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句名言創造了一部歷史

蘇聯。莫斯科郊外，祖巴洛沃別墅。嚴寒結成的霜花寫滿玻璃窗，層層疊疊。蘇共總書記斯大林坐在大寫字台後面的一把轉椅上，剛剛審閱完從秘書那兒送來的一堆公文。什麼都得管。 今天已經口授了多少電報，他也記不清了。雖然，漸漸地，這些工作都由助手、秘書和機關去辦了。但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仍然喜歡親自處理瑣碎的問題，親自決定一些人的命運。 斯大林在黨和國家事務中的分量愈大，竭力依靠總書記個人指示來解決大量問題的人就越多。什麼，關於拖拉機手服兵役的問題，難道人民委員不能自己決定嗎？而在首都要蓋新大樓又怎樣呢，就沒有一位書記能過問一下？ 不要說斯大林，大部分高級領導人都形成了這種習慣。 過幾天，就要召開共產國際第七次全會，在這次會上，要通過一個新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提綱。儘管共產國際的官員一再聲明，蘇共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只佔一票，事實是，真正獲得國家政權的共產黨組織只有蘇聯。於是，共產國際的意旨大多來自蘇聯，而蘇聯的意旨是由斯大林拍板的。

中共和蘇共的有識之士已經清楚地看到，中國農村將發生普遍的農民暴動。據早期中共活動家蔡和森說，北伐之前，“我們只是在上海、廣東和湖南對工人進行過充分的訓練”。當蔣介石的軍隊攻人新的地區時，千百萬農民從舊時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到了1927年春季，據蔡和森隨後的估計，廣東、 湖北、湖南、江西及其他省份，組織起來的農民為數已不下1500萬。 面對這場方興未艾的風暴，共產國際的決策人們反而躊躇不前了。 10月間，克里姆林宮曾電令中共領導人對農民加以約束，以免引起指揮北伐的國民黨將領們的對抗，他們中間許多人顯然都是地主出身。後來，在托洛茨基的攻擊下，斯大林不得不承認發出這個指示是一個錯誤。 即使這樣，在中國農村，打了勝仗的國民黨軍官對農會和工會的限制越來越多了。解放地區的政府，特別是江西省，也變得越來越保守了。對於江西地方上的許多共產黨員擔任地方行政長官一事，中共中央的看法是：“這些同志將失去同群眾的聯繫，我們的黨將不再為群眾所信任。因此，這些共產黨員必須辭職，或者退黨。”但是，這個指示剛一下達，莫斯科第七次全會就送來了新的通知，指示共產黨員去參加政府，以與國民黨分權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像一個要通過車輛疾馳的公路的孩子，不敢和身邊的“大人”鬆開手，還要時時看著“大人”的眼睛；而年長不了幾歲也不十分成熟的“家長”，面對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也不免暈頭轉向，“家長”們牽住“孩子”的手自然一陣緊似一陣。

還有一個情況是，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召開之際，蘇聯黨內的分歧正愈來愈尖銳。七次全會前不久，蘇共中央和蘇共中央執委會聯合會議決定給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人以警告處分，並決定免除托洛茨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原是第七次擴大全會的主要議程，但也染上了宗派鬥爭的色彩。 11月初，當中國北路戰事停頓期間，蔣介石的部隊向東推進，於11月3日占領九江，11月9日占領南昌。當時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已經完成了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會的準備工作。布勃諾夫、拉斯考尼科夫和維經斯基被委託起草《中國問題提綱初稿》。布勃諾夫在對中國進行短期訪問後，回到莫斯科作了軍事方面的情況介紹，並提議：為了利用國民黨及其擁有土地的軍官，藉以掌握全中國的政權，共產黨人必須支持北伐。這就意味著要不顧一切地防止土地革命。

