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蔣介石何以堅持定都南昌？

北伐軍總指揮蔣介石到達南昌之時的心情和表情，是自黃埔建校以來從未顯露的。不啻是喜上眉梢。還有權勢的炙手可熱。還有看著碗裡想著鍋裡的渴望。 喜歡歸納歷史的美國人（前總統尼克松）認為：當蔣的軍隊出師北伐，試圖用軍事手段統一中國的時候，中國有些地方在外國人手中，有些地方為軍閥所割據，還有些地方處於混亂的無政府狀態。蔣在挺進途中逐漸聚集起中國最強大的軍隊，幾年後，中國統一，他被擁為統治者。然而，這種統一主要是在名義上而不是在實際上。蔣壓倒了對手們，但並未制服他們。 尼克松深深記得第一次與蔣介石交談時的印象： “蔣常穿筆挺的黑披風，剃光頭，在私下會見中態度嚴肅，不苟言笑。他有個習慣：我講完話，他總要急促他說聲'好、好'，使人覺得他有點神經質。但是他的眼中露出自信和堅韌的神情，黑色的雙眸偶爾也放出光芒。在我們開始討論之前，他一直環顧房間，可是會談一開始他便自始至終兩眼盯著我的眼睛。”

而描述多於評論的蘇聯人（當時青年共產國際東方部派往中國的代表C·A·達林）列出了這一時期的時間表： 1926年12月8日，牯嶺（廬山）會議結束。第二天，大家都下山去九江。蔣介石是一副很關心和體貼人的樣子，為安排政府委員和客人們的轎子還費了不少心，儼然是一個“正人君子”，他是最後一個坐上轎子的。 12月10日夜，政府從九江遷往武漢。大家都來到碼頭上，輪船已停在這裡了。夜裡很冷，政府委員們已經坐在船艙中。蔣介石來了，他輕鬆愉快，滿面笑容，和大家特別客氣，向所有的人伸出了手，向大家告別，因為他不去武漢，而將留在南昌。 清晨，輪船向後坐了一下，就啟航朝武漢開去。把一個政府中心留在南昌的河岸上，把另一個政權中心拉向武漢。 12月10日，政府成員在武漢受到10萬遊行群眾的隆重歡迎。就在這一天，南昌和武漢的鬥爭開始了。

12月15日，蔣介石下令禁止漢口罷工，然後緊接著發出命令解除工人武裝。命令一道接一道從南昌發來。制定了反對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各種辦法。南昌成了國民黨右派和反革命的中心，為首者就是蔣介石。 蔣介石為何頑固地堅持定都南昌呢？ 1925年，孫中山病逝。在他身後留下了一個“三民主義”，一個早已沉溺於中國的權力角逐的接班人蔣介石。 蔣介石在1924 年從莫斯科訪問回國後，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這使他頭上多了一頂導師的桂冠。按照中國人的傳統：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他憑藉隨黃埔軍校校長一職俱來的對軍隊的控制權，成為國民黨內舉足輕重的人物。他不像孫中山用身體力行和政治鼓動贏得別人的忠誠和尊敬，而是以看得見的錢財和看不見的未來籠絡人心。他瘦削，能言善辯而不帶誇張，機警的黑眼珠轉來轉去，似乎可以看穿一切。他最大的本事不在軍事方面，而在於搞政治投機，他可以在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熟練地玩弄平衡和施展計謀。

