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泥腿桿子”掌政權

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團結無產階級革命群眾，並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以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建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和各級人民革命政權。紅四方面軍在鄂豫皖就是這樣做的，到了川陝，紅四方面軍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地方黨組織和基層革命政權。 在鄂豫皖蘇區，最高領導機關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 1932年11月19日，在西征途中，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開會議，根據紅四方面軍已經離開鄂豫皖和正在向西挺進的現實，決定將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改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或“西北軍委”），張國燾任主席，徐向前、陳昌浩任副主席，曾中生任參謀長。進入四川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是川陝蘇區的最高領導機關。從此，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全面領導了川陝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的建設與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曾經先後有三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除了成立於1932年11月19日，以張國燾為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外，還有成立於1935年2月5日，以劉志丹為主席、謝子長（後為高崗）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及成立於1935年11月3日，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先後出現三個同名的領導機構，這是中國革命鬥爭特殊時期的產物。 川陝一帶山大林密，既有高山也有小塊的丘陵地帶，農耕條件並不算很差，山里也有大量的飛禽走獸，和平條件下，這裡也稱得上物阜年豐。但由於反复的軍閥混戰，拉丁派款，戰火蹂躪，苛捐雜稅，外帶地主惡霸、土匪、強盜燒殺搶掠，這裡的人民處於極端貧困、極端痛苦的悲慘境地。老百姓整年過著“半年糠菜半年糧”的日子，年成好時，打的穀子除繳租外，尚能吃三四個月，其餘的時間只有靠野菜度日，油鹽則是想都不敢想的。如果遇到荒年，百姓只有以蕨根、葛藤、樹皮、野草維持生計，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劇。 “三月雜糧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就是當地貧苦百姓的生活寫照。由於貧窮，當地百姓多數衣不蔽體，一件棉衣、一床棉被往往幾輩相傳，十幾歲的大姑娘因為沒有衣服褲子穿而整日躲在床上。天冷了，沒有被子蓋，就鑽進包穀殼堆裡睡，俗稱“衝殼子”。在這種赤貧地區鬧革命，首先就要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土地是生計之本，要動員人民起來跟紅軍走，就要解決土地問題。

由於軍閥土豪劣紳的殘酷壓榨，四川人民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從未停止。在中共陝西省委和四川省委的領導下，陝南、川北地區的黨組織就已經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王維舟、李家俊領導農民和鐵礦工人武裝起義，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川東游擊軍。曠繼勳領導了大石橋起義，南部升鐘寺農民起義，萬縣、達州、梁山、開江一帶的農民在當地黨組織的領導下，紛紛開展抗捐、抗租、抗稅、“吃大戶”，反抗地主豪紳的鬥爭，這些鬥爭雖大都遭到了反動軍閥的殘酷鎮壓，但也培養了一批革命的骨幹，建立了群眾基礎。