斯大林看完布勃諾夫等人起草的提綱，放到大寫字台上，便把轉椅轉向窗口，久久地、默默地凝視花園。總書記不喜歡密集的林木，每到春天，他都親自指出哪些樹應該鋸掉。 總書記現在的這種姿態，意味著他要“鋸掉”初稿這棵“樹”。 是的，斯大林否定了布勃諾夫的提議。斯大林和布哈林商議後，起草了一份截然相反的提綱。新提綱將重點放在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上。 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全會第一次會議，是在1926年11月22日由布哈林宣布開幕的。代表和來賓擠滿了克里姆林宮的會議大廳，對布哈林的到來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他在開幕式以後宣告：我們特向堅持大規模革命解放鬥爭的偉大中國人民致意，我們以整個共產國際和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名義保證，我們將不惜任何代價，千方百計、全力以赴地支持這一世界歷史性的鬥爭。

在這次會議上作報告的，除了布哈林外，主要有譚平山、羅易和斯大林本人。 譚平山是代表中共來參加會議的。他是乘船至海參威再轉莫斯科的。他和總顧問鮑羅廷的意見不同，他是鼓吹利用北伐，以達到在全中國展開土地革命這個主要目的的。但是到了莫斯科以後，他發現大多數幹部都支持鮑羅廷打倒蔣介石、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的意見，而且都來說服他，他的觀點也多少有些改變（奇怪的是，這兩個人在第二年又都重新改變了觀點）。 布哈林作為季諾維也夫的繼承人，當了共產國際主席。他在發言中說到中共當時的主要錯誤在於對農民問題註意不夠。他說，錯誤的主要傾向是過分地害怕農民運動的發展，並且對國民黨佔領地區實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堅持不夠。

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的譚平山，在其隨後的發言中，沒有反駁布哈林的觀點，只是做了一些解釋：中國共產黨在數量上和組織上都是薄弱的。過去一年中她的黨員增加了五倍，但還沒有來得及嚴密地組織起來，也未形成領導方面的緊密團結。同志們（特別是與農民問題有關的同志）大部分是沒有經驗和缺乏理論訓練的。 他說的是實情。當時農民運動已在許多地方自發地開展起來，但大部分沒有組織或缺乏有經驗的領導。至今還沒有明確的土地綱領和統一的口號，農民本身大都還在“封建制度的偏見和余孽”下面忍受痛苦。因此中國的農民情況是很複雜的。所以譚平山又說：“為此，我們希望共產國際及其各部門在理論和實踐經驗方面給我們以巨大幫助。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能不顧一切困難去解決複雜的中國問題。”

至於中國共產黨在農民問題上應取何種路線？譚平山順從了共產國際的權威，他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完全贊同布哈林同志的觀點：在反帝的民族革命運動中，發展中國的農民運動，維持各階層的統一戰線。 布哈林的這個論點也確定了譚平山關於“中國形勢”報告的基調。 斯大林坐在一旁一聲不吭，默默地叼著他那著名的與他同在的大煙斗。 在那些日子裡，如果有人向斯大林提到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他總是留意傾聽，當他認為這個意見合理時，他會毫不含糊地立即採納。可是，就在他醞釀措施之時，譚平山的話又將他拉人維谷。 “我們還有更大的難題。”譚平山說道，“自從去年7月間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它名義上是左派政府，實際上是右派掌權。”他又帶幾分矛盾的語氣說：但是黨的權力（即國民黨的權力），是在左派團體手中，他們和共產黨人共同控制十分之九的國民黨地方組織。共產黨的任務是加強左派，打擊右派，孤立中間派（指蔣介石）並將其推向左派。這一切都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因為中國革命迫切需要一個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需要一個包括全國人民中反對帝國主義者和封建殘餘的一切革命階層的統一戰線。在這裡，又使中國共產黨人面臨基本上是進退兩難的境地。我們必須維護農民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維持和鞏固民族革命運動的統一戰線。在如此矛盾的情況下，要堅持一種正確的策略方針是非常不容易的。共產黨從統一戰線撤出來，就意味著它的分裂。所以，共產黨人必須竭盡全力進一步發展國民黨，並藉助國民黨來繼續進行國民革命……

