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揮師入川

漫川關突圍後，紅四方面軍將尾追的敵人甩在身後。漫川關之戰前，陝西楊虎城部的敵軍原來還不知道紅軍的厲害，一場惡戰打下來，紅軍一下子打出了威風，迎面堵截的敵人不敢和紅軍正面較量，圍追的部隊受到蔣介石的嚴厲斥責後，驅動本部人馬，一步不落地跟在紅軍後面。 劉茂恩部由張家莊以西尾隨，17日至洛峪街，轉經竹林關、龍駒寨，沿商雒大道西進，21日至商縣附近。胡宗南部15日由漫川關經松樹坪、清涼寺、山陽縣、崔家莊、十里鋪之線，20日到達龍潭—流嶺街一線。範石生部留在湖北鄖西一帶，防止紅軍回撤。陝軍武勉之部19日由龍駒寨沿商藍大道向藍田縣急進，圍堵紅軍。陝軍張自強部即由山陽向西布防。四十四師蕭之楚部直接跟在紅四方面軍屁股後面，一直跟到商縣城東南。這些部隊裡，跑得最快的當數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部，胡宗南沿著大路直插山陽縣，想在那裡阻擊紅軍。

紅四方面軍原來準備在鄂豫陝邊建根據地，11月13日他們致電中央： 此次戰區未能衝破包圍，客觀原因係革命發展不平衡……我四方面軍精銳英勇慷慨，我以孤軍大戰數倍之敵，轉戰千里未曾一挫銳氣，但終被迫脫離赤區。鄂豫皖赤區尚有三萬槍之游擊隊，必能在困難條件下鬥爭而有發展。紅四方面軍現已到鄂豫陝邊，當以聯合湘鄂西、鄂豫邊、陝甘邊赤區和紅軍，形成襄江上游之鞏固赤區和紅軍為目的。 但敵人的窮追不捨使紅四方面軍不得不放棄在這裡建立根據地的想法，再向西行，而且西行的具體方位大家心中都無數，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等幾個主要負責人當時的想法是且戰且行，當前的要務是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過漫川關後部隊行經一個叫野狐嶺的地方，沿著狹窄的山間小道，翻過山進入了陝西的山陽縣。但胡宗南部走大路，已經提前到達在那裡迎擊我軍。發現敵人重兵迎擊，部隊迅速轉向北行，敵人重兵不斷在周圍集結，所有的要道隘口和城鎮都被控制和占領。紅四方面軍在秦嶺的大山里忽北忽西，最後搶占了出山的險隘竹林關。

竹林關位於丹江上游，是從秦嶺進入陝西關中平原的一道關口。這裡的守敵是陝軍張自強旅的兩個團，紅十二師三十五、三十六兩個團向駐守的敵軍攻擊前進。張自強部倒很知趣，並未拼死抵抗就撤出竹林關。竹林關地勢險要，出關通道是不知何年代修建的棧道。絕壁上棧道凌空而架，下面幾十米處全是湍急的河流和亂石灘。紅四方面軍以紅十一師三十三團為先鋒，在團長程世才帶領下，首先過關。緊接著，兩萬多人的隊伍在棧道上列隊而過。由於年代久遠，棧道的很多木板已經腐朽，腳踩上去，嘎嘎作響。上萬人通過，人走馬踏，不少地方木板斷裂掉下，形成一道道陷阱。夜晚行軍看不見，有的戰士和馬匹掉落下去，摔死在絕壁下的河灘上。為了減輕棧道負荷，總部不得不命令精減裝備，忍痛扔掉一些炮和重裝備。過竹林關，經商縣，越秦嶺，11月27日，紅四方面軍進入關中，逼近古城西安。

