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巴山秘密協定”
1933年5月21日，一名國民黨少校軍官來到苦草壩紅四方面軍總部，他自我介紹名叫武志平，代表陝軍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前來與紅軍接洽談判互不侵犯事宜。上年年底，紅軍西征經過陝西時，還與三十八軍交過手，現在怎麼就要談互不侵犯呢？要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還得從頭說起。
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其實際權力僅僅限於東部沿海幾個省份，中國的南方、西南和西北等幾乎大半個中國，都還掌握在各地方軍閥手中，雖然這些軍閥表面上也歸屬於國民政府，但他們手握槍桿子，掌握著地方的軍政大權，魚肉百姓，與南京國民黨政府貌合神離，對國民政府的指示陽奉陰違，有利的就執行，沒利的就不聽不辦。蔣介石對這些國內的軍閥割據勢力極為頭疼，採取縱橫捭闔，分化瓦解，又打又拉等各種手腕來對付這幫軍閥。就在蔣介石與其他大大小小軍閥爭鬥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共產黨領導的紅軍迅速發展起來。蔣介石與軍閥們的鬥爭是同一營壘裡的黑吃黑，紅軍與國民黨政權以及大大小小的軍閥則是階級對立，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蔣介石在“剿共”的旗幟下，拉攏這幫軍閥一起來“圍剿”紅軍，同時利用一切機會削弱甚至吃掉這些軍閥，最為典型的是以追剿紅軍為名進入貴州，然後順便收拾貴州軍閥王家烈。所以各地軍閥既怕紅軍革他們的命，也怕蔣介石繳他們的槍。在紅軍和蔣介石兩股力量面前，為確保自己的利益，這些軍閥們各打各的算盤。只要紅軍是路過而不是佔領自己的地盤，他們就打槍打炮，熱熱鬧鬧地將紅軍“禮送出境”，如果紅軍要在其地盤上紮根建立根據地，那他們就要拼命。這些軍閥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以鄰為壑，互相傾軋。
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陝前，陝西由楊虎城的十七路軍控制。楊虎城原為西北軍馮玉祥的部下，蔣閻馮大戰後，蔣介石分別擊破閻錫山、馮玉祥，閻錫山退回山西老巢，馮玉祥出洋考察，然後將馮玉祥的西北軍分而治之。 1930年，十七路軍進駐陝西，蔣介石對楊虎城兩手並用，任命其為陝西省主席兼十七路軍總指揮，又在臨潼設立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任命顧祝同為主任，在陝豫邊界擺放三個師，讓楊虎城時時感受到蔣介石的威脅。
紅軍由湖北入陝後，蔣介石令楊虎城參與堵截，此時楊虎城對紅軍並無認識，認為紅軍不過是“流寇”，同時也擔心蔣介石以“追剿”紅軍為名進入陝西，威脅自己陝西王的地位，於是派出部隊在秦嶺、關中一帶阻擊紅軍，與紅軍硬碰硬地打了幾仗，結果慘重損失，西安震動。嚐到了苦頭後，他也知道紅軍的厲害。誰知紅軍並未在陝西久留而是飛兵入川，並且將川軍打得雞飛狗跳，一敗塗地。楊虎城則樂得在一旁看熱鬧。
1933年2月，駐甘肅天水的楊虎城十七路軍三十八軍孫蔚如部奉蔣介石命令與胡宗南部“換防”，胡宗南部到川陝甘交界處的戰略重鎮天水，楊虎城的三十八軍進駐漢中地區，在東起鎮巴、西到寧羌沿五百餘里大巴山一線布防，協同川軍田頌堯部圍攻紅四方面軍。蔣介石這一手一石三鳥。胡宗南的第一師是他的精銳戰略預備隊，嫡系中的嫡系，蔣介石將其放在陝甘川三省交界處的戰略重鎮天水，一是防止紅軍西進陝甘，二是監視和威脅西安的楊虎城，三是讓楊虎城的西北軍參與“圍剿”紅軍以消耗其實力。