孫中山死後，無人再來約束國民黨，黨內右派和左派的衝突完全公開化。 蔣介石是右翼領袖。國民黨在舉國沸騰的反帝浪潮中看到了自己的機會，於1925年7月宣布自己是中國的國民政府。爭奪孫中山的繼承權的角逐這時尚未明朗。蔣介石擔任了軍隊的總司令。另一位政客，外貌和他的言辭一樣漂亮的汪精衛擔任政治上的黨主席，他們以脆弱的合夥關係分享黨內領導權。 1926年3月，蔣介石試探性地向共產黨發動了一次陰謀襲擊，挑起了中山艦事件。因時機尚不成熟，清洗共產黨的初衷井未得逞。一石三鳥，沒有打走共產黨，卻攆走了國民黨中的一老一少：胡漢民和汪精衛，這同樣令蔣介石欣喜。在他的權力走廊中又踢除了兩塊絆腳石。胡漢民和汪精衛之間也有矛盾，鬼使神差的，兩個人在香港換船時竟不期而遇，不得不拉下帽子掩面而過，現在被尊崇為“左派”的汪精衛又回來了。而共產黨人並未因中山艦事件引起足夠警惕，仍在一往情深地革命，活躍在正在抵制英貨的香港，到處組織農會和工會。黃埔軍校的黨代表們也在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率領下奔赴軍隊各階層。牆壁上到處可見他們的標語：“打倒帝國主義！中國勞動者要奮起！打倒外國的文化侵略！砸爛不平等條約！”黃埔軍枝禮堂的牆上有三幅外國壓迫中國的宣傳畫：一幅是1842年焚燒鴉片；另一幅是外國軍隊1900年進入北京時用槍和刺刀屠殺義和團；還有一幅是外國人在1925年的五卅慘案中用機槍向學生、婦女和兒童掃射。

1926年春天，廣東和廣西的兩位進步領導人李宗仁和白崇禧加入革命行列，國民黨由此獲得了進行北伐，奪取全國政權所需要的根據地和實力。孫中山嘔心瀝血但仍未能發動的北伐終於來到了。 1926年北伐正式開始，第一階段的目標是長江流域三大城市漢口、南京和上海。國民黨軍隊不足10萬人，蔣介石雖然身為總司令，但不能完全控制這支軍隊。他們的對手是由五花八門的部隊組成的大軍。迫在眉睫的危險，使那些水火不相容的老對手結成了一個爾虞我詐的同盟。其中包括張作霖、吳佩孚和上海地區的五省軍閥孫傳芳，以及有“大象般的身軀、豬樣的腦子、老虎的暴性子”的山東軍閥張宗昌。中國西北部的軍閥閻錫山和基督將軍馮玉祥則在一旁觀望和等待時機。閻錫山很想和其他督軍站在一起，但還沒有最後拿定主意，而馮玉祥則打算和國民革命軍結為同盟。北伐的部隊中有大量共產黨人，他們仍然遵循不擾民、不劫掠人民的信條，在出征後的頭幾個月，勢如破竹，屢獲重大勝利。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就控制了4個最重要的省份並衝到了長江流域。誠如預料，革命地區如此迅速地擴大，引起了國民革命統一戰線內部矛盾的尖銳化。在軍政領導人中圍繞著革命中國的新的首都問題，即廣州政府現在應當設在哪裡的問題展開了鬥爭。大家都明白，把領導機關遷徙到華中是必要的，不然政府就有可能變成對革命進程不發生重大影響的廣東省機關。從各方面看來，新的中心自然是解放了的武漢。但是蔣介石堅決反對這一點。

北伐的節節勝利，使得蔣介石戴上了更加榮耀的光環。算命先生說，這是“一正壓三邪”。何謂“一正”？即蔣介石的“介”字是個正人字，底下還有兩根支柱，那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而張作霖的“作”字，吳佩孚的“佩” 字，孫傳芳的“傳”字，都是一個“邪人”字，此為氣數注定，非人力所能挽救也。蔣介石名聲大振。甚至有位狂熱的女記者在報上撰文說：我近來心目中只有兩個英雄（你曉得婦女的心目中總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適，武的也不待言是蔣介石。 蔣介石心裡發熱。倒不全因這位痴心女性口吐蓮花。作為右派的首領，最關心的還是政治前途。他想讓國民黨中央執委會促使軍隊向南京和上海推進。拿下武漢的並不是由蔣控制的軍事力量。蔣介石指望在佔領上海後與帝國主義勢力建立聯繫並取得他們的支持，以便鎮壓共產黨和國民運動，使他討厭的民眾運動在政府的緊箍下漸漸消失。

