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武漢政府分崩離析
正當妥協投降的空氣瀰漫在中共政治局中的時候，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中國革命目前形勢的決定》到達武漢。 《決定》認為：武漢政府的革命作用已經完結，現在它變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中共領導機關犯了機會主義錯誤，必須馬上糾正這些錯誤。中共要公開宣布退出武漢政府，但不退出國民黨。
《決定》佈置得很具體：在退出武漢國民政府時，需要發表一個原則性的政治宣言，說明採取這個步驟的理由，是因為武漢政府仇視土地革命和工人運動，要求嚴辦一切迫害工人和農民的分子，從各方面揭穿武漢政府的政策。
7月13日，改組後的中共中央發表了對於時局的宣言，公開譴責汪精衛集團的反共罪行，宣布撤退參加武漢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表示繼續堅持同國民黨和一切革命分子合作，不妥協地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政治局裡不乏文思橫溢之才，一些段落充滿激情，讀來令人蕩氣迴腸：
革命勝利的原因，當然不在某某總司令某某軍長的善戰，亦不在某某領袖的善於外交，而在於革命得到中國人民之極大多數的讚助，尤其是工農群眾的努力，並且有各種被壓迫階級因反抗一切剝削而團結的堅固的革命聯盟。然而最近幾月的政局，使中國一切革命人民大大的失望。國民黨的指導機關及國民政府，並不實行那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的決議及責任。國民黨中央自己將人民的希望打消了，——中國人民原本是相信國民黨的中央及其許多領袖是革命的！蔣介石的走狗楊森進攻鄂西；於學忠、張聯昇等叛變於湖北西北；夏斗寅進窺武昌；許克祥實行政變於湖南；以及最近馮玉祥表明反對工農群眾運動及共產黨。工農的血流遍中原，幾千共產黨員，在革命軍進攻武昌、南昌的時候，在攻打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的時候，在廣東的田間、上海、廣州的街市，反抗蔣介石派叛徒的時候；在湖南、湖北反抗反動軍官的時候，——戰死的戰死，被殘殺的被殘殺，凡此一切已足證明共產黨永久與工農民眾共同奮鬥，不顧任何巨大的犧牲，——就在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拋棄勞動民眾的時候，亦是如此。因此一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
正如蔡和森所說：此宣言在政治上的影響是很偉大的。當時工荷波同志說：“我們工人看了此宣言，雖然未揚眉，但覺吐了一口氣——晦氣！”
7月13日宣言，是個界碑。從這裡開始，武裝鬥爭的思想成為黨的發韌之舉，也使南昌暴動成為可能。
1927年8月前的政治局勢真是複雜極了。即使在反共陣營裡，每個集團都像一個刺猬，他們想靠在一起取暖，又怕彼此的刺扎著自己。於是這種關係變得若即若離，若近若遠。馮玉祥雖然和蔣介石發表了《聯合聲明》，他對南京的態度並不十分明朗。從《聯合聲明》中也可以看出，蔣介石要推翻武漢政府的立場也未得到這位搖擺不定的將領的認可。
但是，武漢和南京這兩個營壘又必須聯合起來，首先是因為經濟和財政上的困難，不僅武漢捉襟見時，南京也叫苦不迭。封鎖長江從經濟上看對寧漢兩陣營都是致命的。因此，實行寧漢合流，實際上取決於蔣、馮、唐的三角關係，而不取於各方對共產黨的態度；因為在反共這一點上，所有政黨多少是一致的。
7月4日蔣介石電告馮玉祥，說他的部隊已經作好進攻武漢的準備，希望馮氏告訴他是否願意共同行動。
7月16日蔣介石發出第二份電報，催促馮明確表態。馮王祥未作反應。不僅如此，馮玉祥還與武漢保持著頻繁的接觸。按馮玉祥的想法，南京與武漢聯合只能在下述條件下進行：一、排除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二、把共產黨員及其志同道合者送國外學習。