楊虎城原來還覬覦甘肅，蔣介石的這一招使得楊虎城不光西進甘肅的夢想落空，還要與紅軍對峙，楊虎城對此極為不滿。蔣介石的這一招也讓剛剛進川的紅四方面軍面臨腹背受敵的嚴重威脅。
紅四方面軍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雖然部隊在特定的環境下獨立作戰，但黨中央也在隨時想法支援和幫助各根據地的紅軍。紅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根據地後，為策應和協助紅四方面軍，中共中央上海局加強了陝甘軍事情報通信和秘密聯絡工作。中央軍委任命中共地下黨員、楊虎城衛士營營長張漢民為中共陝甘特派員，化名田慎頤，負責蒐集國民黨中央軍和陝軍的軍事情報。張漢民與陝甘游擊隊建立了交通聯絡站，負責護送上海中央局、陝西省委與游擊隊的來往幹部，輸送武器物資，籌款，安排紅軍傷員秘密送往內地治療等工作。利用職務之便，張漢民先後接納了王超北、李慕愚、史維然、汪峰、唐一民、張晗輝、李銳、杜潤滋等兩百多名共產黨員到他的部隊任職，開展軍運、統戰聯絡、籌建紅二十六軍，向中央輸送西北情報。
1932年11月29日，紅四方面軍進入陝西子午鎮，一次殲滅楊虎城部四個營，西安震動，張漢民即受命與紅四方面軍取得聯繫。 1933年底，張漢民所在警衛團尾隨紅四方面軍進駐陝南南鄭，此時紅四方面軍剛剛渡過漢江到達上元觀，張漢民即派所部通訊排長共產黨員雷茂化裝成樵夫，與紅四方面軍接上了聯繫。徐向前、陳昌浩等總部領導表示，紅四方面軍即將進川，待進入四川建立根據地後再進一步聯絡，現在部隊急需五萬分之一的四川地圖，軍情緊急，請雷茂三天內送來。雷茂返回褒城草涼驛警衛團駐地取到地圖後已是12月18日，超過了三天期限，紅軍已出發。雷茂急忙循著紅四方面軍行軍路線追趕，一直到天池寺、西河口才追到紅軍大部隊將地圖交給紅軍。這份地圖解決了紅軍入川之急需，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總部領導拿到地圖後，對地下黨卓有成效的工作極為感謝。
由於雷茂此行前後共二十多天，張漢民在部隊駐地得不到他的消息很著急，於是再派張晗輝去尋找紅軍。張晗輝取道上元觀、西河口穿越人跡罕至的原始森林，進入四川苦草壩，與紅四方面軍取得聯繫。看到紅軍已進四川，張漢民計劃兵變後打出紅旗與紅軍配合，於是再派張晗輝返回苦草壩向紅四方面軍領導通報情況。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人研究後認為，警衛團是楊虎城的貼身部隊，張漢民留在警衛團內進行秘密工作，與紅軍保持聯繫對革命工作更為有利。於是對張漢民的計劃提出勸阻，但允諾，如果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時可以公開打出紅旗。張晗輝代表警衛團與紅四方面軍總部訂立協定：互不侵犯，友好往來，互通情報。張晗輝攜帶紅四方面軍總部給張漢民的函件，從苦草壩返回南鄭，途經西河口時被敵通江民團徐躍明部拘押，徐部一名叫李元華的小隊長將張晗輝殺害。紅四方面軍與陝西地下黨剛剛建立的聯繫中斷了。
1933年2月，蔣介石命令十七路軍駐甘肅天水的三十八軍孫蔚如部與胡宗南駐陝南部隊“換防”。蔣介石此舉令楊虎城十分惱怒。上海中央局認為，這是給楊虎城做工作的有利時機。同時，為突破敵人對川陝蘇區的封鎖，最好能安排一個能在紅四方面軍和楊虎城十七路軍之間做聯絡工作的人。
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負責人王世英、王超北來到西安物色人選，十七路軍機關報《西北文化日報》副社長、總編兼楊虎城的秘書宋綺雲是我黨地下黨員，宋綺雲介紹了西北軍楊虎城部的少校參謀武志平。