這一點後來果真實現了。但蔣的當前任務是消滅江西的左派力量，並藉助李濟深的幫助消滅廣東的左派力量。蔣利用他的一個取勝的法寶：在敵視他的那些派系中製造矛盾，鷸蚌相爭之時，他好得利。在這種情況下，江西省可能成為某些軍閥的釣餌。蔣首先想在敵視他的“保定係”中製造分裂，並得到桂係將軍們的支持。從各方面看，南昌是蔣介石更理想的首都。 那時南昌是商人、手工業者和小官僚的寧靜的港灣。該城總共不到20萬居民，四周圍著中世紀的厚厚的城牆。在這裡沒有工廠式的工業，一所不大的電廠是個例外。在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上，當時的南昌被眾人說成是“現在的、過去的與未來的官僚們的城市”。當在江西開展國民運動時，許多地主和財主都從本省一些市鎮逃到南昌來了。

但是蔣介石提此要求的理由只有一條，他說政府在軍事行動時期應當靠近前線。可是早在10月的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已經通過了遷都武漢的決議。 所以，當12月3日國民政府的第一批成員從廣州來到南昌，三天后在廬山與蔣介石會商，會商後，委員們趕往漢口，蔣介石仍留在南昌，似乎在這裡等待政府的第二批成員。可是他的做法中表演的成份太明顯了，第一批委員們紛紛嘆息，這個人是不見棺材不落淚，沒有泰山壓頂之勢休想讓蔣介石離開南昌一步。 為了與蔣介石對抗，委員們企圖利用汪精衛的有名無實的革命威信。當時許多人相信他的喬裝打扮和花言巧語。所以委員們把他請回政府，作為政府回到“中山艦事件”前執行的路線的象徵。 1926年秋天，請汪就任政府首腦的呼聲掀起了不小的風潮。

1927年1月初，國民政府的第二批成員來到南昌。蔣介石乘此機會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政治委員會會議。何香凝、林祖涵（伯渠）、鄧演達、譚延闓、張靜江、朱培德、陳公博、顧孟餘、財政部長宋子文、中央執委會組織部長陳果夫等人出席了會議。 蔣介石是不能不玩弄花招的。他的意圖事先並未正式通知漢口方面，再說會議沒有足夠的代表性——缺乏必要的多數。他要讓這些人作出政府暫時設在南昌的決定。保定軍校出身的鄧演達始終保持軍人姿態，一雙大馬靴就是不走路也會隨著他的話語發出鏗鏗地敲擊聲。他堅持反對定都南昌。宋子文也熱烈贊成政府設在漢口。他大概是為了他的主管部門著想的。他說，一旦遷都南昌，整個財政就要失敗，而現在在北伐軍佔領的地區內經濟危機已經在蔓延。陳公傅也贊成定都武漢，一來他考慮到政府的威信，二來在南昌沒有同被國民革命軍解放的各個地區建立可靠聯繫的條件，何況去年10月政府已經有過定都漢口的決定。

蔣介石低眉鎖眼，並不搖頭，但嘴裡全是說的反對意見。他長篇大論，對廣州通過的10月決議提出疑問：通過這一決議時，奉系還沒有盤踞北京。而現在張作霖已經宣稱自己是國家的首腦，並準備和國民革命軍打到底。河南局勢變得非常危險，湖北的部隊是靠不住的，所以武漢處於嚴重的威脅之下，同時浙江已經發生了戰事，在已經鞏固的南昌領導作戰是較好的，如此等等。一句話，這裡看到的蔣介石，是一個扮演了狡猾的、善於用冠冕堂皇的詞藻掩蓋真實意圖的花言巧語者的角色。 張靜江和顧孟餘支持蔣。譚延闓起先懶洋洋他說，在廣州似乎只從原則上決定了這一問題，如果情況有變，可以考慮重新審查決定。然後，他支持在弄清事態之前政府暫時留南昌。