西安是敵人西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紅軍突然出現在西安的門口，蔣介石和楊虎城大為驚恐。楊虎城急調三十八軍孫蔚如部在王曲、子午鎮一帶阻擊，尾追之敵胡宗南第一師、蕭之楚第四十四師、劉茂恩第三十五師、範石生的第五十一師等蜂擁而至。蔣軍第二師和四十二師沿隴海路急速西進，敵人的意圖是在陝西關中一帶撒下一個大包圍網，圍殲紅四方面軍。徐向前、陳昌浩判斷，眼前之敵，楊虎城的孫蔚如部實力稍弱，決心集中力量打擊之。 11月29日，紅軍七十三師和十一師向孫蔚如部發起攻擊，十一師三十三團作為全軍的前鋒，在王曲、子午鎮激戰兩日，一舉殲敵兩個團，俘虜千餘人，繳獲大批物資。這是紅軍西征以來，首次成建制消滅敵人，也給轉戰一個多月沒有得到任何補充的紅四方面軍補充了糧食、彈藥和部分冬裝。王曲一戰打得楊虎城、孫蔚如心驚肉跳，但還沒容紅軍喘口氣，身後的蔣軍又至。

就在紅四方面軍艱苦轉戰時，11月27日，收到中央對他們11月13日電報的回電。在鄂豫皖蘇區反“圍剿”中負傷的陳賡已秘密到上海養病，他向在上海的黨中央匯報了鄂豫皖根據地的軍事政治情況。此時的中央仍舊希望紅四方面軍能留在長江及平漢鐵路沿線，威脅國民黨的大城市而不希望他們再向西脫離中國的中心地帶。中央回電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希望他們就在此建立新的根據地： 聽了陳賡同志的匯報，我們認為： …… （二）現在任務是要紅四方面軍在豫鄂、陝邊建立新的根據地，發動當地的群眾的革命鬥爭，給紅軍主力以整理補充，並儘量擴大紅軍，以準備向敵人反攻，繼續向西入陝與長期行動是不適當的。 （三）迅速與紅軍第二軍團取得聯繫與行動的呼應，特別是在向敵人反攻準備期，這有極重要的意義。

（四）幫助領導鄂豫邊區，恢復鄂豫邊蘇區，發動在這些區域中的游擊戰爭…… （五）紅軍主力整理休息補充之後，應取向回發展的方向，造成時時威脅襄、樊及武漢形勢，所以與鄂豫皖蘇區取得密切的聯繫，是十分必要的。 中央的意圖是希望紅四方面軍不要脫離中心地帶，但此時的形勢，紅四方面軍屁股後面數万敵軍正在尾隨而追，部隊若回首，則正好送到敵人嘴裡，回鄂豫皖蘇區根本是不可能的。戰爭的法則是生存和滅敵，兩者互為依存，但在滅敵無望時，則首先要生存。經過分析判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決定，部隊首先需要突破敵人的“圍剿”，尋找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後再作決定。 12月1日，紅四方面軍自戶縣繼續西進。還沒走多遠，在一個名叫丹爐村的地方，擔任後衛的紅十師和紅十二師遭敵兩旅伏擊，敵人一個衝擊，竟然將十師和十二師截為兩段，敵人的四個師也從東、北兩面對十師、十二師形成合圍之勢。已經前行的紅七十三、十一師各一團，聞訊扭轉身來對敵實施前後夾擊，這才轉危為安。第二天，部隊向西在距周至縣四十里的新口子又遭敵騎兵襲擊。

12月2日，蔣介石電令各部： 匪既南竄，我軍為一勞永逸計，應除惡務盡，以免死灰復燃，茲規定處置如下： （一）楊渠統、王志遠兩旅緊急尾匪跟追，漢中部隊全部馳向佛坪堵截； （二）第一師經郿縣—大散關向鳳縣—留壩兜剿，以漢中為目標； （三）第六十五師由現地向佛坪—華陽急進，以洋縣—西鄉為目標； （四）第四十四師由現地經寧陝急進，以石泉—鎮巴為目標； （五）駐隴南各部集結於徽縣—兩當堵剿； （六）段象武旅由天水向略陽堵剿； （七）務希各師長激勵將士，以最迅速行動，急進殲滅此殘匪，以免功虧一簣也。 時近歲末，高天寒流滾滾，大地冰雪嚴霜，不光紅軍踏冰臥雪，一直與紅軍如影隨形的敵軍追兵也叫苦不迭。儘管蔣介石迭電催促，部分追敵已是滿腹牢騷，四十四師蕭之楚部從鄂豫皖一路追來，紅軍走了有多遠，敵四十四師的官兵也跟了多遠。四十四師師長蕭之楚直接致電蔣介石，請求稍寬數日：

