擠出蘇區市場，蘇幣逐步成為蘇區通行的主要貨幣。 稅收是貨幣回籠的重要渠道。 1933年8月，川陝省蘇維埃出台了《川陝蘇維埃稅務條例草案》等。稅務條例第一條開宗明義： 本局為執行中央累進稅率，並根據此次川陝省工農兵代表大會決議，以增進和鞏固工農自身利益，發展社會經濟為目的，故命名為川陝工農稅務局。 稅務種類有農業稅、特種稅、營業稅、入口稅、出口稅等。農業稅以交公糧為主，貧農、中農的最高稅負為百分之七點五，富農最高為百分之十二點五。 為杜絕腐敗，《川陝蘇維埃稅務條例草案》還對稅務工作人員的行為作了嚴格的限定： 非經本局檢派負責人員，無論何人不得代收代徵。凡派出各級稅務人員，除公家津貼伙食外，每月暫規定報酬金二元，絕對禁止徇私舞弊，不得向納稅人員妄取分文。在收稅款時，稅局無吊打人的權利。 除了稅收外，紅軍戰鬥的繳獲也是蘇區貨幣回籠的特殊渠道。如宣達戰役中一次性繳獲劉存厚庫存銀圓一百多萬枚，棉布二十萬匹，棉衣兩萬套。這麼多的繳獲大大充盈了銀行的庫存，奠定了蘇幣的經濟基礎。 短短的兩年多時間裡，蘇區的金融系統為鞏固和發展蘇維埃政權，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促進根據地建設，保障紅軍軍需供給，支援革命戰爭，穩定人民群眾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鄭義齋也由此被譽為“紅色理財專家”。 由於文化水平限制和對地主老財的憤恨，紅軍攻占一些地方後，總是有些人把有錢人的貴重物品、高檔家具、珍奇古玩看成奢侈品砸爛並付之一炬，看到這些情況，鄭義齋十分心疼和氣憤。他在達縣一次幹部會議上說：“一切財富都是人民大眾創造的。這些好東西，是過去地主老財們剝削掠奪我們窮人的。現在打倒了他們，好東西又回到了主人手裡。我們為什麼偏要打碎砸爛呢？我們是真正的主人，應當珍惜它們。只有勞動人民才有享用它們的權利！”他的觀點很明確，這些東西在敵人那裡是不義之財，現在到了我們手裡，就是人民的財產，要好好利用，再破壞和浪費，就是對人民的犯罪。以後，部隊打到哪裡，他就跟到哪裡，同地方黨組織一起組織人力，迅速將戰利品清點、歸類、裝運、入庫，為革命積累了大批財富。在達縣劉存厚的府邸，他聽說陳錫聯將金磚當成銅塊扔進茅坑，大為吃驚，立即組織人從茅坑中找出金磚。 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總部率領五軍、九軍、三十軍奉黨中央之命西渡黃河組成西路軍，開始了異常艱苦的西征，鄭義齋任西路軍總經理部部長。由於寡不敵眾，命令多變，西路軍遭受慘重損失，1937年3月13日，西路軍總部在康龍寺以南的石窩召開軍政委員會，接到開會通知之後，鄭義齋把經理部里分開保管的金子、銀圓收集起來，包成幾包，用針線縫牢實，準備隨身帶到總指揮部，給即將返回延安的領導同志作路費。誰知，沒走多遠就被敵人包圍了。鄭義齋指揮戰士們沉著應戰，邊打邊往山坡上撤，但敵人越圍越多，為了不使經費落到敵人手裡，鄭義齋當機立斷，命令戰士張開清馱上金子突圍，他自己留下來掩護。小張沖出去了，經費安全地送到了總部領導同志手裡。鄭義齋卻身中數彈，同留下的警衛戰士一起，全部壯烈犧牲。當年，鄭義齋還不滿三十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