武志平，北京人，1901年出身於北京定辛莊一書香世家，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武志平思想進步，對黑暗現實極為不滿。王世英通過宋綺雲及其夫人徐俠林給武志平做工作，得到了武志平的積極回應。 1933年3月23日，在西安東大街安林藥舖，由宋綺雲夫婦介紹，武志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據武志平回憶：一九三三年三月，黨駐在西安的地下組織負責同志王右民、宋綺雲向我傳達黨的“特科”的指示：
一、利用你在十七路軍部隊裡的公開職務（當時我在三十八軍任少校參謀）和社會關係，為黨蒐集情報，如作戰計劃；各種信號、口令、電報密碼、軍用地圖；敵軍的兵種、兵力部署；指揮官姓名，簡歷、信仰、嗜好、政治態度以及他們與蔣介石和友鄰部隊之間的關係等等。
二、利用十七路軍部隊在陝南與紅四方面軍形成直接敵對的形勢，通過可靠的關係建議楊不要和紅軍正面衝突為蔣介石打天下，並設法創造機會秘密建立川陝蘇區對外交通線，及時將軍事情報直接送到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並將紅軍所急需的物資運送到川陝蘇區，以解決紅軍缺乏物資的困難。
三、利用白軍內部的各種矛盾，爭取雜牌部隊守中立或在對紅軍作戰時採取消極態度，並利用各種關係，採取各種辦法抓好兵運工作，鼓動白軍暴動、譁變，攜帶武器向紅軍投誠。
黨指出：紅四方面軍到達川陝蘇區還不久，在敵人的特務組織還沒有在蘇區周圍形成有組織的包圍之前，以我在陝軍內部的公開職務進行這項（主要是前兩項）工作，條件是極為有利的。
武志平回憶說：“王右民同志對我說，工作任務艱鉅重大，必須主動靈活，積極地、當機立斷地完成任務，並約定我由他單線領導，並約定了接關係的暗號和秘密聯繫方法。我草擬了一個進行工作的簡要計劃，得到組織的批准後，很快行動起來。”
經宋綺雲推薦，楊虎城派武志平到三十八軍孫蔚如部任少校參謀。
楊虎城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是一個具有民族正義感的愛國軍人，素有政治抱負，是主張抗日的國民黨地方實力派人物，他不希望在內戰的戰場上消耗中國武裝部隊的實力，他更不願意自己與紅軍火併，讓蔣介石坐收漁翁之利。蔣要他進攻紅軍，使他與紅軍兩敗俱傷，到時蔣再名正言順地對其部隊縮編，甚至裁撤，這是他絕對不願意的事情。
楊虎城身邊有不少進步人士，除了宋綺雲外，有一位同情共產黨的進步人士杜斌丞對楊虎城影響很大，楊虎城對其奉若上賓，並聘請其為自己的高級顧問。武志平與杜斌丞過從甚密，他希望杜做楊的工作，讓楊保存實力不要與紅軍發生衝突，以免讓蔣漁翁得利。 1933年初，杜銜楊之命前往天水向孫蔚如傳達機要，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對進至川、陝地區的紅軍和進入陝、甘地區的蔣介石嫡係部隊胡宗南應採取什麼態度以及與胡宗南部換防問題。
武志平回憶：
杜到達天水的一天，我到馬跑泉去迎接，途中我們很自然地談到紅軍進入川、陝地區的問題。杜說：以我的看法，如紅軍西進，我們應當有意識地放過去；如果紅軍要在川、陝邊區停留下來的話，我們最好不打……
……我和杜商談由他建議楊就停戰議和問題與紅軍談判。但茲事體大，必須容楊多方考慮，待機行事。即使楊一時下不了決心，還是要爭取好的結果，問題要從楊本身的利害關係來提出。這就需要有較成熟的時機條件。
5月上旬，武志平接到杜斌丞先生一封密信，信中暗示“所議有成，日內便見分曉”。沒隔兩天，三十八軍參議王宗山從西安捎來了楊虎城給武志平的一封密信：