林伯渠輕輕地敲著桌面。因中共中央也反對貿然遷都武漢，以及擔心二、六軍同唐生智的舊怨較深，怕遷都武漢後與唐發生糾紛，一開始也贊成將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暫留南昌。他對南昌方案說道，在戰爭期間，這也許是必要的。但很快他就放棄了這一主張。 蔣介石可以微笑了。他將掛在嘴角尚未消散的微笑傳遞給坐得遠遠的朱培德。朱培德還之以微笑，卻很圓滑，他說他沒有理由充足的意見。 事情就在這種半推半就的朦朧狀態中決定了。會後，政府的第二批成員中一部分自願在南昌住下，而另一部分人實際上變成了蔣和蔣的集團的高級囚徒。然而，就在蔣介石在南昌迫使政府大員們俯首就範，並竭盡全力繼續向歷史上的南方之都南京和金融中心上海推進之際，漢口正瀰漫著國際大暴動的熾熱氣氛。 就在這一天（1月12日），蔣介石到達武漢。國民政府真把他當做“勞苦功高”的總司令來歡迎。數十萬民眾夾道搖著小旗。連朝鮮人和印度人也出席了民眾集會。在歡迎蔣介石的宴會上，有人發言要求把國民政府遷來武漢，總顧問鮑羅廷曾以自己的才能和見識影響過孫中山，但這一套在蔣介石身上卻不起作用。他說話時有些激動也有些傷感： “蔣介石同志！我與您共事已經4年了。如果我明天死去，那麼國民政府勢必要給我送葬——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我可以毫不客氣他說，我不是個別將軍的顧問，而是全體被壓迫的中國人民的顧問。迄今為止我一直是同您一起搞革命的，迄今為止我們都在猛烈射擊反革命，而現在卻不得不換一種方式提問題。如果有人不想听我們的忠告，那麼世界被壓迫人民還是會需要我們的忠告的” 蔣介石默默地聽著。 他心裡開鍋一樣翻騰。鮑羅廷，走著瞧吧！但現在他忍著。現在還不是與共產黨人破裂的時候，需要鞏固剛剛獲得的權力與地位。與共產黨人的統一戰線還必須繼續保持，因為北伐沒有蘇聯和國民黨左派的積極支持是無法進行的，這一點在國民革命軍向縱深發展時尤為清楚。 即使忍著，即使在武漢的“政敵”的包圍之中，他還是公開宣揚自己的觀點。他在宴會上發言“反對進行階級鬥爭”，暗示中國共產黨做得太過火，沒有同國民黨商量怎樣領導民眾。 他離開武漢時向資產階級借走了300萬元“私人借款”。在另外一些場合，他談論起政治運動與領導問題：“群眾組織領導人中有一些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也許甚至是反革命分子。比方說，工人組織就不是由本黨黨員領導，而被引上了邪路”這顯然是暗指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裡有的是聰明人，大學問家。可是他們的黨齡最多只有6年。一個成長中的孩子，是要看大人眼色行事的。回頭來看，大革命時期，是共產國際幫助中國建立了國民革命軍，並且把這支軍隊作為中國革命惟一的武裝力量。他們非常重視蔣介石，支持蔣介石謀得最高軍事領袖的職位。 1926年2、3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擴大會議上，還推舉蔣介石為主席團名譽委員。也就在此次會議閉幕後的第5天，蔣介石放出了反共反甦的試探氣球——中山艦事件。接著又發生了整理黨務案，蔣介石提出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中地位的種種要求，蘇聯顧問鮑羅廷基本上都同意。當時中共中央的態度是“聯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傾”。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是同意這種觀點的。這樣一來，對待蔣介石的態度變得模棱兩可。出師北伐前，連蘇聯軍事顧問加倫也糊塗了：在北伐中是幫助蔣介石，還是削弱蔣介石呢？ 中共中央答道：是反對蔣介石，還是不反對蔣介石。 ——因為共產黨人還把蔣先生算作中派。如果說中共中央對蔣介石的方針不明確，那麼“遠在天邊”的國際就更是霧裡看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