有趣的是，譚平山在闡述中國革命的兩種前途時，與布哈林不同。他認為：或者是中國無產階級在世界無產階級的支援下成功地把民族革命進行到底；或者是中國新資產階級把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奪到自己手中，通過帝國主義的援助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並通過妥協手段慢慢地消滅中國革命。譚在這裡還提到了周恩來一直認為是最危險的傢伙的“戴季陶主義”和三二零事件。他說這兩件事是資產階級企圖從無產階級手中奪走革命領導權的嘗試。 譚平山的這種預測，後來全都應驗了。可是七次全會對此並未引起注意。在討論譚平山的報告時沒有人考慮到這種可能性：國民黨中的資產階級，特別是蔣介石會不會由於北伐的“輝煌”而利令智昏。大會只集中在中國共產黨在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上的錯誤，尤其集中在中國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的問題上。

彼得羅夫慷慨激昂：“同志們，遺憾的是，這一個完全錯誤的建議（指要求退出國民黨）在我們蘇聯共產黨內也得到了同情和反響。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有害的投降主義的觀點，一種失敗主義的思想，是必須加以清除的！企圖奪取中國資產階級領導權的右翼正在努力與帝國主義達成諒解，與共產黨公開破裂。如果中共聽從俄國反對黨的建議，退出國民黨，就會使國民黨右翼有恃無恐。所以，保持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在當時中國革命歷史發展階段中是絕對必要的。” 台爾曼的語氣則平緩得多：“我們對中國問題，有一部分感到新鮮有趣，但整個問題又非常複雜，因此我們在那裡行動時要特別謹慎。”說到這裡，台爾曼舉了一個不十分明白的例子。那意思還是說，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國民黨，說明我們懷疑或不相信共產黨自己的力量。

國民黨代表邵力子也列席了會議，他在表示國民黨“在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領導下一定會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後，這個日後被稱為“和平老人”的“小矮人”，竟說出一句震撼大人物的重要的話。 “我們堅決相信，沒有武裝便沒有革命的勝利，中國的形勢特別證明了這條經驗。” 斯大林磕空他的煙斗，裝上一撮菸絲。這時一個更大的聲音將他震了一下。 羅易發言。與眾不同的是，他首先針對美國：“美國力圖在自由主義的、人道的帝國主義標籤下，偷偷地侵入中國，以取代殘忍貪婪的老帝國主義。這就是說，美國想要用'仁慈'來扼殺中國，而不是用炸彈和機關槍。我們知道，對於這種'朋友'必須多加小心！目前階段的中國革命，首先應該是一場農民革命。要沒收大地主的財產，這個問題不能迴避。它必須明確地提出來，並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

在斯大林聽來，羅易彷彿一個憤怒詩人在做詩。學生時代斯大林也寫過詩，投身革命之後他拋棄了詩。但是他20年前的那首小詩《早晨》卻上了格魯吉亞小學生的課本。他總覺得詩讓人溫柔。革命更需要哲學、政治經濟學，尤其是軍事學。所以，他特別欣賞邵力子那句話。在羅易發言後，斯大林向全會作了報告，提出了一個日後為人們所熟知的論斷：“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 斯大林解釋說：“在中國工農爭取解放的鬥爭中，革命軍隊是一個極重要的因素，對這些軍隊估計過低，是提綱初稿的一個不可容許的缺點。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人應當特別注意軍隊工作，將軍隊改造成為中國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範的體現者。此外，中國革命者，包括共產黨人在內，應當著手深入研究軍事。” 不管斯大林後來犯有多少種錯誤，以及當時發出過多少條不切中國實際的指示，僅就斯大林的那一句名言而論，卻不失為政治偉人的高瞻遠矚。有幸聽到斯大林這一指示的中共高層領導，哪一位心中也不會不騰起一蓬火焰！ 以後的南昌起義，及稍後的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等，不能不說與斯大林的這句名言有關。每一次起義，每一簇火種，都是一次槍砲的宣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