因為是楊虎城身邊派來的，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本來就對武志平另眼相看，現在有了這封信，武志平也利用這層特殊關係，積極開始了對孫蔚如的工作。武志平回憶：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在漢中孫三十八軍司令部，我和孫作了一次較長時間的談話。我故作什麼情況都不了解的樣子，我們先談到十七路軍正面臨著與紅四方面軍正面接觸的形勢，如果正式打起來會得到什麼樣的後果，如不願打又計將安出。我和孫的談話是遵照黨的指示進行的，但在表面上須以維護楊、孫的利害關係來談。孫對我所提的問題很感興趣，我們從軍事、政治形勢上作了分析，結論是：除了和紅軍採取友好的聯絡，避免正面衝突以保存實力之外，再也找不出什麼好的辦法……第二天，又經過兩度談話之後，就確定由我到川北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進行聯繫。我表面上是代表楊虎城（孫蔚如）和紅軍談互不侵犯的問題，實質上是遵照黨的決定做黨的工作。
孫蔚如專門給紅四方面軍的領導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寫在一幅絹上：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裝成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從南鄭出發，出發前，武志平偷偷帶上了事先已經秘密準備好的一套川、陝、甘地區十萬分之一地圖以及國民黨總參謀部頒發的甲、乙、丙三種秘密信號、口令、軍用密電碼、燈語、地對空聯絡標誌等重要物資和情報。在巴山深處，武志平被一個叫袁剛的土匪綁架，險些被害。武志平是見過世面的人，與袁剛虛與委蛇，最後竟然讓土匪招待一頓，留住兩夜後放行。在深山老林裡，武志平一人艱難跋涉，終於5月21日到達兩河口，見到了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傅鍾。得知武志平的來意後，傅鍾非常重視，派專人將其護送到苦草壩紅四方面軍總部。當天深夜，正在前線的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從電話中得知楊虎城派人送來了軍用地圖，興奮異常。他對傅鍾說：“雪中送炭呀，你馬上派騎兵班給我送來！”
一小時後，徐向前給傅鍾回電話：“地圖收到了，很有用。好好接待來使！”
武志平帶來的那份密電碼的作用就更大了，紅軍據此截譯了蔣軍許多重要情報。曾任紅四方面軍機要局局長的宋侃夫在《祁連山的電波》一文中說，在西路軍失利的情況下，這份密電碼“對破譯馬家軍的電報起了很大作用，從而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及時提供了可靠的情報”。
武志平在這裡先後見到傅鍾、張琴秋、鄭義齋、曾中生、陳昌浩、張國燾。為避免兩線作戰，紅四方面軍於1933年4月中旬公佈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於1月17日發表的“一·一七宣言”，即在停止進攻紅軍、保障人民民主權利、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之下，紅軍願意和國民黨的任何軍隊簽訂停戰協定，以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其目的就是希望以此分化瓦解敵人，緩和嚴峻的形勢。現在，武志平的突然到來使正在與四川軍閥艱苦作戰的紅四方面軍總部領導人喜出望外。之前與張晗輝的聯繫中斷，至為可惜，現在三十八軍主動來聯繫，不論是於戰略上還是於整個川陝蘇區建設都是有利的。楊虎城部位於蘇區後方，控制著五百多公里的防線，和他們打通關係，可以解除後顧之憂，同時還能打破敵人的物資封鎖，總部領導決定與三十八軍建立聯繫。
張國燾對這件事情很重視，直接過問兩軍和談事宜。武志平擔心張國燾對楊虎城提出苛刻條件，在張國燾為他接風洗塵的宴會上亮出了這次和談的底線：“陝軍有很濃的地方色彩，內部也很複雜，既有迷戀家私的高官，又有忠於蔣介石的特務。楊虎城出身貧苦，且有愛國思想，與蔣介石有矛盾，但在現實條件下，他聯共反蔣只能是秘密的。望紅軍心中有數，不要公開張揚。”
武志平回憶：
