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周恩來飛回延安，商議《中央提示案》
同一天，還是7月22日，遠在重慶的周恩來飛抵延安，他帶來了國民政府的《中央提示案》——一份限共、反共的文件。
所謂《中央提示案》，是指1940年7月16日國民黨提出的所謂《中央提示案》。主要內容是：取消陝甘寧邊區，代以陝北行政區公署，歸陝西省政府領導；縮編八路軍、新四軍，並限制其防地。
隨著局勢的發展，國民黨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國民黨中央推動各地及各黨政軍機關擬具防共辦法，不可避免地使本來就已經充滿摩擦的國共緊張關係更趨白熱化了，並且迅速開始發展到軍事衝突的地步。在國民黨佔據軍事優勢的地區，國民黨防共限共的辦法自然容易奏效，共產黨方面難免要遭受損失。如在平江和確山兩地的新四軍留守機關人數寥寥，受到國民黨地方勢力圍攻，不免死傷慘重。在雙方力量勢均力敵的地區，對抗的結果卻只能採取折中的辦法，妥協解決。如在陝甘寧邊區隴東方面的鎮原和寧縣，原本就是個雙重政權的地區，國民黨任命的鎮原專員公署依照上級指令“自動恢復權力”，“絕對強硬不稍退讓”，指使保安隊“到處搜捕搗亂分子”，捕去八路軍三八五旅工作人員6名，意圖逼走八路軍，結果引起三八五旅的報復。雙方你捕我的人，我捕你的人，終於引發軍事衝突，國民黨鎮原縣長、專員及保安大隊均被趕出鎮原縣城。與此同時，鄰近之寧縣亦發生相同情況。毛澤東據此曾明確提出“採取強硬態度”，堅持鎮原、寧縣、慶陽等5縣“全歸邊區管轄”，但由於國民黨方面調來一六五師武裝介入，形成軍事對峙，最終雙方也還是只能相互妥協，承認一切恢復原狀了事。
周恩來1939年6月3日曾致函蔣介石稱：近來各地摩擦日益加劇，“考其原因，地方幼稚，舉動失常，固為肇事近因，但自國民黨五中全會後，中央發有防制異黨活動辦法之通告，實予地方上以極大之刺激。因是，各地磨擦漸趨普遍，武裝衝突者有之，中共黨員被暗殺者有之，被捕者有之，被罵為漢奸者有之，其所出版之書報多被查禁，其所參加之團體多被封閉，其所來往之友朋多被懷疑，其所從事之工作多受限制。蓋以為如是，可以防制共黨之活動，可以縮小邊區之範圍。殊不知愈恃壓力，愈不足以服人之心，愈難收預期之效果。”
1940年初，國民黨高層幹部上書蔣，明白提出，倭寇、汪逆、中共三者，已均為我之敵人，“倭汪為我絕對之敵，中共則橫陳於敵我之間，其所處形勢，比倭汪尤難對付……假定中共勢力繼續膨脹，各地衝突繼續發生，尤以中共活動範圍漫無限制，我既不能消滅之，又不能調整運用之，徒加以不生效果之防止，即所謂以磨擦對磨擦，則久而久之，到處滋漫，對消我之抗戰武力，擾亂我之社會秩序，動搖我之政治基礎，不特為敵偽造機會，且將引起國際誤會，而陷外交於僵局。”鑑於當前局勢，似應本各個擊破之法，劃清國共兩軍作戰界線，即將冀察戰區給予中共，任命朱彭為總副司令，而將黃河以南以及長江流域所有中共部隊強制調赴北方，並示意只准向東四省發展，不准向南進出，在黃河以南尤其是長江流域，任何地方不容絲毫客氣，雷厲風行，禁絕並剿滅中共一切活動分子，確保國民黨之統制態勢，則情勢轉變，可望發生如下之效果：免去中共部隊與國軍雜處之狀態，並堅固自己陣容；使中共轉向其鋒，與倭寇及偽組織直接衝突；肅清華中華南之中共勢力；抗戰勝利後，我可根據華北人民之請求，單獨處置中共，並可乘東四省之極度騷亂，相機收復全部失地。據此，他們提出：目前應“先成立一肅清黃河以南中共勢力之計劃案”，以八路軍及新四軍完全調赴該戰區為條件，任命朱彭為冀察戰區總副司令和冀察兩省省府主席，“其不服調動者，即認為賊匪，一律剿滅之”。
進入1940年之後，國共兩黨的軍事摩擦已經白熱化起來。中共中央通過將近一年的反摩擦鬥爭，已經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晉西北頑固勢力已全部肅清，（河北）石（友三）、高（樹勳）已潰敗，殘部退山東之菏澤，朱懷冰一個師大部被消滅，鹿（鍾麟）、朱（懷冰）退（河南）輝縣”，“在華北特別在汾離公路、白屯公路、長治、磁縣、大名之線以北，我們已佔絕對優勢，山東境內我頑兩方尚在對峙中，惟我有政權之縣份已達四十縣”。因此，中國共產黨制定了新的發展目標，要“將整個華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為民主的抗日根據地，置於共產黨進步勢力管理之下，同時極大發展鄂中與鄂東，以便與全國工作相配合”。且要力爭在最短的時間裡能夠達到擴軍百萬的目標。在進行軍事鬥爭的同時，黨仍然要努力爭取中間勢力，特別是爭取200萬友軍反對“剿共”，至少對“剿共”消極。
