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中央改組：一個重要轉折

武漢6月的天氣已經悶熱起來。中共政治局會議室裡的氣氛更是沉悶得讓人透不過氣來。會議經常是先沉默，後爭吵，最後由陳獨秀作個令人不快的結論。開始討論的時候，李立三、瞿秋白、陳獨秀主張東征；羅易、譚平山仍主張南伐取廣東。 蔡和森則大膽地提出一個武裝暴動的計劃。他分析道：“北伐是馮玉祥的事，東征是唐生智的事，都與我們無關，我們不要再為他人做嫁衣裳，伐來伐去，依然兩袖清風，一無所得！這便是說，現在我們必須堅決地、自覺地來干我們自己的事，來找我們自己的地盤和武力。這便是指擺在我們面前的兩湖問題應首先解決。許克祥的反革命，任他在湖南延長的發展，我們所在地的湖北，夏斗寅叛變後己有43縣的農民和農協處在土劣軍閥的白色恐怖之下，擺在我們面前的兩湖反革命大暴動不解決，而高唱東征北伐，只是一句空話！”

說著，蔡和森拿出自己早已擬好的兩湖暴動計劃，請大家傳看。草案傳到了羅易手裡，他急不可耐地往下看：向長沙取圍攻封鎖之勢絕對地不要相信和依賴國民政府合法的解決，它是故意縱容許克祥的。在此反許鬥爭中，應發展農軍到5萬以上，在最短期間應發展群眾至30萬以上，準備推翻現在代表土劣的國民黨中央，盡量擴大武漢三鎮工人糾察隊及同志的武裝，自動沒收土地。 羅易不做聲。 蔡和森再做鼓動：“正好不是國際有電報指示，已經就中央對土地革命的態度不堅決；平山就職演說迴避土地革命提出批評了嗎，這是警告，再不改變態度，將在國際機關報上公開批評了。指示中也有要求解決許克祥、農民自動沒收土地，我看應該執行，不然中國革命將一敗塗地！”

他這一說，羅易坐不住了。因為洩密，就怕提國際來電，又急於洗刷自己，他頓時呼而應之：“我同意蔡和森的意見，準備發動湖南農民暴動。” 於是中共中央與國際代表之間，組織了一個湖南特別委員會，專為指揮湖南暴動。為此事，後來又開過幾次會。孰知羅易將暴動計劃改了又改，所決定的款項又遲遲不到位，而中共已派出大批軍事同志前去，需要計劃和款項異常之急。而此時的羅易，似乎已從洩密的窘迫中擺脫出來，幾天前喊叫著支持暴動的熱情消耗殆盡。他聽了一位同志無關緊要的報告，馬上認為共產黨在湖南的勢力已完全瓦解，翻臉說暴動不可能，前次所議款項隨之取消。 這一招氣壞了周恩來。他雖然年輕，卻性格沉穩，很少動怒，但現在忍不住了，他再次說明：“現在瀏陽、平江一帶農軍還有8000支槍，軍事部已派了軍事幹部10人到那裡去。計劃先取湘潭，集中瀏陽、平江。全力攻下反革命勢力薄弱的城池，而在反動勢力較強的地方則到各處打土豪劣紳，在可能範圍內成立鄉村的臨時委員會。”

“我得到的報告不是這樣。即使如你所說，力量也不夠。還是不要冒險。”羅易坐得直直的，恢復了他的“代表”姿勢。 “你為何如此多變？！”周恩來真的火了，“你難道不知道，葉挺的部隊擊敗夏斗寅之後正駐軍湘鄂邊境；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還在河南，沒有來得及回師兩湖。這是一個天賜良機，此時不起，更待何時？” 羅易俯下身子在文件上簽署著他的名字，飛動的筆跡刮得紙頁沙沙響，嘴裡說著否定詞。 周恩來敲著羅易面前的桌子：“你撥下款子，人到齊後，我親自到湖南去指揮這次暴動。如果失敗，我來負責！” 羅易在桌上狠狠地摔著他的簽字筆，大聲嚷嚷：“年輕人，不要感情用事！” 羅易的弱點，是二十世紀一些革命者的通病，正如幾個月後蔡和森所說：“事後追論，羅易不失為一介書生：他總是在紙上堅持原則，而在實踐上一個問題也解決不了。”