四川的農民運動有如乾柴，就等待革命運動的烈火。 正是因為如此，紅軍的到來便立即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全力配合，四川的窮苦百姓成為紅軍的天然同盟者。就連國民黨的報刊在總結這段歷史時也說：“緣通巴地萬山重疊，道路崎嶇，關隘險阻，從非用武之地。赤匪遠來，不諳地勢，苟非當地人民痛恨縣長平素之剝削無度，迫而走險，引狼入室，否則該匪夷數千疲憊之兵，何敢深入險地？即使入之，若縣長得人心，官民合作，堅壁清野，以逸待勞，該匪隨狡悍異常，然主客勢殊，又何至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

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陝的目的就是要在敵人統治薄弱的地區建立鞏固的根據地，解民於倒懸，紅軍的戰略口號是“赤化全川”。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建立根據地，深入地發動群眾參加紅軍。在中共中央的明確要求下，當時各級黨組織建立的革命根據地都統一稱呼為“蘇維埃”。 “蘇維埃”是俄文совет（soviet）的音譯，意思是“代表會議”。 1905年俄國革命時由罷工工人組織起來的代表會議，簡稱“蘇維埃”。十月革命以後，蘇維埃成為俄國新型的政權的標誌，城市和鄉村的最基本生產單位都有蘇維埃，蘇維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不僅可以立法，還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機構。蘇聯國時的全稱即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蘇維埃也是蘇聯議會的名稱，蘇聯最高蘇維埃由聯盟院和民族院組成，聯盟院按選區選舉產生，民族院按加盟共和國等選舉產生，行使蘇聯的立法權。

中國革命深受俄國革命的影響，“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中國共產黨人積極向俄國共產黨學習，以蘇聯爲師，不光從共產黨的組織製度上，連稱呼上也學。中國共產黨在上世紀30年代建立的革命根據地政權普遍都稱為“蘇維埃政府”，所以，當時革命根據地也簡稱“蘇區”。但是，對於當時的中國農村而言，由於文化習俗的差異，“蘇維埃”的意思實在難以理解，很多農民根本弄不清楚“蘇維埃”是怎麼回事，於是根據自己的理解來作各種解釋。雖然在理解上有困難，但由於共產黨建立的各級蘇維埃政府都是代表廣大勞動群眾的，是全心全意為他們服務的，所以蘇維埃政府很快為他們所接受。 紅四方面軍進川時，原想一步到位，直接成立“四川人民政府”，並以此組織形式來號召和組織人民群眾。但西北軍委的這種設想遭到中共中央來電的嚴厲批評，並明確指出，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權，只能稱為“蘇維埃政府”。根據中央的指令，西北軍委在通江召開的會議上，確定入川後建立的革命政權稱為蘇維埃政府。所以川陝根據地以後也簡稱“川陝蘇區”。

1932年12月17日，紅七十三師二一七團作為紅四方面軍的先遣團，在團長洪美田帶領下，經由天池寺、核桃樹，越冰封雪蓋的大巴山，12月18日上午進占通江兩河口，在這裡，部隊擊潰守敵一連，通江縣政府和守軍倉皇出逃。二一七團第二營留守兩河口，主力繼續前進。二一七團二營隨即在兩河口建立了四川第一個工農革命政權——兩河口鄉蘇維埃政府。 1932年12月21日，西北軍委經通江縣北面的兩河口、泥溪場進入苦草壩。在這裡，發布了《紅軍入川十大綱領》，號召群眾反對軍閥和地主豪紳剝削，建立工農民主政府，並決定，建立川陝根據地。 12月24日，紅四方面軍解放通江。 入川之初，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重要的軍政機關幾乎全都放在這裡。

紅四方面軍入川五天后，12月29日，西北軍委立即組織成立了川陝省臨時革命委員會，曠繼勳任主席。川陝臨時革命委員會的中心工作就是宣傳、動員和組織群眾起來參加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隨著紅軍橫掃通、南、巴，建立各級政權成為西北軍委的緊迫任務。建立政權，首先要建立黨組織。 1933年2月7日，中國共產黨川陝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通江縣城召開。到會的地方及軍隊代表五百餘人，會議歷時一周。大會選舉袁克服、曾中生、吳永康、鄭義齋、傅鍾等三十七人組成中國共產黨川陝省委員會，袁克服任書記，組織部長余洪遠，宣傳部長劉瑞龍，婦女部長姚明善，秘書長吳永康。 袁克服，湖北省黃安人，1927年參加黃麻起義，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黃安縣委委員，總工會主席、縣軍事指揮部指揮長。 1931年紅四方面軍成立時，任紅四軍十二師三十四團政委。曾當選為鄂豫皖省委委員，共青團鄂豫皖省委書記，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團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後，1955年，袁克服被授予少將軍銜。