奉令後，自應遵即出動，惟以近日嚴寒，冰雪載途，我官兵尚著單衣，赤足露體，日有病死，若不乘時補充棉衣鞋襪，強忍入山遠追，則道路險阻，後方追送，杳無時日，官兵凍斃，更不可計，且本師之棉衣等，均已由鄠起運在途，計程旬日可以到防，當將以上情形電呈總司令蔣懇請稍寬時日，以待補充。 蔣介石卻不待稍寬，接到蕭之楚的電報後，蔣介石即回電： 該師不辭勞瘁，追逐月餘，忍飢耐寒，艱苦備至，繫念之餘，希代慰勉，惟殘匪急圖遠竄，恐稍縱即逝，望塵莫及，尚希飭屬一面火速追送棉衣，一面淬礪將士，鼓勇跟追，以免功虧一簣，遺禍無窮，為要。 在蔣介石的嚴令下，敵四十四師蕭之楚部雖然滿腹不願意，但也不得不遵命而行，繼續尾隨紅軍。蕭之楚軍中日誌寫道：

本師各部隊於十三日由湄縣開始出動，十四日入子午峪南進。時屆隆冬，積雪載道，山路峻險，冰滑難行，人馬傾跌，傷斃無算。且沿途人少村稀，所止仍多露營，官兵不堪受極度之寒冷，耳鼻手足因凍傷殘者有之，其身體較弱，竟至凍死者亦有之。 敵人苦，尚有補充可望，我軍脫離根據地，無衣無食無補，長此以往，部隊的穩定與戰鬥力都成問題。考慮到繼續西行面臨的困難，結合中央“向西入陝與長期行動是不適當”的意見，不得已，12月3日，部隊由新口子出發，再越秦嶺向南，通過老君嶺、下佛坪、都督河、黃柏源，在秦嶺大山里艱苦行軍幾天幾夜，終於在12月7日到達秦嶺南麓陝西城固縣的小河口鎮。到了這裡，暫時擺脫了敵人的圍追堵截。千里轉戰兩個多月後，部隊終於有了喘息之機。這是紅軍離開鄂豫皖後第一次進入集鎮休息。時任紅三十四團團長的許世友回憶：“在清貧困苦的戎馬生涯中，能在屋子里安安穩穩睡上一覺，能夠放開肚皮吃一頓飯，就是生活上很高的享受和最大的滿足了。”

自從離開鄂豫皖蘇區以來，部隊千里跋涉，日夜轉戰，沒有根據地依托，沒有群眾支援，風餐露宿，傷病員也無法處置，為了不影響部隊行動，只得忍痛將一些傷病員託付給當地老鄉。當地又沒有基層黨組織，誰也不知道這些傷病員的前途如何。傷病員的遭遇，對部隊的情緒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9月份離開根據地，戰士們身著單薄的夏裝，現在時至嚴冬，山里的氣溫降到零下幾度，到處冰雪覆蓋，一萬多人的大部隊人人凍得打哆嗦，部隊傷病嚴重。所有的這些困難，都匯集成一個問題：部隊到底要向何處去？如果再這樣無目的地行動，部隊的戰鬥力將大打折扣。懷疑、不滿的情緒開始在部隊裡蔓延。 張國燾時任中央分局書記、軍委主席，部隊行動方向的主要決策人。從鄂豫皖蘇區突圍至今，中央分局沒有召開過一次會議討論部隊的行動方向。下一步到底該怎麼走？幹部們尤其是高級幹部們對此憂心忡忡。部隊究竟到哪裡去？這樣到處打，不建立根據地，部隊遲早會被拖垮。對這些問題，作為主要負責人的張國燾卻一直未向部隊特別是師以上高級幹部們講過。結合張國燾以前在鄂豫皖一人說了算、不聽大家意見的家長作風，四方面軍幾個主要將領曾中生、曠繼勳、餘篤三、張琴秋、朱光等人對此很有意見，有的干部甚至醞釀要到上海找中央反映情況。這些意見通過陳昌浩反映到張國燾那裡，迫於壓力，他立即召開會議，向大家解釋了通氣不夠的原因，通報了中央對部隊行動的意見，分析了當前的形勢，並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見。為了加強集體領導，中央分局和軍委決定將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改稱“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是最高軍事領導機關，主席張國燾，副主席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參謀長曾中生，總政治部主任張琴秋，下設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也稱“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司令部”）、總政治部、參謀部、秘書處、彭楊軍政學校、經理處、軍醫院，同時成立“前敵委員會”集體討論和決策重大問題。