我向總部保證，我將及時地從陝西方面向紅四軍提供各方面可靠的軍事情報，並建議在川陝蘇區北伐接近陝南地區，只需配備少量部隊就可以保證安全，盡量將主力部隊集中使用於粉碎主要敵人方面去。總部還提出需要無線電器材、醫藥醫療器械以及其他的供給問題。我保證一定完成這些任務。
陳昌浩派總部參謀主任徐以新到漢中代表紅四方面軍與孫蔚如談判，談判方針為：（一）了解對方意圖；（二）了解十七路軍內部情況；（三）盡可能在楊虎城、孫蔚如部找到可以爭取的人。
5月27日，武志平和徐以新從苦草壩出發，31日到達漢中，當天，孫蔚如給西安的楊虎城密電：“門敲開，如何待客？”
楊虎城回電：“舉酒杯。”
1933年6月1日上午，在三十八軍參議王宗山家中雙方正式會談。參加者只有孫蔚如、王宗山、武志平、徐以新四人。
談判一共進行了四次，其中，孫蔚如參加了兩次。孫蔚如一開始也想摸清紅四方面軍的底：你們紅軍到四川來是乾什麼？是長駐還是路過？如果長駐，是否能站得住？
徐以新向他解釋了紅軍的政策，以紅軍在空山壩大捷消滅川軍幾十個團的事實讓孫蔚如了解到了紅軍的實力，向孫蔚如介紹了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的“一·一七宣言”的內容。徐以新強調：“胡宗南從鄂豫皖起一直跟在我們屁股後面，現在他來進攻，我們堅決要打。你們能配合當然很好；不配合，讓路也可；不配合不讓路只要不幫胡也可。只要你們遵守宣言提出的三項條件，我們願意與你們保持友好關係，雙方以巴山為界，你們不過來，我們也不過去，互不侵犯。”
孫蔚如對紅軍的實力表示相信，對徐以新的表態也很滿意。他提出：
一是希望紅四方面軍放棄川陝根據地向甘肅方向發展。紅軍西進甘肅時，孫的三十八軍佯裝追趕，在後作掩護，同時接濟適量的彈藥。
二是紅軍如果仍然在川陝地區不動，希望不要向陝西發展，雙方互不侵犯。
徐以新對孫蔚如能夠站在國家民族立場，不為蔣介石火中取栗表示讚賞，對於孫的具體意見，表示將回去向方面軍首長匯報後才能定。
6月5日，徐以新返回川陝蘇區，武志平陪同前往。第一次到川陝蘇區時，孫蔚如曾答應武志平，為了表示誠意，給紅四方面軍送些禮物，主要是川陝軍用地圖和藥品。但這次他卻變了卦，只同意給川北部分的地圖和價值一千七百元的藥品以及手搖發電機上的火花塞、活塞環各兩個，還聲明僅此一次下不為例。為此，武志平與徐以新又自行購置了相當數量的藥品。
徐以新回到總部後，總部立即召開會議，聽取徐以新的匯報。總部領導決定，應立即將與楊虎城的關係確定下來，雙方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同時在漢中建立交通站。
6月24日，徐以新帶著總部領導的意見，再次和武志平來到漢中與孫蔚如談判。雙方對國內形勢達成一致看法，具體商定：
（一）以大巴山為界，只要孫部不進攻蘇區，紅軍保證不進攻陝西。孫蔚如保證不打蘇區，如紅軍去打胡宗南，孫部願意給紅軍補充一些彈藥。
（二）陝軍前沿陣地設聯絡站，武志平代表陝軍處理邊界事務。
（三）紅軍可以以隱蔽的方式去漢中採購部分日用品。
（四）陝軍饋贈部分藥品和軍用地圖，以表誠意。
雙方能夠達成這樣一個共識，將大大減輕紅軍的壓力，有利於川陝蘇區的建設和紅軍的發展。楊虎城對此協定也較為滿意。楊虎城和孫蔚如對武志平的表現很滿意，為了絕對保密，他們指定這項工作由武志平負責。由於楊虎城十七路軍成分複雜，此事必須嚴守機密，否則蔣介石將會給他施加難以承受的巨大壓力，同時他也會受到一些親蔣部下的反對。因此，雙方商定，秘密協定不能見諸文字，只能雙方口頭認可。
7月1日，武志平、徐以新攜帶部分物資第二次前往川陝蘇區。這一次，武志平從國民黨的情報中了解到紅軍有向西北發展的意圖，他曾經到西北作過考察，為此，他專門給紅四方面軍首長寫了一份長達三萬多字的報告《塞上征鴻記》，內容為西北地區（寧、青、甘）敵人的武裝力量，如青海的馬步芳，河西走廊的馬步青，寧夏的馬鴻逵，甘肅的魯大昌、石秀英、李貴清等部的分佈、裝備、戰鬥力等情況以及西北的地理、地形、氣候環境等內容。令他感到遺憾的是，紅軍西路軍失敗了，他為此在延安專門責問張國燾：“當年我給你們寫的材料你們看了嗎？你們為什麼不聽取我的建議呢？”