許多共產黨人的判斷是正確的，馮玉祥不相信蔣介石，因此不想去冒他的幾萬人軍隊有朝一日被蔣介石吞掉的危險；再說馮氏也不願置於蔣的軍事獨裁之下。由於這個原因，馮玉祥必須在反共鬥爭中，在致力於寧漢聯合的過程中站在武漢這一邊；而在蔣介石和唐生智接近時，馮只想扮演中間人角色，真正的意圖是要把蔣搞掉。但眼下馮玉祥還不想同蔣敵對起來。再說那個城府頗深的唐生智，雖然與南京處於交戰狀態， 但這並非出於政治信仰，而是不滿蔣介石在國民革命軍中頤指氣使的地位。一旦寧漢聯合，唐生智也怕失去他在兩湖的地盤，因此，徐州會議期間，唐生智曾通過他在南京的常駐代表建議，解散南京和武漢政府，重新組織政府。這個建議的目的顯然是要排除蔣介石的軍事獨裁。武漢政局使得唐生智獨霸天下。表面上雖然是高唱寧漢合作，汪精衛到南京去組織合作政府，但蔣介石還是容不得唐生智存在，想一手奪為己有。反過來，蔣介石就成了障礙。由於蔣氏的領導作風和軍事獨裁，他除了得到白崇禧和何應欽的同情外，在兩個營壘的軍政要人那裡很少有好感。
所以這就導致1927年8月中旬蔣介石的引退。就是說蔣介石的夢尚未圓，已經被擠下了台。這已是後話。
再說汪精衛、唐生智和張發奎，都聚集在“東征討蔣”的大旗下，卻各有各的心思。
唐生智想一箭三雕：支持了汪精衛，打擊了張發奎，消滅了共產黨。即用共產黨打老蔣，打垮了老蔣，一切歸唐；打不垮老蔣，兩敗俱傷，老唐無恙。
可是作為第二方面軍的總指揮張發奎不是傻瓜。張發奎的力量最強，但沒有地盤。他的第二方面軍，包含著原有的第四軍和第十一軍，還有賀龍的兩個師和葉挺的兩師人，軍容是相當盛大的。但他要保存實力，心存觀望。他之佔據著南污鐵路沿線，連他自己都很直率地跟郭沫若說過，是“進可以談，退可以走”。 ——還要向什麼地方去呢？退回廣東去，由北伐而南旋了。所以，九江及南潯線，在張發奎心目中，是進退裕如的理想之地。他很明白，要想將來掉頭回廣東，東有蔣介石，西有唐生智，這都是非打硬仗不得過的地方。只有九江及南污線，可以不必打仗而直下廣東。這就是張發奎的“中間路線”。
軍事強人們就這樣你盯著我我盯著你，口號一個比一個喊得響，動作一個比一個慢。
7月14日夜間，武漢國民黨召開“分共”秘密會議，兼有國民黨籍的共產黨人被排斥而不得參加。當時的第四軍共產黨員最多，戰鬥力最強，是“分共”的主要阻礙。汪精衛已找過第四軍軍長張發奎，張發奎怕控制不了軍隊有些猶豫。
汪精衛就說出羅易的國際“五月指示”：“這個電報是訓令中國共產黨同蘇俄在中國工作人員的，我們可以看出這個電報有5層意思，都是很厲害的。綜合這5條而論，隨便實行哪一條，國民黨就完了！”
張發奎和其他軍界人士都同意了。
頃刻間，汪精衛變得像個熱情奔放的詩人，他指著窗外說：“看見沒有，共產黨人已作鳥獸散，今年早春剪短髮以示革命的年輕女同志現在又留起了長頭髮，黨的干部從大街上消失了，辦公室也空了舟已不在，何須共濟！”
左派陳友仁神色莊重，習慣地甩滅點煙的火柴，顧慮重重他說：“我代表孫夫人說幾句，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是總理親手所定，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夠發展成今天的局面，拋棄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屈服……”
沒等他說完，孫科猛地站起，扯了一下臂上戴著的悼念其父的黑臂章，拍桌大怒：“你無權解釋總理！你也不理解總理！”
“當然，連兒子都無法理解老子，徒弟也許會誤會師父的意思，但總理的臨終遺言你總不會淡忘吧？”陳友仁反唇相譏。
“你也無權代表夫人！父親30多年來日夜操勞，像車輪一樣拼搏奮鬥，是要為國民黨碾出一條路，絕非為他人所有，也決不要培養你這樣的信徒！”孫科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話語脫口而出。他不顧眾人在場，也許是故意要在眾人面前破壞陳友仁的聲望。他變得極端暴戾，言語粗俗不堪：“你狗屁不通，懂嗎，狗屁不通！”
“不肖之SON！”陳友仁自幼在國外，外語強於中文，一急，變得英漢不分。
汪精衛過來勸解：“分共以後，我們還可以跟共產黨實行黨外合作；我們仍繼續反帝反蔣。”
說歸說，武漢政府已分崩離析。武漢街頭的空氣也一日緊似一日，何鍵的反動軍隊天天在街上巡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