小河口會議是紅四方面軍西征以來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最主要的成果是，溝通和穩定了四方面軍高級幹部的思想情緒，緩和了矛盾，對部隊下一步的行動方針達成基本共識：決定部隊停止盲目向西前進，在陝南漢中地區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同時，統一思想，批評張國燾的家長作風。 值得注意的是，張國燾對曾中生、曠繼勳、張琴秋等人對他的批評和提出的意見耿耿於懷，在以後的“肅反”運動中，給曾中生、曠繼勳等人加以“改組派”等莫須有的罪名，秘密殺害。 “肅反”是那段時期一個令人恐怖的政治運動，從1931年起，從中央蘇區到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閩西蘇區先後以各種名義掀起“肅反”運動並逐漸擴大，造成嚴重後果。紅軍和根據地建設發展初期，敵特的破壞和滲透的確很嚴重，革命隊伍中的不純潔也是客觀事實，肅清混入革命陣營內部的敵特和破壞分子確有必要，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年代，將敵特處以極刑也是客觀需要。但是，在極左思潮的指導和推動下，在不顧客觀現實盲目追求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化”，追求“純而又純”的無產階級化的口號下，“肅反”運動被無限制地擴大到蘇區的每個角落，一些只言片語被無限上綱，“改組派”、“AB團”等各種名目的反動組織相繼被杜撰出來，然後，胡亂抓人，最後搞得杯弓蛇影、指鹿為馬、刑訊逼供、濫殺無辜。 “肅反”擴大化導致大批忠誠的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倒在自己人的槍口下，這已不是錯誤而是罪惡。 客觀地看，“肅反”運動有其複雜的歷史環境和理論依據，與蘇聯肅反、國際共運、中國共運、中國革命的現實、中國革命領導階層的組成、當時中國共產黨理論和實踐的不成熟以及為追求純粹而造成的盲目衝動都有直接的關係。 “肅反”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個極為嚴肅、沉痛、不可迴避的問題，是中共黨史、軍史、革命史研究的重大課題。需要指出，“肅反”擴大化過程中，有的人是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或毒害，政治的不成熟、幼稚，思想僵化、教條，由此導致思想上懷疑一切，行動上狂暴濫殺，這是特定時期我黨成長過程中無法迴避的現象；也有的人是既有前述因素，又存在個人品質問題，心胸狹窄，唯我獨尊，一旦掌握權柄，便以“肅反”為名打擊報復，去除政治對手。從已經披露和了解的事實情況看，對鄂豫皖和川陝根據地肅反擴大化，張國燾要承擔主要責任。 關於“肅反”擴大化問題，中央已有歷史結論，筆者不打算在本書中討論。 