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洩密者羅易

5月底，共產國際有關武裝鬥爭的指示傳到中國。特別是那個史稱“五月指示”的電報，完全是斯大林式的口吻：必鬚根除對不可靠的將軍們的依賴性。動員2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5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用軍官學校的學生來充當指揮人員，組織（目前還不遲）一支可靠的軍隊。否則就不能保證不失敗。這個工作是困難的，但是沒有別的辦法。組織以有聲望的、不是共產黨員的國民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繫或唆使士兵殘害人民、殘害工農的軍官。不能只是勸告。現在是開始行動的時候了。 羅易接到這個電報，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磋商。羅易、鮑羅廷、維經斯基也出席會議。 陳獨秀看了電報，又是半晌不吭聲。因為電報的內容剛好是前幾天他才否定過的。蔡和森是個武裝暴動最積極的倡導者；周恩來和吳玉章也是三番五次提議要建共產黨的獨立武裝；毛澤東一開口就是土地革命，這些被他陳獨秀否定了，現在再來宣布共產國際的電報，豈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他試探著說：“我的意見是先不要把這個電報的內容說出去，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混亂。”

蔡和森自然不同意：“不拿出電報，不是扣壓國際指示嗎？湖南等地的同志們很需要電報的支持。” 鮑羅廷和維經斯基意見一致：“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漢的局勢，汪精衛能組織起革命軍事法庭去懲辦蔣介石？” 羅易對汪精衛寄予更大的希望：“跟汪精衛商量商量吧，看他同意不同意，同意了就可以執行。” 中共委員們對羅易的空談是厭惡的，但他的所謂“加深革命、鞏固武漢路線和土地革命”的口號有“五大”的決議做護身符，誰也無法否定他。另一位國際“大人”鮑羅廷所主張的“廣泛聯合、向西北發展和糾正工農運動過火”，也不是中共委員們欣賞的。鮑羅廷在理論上雖然難於自圓其說，但他抓住現實的本領比羅易不知強多少倍，所以往往能提出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案。這樣一來，對書生氣十足的陳獨秀和瞿秋白來說，倒是能夠接近起來。於是他們多以羅易不懂中國實情為由，採納老鮑的具體建議。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避開羅氏與鮑氏之間的爭論。

當時流行一句話：中共中央是在十字街頭徘徊著。看來不假。 陳獨秀忙著給國際回電。又是那套原則同意具體否定的老把戲：“你們的指示是正確而重要的。我們表示完全同意。”他寫道，接著筆頭一轉，“中國共產黨要建立民主專政，但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實現。用改組的辦法驅逐汪精衛尤其困難。當我們還不能實現這些任務的時候，必須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將領保持良好關係。我們必須吸引住他們的左派領導人，並達成一個共同的政綱，如果同他們分裂，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將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當他面前出現那個年輕的毛澤東指手畫腳大談湖南農民運動的畫面時，氣又不打一處來，情不自禁地借題發揮起來：農民運動在湖南發展特別迅速。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個軍隊對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都抱有敵意。夏斗寅叛變和長沙事變是這種普遍故意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國民黨，就是共產黨也必須採取讓步政策。必須糾正過火行為，節制沒收土地的行為。對土豪劣紳和土匪的聯合進攻（雖然得到小地主和一般地主的支持）應加以製止，使我們有可能集中力量抗擊反動派。否則，將立即引起與大部分反動軍隊的衝突，與國民黨發生分裂，而我們將變成反對黨。國民黨中總的情緒是既要與蔣介石作鬥爭，同時也要鎮壓共產黨。在最近的將來，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客觀上大概是不可能的。

