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第一方陣

賀龍的二十軍出發較晚，大約是5日出發的。儘管賀龍對選中的撤離路線不十分贊成，但還是堅定地執行前委的決定。臨出發前，他還發布了一個詳細的文告，這是由賀龍的實際講話整理的，其中沒有一句空談，既生動又深刻，充滿了賀龍式的智慧和幽默，今天讀來仍新鮮如初，這也是賀龍始終具有號召力的原因之一。現將他的文告略記如下： 這次南昌起義，實在是一種偉大的革命行動，是真正擁護總理的主義和政策的革命行動。因為我們國民革命軍第一次北伐，變成了蔣介石個人的勝利。 今年3月間的黨權運動，又被唐生智利用，第二次北伐，也變成了馮玉祥唐生智的勝利。南京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和政府，是蔣介石個人的工具，而吳稚暉蔡孑民一輩人，做了他的裝飾品；所謂武漢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原來還有三分人氣，大家所公認的領袖汪精衛，初回國時，志氣甚豪，劈頭告訴我們道：“中國不解決土地問題國民革命絕無成功希望”，他又起草土地問題決議案，規定“肥田50畝瘠田百畝以上一律沒收”，但是他聽見唐生智何鍵那些野蠻的武人哼了一聲，便駭得魂不附體，把他所起草的決議案，藏在荷包裡，不敢發表。

許克祥是一個團長，在長沙等處，殺了1萬數千工農群眾及各級黨部服務同志，汪精衛所領導的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竟以記過了之，不久許克祥卻又升了師長，這不明明白白的獎勵軍閥做反革命，反農工叛黨叛國的勾當嗎？ 這樣的黨，這樣的政府，這樣的領袖，要他何用！所以我們為保持孫總理的主義政策，擁護革命的勝利，不能不毅然決然的服從多數在南昌的中央委員會和各省黨部負責同誌所組織的革命委員會的命令，在南昌舉義以為吾黨革命同誌及全國有誌之士倡。這種行動，完全是站在黨的觀點上的行動，絕不是我賀龍和葉挺軍長想謀叛長官，希圖權位。這是各位同志應該明白的第一件事。 有人懷疑道：“我們現在離開了黨離開了政府又離開了政治領袖——汪精衛——離開了軍事領袖張發奎我們將何所依據？”像這樣小孩子離了娘似的可憐狀態怯懦心理，我們每一同志，尤其是武裝同志是萬不應該有的。

我們自然有個革命的黨，革命的政府，革命的領袖來領導我們，但是所謂武漢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所謂汪精衛，已經成了失靈之木偶，已經變成了唐生智何鍵一班新軍閥的工具。我們要他作甚！這是各位同志應該明白的第二件事。 我們的下級官長尤其是士兵同志，十之八九都是貧苦的農民出身。我們此次革命的行動，既是為實行土地革命，解決農民問題而奮鬥，自然就是為解決我們自身問題而奮鬥。既是為解決自身問題而奮鬥，那末我們吃苦，我們犧牲，我們忍飢受暑，都是應該的。這是各位同志應該明白的第三件事。 在這個炎天烈日之下做長途的行軍，各位同志一定會有些病的，甚至因病而死的，我和葉軍長自然抱著不安，但是這種痛苦，都是誰給我們的呢？

第一就是唐生智何鍵。因為他們背叛了革命，背叛了黨，搶劫中央銀行現金，使中央紙幣一落千丈；第二就是朱培德。他把江西銀行現金200萬強行提出，飽其私囊，致江西紙幣價格陡跌，民間至拒絕使用。我們第二方面軍得不著現金，所領餉銀全系紙幣，不能採辦糧秣，致使我辛苦百戰之武裝同志，當疲憊之餘，無以療飢過活，而汪精衛還在那兒天天要蠱惑張發奎拆散我們第二方面軍整個的革命軍隊，以快唐生智之心，而苟延其無恥的政治生命，致使我第二方面軍分崩離析，顛沛流離，我們感受著痛苦，便要想到使我們痛苦之敵人唐生智、何鍵、朱培德、汪精衛，我們便要鼓起勇氣殺到廣東去。到了廣東，方可以保存我們真正革命的力量，發展我們真正革命的力量，建設革命的新根據地。

我們到廣東，不是消極的，是積極的；不是送廣東同志回家鄉，是集中各省革命同志，準備第三次北伐，實現總理的三大政策，實行總理的三民主義，打倒一切新舊軍閥及賣黨苟活的汪精衛等等，這是各位同志應該知道的第四件事。 我們既然明白我們是為了自己革命，為自己犧牲，我們對於民眾尤其對於一般貧苦工農大眾，應加以保護，反對拉夫，對於商民也應該切實保護，不應該強行買賣。不然，我們便不是革命黨，我們乃是和新舊軍閥一樣的戰爭，乃是同蔣介石唐生智以至其他攘奪地盤的戰爭，其事是反革命的行動，其結果是違反人民的利益。這是同志們應該明白的第五件事。 本總指揮治軍素來不喜多言，但是說了，必定要做，彼此同受黨紀軍紀的約束。