余洪遠，陝西西鄉人。 1932年參加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四方面軍第十師政治部宣傳員，中共巴中縣委書記，川陝省委組織部部長，川陝省保衛局局長，省政府副主席。新中國成立後，1955年，余洪遠被授予少將軍銜。 劉瑞龍，江蘇南通人。 1927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3年3月到川陝革命根據地，曾任陝南紅二十九軍政治部主任，後任中共川陝省委宣傳部部長，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政務院農業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農業辦公室主任等職。 第一屆川陝省黨代會的中心議題是創建川陝邊根據地。大會通過了《目前的政治形勢與中國共產黨川陝省黨的任務》《發展黨的組織與擴大紅軍》，作出立即召開“川陝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等重要決定。大會決定充分發動群眾，在黨的領導下，廣泛開展分配土地的鬥爭，徹底打垮封建統治勢力。大會號召川陝人民立即掀起參軍熱潮，擴大紅軍，壯大武裝力量，積極準備粉碎敵人的圍攻。會議決定將《川北窮人》改辦為省委機關報，組建中共川陝省委黨校，培訓黨的干部隊伍。從此，紅四方面軍前敵委員會領導地方黨的任務，正式轉交給中共川陝省委。川陝省委與各地方黨委和基層黨組織從此肩負起鞏固和發展川陝蘇區的重擔。在中共川陝省委統一領導下，川陝蘇區的工會、貧農團、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少先隊、童子團等各種群眾團體組織也迅速建立和發展。

川陝省委和川陝蘇維埃政府成立後，立即全力以赴地開展基層黨組織和基層政權建設。余洪遠在《力量的源泉，勝利的保證——川陝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文中回憶： 川陝省委建立後……省委決定立即派出一批幹部到各縣去開展工作。當時我和何緒榮、冷持齋三人被派往巴中。臨行之前，省委書記袁克服同志交給我們三項任務：第一是建黨建政，要求在兩個月內，把巴中的縣委、區委和縣、區政府建立起來，有組織地開展工作；第二是積極地擴大紅軍，準備打仗；第三是盡快組織工作隊，發動群眾，分配土地。當時感到最困難的就是缺乏幹部。我們三人研究，由我到紅十一師、十二師去要求部隊支援。部隊立即答應，除原派出的工作隊外，再增加六百多名幹部、戰士，專門負責幫助巴中縣的建黨、建政工作。具體分工是：十一師負責完成得胜山、曾口場、江口場、蘭草渡等區的組建任務；十二師負責楊柏河、清江渡、巴中城郊、恩陽河等區的組建任務……

在部隊的協助下，我們經過兩個星期的緊張工作，於三月初召開了巴中縣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選舉余洪遠、何緒榮、冷持齋、湯世付……等三十餘人組成中共巴中縣委員會。由余洪遠任縣委書記……湯世付任縣政府主席…… 1933年6月23日，中共川陝省第二次黨員代表大會在通江縣新場壩照山坪召開，到會代表二百四十八人，代表一百餘名黨員。會議聽取了曾中生代表省委所作的政治報告。根據反“三路圍攻”勝利後的新形勢和黨中央指示，大會作出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的決議，通過了《組織問題決議案》《鬥爭綱領》和《紅軍與地方武裝決議案》。決議案對發展黨的組織，提高黨員的質量，建立健全黨的支部，培養與提拔幹部，加強黨員幹部的理論學習等項工作都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和具體的要求。