陳獨秀的最後一句話倒是說對了。 5月29日，唐生智公開發表了轉變態度的通電。他表示反共，電文中指出“湘省黨務悉為跨黨暴徒及本黨不良分子所操縱”。他一改向來容忍中共在湖南活動的態度，表面上是受部屬要求的壓力和“馬日事變”既成事實的影響，實際上似是大勢所趨，他個人蘊藏於內心的真意，到了可以表面化的時候。他仍希望捧著汪精衛反蔣，他的反共態度的表明，是否事先得到汪的同意固是疑問；但汪從此採取向右轉的態度，則是明顯的事實。 武漢整個局勢的轉變，也以此為標誌。唐生智再不是鮑羅廷的支持者，而是汪精衛門下“被夾攻中”的健將了。隨著群眾運動的發展，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曾寄予希望的馮玉祥變得愈來愈右了。一段時間內，他的確有許多反蔣的言論，但他並沒有對左派勢力承擔什麼重大的政治責任。他喜歡寵統地談論革命，並同情農民，但態度是既不支持，也不干涉。但現在他開始向右轉了。他規定對陝西的共產黨報紙進行嚴格檢查，決定對刊登一篇號召農民採取革命行動的文章的編輯進行嚴懲。規定對有“越軌行動”的農民實行懲治，直至槍決。如今，馮玉祥在對指揮人員講話時斷言：“農民反對紳士的鬥爭對革命事業是有害的。”當西安一家不大的兵工廠開始經濟罷工時，罷工領導人遭到逮捕。

1927年6月，幾個著名的共產黨人被捕。此前一個月，他曾對軍隊政治工作人員宣布，凡召集秘密會議者將予懲處，還要求政治工作人員簽字同意他制定的宣傳口號。這一切都是用來對付中國共產黨的，在馮玉祥控制的地區，黨組織始終是不公開的。馮玉祥幾個月來閉守在自己的地盤，沒有給國民革命軍以積極援助。當他決定同武漢政權聯合作戰後也沒有打幾次大仗。最大的仗是洛陽戰役。但參戰的敵軍也不過幾千人。 4月，洛陽地區的紅槍會舉行了反對豫軍將領的大起義，起義席捲了四五個縣，引起了歷時3週的激烈戰鬥，這使得馮部的行動減少了困難。數百個村莊遭到破壞，老百姓被洗劫一空，果樹被砍光，甚至壇壇罐罐也被砸碎了。馮佔領洛陽以後，雖然武漢政府的領袖們多次打電報催促他積極行動，他還是不急於繼續前進，直到5月30、31日才攻克了鄭州和開封。

馮玉祥對蔣介石的政變及其採取的政治態度，很長時間沒有發表任何聲明。馮還在西安時，武漢的代表和蔣介石的代表都來找馮，進行遊說。蔣介石建議馮，在奉軍擊潰國民革命軍前，不要出兵打奉軍；然後，他們兩家再跟閻錫山聯合起來反對勝利者。這一番勸誘果然生效。馮玉祥的將領們被武漢地區的革命事變和經濟困難嚇壞了，他們尤其害怕孤軍對付強大的奉軍。一夜之間渲關牆上的反蔣標語消失了，兩天后，一種批蔣的小冊子被收回，最後向全軍下令禁止反蔣宣傳。從1927年5月中旬起，原武漢國民黨中的左派領袖徐謙成了馮玉祥的“第二個我”，他竭力促使馮投靠蔣。在鄭州同“左派”舉行的會議上，馮裝聾作啞，而在軍事會議上他又提出在西北與河南組織政府。此後，馮控制區的國民黨西安政治分會補充了一些右派，而一位共產黨員、該機構的書記長卻被撤了職。馮玉祥聲稱，共產黨員佔多數的國民黨河南省黨部執行了一項引起後方混亂的錯誤政策。為了改組省黨部，政治委員會組成了以徐謙為首的新黨部，新黨部中是清一色的右派。

6月中旬，馮玉祥與蔣介石在徐州會議上共同簽署了一份反對共產黨人、要求鮑羅廷離開的電報，這樣，馮完全跌入了反動派陣營中了。像馮玉祥這樣一位當時在中國的風雲人物中的變化是非常典型和發人深省的。國民黨其他許多領導人都經歷了從發表最革命的冠冕堂皇的聲明到悄然背叛革命利益的類似道路。 武漢的左派政權，本極脆弱；作為左派領袖的汪精衛，更是一直動搖不定的。他反對蔣介石的軍人獨裁，是想自己取而代之，他畏懼中共的革命鋒芒，但又想暫且利用之。他也記得孫中山遺教中的聯俄聯共，但自歐遊歸來以後，似又覺得蘇聯在國際上的勢力，究竟脆弱，不足以憑藉取勝。他也許對鮑羅廷和中共在“三二零”事變中沒有堅決支持他一事，一直未能忘懷。他常常掛在口邊的“一直陷於左右派的夾攻之中”的話，似乎就是這種心境的寫照。