小河口會議後，部隊停止向西轉為向南，準備在漢中、西鄉等地建立根據地。 12月9日，紅十師作為先頭部隊，在秦嶺出口處的許家廟、昇仙村打垮了西北軍趙壽山部阻擊，全軍進入漢中。 部隊想到漢中落腳，到了那裡才發現，漢中地域狹窄，背有秦嶺，前有漢江，如果敵人將兩頭的道路一堵，部隊就沒有迴旋的餘地。更嚴重的是，紅軍來的時候，這裡正遭災，老百姓都沒有吃的，一萬多人的部隊吃糧怎麼辦？時值嚴冬，一萬多人的冬衣怎麼解決？看來，漢中不是理想的根據地。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等人為此憂心忡忡。經過反复研究，認為大巴山北部的西鄉、鎮巴、石泉、紫陽、安康等地山大林密，迴旋餘地大，敵人統治力量薄弱，在目前的形勢下，較為適宜落腳。最後決定，南渡漢水，向那裡開進。 漢江發源於陝西寧羌（今寧強），城固附近的漢江，仍屬於上游源頭，這里江面並不寬闊，江水也只有一兩米深，但水流湍急。一萬多人的部隊，一時也找不到渡河的工具，架橋也非短時間能完成。城固縣城離這裡只有二十來里地，縣城裡就駐紮著楊虎城的西北軍。為了保障全軍的安全，徐向前、陳昌浩決定，全軍夜渡漢江，根據陝南當地黨組織提供的情報，渡河地點選在距城固二十里左右的柳林鋪。 12月10日夜，全軍來到漢江柳林鋪渡口。涉渡點的選擇也頗費周折，先後派出去的幾撥人回來報告，都說水太深，涉渡困難。看著岸邊黑壓壓待渡的部隊，徐向前、陳昌浩心急如火，他們帶著部分偵察人員，來到江邊。由於是冬季，部隊裡又有很多人不會水，站在岸邊乾著急。陳昌浩對徐向前說，我來試試。他不顧警衛員的勸阻，手拿木棍，大步踏入冰涼的水中，親自下水試探深淺，結果順利地步行過去，水最深處僅至胸前。他向著岸邊的戰士們大聲喊道：“水不深，可以涉渡。” 方面軍首長的行動激勵了全體官兵，一萬多人開始下水涉渡。冬天的漢江，河水冰涼刺骨，赤腳踩入水中，疼如刀割，走到江中間，全身凍得麻木，兩腳只知道機械地擺動，腳被江中的石頭割破了也不知道疼痛。全軍一萬多人除傷病員外，上至總部領導，下至普通戰士，全部赤腳下水涉渡。徐向前對這次渡江記憶猶新： 渡漢水，要搶時間，選在當夜。船隻極少，我軍大部需涉渡。我們派人去看地形，回來說：水太深，過不去。於是，我和陳昌浩帶偵察人員騎馬到江邊，又進行勘察。因是枯水季節，水勢並不大，至多齊胸深，我們騎著馬就過了江。選好地點，我軍星夜渡河。除傷病員和婦女由船隻、馬匹運渡外，其餘上至總部領導人，下至勤雜人員，一律涉渡。來到江邊，指戰員紛紛跳入水中，奔向對岸，直至上元觀地區。在那裡我清點了人數，全軍共一萬四千四百人。 這次紅軍渡江，也得到了陝南地方黨組織的大力支持。紅四方面軍老戰士、原川陝蘇維埃政府主席余洪遠回憶： 紅四方面軍總部領導決定，從漢中、城固之間的柳林鋪渡江。漢江河床較深，水流湍急，附近三個渡口既沒有橋又沒有船（沿江船隻都被敵人掠走了），要渡江只有涉水。當時正值“三九”寒冬，城固桃花店黨支部立即組織熟悉渡口和水性的黨員群眾數百人，冒著嚴寒和危險，給紅軍當嚮導，帶領和護送紅軍渡漢江。河道的水深水淺，哪裡能渡哪裡不能渡，渡過去有沒有敵人，地下黨的同志都是一清二楚的，提供了不少情況，對部隊順利渡江起了重要作用。 渡過了漢江，紅軍到達西鄉鍾家溝、上元觀一帶，尾追的胡宗南部被遠遠甩在關中，周圍除南鄭有極少數敵軍駐防外，其他地方都無敵軍。經過千里西征長達兩個月的艱苦轉戰，紅軍第一次處於沒有敵人前堵後追的局面。 陝南這一帶也有黨組織和游擊隊活動，紅軍到達後不久，陝南地下黨迅速派人來聯繫，紅軍也給游擊隊部分裝備，幫助他們建立地方政權。