兩湖暴動計劃被取消後，陳獨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再也拿不出什麼好的主張來，完全處於不知所措的慌亂境地。政治局對每個問題都是動搖的，猶豫的，不一致的，對下一步該怎麼辦也是迷惘不堪，在這種沉悶壓抑的空氣之下，人心更加渙散。 會議室裡，常常是陳獨秀的煙頭對著鮑羅廷的煙斗，吱吱響著，嘆氣加嘆氣。 蔡和森的目光對著羅易的目光，有許多話要說，卻無從說起…… 鮑羅廷不相信唐生智、還有馮玉祥會走得太遠，他仍舊寬慰自己也寬慰別人：“我們的箱子裡有吃的，他（指唐生智）肚子餓，所以他還不會跑掉。” 羅易也正天真地給馮玉祥寫著祝賀信：“共產國際授命我對您的輝煌勝利致以熱烈的祝賀，並表示相信您今後還將不斷取得新的勝利。”信末也不曾忘了綴以“此致革命的敬禮！”

而會議室外，頭頂上的烏雲濃黑地聚攏來，漸漸地降低了，天色變得愈加昏暗。遠處隆隆的雷聲在長江之上，從這一頭滾到那一頭，發出巨大的迴聲，好像就要天塌地陷了一般。 6月底，反共最有力的何鍵率領第三十五軍從河南前線開回漢口，殺氣騰騰地發出了反共訓令。汪精衛開始公開煽動“分共”。 在此關鍵時刻，中共中央秘書廳於6月23日起草了一封給上海區委的信，提出一項新的建議。一方面，主要是反對蔣介石，另一方面，如果共產黨人繼續堅持沒收土地和武裝工農，將導致同國民黨的迅速破裂。在這種情況下，秘書廳認為，刺激帝國主義佔領上海、福州、南京及其他城市，是更為可取的途徑。這樣，共產黨人可以掀起新的反帝鬥爭，武裝工農並沒收土地。經過長時間的激烈爭論之後，政治局決定停發此信，建議以“關於反帝鬥爭的決議”代替它。而秘書廳宣布，此函已經發往上海。在爭論中，羅易指出秘書廳的信“非常危險”，其中提出的行動計劃是“冒險”：“你們計劃把在三次起義中受到削弱並在白色恐怖下慘遭摧殘的上海無產階級，推到比國內敵人更為強大的帝國主義手下去送死！”羅易態度變得異常生硬，鮑羅廷桀驁不馴的架勢也不見了，像個生了病的綿羊。

中共也有人猜測：老鮑怎麼了，是不是國際又有什麼指示？果然如此。 一次擴大會上，任粥時問陳獨秀：“聽說國際有新指示，請在黨內公佈出來。” 陳獨秀脖子一梗，大發雷霆：“什麼指示？不知道！”在座的都很奇怪。 吳玉章問坐在旁邊的張太雷：“怎麼回事？” 張太雷把椅子挪近一些，靠在吳玉章的耳廓邊說，國際來電，訓斥老頭子，還要調回老鮑、羅易。 吳玉章驚詫：“這樣重要的指示，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 “小聲點。我也是剛剛知道，許多人都知道這回事。” “真不像話！” 第二天又開會於鮑宅。一上來鮑羅廷就做了一個很長的演說。大意是說，現在國際方面有一種空氣，認為我們中國黨有改良主義，其實此改良主義並不存在，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羅易10倍以上的革命；中國現狀在客觀上是有利於我們的；斯大林主張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對的。鮑羅廷是善於演說的。只要一演說，頓時眉飛色舞，精神十足。陳獨秀似乎也受到感染，接著說：“以前季諾維也夫一向教我們幫助資產階級，現在斯大林教我們24點鐘內實行土地革命！”在座的中央委員們都苦笑著：兩個人一唱一和，一方面文飾自己不是改良主義、機會主義；另一方面攻擊國際方針前後兩截，中國革命的失敗，國際要負全責。

在鮑羅廷、陳獨秀推卸責任的時候，處在第一線的中國共產黨人仍在流血，其中包括陳獨秀的親骨肉陳延年。剛剛接到任命為江蘇省委書記的陳延年，在上海區委所在地被捕。 7月4日深夜，被嚴刑毒打體無完膚的陳延年，在劊子手的亂刀之下喪生，又被五馬分屍。蔣介石下令不准收屍。 就在這一天，中共中央在武漢舉行了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保存農村革命力量問題。毛澤東作為農民協會會長和候補中央委員，參加了會議。他剛剛把楊開慧及3個孩子送回長沙。毛澤東對陳獨秀將他調回湖南很有意見。到武漢後，他召集來武漢的湖南同志開會，商量著回湖南進行武裝鬥爭。 陳獨秀雖然還不知兒子已經被害，但一臉疲憊，咳嗽裡帶著濃重的痰聲。 蔡和森主張上山。