汪精衛自4月10日到達武漢以後，態度逐漸右轉的跡像是非常明顯的。 最初他確也高舉過“黨權”的旗幟，堅決反對蔣介石的異動。 4月17日開除蔣介石黨籍的決議，就是由他任主席的會議上通過的。他在陳獨秀到達武漢之後（約在4月20日左右），曾積極促成國共兩黨聯席會議的舉行，想以此穩定反蔣陣線。可是，不到幾天，他在兩黨聯席會議上的言論，就開始有了變化。這大概是由於他了解了武漢的內部情況以後，感覺反蔣的前途未可樂觀，不得不留條後路。因而他的論調，已不是什麼“東征討蔣”，而是“糾正工農運動過火”了。 這樣一來，此一會議同樣也流於談話會的性質，往往是汪精衛在那裡敘述一些工農運動過火的事實，再由健談的陳獨秀起而唱和一番，加以若干輕描淡寫的答辯而已。就這樣，中共與汪精衛式的“左派”脆弱地維繫著。就在這個微妙莫測的關頭，羅易的一個不可理解的舉動，使得政治天平頃刻傾斜了。

羅易與汪精衛會面時，有意無意地提到莫斯科的“五月指示”。汪精衛不覺一愣，忙問是否能拿出來一看？這幾天羅易一直苦於中共中央政治局不肯貫徹他的主張，他找汪精衛訴苦，汪精衛就敷衍他。但汪有一副誠誠懇懇的外貌和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詞，羅易很可能被這種假相迷惑，或者他本人就希望在汪的身上創造出奇蹟來，以證明他的主張高於鮑羅廷等人。不管怎麼說，他把這份極重要的國際來電的抄本交給了汪精衛。汪精衛看著電報，努力掩飾著吃驚，一反常態，臉色很不好看他說：此電報的內容違反當年的“孫（中山）越（飛）宣言”，因為孫越宣言明確指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而這個電報卻是要中國走向共產。 羅易否認。汪精衛又把副本給周圍的人看，嘴裡像在給副本加註：“好好看看吧，這足以證明，不是國民黨不聯俄聯共，而是共產國際違反它的諾言，別具消滅國民黨之陰謀！”汪精衛周圍的國民黨要人們也談“電”色變：“這意味著兩黨之間的戰爭啊！”

剛從上海來到武漢的周恩來，很快從國民黨內部得知羅易洩露了國際指示，報告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們都呆住了：書生氣也不能到這個份上！其他中央委員如毛澤東後來甚至說：“誰促成了同國民黨的分裂？到頭來還是羅易本人。”鄧穎超後來也說：“羅易這個人很不守紀律！” 鮑羅廷氣得差點拍斷了煙斗桿。他和維經斯基責問羅易：“為何這樣做？” 羅易情知理短，第一次說話時縮起了身子，能言善辯的舌頭也不利索了：“我，我的本意是緩和和汪的關係” 憤怒的鮑羅廷將羅易洩密之事電告了國際。汪精衛得到的抄本，很快又流傳到了唐生智和他的部下手中。 唐生智的反應卻有幾分得意：“怎麼樣？我們還是趕在了共產黨前面。”於是部下們便有了獻媚的詞彙：啊呀唐總是有先見之明，料事如神哪。

6月4日，便發生了江西省長、第三軍軍長朱培德將方志敏等164名共產黨員“禮送”出境的事件； 13日，汪精衛從鄭州同馮玉祥會談後回來，宣布唐生智部主力全部從河南迴師武漢； 20日，發生了前面提到的馮玉祥同蔣介石會談後公開向右轉、要求驅逐共產黨員出國民黨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