國民黨內要求軍事反共的呼聲日高，蔣介石顯然也躍躍欲試。他在日記中表明自信，由於日軍攻勢已停，自己已經具備了“抗倭剿共，盡可雙管齊下”的實力。當然，他了解，對共產黨在這個時候還“不宜全盤破裂”，只宜“先取守勢”和“局部鬥爭”。因此，蔣不同意展開大規模的“剿共”戰爭，而是傾向於各個擊破的戰法。考慮到華北八路軍已經佔據相當優勢地位，國民黨在敵後難有作為，蔣這時最關心的其實還是華中地區。他對中共軍隊進入山東，並開始向華中敵後轉進的情況高度警覺。得知新四軍有化整為零，“迅速完成各地游擊根據地，江北以潛山青苔關一帶，豫魯皖邊區以永城夏邑一帶，江南以茅山並以一部相機佔領天目山以為浙西之根據地”的計劃，即嚴令下屬：對“第三戰區內之新四軍以及其他共黨之行動，應嚴密注意防範，如其有越規行動，應不稍留情，從嚴制裁”。而對軍令部擬具《關於肅清淮河流域及隴海路以南異黨軍隊的指導方案》，他只是不同意調動李品仙、韓德勤各集團之一部進出於淮南路以東及洪澤湖以南地區，以李仙洲軍（附騎兵一師）與韓德勤之一部進出於淮河以北地區，將該地區內之中共軍隊壓迫於大江以南或相機剿滅之的做法，稱“用此種正式作戰，用大規模進剿辦法，必難奏效，應以政治工作為主，再配屬正規軍特種訓練多數之小部隊，如此進剿方能有效也”。蔣介石的意見是穩紮穩打，各個擊破，力求局部剿肅成功。因此，他一面要求第三戰區逼迫新四軍江北部隊退回江南，一面密令李品仙、韓德勤等選編精幹部隊肅清淮南路兩側及蒙（城）、渦（陽）、宿（縣）、永（城）各附近地區之中共軍隊及其各級組織，爾後相機迅速進出於洪澤湖南北附近地區，協力將中共軍隊壓迫於大江以南，或一舉剿滅之。
1940年5月以後，國民黨高層就如何根本解決國共摩擦衝突問題逐漸達成共識，劃界談判的工作開始提上日程。按照國民黨方面擬定的方案，八路軍和新四軍應“全部開入舊黃河河道以北（指自山西介休、平遙、太谷、長治，河北邯鄲、館陶，到山東齊河以北）之冀察兩省和晉東北及冀魯交界地區”。 7月16日，經蔣批准後，國民黨談判代表正式擬就《中央提示案》，並於21日送達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手中。
這天，何應欽雙手捧著一份文件對周恩來說：“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召開之後，我中央就國共問題提出了一個《中央提示案》，請周先生閱後我們再進行談判。”周恩來接過文件，嚴肅地問：“是必須執行的命令，還是有可商榷的提示？”何應欽答曰：“我認為基本上是屬於前者。”周恩來於是說：“那就等我審閱過貴黨的《中央提示案》後，報告我中央並有了明確指示後再舉行會談吧！”周恩來收好國民黨的《中央提示案》，遂蹙著眉頭微微地合上雙眼，進入最為深沉的凝思。他深知，共產黨不僅要和日本人進行殊死搏鬥，還要面對國民黨的打壓。面對國民黨的提案，周恩來非常的謹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事實告訴他，與國民黨合作，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中共中央並不反對軍事劃界的辦法，但卻無法接受冀察兩省的狹小區域，提出必須以華北5省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戰區域。蔣介石對此根本拒絕，甚至周恩來提出只增加山東及綏遠之一部為中共戰區範圍，各地游擊部隊仍留原地作戰的建議，蔣亦表示毫無通融的餘地。他聲稱：“如果八路軍、新四軍不能開至黃河北岸，則一切問題都不能解決。”
在國民黨人看來，“共黨三年來由三萬擴大到五十萬，再一兩年定不止一百萬，那時還有國民黨活路？”特別是隨著共產黨1940年在華中地區的兵力不斷增加，10月間，蘇北最主要的國民黨軍韓德勤部竟在黃橋鎮被陳毅的新四軍一舉擊潰，華中國共兩黨軍事優劣的對比明顯易手，這不能不使蔣介石和多數國民黨將領更加坐臥不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