毛澤東同意：“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我是準備上山的。” 陳獨秀精力已無法集中，木然地點點頭：“上山。” 國際的指示已在黨內宣布，鮑羅廷也藏匿不住了。 根據國際訓令，中共中央改組，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張太雷、李立三5人組成臨時中央常委委員會。 陳獨秀給臨時中央寫了一封短函，稱自己實在不能工作，要求辭去總書記職務。然後抽空收拾了自己的辦公室。任粥時的兄弟任卓名及妹妹任秀蘭和陳獨秀在一個辦公室工作。陳獨秀臨走時，兄妹二人將他送到門外。陳獨秀神情憔悴，似笑非笑地咧了一下嘴，算是和大家告別。出門後，他戴上了壓得低低的草帽，拿著一把大大的蒲扇，拖踏著一雙黑平絨布鞋，步履蹣跚地走了。和他一起走的是秘書黃文容。

陳獨秀肚裡有話，時常和後來一道成為托派的淮德治談起。他說第五次代表大會，自己成為眾矢之的，大家罵他是右傾機會主義。他承認思想保守是有的，總以為北伐戰爭，打到北京才算打倒了軍閥，那時再與國民黨分裂不遲。他主張先擴大後加深，說這是機會主義，不能心服。他說大家斥責他是投降主義，便使他氣憤。他說：“我投降了哪個？蔣介石把延年、喬年都殺了，我投降他嗎？汪精衛高唱：'革命的到左邊來，不革命的滾開去'，不僅我以為他是'左派'，連斯大林也認為他是'左派'。”陳獨秀說與“左派”保持聯合，不要過早鬧翻了，這是共產國際即斯大林歷次給他的指示，他執行了指示。 結果，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罪名落在他一人身上，他不服氣。他說當時共產國際的代表是羅易，羅易把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指示，關於武裝工農、進行土地革命的決議，拿給汪精衛看了，汪大驚失色，於是決定反共，這難道是我陳獨秀的罪過嗎？他說這個指示也來得太遲了，武裝工農，進行土地革命，不是一天兩天能夠辦到的事，接到這個指示，也無法即時執行。他說關於湖南農民運動，曾說過“過火了一點”，並沒說“糟得很”，後一句是武漢政府的軍閥官僚和土豪劣紳說的。關於10萬農民圍攻長沙，由中央下令撤退和武漢政府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支，和解散童子軍等事，他說也不能責怪他一人，連羅易也是讚成的，他頑固地企圖把這一系列的投降主義的行為，都推給共產國際，好像他並沒有任總書記的職務，他竟說，“我做了斯大林的替罪羔羊”。

“五大”並沒有撤銷陳獨秀的職務，使他得以繼續執行機會主義路線，以至使轟轟烈烈的中國大革命遭到失敗。他是個偏頗之人，而且相當自負，要他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是難以辦到的。他說他們（新的黨中央）要我寫悔過書，過從何來，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不要斯大林悔過呢？我是執行他的訓令的，他悔過我就悔過，要我做替罪羊，於情於理都說不通。 7月12日，鮑羅廷離開漢口。他先到江西廬山小憩（後來發現，他在廬山時曾與共產黨人舉行秘密會議，他們正準備發動起義。然後，鮑羅廷回武漢，並於7月27日取京漢路奔洛陽。在洛陽，他作為馮玉祥的客人停留了3天，然後經過蒙古前往蘇聯）。 羅易於7月底8月初離開漢口。共產國際準備了裝配著重型彈簧的3輛大旅行車，登車板上捆綁著汽油罐。司機是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特工人員。車隊從漢口啟程向西北進發，越過蒙古沙漠，取道庫倫前往蘇聯。接替羅易的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已在來華途中。 這次改組，雖說晚了一些，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轉折。經過這個改組，主張武裝反抗國民黨屠殺政策的力量在中央取得了領導地位，從而為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的發動和八七會議的召開，開闢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