但從全局看，陝南一帶的情況也不像原來想像的那樣好，雖然這裡沒有大股敵軍駐紮，但當地土匪勢力猖獗，幾十成百人一夥，嘯聚山林，乾著打家劫舍綁票殺人殘害百姓的勾當，加上連年旱災，糧食極缺，百姓普遍食不果腹。現在紅軍一萬多人的大隊伍駐進來，土匪倒是嚇跑了，但糧食仍舊是大問題，在這裡建立根據地，條件不具備。這裡不行，部隊下一步往哪裡去？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人至為焦急。 部隊千里轉戰，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信息不通，敵情不明，對周圍的情況不了解，好不容易得到的一點敵軍的部署情報也較模糊，有時一些情報還互相矛盾。在討論部隊去向時，幾位領導提出，要是能夠搞到一些報紙看看就好了。四方面軍總部立即佈置派出偵察人員四處搜索。 知道部隊的需求後，1932年12月間，陝南地下黨送來幾張國民黨統治區的報紙和四川地圖，徐向前、陳昌浩等人如獲至寶。報紙報導了四川的各派軍閥“內訌”，四川軍閥劉湘帶領大小軍閥正在與另一個軍閥劉文輝打成一團。軍閥混戰導致四川社會動盪，普通百姓苦不堪言。原紅四方面軍電台台長宋侃夫在《電台工作的日日夜夜》回憶： “十二月中旬，我們出秦嶺、涉漢水到洋縣。從報紙上和敵人廣播中，得知四川的軍閥在混戰，才想到去川北建立根據地。” 四川的地理條件好，物產豐富、氣候溫和、土地肥沃、山高林密、地勢險峻，正適合我軍建立根據地。更重要的是，由於四川軍閥割據，蔣介石的勢力難以入川，軍閥混戰又為紅軍創造了機會。當地的百姓深受地主軍閥的雙重壓迫，是紅軍依靠和動員的主要力量。四川與陝南中間僅大巴山一山之隔，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等總部主要領導人決定，揮戈入川，到四川打開一片新天地。 1932年12月15日，方面軍總部在鍾家溝召開了全軍團以上乾部會議。在會上，徐向前作了軍事形勢報告，陳昌浩作了入川動員。陳昌浩給大家報告了中國革命的發展情況，四川的政治、軍事、民情、敵情、地形等方面的情況後，代表方面軍總部宣布，總部決定：紅四方面軍全軍立即翻越大巴山進軍四川，佔領通江、南江、巴中地區，在川北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陳昌浩要求，全軍要高度重視根據地建設，部隊打下一個村，要幫助建立村蘇維埃政權；打下一個鄉，要幫助建立鄉蘇維埃政權；打下一個縣，經過籌備，要盡快建立縣蘇維埃政權，最後直至省蘇維埃政權建設。要通過窮苦百姓選舉，讓那些最窮苦、最革命的人擔任各級蘇維埃政權主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建立鞏固的革命政權，我們的目的是要赤化全川，最終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留學蘇聯的陳昌浩文武雙全，同時極富口才。通過他的報告，正式明確了部隊的行動方向，全軍指戰員眼前豁然開朗，大大緩解了離開根據地後的鬱悶。許世友在《解放通南巴》中回憶：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清晨，雪後初霧，空氣清新，一輪火紅的太陽噴薄而出，給千里冰封的漢中大地灑下萬道金輝。我和熊國其政委從私渡河出發，前往鍾家溝參加總部召開的團以上乾部會議。 ……走進會場時，住在附近的同誌已經先到了。這是西征以來的第一次團以上乾部會議，所以我們很關心會議的內容，但是詢問了好幾個同志，他們誰也說不清楚。 