1933年12月，劉湘向蘇區發起“六路圍攻”，為配合紅四方面軍粉碎敵人的進攻，川陝省委於1933年12月11日在巴中召開了第三次黨代會，此時全蘇區二十餘個縣已有黨員三萬多名，一千多名代表參加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進一步動員起來，黨政軍民全力投入反“六路圍攻”。 在反“六路圍攻”取得全面勝利後，1934年10月19日，川陝省委在巴中縣城雲屏書院召開第四次黨員代表大會。大會總結了反“六路圍攻”勝利的經驗，討論了粉碎“川陝會剿”的緊迫任務，通過了《開展游擊戰爭的決議》，制定了發展和擴大地方武裝的計劃。會議改選了省委，由周純全擔任省委書記，周純全代表省委作《川陝第四次全省黨員代表大會總結》。 離開鄂豫皖根據地後，千里征途中，紅四方面軍飽嚐失去根據地的痛苦和困難，飯沒處吃，給養沒處籌，部隊沒處住，傷員沒處養，紅軍沒人補，信息沒人通，事實說明，根據地是部隊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正因為如此，紅四方面軍對於幫助地方建黨建政高度重視，總政委陳昌浩親自抓這項工作，除了自己親自參加基層黨組織和政權建設外，還要求各級部隊的主要領導高度重視和參與這項工作。根據總政治部的要求，紅七十三師政委張廣才、紅十一師政委李先念等一大批軍師級高級領導都親自參加工作隊，帶隊到基層幫助和指導地方開展建黨建政工作。紅四方面軍各部隊接合部隊駐地情況，對口幫助各地開展建黨建政工作：紅四方面軍總部直屬機關幫助建立赤江縣委；紅十一師幫助建立巴中黨組織；紅七十三師幫助建立南江、紅江的黨組織；紅四方面軍總醫院幫助建立赤北的黨組織。截至1933年3月底，這五個縣全部成立了縣委縣政府。 建黨建政工作中，最為缺乏的是乾部。當時的縣委、縣政府建設多是由部隊幫助建成，各級領導幹部也都是由部隊的干部戰士擔任。但部隊的干部戰士都是要回到部隊去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川陝省委、省蘇維埃立即動員各級黨校大力開展幹部培訓工作。 《中國共產黨川陝省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組織問題決議案》明確規定，每個黨員必須加緊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知識，對於新黨員要有計劃地進行訓練，通過小組會議，讀書讀報，公開演講和開辦識字班等途徑，提高黨員的理論水平和文化水平。 1933年7月，中共川陝省委黨校成立於通江，首任校長陳開，後由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繼任。省委黨校主要培養縣、區委幹部。有的縣委也開辦有黨校，如巴中縣委就率先開辦。余洪遠回憶： 縣委決定：立即開辦黨員積極分子訓練班，大力培訓當地干部。先後辦了兩期，第一期從七個區抽調黨員和非黨群眾積極分子共五十多人參加，組成了臨時支部負責領導學習。課程主要有五門：一是黨的基本知識；二是發展黨的組織，建黨、建團、建政；三是擴大紅軍，組織地方武裝；四是學習土地法大綱，怎樣分配土地；五是如何做好群眾工作……學習二十五天就畢業了……第二期，共參加二百多人，全是黨團員，學期一月，課程除原五門外，另加財政工作、糧食問題。學員畢業後，除少數留縣委、縣政府機關外，主要分到基層開展工作。 …… 此外，當時省委還設立了黨校和彭楊軍政學校（以革命烈士澎湃、楊殷的名字命名的）黨校主要培訓基層黨支部成員……彭楊學校主要為軍隊培養連排幹部…… ……川陝根據地黨組織的發展是相當快的，有時紅軍打下一個地方，要求十天半月，甚至一個星期，就把黨的組織建立起來。因此，發展組織的方式和手續都較簡單，首先召開各種群眾大會，廣泛宣傳黨的主張，說明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替勞苦大眾謀利益的，要求入黨的人經過審查，就舉行入黨宣誓。 雖然發展黨員很快，但條件也很嚴格。當時入黨條件強調三個方面： 政治條件——階級成分好，僱工、貧農等勞動階級才能入黨，地主、富農等剝削階級絕對沒有資格。 思想條件——對共產黨有初步的認識，自願為之獻出一切。 《十大政綱》要背熟，隔一兩天就來人考查，看你記住沒有。 工作表現——工作積極、作戰勇敢。平時，共產黨員要找能在群眾中帶頭的分子，戰時，誰個有決心消滅敵人，誰個在火線上勇敢的誰就可以加入黨。 支部考查和入黨宣誓極其嚴格莊重。支部考查有談話考查、給任務考查和火線考查等方式。長赤縣朱公鄉蘇維埃主席吳華傳，負責保管全鄉打土豪劣紳收繳的銅圓、銀圓和鴉片，繳獲太多，多得用背篼裝。吳華傳嚴守紀律，悉心保管，沒拿一點回家。一天，紅軍工作隊徐科長突然問他：“繳了多少銀圓和鴉片？”吳華傳如數一一說了。徐科長一清點，分兩不少。隨後，吳華傳光榮入黨，不久擔任了鎮子區區委書記。 林自親是南江縣翻壩鄉的貧苦農民，紅軍解放南江，林自親表現積極，跟著紅七十三師工作隊到處貼標語、打糧食、捉反動派。成立鄉蘇維埃時，被選舉為蘇維埃主席，以後又被選舉為南江縣蘇維埃主席，他聽說紅軍是共產黨派來的，專門打反動軍閥，解放窮人，便找到七十三師駐翻壩鄉工作隊長蘇榮華。經過對他的了解，一天晚上，蘇榮華向林自親詳細講解了共產黨的主張，林自親再次表示了加入共產黨的強烈願望。幾天后蘇榮華告述林自親：“你被批准入黨了，要保守黨的秘密，連老婆都不能說。” 