通過武志平等人的努力，紅四方面軍陸續建立了從根據地到陝西漢中的幾條地下交通線。
中線：漢中—麻桑壩—天池寺—涼水井—碑壩；
西線：麻桑壩—八海坪—西河口—碑壩；
東線：漢中—城固—西鄉—鎮巴—魚渡壩或黎壩。
通過這些交通線，紅四方面軍得到了部分急需的醫藥、無線電備件等物資，為中共地下黨員過境及情報的傳遞起了重要作用，幫助紅軍有效地粉碎了蔣介石的“圍剿”。徐以新回憶：
我第二次返回總部後，軍委再次召開會議，聽取匯報。我把訂立互不侵犯協定的內容及具體建立交通線的情況向與會同志作了介紹。軍委認為今後應利用這條線加強對外往來，搞物資進來，亦應通過孫蔚如的關係，交換情報，以便掌握敵情。當時確定我們後勤部門的同志，直接與武志平聯繫，確保這條線路的暢通。 ……潘自力等同志都是通過這條線進來的。
由於敵人的封鎖，蘇區最大的問題是信息不通，那時能夠找到一些報刊哪怕是過時的報刊都是寶貝，總部領導向武志平提出，希望他能經常送一些全國各地的報刊給蘇區，武志平將這一情況報告宋綺雲，宋綺雲立即將全國各地交換來的報刊源源不斷地送到漢中交給武志平，武志平再通過地下交通員送往蘇區。
“巴山秘密協定”生效後不久，形勢又有變化，蔣介石一面支持劉湘組織“六路圍攻”，一面逼迫楊虎城在川陝邊界配合圍攻川陝根據地。孫蔚如迫於壓力，他想讓紅軍盡快西進以減少自己的麻煩，於是讓王宗山代筆寫了一封密信：
此時紅軍並無西進之意，孫蔚如擔心事有不密，便想與紅軍保持一定距離，他密令前沿部隊毀掉了幾座通向根據地路上的小橋。武志平立刻將此動向密報杜斌丞，希望影響楊虎城，維持來之不易的“巴山秘密協定”。杜斌丞深感事關重大，立即與楊虎城商談，楊虎城派杜斌丞去漢中見孫蔚如，讓他妥善處理川陝邊界的糾紛。杜斌丞在漢中住了三個多月，積極做孫蔚如的工作，穩定了他的情緒。誰知就在杜斌丞離開西安期間，蔣介石突然撤了楊虎城的陝西省政府主席職務，由邵力子擔任，同時派胡宗南一部進駐漢中地區，給楊虎城施加壓力。此時正逢蔡廷鍇、李濟深等發動的“福建事件”失敗，蔣介石氣焰高漲，催促地方軍閥加緊“剿共”。壓力面前，孫蔚如再次動搖起來，他希望紅軍離開川陝向西去打胡宗南，以改善自己受壓的處境，於是專門寫信讓武志平去面見“西光兄”（暗指張國燾）“一談究竟”。
武志平藉這次去紅軍充當“說客”之機，將陝軍情況向張國燾、陳昌浩等人作了詳盡報告。並建議紅軍應以慶祝元旦為名，派使去漢中鞏固友誼，以穩住孫蔚如。武志平的建議被採納。張國燾派西北軍委秘書長黃超隨武志平到漢中，並贈給孫蔚如、王宗山每人十斤通江銀耳。
黃超這次出使漢中，起到了穩定楊虎城和孫蔚如的作用，經過權衡利弊，十七路軍和三十八軍都沒有聽從蔣介石的調遣，參與川軍發起的“六路圍攻”。
然而，沒有不漏風的牆，武志平的活動，被國民黨特務獲知，蔣介石給楊虎城發來電報：
據密報有伍志平……其人，自稱系三十八軍參謀，住在西河口附近。經常給共匪輸運軍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辦……
楊虎城抓住“伍”與“武”之差，復電道：
據查，我部無伍志平其人，給共匪輸運軍火事想系誤傳。
不幾日，蔣介石又來電，將“伍志平”更正為“武志平”，其餘一字未易。
楊虎城不得已，發出了緝拿武志平的命令。孫蔚如將蔣介石的電報交給武志平看，並希望武志平離開西北軍：“紅軍的事只好就此為止了。你再到南邊去一下，把這邊的情況告訴他們，請他們諒解。”
三十八軍開除了武志平，武志平只好去西安找黨組織。他找到宋綺雲，宋綺雲知道一些內情，他取出一份紅四方面軍內部刊物《捷報》，上面寫著：
西北軍某部已與川陝地區紅軍發生了秘密聯繫，說明蔣介石內部已經分崩離析……
宋綺雲對此事很不滿意：“我們內部一些人辦事很不縝密，《捷報》上這麼寫，還不等於給人家報信！”