我剛找了個位置坐下，一袋煙還沒抽完，會議就開始了。方面軍領導同志首先總結了西征以來的情況，表揚了我們三十四團和其他作戰有功部隊，接著就宣布了進軍川北的決定。 這消息在會場上引起了很大震動，離開鄂豫皖以來，戰鬥頻繁，行踪飄忽，廣大指戰員迫切要求結束這種無根據地作戰的被動局面。到了陝南以後，我軍受到當地黨組織和廣大人民的熱烈歡迎，大家都有一種“遊子還鄉”的喜悅心情。現在板凳還沒焐熱，又要去爬雪山，太出人意料了。 但是聽了方面軍領導同志的解釋後，我們又產生了一種茅塞頓開、豁然開朗的感覺。漢中地區南與巴山毗連，北與秦嶺相接，既是陝南地區政治、經濟的中心，又是通往四川與西北的樞紐，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這點知識，裡的諸葛亮早就告訴我們了。現在，聽方面軍領導同志說：川北比陝南的地勢更險要，特產更豐富，迴旋地區更廣闊；而且四川軍閥林立，目前正在川西一帶混戰，川北的防守十分空虛，正是我軍入川的大好機會。既然有這麼好的有利條件，我們何樂而不為呢！經過熱烈討論，大家一致同意：立即翻越大巴山，佔領通江、南江、巴中地區。 從漢中到四川要翻越大巴山。大巴山山勢陡峭，道路難行，很多地方都是懸崖峭壁，根本沒有路，更何況現在是冬季，大巴山已是冰封雪蓋，據當地百姓講，平日里也只有少數採藥的和打獵的敢翻越大巴山，但這隆冬季節，從來就沒有人走過。 一萬多人的大部隊在嚴寒的冬季行軍，道路不熟，危險可想而知。根據總部部署，紅七十三師二一七團為全軍入川的先遣部隊，探路的任務責無旁貸地落到七十三師頭上。紅七十三師師長張廣才派偵察連連長劉子才帶領幾名偵察員進入巴山腹地了解敵情，偵察道路，並尋找熟悉地形的當地百姓給部隊當嚮導。劉子才在這裡了解到一個當地著名的獵人：熊國炳。 熊國炳，1898年出生在通江（今四川萬源）竹峪鄉熊家灣一戶貧苦農民家中。十歲時，由於家境貧寒，實在無法養活，熊國炳的父親將熊國炳過繼給焦家坪的同鄉熊邦傑為子。熊邦傑無子，以行醫為業，家境稍寬，夫婦將熊國炳視為己出。過繼到家的第二年，便將熊國炳送入當地私塾讀書，兩年私塾下來，熊國炳略知文墨，會寫字算賬。十六歲時，由父母做主，熊國炳娶了農家女子趙氏為妻，生有兩個男孩。熊邦傑夫婦中年去世，為搶奪熊邦傑的地產，當地宗族大戶將熊國炳一家趕走，熊國炳一家只得回到熊家灣。在老家田無一分，地無一壟，熊國炳只能靠給人做短工、扛滑竿為生，但再苦再累也無法養家，熊國炳乾脆上山打獵。川陝交界的大巴山山高林密，山中野獸出沒，熊國炳整日在大山里與野獸為伍，幾年下來，他的足跡幾乎遍及巴山。每逢當地趕集，他便將跋山涉水打來的獵物和採摘的山貨換點糧食鹽巴，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了解到熊國炳的身世後，劉子才認為他是一個可以依靠的對象，便以皮貨商的名義與熊國炳接觸，並亮明身份，讓熊國炳借打獵為掩護，往返偵察川陝通道和周邊敵情。熊國炳早就听說過共產黨與紅軍，知道國民黨官軍和土豪劣紳害怕紅軍，聽劉子才這麼一講，立即乾脆地表示：紅軍是為我們窮人的，我願意為紅軍帶路。並主動向劉子才介紹了翻越巴山的路徑以及當地的社會民情。了解清楚情況後，劉子才帶領熊國炳一起趕回鍾家溝，當面向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以及其他軍政首長匯報。首長們對熊國炳談的情況很滿意，請他為紅軍帶路，也鼓勵他參加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