在通、南、巴蘇區，千千萬萬個和熊國炳、吳華傳、林自親一樣的貧苦農民就這樣跨進了黨組織的大門，開始了自己嶄新的人生。 革命戰爭年代，天天都是血與火的鬥爭，殘酷的鬥爭環境要求黨組織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戰鬥力，而實現這些靠的就是組織紀律，鐵的紀律就是勝利的保證。川陝省委對黨的組織紀律要求極為嚴格，川陝省委印發的《黨員須知》規定： 1.黨的紀律是鐵的紀律，對任何同志不稍寬籍。 2.黨的紀律是含有教育性的處罰，要使同志自覺的去糾正和克服他的錯誤。 3.黨的最高紀律是開除黨籍。開除黨籍，就是表示他的政治生活破產。 4.黨內沒有血的紀律。 為適應戰爭環境，提高黨的戰鬥力，中共川陝省黨組織規定了黨員必須遵守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群眾紀律、戰場紀律、經濟紀律、保密紀律、工作紀律。 政治紀律：始終相信黨，高度統一，反對分裂； 組織紀律：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絕對執行黨的決議； 群眾紀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戰場紀律：身先士卒，衝鋒在前，退卻在後； 經濟紀律：廉潔奉公，嚴禁貪污； 保密紀律：嚴守秘密，要命也不能向任何人包括父母、妻子說出黨內秘密； 工作紀律：忠於職守，再艱鉅的任務也要按時完成。 黨員違犯紀律，就要受到處分與製裁，當時的實際情形是：“初犯受教育，二次剝點皮，再犯頭落地。”川陝省第二次黨代會《組織問題決議案》中嚴厲指出： 黨員對上級決議應該絕對執行，黨在蘇區內，應該實行紀律軍事化，在蘇區的每個黨員對各方面工作要負嚴重的責任，如臨陣脫逃，洩漏秘密和違犯黨的路線與不執行黨的決議，或在紅軍中或在蘇區內進行小組織的活動，都要受到黨嚴重的紀律制裁……黨員屢犯錯誤，離開黨的路線，不能改正者，當受紀律的嚴重製裁，實行清洗出黨。 如果說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戰鬥力的倍增器，那麼如同水桶外面的鐵箍，鐵的紀律就是勝利的保障。在非常時期，川陝各級黨組織執行紀律的確極為嚴厲。宣漢縣鳳鳴鄉游擊隊隊長陳大林對敵鬥爭英勇果敢，土豪劣紳聽到他的名字就聞風喪膽，但陳大林沒能抵禦住金錢的誘惑，當看到打土豪沒收的鴉片和銀圓堆放在自己身邊時，窮苦一輩子的他動了心，他將一部分鴉片和銀圓佔為己有。事發以後，儘管他追悔莫及，但仍被處以極刑。客觀地看，當時嚴酷的環境使得執行黨的紀律時有偏激過火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顯示出蘇區黨的紀律之崇高和威嚴，讓任何人不敢藐視。在強敵和困難面前，川陝蘇區的發展和紅四方面軍的節節勝利，最有力地說明了，鋼鐵的紀律練就了鋼鐵的隊伍和鋼鐵的意志，大批優秀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英勇鬥爭、積極工作、埋頭苦幹、勤勞樸素，成為根據地建設和軍隊建設的骨幹力量。 在加強黨組織建設的同時，川陝蘇區的政權建設也同步進行。 共產黨是有著崇高政治目標的政治組織，政權建設要從法治的基礎上實現黨的各項目標。中共川陝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川陝省蘇維埃組織法》。組織法總則開宗明義地宣布： 川陝省蘇維埃是川陝工農兵的代表會議。這一政權，屬於全川陝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群眾。在中國共產黨川陝省委領導之下，堅決執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頒布的一切法令和指示，保護工農勞苦群眾利益，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擴大革命戰爭，爭取蘇維埃政權在全川陝的首先勝利，直到全中國的勝利。 《川陝省蘇維埃組織法》對各級蘇維埃政權的組織系統和工作內容作了明確的規定和要求，對各級蘇維埃政權機構的地位、人員配備、工資待遇、職權範圍作了詳細的規定。對各級蘇維埃代表的產生辦法、人選資格以及代表的權利作了明確的規定。 在蘇維埃政權中，只有工人、農民、紅軍士兵以及一切勞苦大眾有權選舉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沒有選舉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的自由權利。 組織法對政權機構的設置極為詳盡，如縣蘇維埃的組成包括縣軍區指揮部、財政委員會、經濟委員會、交通局、政治保衛局、革命法庭、土地委員會、勞工委員會、糧食委員會、文化委員會、內務委員會等機構，同時，每個機構都有明確具體的工作內容。