以上五事，我們革命同志必須遵照執行，革命成功，定在不遠，願與諸同志共勉之。 賀龍所在的“第一方陣”中，眼鏡多——知識分子多：郭沫若、惲代英、高語罕等，都可以說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他們的眼鏡在陽光下泛著光，人卻都能吃苦。除了惲代英那“甘地”似的“苦行僧”模樣，高語罕則是晃著高大的身子，嘴裡有時唱著歌，有時在吟詩。和他唱和的是郭沫若。郭沫若雖然在前幾天的南潯路上挨了第三軍潰兵的打，受了一點輕傷，但精神還是很好。 還有就是白頭髮多——老者頗多。主席團主席譚平山，穿著一身中山裝，戴一頂平頂的草帽，騎了一匹黑色的馬。大家都叫他譚主席，這是以前對譚延闓的稱呼，現在叫起來也挺自然，譚平山也答應。中央海外部部長彭澤民，年紀雖然還沒滿60，頭髮卻全都白了，他的瘦長的身材，走起路來似乎特別辛苦，常常看見他站在路旁喘氣。他還帶了一位年紀和他相仿的夫人，這對老夫婦實在是軍中最讓人生憐的人物，因為他們都生長在海外，怕有生以來還沒吃過這種苦呢。再就是省主席姜濟寰，他也與大軍一道撤退。雖然他的體質似乎比彭澤民好些，但他的困難是身體太胖，胖人在熱天本已是難熬的事，現在在烈日之下翻山越嶺，其困難可想而知。

徐特立和林伯渠這兩個老頭子精神特別好，他們看見一些青年同伴在路上休息，總是帶笑地招呼：“嘿，同志，打起精神，走啊！”這5個人，加上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一師政治部主任方維夏、秘書廳秘書高語罕，年齡基本是“坐五望六”，被眾人稱為“八仙”。連後來投身於敵的王唯廉都不得不承認：“此8人年雖老而不服老，翻山越水，每日步行數十里，不以為苦，老當益壯，有足多矣哉。” 參謀長劉伯承總是不緊不慢，精神特別好。別人坐下休息時，他便抽出一本軍書細讀起來。他說讀書對他是休息。 秘書長吳玉章，因為痔瘡很重，而且身體也特別瘦弱，所以例外地坐了一乘轎子。 農工委員張國燾身體也胖，遇上這樣的天，便沒精打采，像斷了鴉片煙似的。他總是和彭湃在一起走。彭湃和他正好截然相反。他是這一方陣中最活潑的一個，一路上都是唱唱跳跳，完全像個天真的孩子。唱一下國際歌，又唱唱廣東戲，“頑皮的孩子！”高語罕總是這樣笑他。這個隊列裡有個真正的孩子，他叫徐一真，只有11歲，據說已加入共青團，走得既認真，又努力，令“大人”們佩服。

革命委員會和參謀團的警衛隊，擔子很重。除了警衛任務外，還負責押運在南昌繳獲的大批武器彈藥。每人除駁殼槍一支外， 還背了兩支步槍、200多發子彈，加上背包、軍毯、水壺、飯匣、洋鎬、鐵鏟，共重60斤左右。另外每班還抬一個大帳篷，每人還要照管一個挑著槍支的民夫。 粟裕大將當時就在警衛隊里當班長。他對這次行軍印像很深。 8月的天空，連一片雲彩也沒有，每天七八十里行程，真是又熱又累，在第一天行軍中，七十七團就中暑死了十幾個同志。當時的民夫，不同於在以後的戰爭年代從根據地動員組織起來的民工，隨時都有乘隙逃跑的可能，使得警衛隊在思想上十分緊張。警衛隊中有一個年紀最小的戰士，一不留神，民夫跑了，只好自己挑起槍支，但走不多遠，就挑不動了。正因為這樣，繳獲的武器彈藥在沿途丟了不少。

周恩來在這個隊列中走著，雖然有說有笑，但透過眼鏡，細心的郭沫若還是看出一些陰影：“恩來，很少見你這麼憂傷啊！” 周恩來一回身：“我憂傷了嗎，沒有啊。”郭沫若走上來：“不是一切都佈置好了嗎？”“哪裡談得到都佈置好，現在是走一步看一步，根本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周恩來停了下來：“我總有某種不祥之兆，會不會有什麼漏洞？”郭沫若不解。他最佩服周恩來的細緻周到，遇事不慌，而今怎麼竟懷疑起自己來？ 從整個部隊看，第一大的行軍情況並不理想，顯得七零八落。當天走了90裡，到李家渡宿營時，許多幹部腳板上磨出了水泡。一般幹部，在出發前，總想多帶點日常用品，可是上路後，這些所攜帶的東西好像分量在加重，幾兩重的心愛之物，這時也成了千斤墜。在許多幹部的要求下，決定把這些包袱扔掉。在李家渡河邊的沙灘上，各種衣物、書籍、用具，堆得像小山一樣，被引火焚燒，以示決心。

當這一切化為灰燼時，有人又不免嘆息說：“我們為什麼這麼傻呢，為什麼不將這些東西分給當地的老百姓呢？” 從李家渡到撫州的途中，周恩來等候在路旁，等著一瘸一拐的張國燾上來。周恩來臉色黝暗，說：“據一位逃出來的同志報告，行進到迸賢的第十師蔡廷鍇，業已叛變，拖著隊伍向東跑了！”周恩來的預感沒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