對於武志平的去留，宋綺雲告訴武志平，他是中央特科選拔的，現在最好去上海找中央特科。費了許多周折，武志平在上海找到了特科負責人王世英。王世英讓他仍回漢中恢復秘密交通聯絡，並稱：至於個人安全不必過慮，楊虎城對共產黨的一貫態度是合作的，對共產黨人都是盡量保護的。武志平只得重新回到漢中，通過三十八軍參議王宗山等人說通了孫蔚如。孫蔚如同意武志平留在漢中，但提出幾條要求：第一，不許公開出頭露面和熟人來往；第二，不許有不利於我們團體的活動；第三，不能在陝軍中擔任任何職務，只能做一個閒住人員，生活費自理。
武志平不得已離開三十八軍，在漢中南鄭秦家壩王謝溝隱姓埋名蟄伏起來。紅四方面軍與楊虎城三十八軍的聯繫就此中斷。武志平離開後，在蔣介石的逼迫下，孫蔚如部也開始主動騷擾紅軍。
1935年2月8日，為了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入川，紅四方面軍發動了陝南戰役，殲滅了三十八軍寧羌駐軍楊竹蓀團。遭受打擊的孫蔚如極度驚慌，他一方面不斷發電給蔣介石叫苦，一面與楊虎城商量對策。根據楊虎城的意見，孫蔚如再次找到武志平並委派他重新去蘇區與紅軍接觸。
2月17日，武志平帶著一大包軍用電池、發報機零件和軍事情報等物資到旺蒼壩紅軍總部。此時紅軍正在組織嘉陵江戰役，徐向前、陳昌浩等都在前線，一直等了十多天，陳昌浩才會見了他。陳昌浩並向他解釋，紅軍攻打漢中的意圖是吸引胡宗南的注意力，以便乘機西渡嘉陵江，向甘肅進軍。現在目的達到了，紅軍馬上就離開川陝。武志平向陳昌浩提出希望留在紅軍中不回陝西了。陳昌浩告訴他，現在不行，紅軍還需要這條秘密交通線。雖然孫蔚如不接受你，你可以與陝南巴山游擊隊趙明恩聯繫。武志平只得離開紅軍返回陝南。
3月28日，紅軍發動了強渡嘉陵江戰役，戰役完成後，為接應中央紅軍，四方面軍主動撤離了川陝蘇區，“巴山秘密協定”也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巴山秘密協定”對鞏固川陝蘇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於有了這個協定，川陝革命根據地免於腹背受敵，紅軍可以集中力量對付四川軍閥的進攻。這個協定也打亂了蔣介石在陝南對紅軍進行軍事包圍、經濟封鎖的計劃，使大巴山五百餘里的戰線沒有戰事，紅軍也在這裡建立了川陝秘密交通線，通過這條交通線，紅四方面軍獲得了急需的軍用物資和重要軍事情報。紅四方面軍將資金交給武志平，武志平利用特殊身份從漢中換回醫藥、紙張、布匹、食鹽、電器材料等重要的物資運往蘇區，武志平將紅軍最為急需的軍用地圖、軍事情報、中共中央文件、軍用密碼、報章雜誌等用油布封牢，外面再用黃蠟澆固後送給紅軍。紅四方面軍根據武志平送來的軍用密碼，截譯了蔣軍許多重要的軍事情報。武志平還護送紅軍重要幹部進出蘇區，潘自力、張德生、廖承志、劉瑞龍、張光遠等一批重要幹部安全地來到根據地，為川陝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巴山秘密協定”增進了地方軍閥對紅軍的認識和了解，加深了地方軍閥對蔣介石的離心傾向，客觀上為紅四方面軍在川陝根據地站穩腳跟創造了條件，就其深遠意義分析，對以後張學良、楊虎城與中央紅軍的互不侵犯乃至“西安事變”的發生都有重要的影響。由於多種原因，“巴山秘密協定”沒有見諸文字，也沒有對外公佈，其重要的歷史意義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必須強調，雖然孫蔚如三十八軍與紅軍訂立了“巴山秘密協定”，但孫蔚如在政治上並非同情紅軍，他與紅軍接觸純粹是為了一己私利，且對共產黨極為仇恨。紅軍出擊陝南後，他立刻瘋狂報復，下令處死在他軍部當司書的共產黨員崔臻善，活埋了原中共三原縣委書記、陝西省委派來陝南做兵運工作的中共陝南特委成員偶彥民、亢學詩等同志。解放後有一些文章，稱孫蔚如曾經給了紅軍很多幫助，武志平對此作了說明：
1936年西安事變時，許多同志和社會民主人士，都公開談到以往從白區給紅四方面軍送進川、陝、甘等省軍用地圖和醫療器械等軍用物資的情況，孫蔚如說都是他送的……這根本不是事實。