如縣蘇維埃土地委員會的工作內容是： 1.檢查各區分配土地是否按土地法令執行，立即進行查田……迅速分配土地；2.辦理修塘、打堰、築堤、開溝、水利灌溉等，研究土質的好壞，適宜種什麼東西，計劃運輸肥料，解決農具的需要，開墾荒地等；3.執行省蘇對土地問題的決議和指示。 在經濟文化極其落後的貧困山區，敵人正在向我發動瘋狂進攻背景下，剛剛成立一個月的紅色政權就出台了《蘇維埃組織法》，即使在今天來看，這部組織法也是主旨清楚、條文周詳、任務明確、通俗易懂、便於執行。 根據組織法，1933年2月17日，川陝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通江召開，到會代表一百五十人。大會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為革命根據地的根本大法，這樣就以法律的形式將革命取得的成果固定下來，而且明確地指出了革命將繼續爭取的方向。大會選舉成立了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川陝省蘇維埃下設財政、經濟、外交、交通、土地、勞工、糧食、文化教育、內務、工農監察等委員會和政治保衛局、革命法庭、戒菸局等機構。帶領紅軍翻越大巴山進入四川的貧苦農民熊國炳被選舉為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 但熊國炳的一生坎坷而艱難，令人扼腕。 帶領紅軍翻越大巴山入川後，熊國炳就成為革命的積極分子，在熊家灣打土豪分田地，被選舉為鄉赤衛隊隊長和蘇維埃主席。 1933年2月，在籌備成立川陝省蘇維埃時，已經轉任通江縣委書記的劉子才將熊國炳推薦給新任的川陝省委書記袁克服，經袁克服介紹，熊國炳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了川陝省蘇維埃的籌備工作。 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召開的川陝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上，熊國炳以他親身經歷聲討和控訴國民黨反動軍閥、地主惡霸的滔天罪行，熱情歌頌共產黨紅軍為勞苦大眾翻身求解放的功績。他的發言樸實真誠，大大激發了參加會議的代表們的熱情。經張國燾提議，參加會議的一百五十多名代表一致同意選舉熊國炳為第一屆川陝省蘇維埃主席。這樣，一個貧苦的農民登上了川陝地區革命的歷史大舞台。 熊國炳是一個普通“泥腿桿子”，沒有文化，也沒有領導工作的經驗，被革命的大潮推向川陝省政府的最高領導崗位，在新的工作面前，在大批紅軍將領和老領導面前，他有些惶恐和惶惑，甚至有點手足無措。但他以淳樸和熾熱激情投入革命事業，他不會當領導，在實際工作中，真正起指揮作用的是紅四方面軍派來的秘書長黃超。但熊國炳勤勤懇懇，認真努力地干好交代給他的每一件事，從未懈怠，更未擺架子耍權威。紅四方面軍長征時，熊國炳負責部隊的後勤物資供應，在紅軍西路軍中，熊國炳擔任後勤部總經理處處長，協助鄭義齋開展工作。西路軍失敗後，根據安排，熊國炳帶領兩百多名後勤人員隨左支隊行動，後部隊被敵人打散，熊國炳從敵群中殺出來，卻落入一個深深的大雪坑昏死過去。不知過了多久，他甦醒過來，由於摔傷加上低溫，他的左腿已經凍傷。熊國炳咬牙從雪坑中慢慢爬出，爬了半天后，遇到兩名倖存戰友。他們扶起熊國炳，找了點柴火點燃取暖。恰逢畢占云支隊的參謀方震帶領一些失散人員過來，見此情景，方震決定給熊國炳留下五名戰士。第二天，這五名戰士扶著熊國炳向西走，突然與馬家軍的搜山隊遭遇，他因為自己腿受傷不能走，命令那五名戰士快跑，為掩護他們，熊國炳身負重傷，被敵人俘虜。敵人沒有了解到他的真實身份，看他這個樣子以為他是一個伙夫，放鬆了對他的看管，他乘機逃出魔掌。身負重傷的熊國炳靠爬行乞討艱難求生，在九家窯村，一位張姓老人收留了他，並用土法為他治好傷。傷好後，為不連累老人，熊國炳隻身流落到了酒泉。此時馬匪正在到處搜捕“赤匪首犯”徐向前、陳昌浩、熊國炳。形勢十分險惡，熊國炳整日小心翼翼，到處躲藏。為求生，他到酒泉城內王家醋坊打短工，晚上蜷縮在王爺廟的角落裡睡覺。這段時間，熊國炳多次試圖離開酒泉尋找紅軍，但每次出去總是遇到敵人的崗哨關卡盤查而退回。熊國炳欲走不能，只好隱姓埋名繼續躲藏。幾年以後，他在酒泉安家直至解放。 新中國成立後，熊國炳自食其力，在酒泉農村勞動。由於與紅軍大部隊和黨組織長期失去聯繫，且因西路軍的巴山兒女大部分都犧牲而自己苟活，熊國炳深感慚愧，自覺無臉見黨組織，無臉見四川父老鄉親，就這樣隱姓埋名二十多年。 1960年，自然災害導致全國餓肚子，這年10月，熊國炳家庭生活困難陷於絕境，家裡沒有糧食，飢餓導致舊傷復發，渾身浮腫，無錢醫治，身體越來越差。有人知道了他的身世，勸他找組織，他說，自己脫離了黨組織幾十年，對不起紅軍，對不起黨組織，寧肯自己吃點苦也不給組織找麻煩。在病、傷、餓的困境下，終與世長辭，死後即埋葬在酒泉市泉湖鄉許家磨灣的沙漠裡。