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多田駿紮起“囚籠”，我軍以破襲戰應對

這一天（1940年7月22日），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簽發了由朱德、彭德懷、左權署名的《關於破襲正太路戰役的預備會》。正太路是日軍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脈，對正太路發動破襲戰，將是一次不同尋常的重大決定。 八路軍為什麼要發動一次重大的戰役？這還得從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統治佔領區的新思維——“囚籠”說起。 多田駿是日本軍官的搖籃——陸軍士官學校第15期學員，比岡村寧次還早一期，於1903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之後又進入陸軍大學深造，於1913年日本陸軍大學畢業。早年在參謀本部任職，偽滿洲國成立後，任關東軍軍事顧問團的最高顧問，後在1935年接任華北駐屯軍司令官，之後不久改任第11師團中將師團長。七七事變後，他主張對華戰爭不應無限擴大，成為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與日軍主流意見相左，被調回國，出任參謀本部次長。 1939年，蟄伏兩年的多田駿重回中國，擔任華北方面軍司令。

多田駿上任伊始就耍弄新的花招，主張日本軍以強化交通為手段，對晉冀豫根據地進行分割和封鎖，企圖達到扼殺和摧毀根據地的目的即所謂的“囚籠政策”。 1940年初，敵人的這個陰謀開始全面實行，他們加緊修築鐵路、公路，從內外兩個方向壓迫根據地，周邊嚴密包圍，腹地步步楔入。在冀南平原，依托平漢路向東擴張，相繼築成石家莊至南宮、內丘至鉅鹿、邢台至威縣、邯鄲至大名等公路幹線及許多支線，把冀南分割成許多小塊。敵人還計劃修築德石和邯濟兩條鐵路，以聯結平漢、津浦兩大交通動脈。在太行、太嶽山區，搶修白晉鐵路，準備修築臨（汾）邯（鄲）鐵路，以便把太行、太岳兩區分割成四塊。同時在平漢路兩側積極增築據點和公路，封鎖太行與冀南之間的交通。

在這些地方，敵人廣拉民夫，搜羅築路材料，從山海關外等佔領區源源運來鐵軌和築路機械，集中人力、物力趕修鐵路、公路。 事實證明，多田駿的“囚籠政策”很快見到成效。 1939年秋，華北抗日根據地有近百個縣城，而到1940年夏，只剩下幾個山區偏僻的小縣城。八路軍活動困難，物資匱乏，形勢頓顯緊張。 面對多田駿紮起的“囚籠”，劉伯承、鄧小平等八路軍領導人一連幾天進行著深入地思考和研究，準備拿出一個有效的對策。 一天，他們召集有關人員開會，商量對付敵人強化交通的辦法。 劉伯承首先透徹地分析了交通鬥爭對敵我雙方的意義。他認為：日軍全面強化交通，是企圖解決對華戰爭地寬兵少矛盾的必然方針，但這也給我們提出了新的鬥爭課題。交通鬥爭，本來就是我們對敵作戰的一種主要形式。由於我們的游擊戰和運動戰的特點是靈動、秘密、突然，日軍無論是襲擊我軍或是增援它被我軍襲擊的部隊，都非有飛快靈敏的交通工具，適時調集相當兵力不可，這就需要處心積慮地維護和整備它的鐵路和公路。而我軍為了遲滯和牽制敵人的行動，創造敵人的弱點，就要千方百計破壞它的鐵路和公路，這是敵我交通鬥爭的主要內容。敵人原來佔據的鐵路、公路，不論它由點線而帶面地進展，都在我們廣大抗戰根據地的包圍與打擊中，它現在反而企圖對我們大塊根據地，用據點、鐵路、公路構成網狀，把抗戰軍民纏繞起來。打一個比喻來說，敵人要用鐵路作柱，公路作鏈，據點作鎖，來造成一個囚籠，想把我們軍民裝進裡邊去，凌遲處死。他的這個“囚籠政策”，確實是夠陰險毒辣的，需要我們認真對付。

其次，劉伯承又全面地分析了日軍交通戰的戰略目的，他闡述道：敵人目前推行的“囚籠政策”，是從戰略的角度來考慮的。帶有“國家總力戰”的性質，其企圖不僅在軍事上，而且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政治上，敵人防共治安政策也依靠交通，無交通即無治安，也無法防共。經濟上，敵人對占領區域先施以懷柔政策，繼而實行最殘酷的剝削，對根據地給以經濟上的最大摧殘。敵人以鐵路為大血管，公路為小血管，以中國的骨榨中國的油。文化上，敵人依靠交通運送報紙、課本及神像等，來麻醉中國人的民族意識。鐵路起著大毒素管的作用，公路是小毒素管，據點則是打毒針。總而言之，就是它要造成交通的囚籠依托，來展開它的總力戰，也就是依托交通網來實現轉移重兵與反复“掃蕩”的武力戰，鎮壓與離間的政治戰，榨取、封鎖與摧毀的經濟戰，麻醉、奴化的宣傳戰和思想戰。