1983年11月，武志平再次撰文對這段歷史事實加以說明：
第一，有人說送給紅軍的地圖有一尺多厚：每省地圖多則二百餘張，少則百餘張，且紙很重，我一人化裝進入蘇區豈能攜帶如此沉重物品？第二，說給我五萬大洋的高價。每塊銀洋七點二錢，五萬元計重三千六百斤，每人背七十斤，需五十人運往漢中，相反，我還用自己的錢給蘇區同志買了部分用品。
武志平從旺蒼回到漢中後，孫蔚如對他的態度已經徹底改變，孫蔚如對武志平說：“你去哪兒我不管，我們這兒沒有你。”就這樣，武志平被孫蔚如再次逐出漢中。在從漢中至關中的馬道驛住宿時，武志平想起兩年前隨三十八軍入陝南經過這裡，因身負重要使命夜不能眠，如今使命完成自己卻前途茫茫，思緒萬千，同樣夜不能寐，直到聽見晨雞報曉。
全面抗戰爆發後，武志平輾轉來到陝北延安，先在陝北公學學習，後來進入馬列主義學院受訓。畢業後從事情報工作，後被國民黨特務逮捕，越獄後，又逢車禍，傷癒後與組織失去聯繫。遂返回南鄭，過起農耕生活。日寇投降後，武志平到晉察冀解放區尋找黨組織，找到當年參與西安談判的中共黨員南漢宸和經他之手輸送到川陝蘇區的潘自力。三個老朋友見面極為高興。此時，南漢宸任晉察冀邊區財政處處長，潘自力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他們對武志平說：“你為革命立大功啦，我們要犒賞你，你就住在招待所，吃好，喝好，好好休息休息！”
關係接通後，武志平到設在張家口的晉察冀邊區財政處從事商貿工作。北平解放後，他在軍管會房地產接管部任處長，後任北京市園林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1952年2月9日，武志平被人誣告，被關進了北京草嵐子監獄。半年後查清屬誣告無罪釋放，但工作丟了，武志平在家賦閒三年，平反之事拖延了七年。得知他的遭遇，1955年，南漢宸調他到國際旅行總社擔任《旅行》雜誌編輯。 1957年後，調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主任。 “文革”中，武志平受盡磨難，1967年，六十六歲的武志平被下放至寧夏平羅“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兩年後，幹校同意讓他回老家通縣定辛莊治病。從寧夏回到北京才得知，他的大兒子因受其牽連在隔離審查中自殺了。 1977年，七十六歲的武志平徹底平反昭雪，任國務院參事，定為行政十二級。 1982年離休，享受局級幹部待遇。
武志平的夫人陳新英的遭遇更為悲慘。 1933年秋，秘密交通線肖成善站長的女兒陳新英與武志平結婚。後經武志平介紹，陳新英參加了延安吳堡青訓班學習，走上了革命之路。青訓班畢業後，陳新英按黨組織安排回陝南做地下工作。 1946年，陳新英在漢中被捕。因她姓陳，敵人懷疑她是陳昌浩的妹妹。一次次酷刑折磨，陳新英瘋了，承認自己就是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的親妹妹。特務們信以為真，將其送到西安監獄關押。直到西安解放，陳新英才被解放軍解救出來。由於多年的酷刑折磨，這時，她的神經已經完全失常。
陳新英比武志平小十七歲，從20世紀30年代投身革命。全國解放了，她卻沒有單位，得不到起碼的照顧。神誌清醒時，她向有關部門請求落實政策，但長期沒有結果。直到1987年底，國家有關部門才給她落實政策，按行政十七級幹部對待，每月發給退休生活費一百多元。遺憾的是，由於常年酷刑折磨導致陳新英體弱多病，1989年，七十二歲的陳新英病逝。
武志平素愛書法，在北京經常到徐向前、李先念、王維舟等領導同志家走動，並“討要”宣紙，李先念笑曰：“當年你從漢中給我們那麼多的物資，今天要點紙算什麼。”
1991年10月13日，武志平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