紅四方面軍老戰士、原成都軍區副司令陳明義將軍講：“熊國炳是個工農幹部，我接觸過他，是個好同志，我們活著的人對他的死是過意不去的。解放後他沒有任何特殊要求，這就看出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品質是高尚的。” 1933年8月1日，川陝省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巴中召開。會議通過《目前形勢與川陝省蘇維埃的任務》的決議，決議強調，要“健全各級蘇維埃組織”，“發動廣大工農群眾審查和批評蘇維埃工作”，“吸引鬥爭精神好，成分好，不怕得罪發財人的工農分子到各級蘇維埃來。” 1933年10月，儀南、營渠、宣達戰役勝利後，根據地得到了空前發展，建立了鼎盛時期川陝蘇維埃政權，共有二道二十三縣一市，一百六十多個區、九百多個鄉、四千三百多個村。 按照《川陝省蘇維埃組織法》規定，縣工農兵大會選舉產生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負責執行和監督工農兵代表大會作出的決議；執行委員會產生常委會，常委會產生主席，領導縣蘇維埃“一部二局七委一庭”，即縣軍區指揮部，政治保衛局，交通局，財政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土地委員會、糧食委員會、勞工委員會、內務委員會、文教委員會，革命法庭。 《蘇維埃組織法及各種委員會的工作概要說明》還規定了各級蘇維埃工作人員與工資的暫行條例： 1.縣蘇執委二十七人，常委會十一人……縣蘇常委十一人內須脫離生產，每人每月工資六元（伙食費均在內）…… 2.區蘇執委十三人，候補二人，常委七人……每月工資五元（伙食費在內）…… 3.鄉蘇執委七人……工資每人每月四元（伙食在內）…… 4.村蘇設主席、土地委員、勞工委員，三人均需參加生產，不能起夥。 按照當時的體制，紅四方面軍屬於野戰軍，直屬西北軍委管轄，川陝省蘇維埃也建立了屬於西北軍區和川陝省軍區管轄和指揮的為數眾多的游擊隊、戰鬥連、獨立團、獨立師、赤衛軍等地方武裝組織，擔負保衛蘇區、維持治安、偵察敵情、訓練軍事、擴大紅軍、配合作戰等任務。 地方武裝組織的任務是：維護蘇區治安、清剿反動武裝和配合紅軍作戰。 當時川陝有一些反動會道門組織，這些反動會道門成為敵人的爪牙和走狗，經常聚集會徒襲擊根據地，製造慘案。通江有一夥反動會道門武裝自稱“蓋天黨”，常在沙溪、洪口一帶進行搶劫、暗殺活動，先後殺害區鄉村蘇維埃幹部四十餘人，燒毀房屋數百間，還狂叫“打到王坪去，踏平總醫院”。赤北縣委決定拔掉這個毒瘤，為民除害，安定一方。 1934年8月中旬，赤北縣軍區指揮部調集沙溪、洪口、鋼溪三個區赤衛軍配合川陝省保衛局警衛營、總醫院警衛營，向盤踞在向陽寨的這夥土匪發起攻擊。警衛營兵分四路，每路由一連赤衛軍配合，經過三天三夜的圍剿，全殲了這股土匪，擊斃匪幫頭子，保衛了蘇區大後方及紅軍總醫院的安全。 川陝蘇區的地方武裝經過無數次戰鬥考驗，已經成為一支支訓練有素、作戰勇敢、紀律嚴明的武裝隊伍，在紅四方面軍不斷戰鬥、減員、擴編的情況下，這些地方武裝組織源源不斷地被編入正規紅軍部隊，成為紅軍發展壯大的重要兵力來源。據不完全統計，僅南江、長赤兩縣，從獨立團、營、游擊隊等成批改編為紅軍部隊的，就多達八千餘人。 打土豪、分田地是動員和號召貧苦大眾擁護蘇維埃，參加紅軍的直接動力，也是建黨建政的首要任務。入川後，在各級蘇維埃尚未建立時，西北軍委政治部就專門發布《關於土地問題的佈告》： 川陝省父老兄弟姊妹們！ 土地是窮人的勞苦僱工農民的命根子呀！地主豪紳富人佔據了許多土地，自己不做莊稼，僱工農民每年繳納租糧給他們，他們就坐著享福、有錢有勢、壓迫窮人，無所不為…… 僱工農民要想解決自身痛苦，不但要取消苛捐雜稅，還要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貧苦的工農……窮人向地主豪紳奪回土地，就是真正從十八層地獄裡翻身了。 …… 僱工、佃農、兵士，要分得田地，中農的土地，要不受人家併吞，不要還糧上稅受剝削，自己耕種即歸自己所有，就要起來拿著武器組織政權，來鎮壓舊的壓迫者，土地才能歸到被壓迫者手裡來。 土地歸貧苦農民，糧食歸窮人，八小時工作，政權歸工農兵蘇維埃。 為了動員廣大貧苦百姓參加革命，西北軍委從紅四方面軍各部抽調大量有基層工作經驗的干部戰士組成工作隊深入農村，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分配和擴大紅軍工作，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編印了《怎樣分配土地》的小冊子，對“為什麼要分配土地”、“怎樣分配土地”、“農村階級說明”、“土地問題解答”等方面內容，作了極為詳盡的說明。 （一）為什麼要分配土地？ 