接著，劉伯承胸有成竹地指出了抗戰軍民開展交通鬥爭的方針和策略，這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八路軍要積極開展交通鬥爭的總力戰，來對付日寇的“囚籠政策”。這就必須強化全面的、全力的、一元化的鬥爭，以軍事為核心，以政治進攻為主，結合黨政軍民的力量，正確執行政策，將日寇孤立起來。這裡面的關鍵是把群眾充分動員起來，只要抗戰軍民人人都能深刻地認識到交通鬥爭的重要性，就能堅決、徹底地破毀敵人的鐵路、公路，也就能使它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腳不能動彈，而直到困死。 等劉伯承說完，鄧小平接著發言。他神情嚴肅，一字一頓地說： 形勢雖然是嚴重的，但只要我們根據地軍民同心同德，團結一致地進行鬥爭，日寇的“囚籠政策”是完全能夠挫敗的。從現在起，我們提出一個口號：面向交通線。主力軍、地方軍和廣大人民群眾相結合，重點破擊與全面破擊、大破擊與經常性的小破擊相結合，廣泛、深入地展開交通鬥爭，反擊日寇的“囚籠政策”。

在1940年春夏的交通鬥爭中，日軍邊遭打擊邊竭力恢復，強化鐵路、公路和據點，繼續推行“囚籠政策”。他們加強了平漢、正太兩條鐵路的守備，沿線嚴密封鎖，割斷了太行山區與冀南平原、晉察冀戰略區之間的聯繫。在冀南，修復和擴展了公路網，增設了據點，造成根據地軍民“出門走公路，抬頭見碉堡”的狀況。 劉伯承覺得要根本改變這種被動局面，光靠晉冀豫根據地本身的力量還不夠，最好有一次由華北各大戰略區共同組織的破擊作戰，對正太、平漢、同蒲、津浦各鐵路幹線進行全面、徹底地破毀，使日軍陷入戰略上的被動。 白晉戰役結束後，聶榮臻率晉察冀挺進支隊北返。行前，彭德懷、左權在總部設便宴為聶榮臻送行。劉伯承與鄧小平、李達、陳賡、陳錫聯等出席作陪。吃飯時，大家談起華北戰局和兩區的配合作戰，認為橫貫在兩區間的正太路是日軍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脈，也是阻隔兩區聯繫的重大障礙。要是切斷正太路，既可使日軍在山西的運輸補給失去可靠的保障，又有利於兩區在軍事、經濟等方面的互相支持和幫助。於是，大家一致認為，應在適當時機對正太路進行大規模的破襲。

這以後，日軍積極準備實行南進政策，在正面戰場集結兵力，揚言向重慶、昆明、西安發動進攻，企圖用軍事壓迫和政治誘降的雙重手段，促使國民黨政府投降，以便抽出兵力加入太平洋戰場作戰。 6月15日，日軍攻占宜昌，扼據入川的咽喉，接著又大舉轟炸重慶；同時通過所謂“謀略工作”秘密向蔣介石展開“和談”活動，並利用已降日的汪精衛集團在國民黨陣營內進行宣傳和策反。國民黨在這種形勢面前，更加動搖，妥協投降的危險空前嚴重。 蔣介石指使胡宗南、閻錫山、朱懷冰、石友三等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後，國民黨頑固派大肆造謠，胡說什麼“八路軍遊而不擊”、“專打友軍，不打日本”，等等，使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對八路軍產生了懷疑。

同時就山西敵情來說，守備正太路的日軍以一部派往華中地區，參加宜昌作戰，其守備力量有所削弱。 在這種情況下，彭德懷跟左權研究決定，為了爭取華北戰局更有利的發展，並影響全國的抗戰局勢，克服國民黨投降的危險，有必要向華北敵佔交通線和據點發動一次大規模的進攻戰役。 7月中旬，左權來到第一二九師師部，傳達彭德懷的上述設想。他對劉伯承、鄧小平說，為了粉碎日寇的“囚籠政策”，振奮、堅定敵後根據地和全國軍民的勝利信心，制止國民黨的投降活動，牽制日軍的南進和西犯，彭副總司令準備組織發動一次破襲日軍交通幹線和據點的進攻戰役，主要目標定在正太路，由第一二九師和晉察冀軍區共同負責實施；平漢、同蒲、白晉、平綏、津浦、北寧各線配合行動。第一二零師和各鐵路沿線的部隊都參加作戰。劉伯承、鄧小平欣然表示贊。

又經過一個多月的醞釀，《關於破襲正太路戰役的預備命令》出台了。隨後，八路軍總部正式召開軍事會議，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楊尚昆參加，會議正式決定發動一次大規模的破襲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