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勢力的根本基礎，徹底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分配給無田的農民耕種，就是根本肅清封建勢力，驅逐帝國主義…… （二）怎樣分配法 目前平分一切土地應由鄉為單位，按照人口和勞動力混合起來分配……首先把紅軍的土地分好，紅軍公田提出來，再把好壞遠近的田地、山林、池塘、竹園等作一總的計算，兼配得好好的，按人口與勞動力混合劃分…… （三）農村階級說明 （1）打長工的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叫做雇農。 （2）自己有少數土地，賣短工，做小販，或佃種人家的田地耕種，受人家的剝削與壓迫，一年收入不夠吃用，這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叫做貧農。 （3）自己的田地，自耕自種，在政治上受豪紳地主的壓迫、在經濟上受苛捐雜稅的剝削，他本身又不剝削人家，一年收入供給他全家人口需要恰恰夠了，沒有多餘的叫做中農。或一年請幾個短工或請一個放牛的，全年收入供給全家人需要所多無幾，一年多上幾石谷或出賣貨物多一二百串錢，叫做富裕中農。 （4）自己有餘土地租給別人耕種，他可收租，或種不完、僱人耕種剝削雇農，或自己種田又有多餘的金錢放高利貸，或自己種田地又請人做生意……一年除供給自己家普通農民生活須要外有多的，這個多的由剝削而得來的，就叫做富農。 （5）自己把田地佃給人家耕種，專靠剝削人家生活，自己不勞動者的叫做地主。 中共川陝省委、省蘇維埃成立以後，為推進蘇區建設，發布了一系列決議、佈告，如《中共川陝省委關於紅五月工作的決議案》《川陝省總工會紅五月工作計劃決議案》《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佈告》《加緊生產運動決議》《中共川陝省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共川陝省第二次黨員代表大會討論的鬥爭綱領》《共青團川陝省委關於文化教育決議》《少共川陝省委關於青年文化教育決議》《川陝省軍區指揮部條例》《西北軍區赤衛軍條例》《優待專門人才暫行條例》《川陝蘇維埃稅務條例草案》《川陝蘇區商業條例》《優待紅軍條例》《婦女鬥爭綱領》《告商人書》《公糧條例》《正確執行稅務條例》《川陝省革命法庭條例》《中共川陝省委關於白區工作決議案》等，這些政策、條例、法規、決議，涵蓋了社會、政治、經濟、法律、婦女、青年、教育等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在紅色政權初創時能夠做到如此系統和完整，在當時全國幾大蘇區裡，尚屬第一。 為了讓這些制度政策人人皆知，隨時可看，不怕風吹雨打的損壞，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和各軍、師的政治部分別組織人將其刻在石頭上。今天這些石刻已經成了極為珍貴的革命文物，珍藏在北京的軍事博物館和四川的川陝革命根據地博物館裡。 在川陝蘇區存在的三年時間裡，中共川陝省委和川陝蘇維埃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建設和鞏固了根據地，培養和造就了大批黨政幹部，發展了根據地的農業、工業、教育、衛生、金融、工商等事業，動員了數万人參加紅軍，組織了二十多萬人的運輸隊為紅軍運送給養和傷員，領導群眾發展生產，保證了紅四方面軍八萬多部隊和大量地方部隊以及黨政機關的全部糧食供應。 中央對紅四方面軍創立川陝蘇區深表嘉許，1933年8月，中共中央在致紅四方面軍的一封信中指出： 你們每一個勝利，都將加多整個革命戰爭勝利的機會。 這種驚人的勝利，給整個西北的革命運動，奠定了最強固的基礎…… 在土地革命時期，川陝根據地是與江西瑞金根據地齊名的大根據地之一。 1934年，毛澤東在瑞金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 ……由於紅四方面軍的遠征，在遼遠的中國西北部，開展了廣泛的群眾革命鬥爭，把蘇維埃的種子廣播到革命形勢比較落後的區域中去了。紅四方面軍的英勇善戰，在不足一年之內，已經在二十餘縣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已經發展了十倍以上的紅軍隊伍，號召了整個四川的工農勞動群眾與白軍兵士傾向於蘇維埃革命，在中國西北部建立下蘇維埃革命新的強有力的根據地。川陝蘇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個大區域，川陝蘇區有地理上、富源上、戰略上和社會條件上的許多優勢，川陝蘇區是揚子江南北兩岸和中國南北兩部間蘇維埃革命發展的橋樑，川陝蘇區在爭取蘇維埃新中國偉大戰鬥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