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東蘭——仍有一片晴朗的天空

1930年3月下旬，鄧斌一行終於在眾敵重圍之中翻越都陽山，抵達韋拔群的創業基地——東蘭縣。 東蘭，地處右江盆地的最北端，與貴州省毗鄰。這裡群山逶迤，千峰萬壑，鬱鬱蒼蒼，氣勢壯觀。傳說若干萬年前，這裡是一片藍色的大海。浪漫的海潮搖撼著太陽這顆宇宙間驕傲的小星星，拍撫著從大海深處生長出來的珊瑚礁、海藻、貝類和魚類；然後沉積、黏接，擠壓成厚厚的石英砂岩；然後隆動、碰撞，上升成坦蕩的岩石高原；然後用山洪切，用地震撕裂，用咆哮的岩漿和奔瀉的瀑布澆鑄冷卻，用雷霆的刀閃電的刀風霜雪雨的刀揮揮灑灑地雕刻終於，大自然就這樣十分有把握地(遠比人類的藝術大師把握大理石把握漢白玉把握金銀銅鐵錫等有著更奇妙的技巧、目的和審美意識) 塑造出這空前絕後的右江盆地和盆地上千姿百態挺拔矗立的群山。

但由於這裡邊遠閉塞，交通不便，歷代皆無重兵把守，故稱洪荒蠻夷之地，因而這裡的山川景色都較完好地保留著大自然風貌的原始韻致。韋拔群之所以能在此創一方天下，除了他個人的因素以外，不能不說與這裡的地域條件不無關係。 步入東蘭境內，目睹著旖旎的山川地貌，鄧斌不禁欣慰地意識到：在此建立革命根據地，確實再理想不過了。 又經幾天的跋涉，鄧斌和他的戰士們到達東蘭縣武篆區——韋拔群第三縱隊司令部機關駐地。 據當時在縣婦聯工作的黃美倫回憶—— 那是4月初的一天，天飄著毛毛細雨。近掌燈的時候，一位精悍的年輕人，戴著竹笠帽，拄著拐棍，穿著草鞋，褲腳卷得高高的，後面跟著一位紅軍戰士，神采奕奕地來到我娘家的門口。

我娘家住在武篆區魁星樓旁邊。當時，我雖然已跟拔哥的弟弟韋菁結了婚，又在縣里搞婦女工作，可是見到這兩個不認識的男同志，還是有點害羞， 不敢抬頭看哩！ “你們找誰呀？”我低著腦袋，羞怯怯地問。 “找韋司令。”那戰士搶先回答。 “你們貴姓？從哪個地方來？”我把眼皮稍微挑高一點，看見他們的草鞋、褲子和上衣都被泥水打濕了，知道他們一定走了很遠很遠的山路。 “我叫鄧斌，從左江方面來。”精悍的年輕人一邊擦著臉上的雨水，一邊回答。他的聲音親切、和藹，使我那忸怩而緊張的心情，一下子緩和多了。 我真不敢相信，站在我家門口的就是紅七軍的鄧政委！我高興地跑進屋裡，把這個好消息告訴拔哥。 拔哥正在我哥哥黃書樣的小房子裡看書。我哥哥到果德縣(今平果縣) 工農民主政府工作去了，空著的房子比較安靜，拔哥經常在裡面看書(多是一些從蘇聯翻譯過來的革命理論書籍)、看文件和收集到的情報。他聽說鄧政委冒雨來了，喜出望外，立即放下書本出來迎接。 “鄧政委，辛苦了！”

“拔群同志。你好！” 他們倆人緊緊地握手，格外親切。兩雙眼睛互相在對方的身上、臉上端詳了很久很久。鄧政委跟拔哥握過手後，又轉過來跟我握手。那時，我們壯族婦女還沒有跟男同志握手的習慣，我不敢伸出手來，臉上漲得緋紅。接著，他問我叫什麼名字呀，做什麼工作呀，慢慢地，我也感到不那麼拘束了。 拔哥安排鄧政委換了濕衣服，吃了晚飯，就坐在我們壯家的火盆邊，說個沒完。他們談的都是公事，我不好去打聽，後來才知道，鄧政委剛從中央匯報工作回來。 第二天一早，拔哥便帶鄧政委上魁星樓去了。 魁星樓，是一座六角形塔式的樓房，一共四層，四丈多高。朱紅的牆壁雕龙画鳳，倒映在水中，把我們壯鄉裝點得更漂亮。以前，這裡是人們祭祀文魁星的地方。現在，神牌菩薩被搬掉了，變成了農協會和工農民主政府辦公的地方。平時，拔哥經常住在二樓上。這次，鄧政委來到武篆，拔哥就在二樓上增加一張竹床和一張舊的八仙桌，供鄧政委辦公和學習之用。從此，魁星樓上的燈光，經常亮至深夜。

鄧政委到武篆後，一面設法同已向黔桂邊行動的紅七軍主力取得聯繫，一面與拔哥一起進行土地革命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工作。鄧政委在魁星樓上經常和拔哥一起召開軍政幹部會議和黨員領導骨干會議，研究制定有關土地革命的方針、政策。他向第三縱隊的黨員領導幹部介紹了朱、毛紅軍在井岡山開展土地革命運動的經驗，引導幹部們進行熱烈的討論。他還經常和拔哥一起下鄉，宣傳土地革命政策和佈置工作。 為了加強黨對土地革命運動的領導，培訓骨幹力量，軍前委和右江工農民主政府在武篆舊州屯舉辦了一期幹部訓練班。學員有一百人左右，其中女學員十幾人，我也是其中一個。鄧政委親自給我們講課，主要是講土地革命的方針、政策和工農民主政府的建設問題，有時也聯繫到婦女翻身解放的問題。他一口四川話，遇到我們聽不懂的地方，就請拔哥做翻譯。記得有一次，鄧政委向我們女學員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過去婦女受苦受難，走路講話都抬不起頭來，現在為什麼能和男人一起參加學習？”

這個問題提得好！ 我做婦女工作以來，經常聽到一些女伴們不是嘆命苦、投錯了胎，就是埋怨丈夫和公婆。我原來也是這樣的想法，參加革命工作後，才逐步認識到只有打倒封建統治階級，我們婦女才有出頭的日子。想到這裡，我鼓起了勇氣，大膽站起來發言，我把自己前後的思想認識說了一遍，不知道是不是答得對路。心裡怦怦直跳。 鄧政委聽了我的發言，沒有說話，只是微微點頭。他接著問：“你再講一講，革命給婦女帶來什麼好處？” “讀書明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共掌政權；團結互助，剷除壓迫” 我把過去在拔哥辦的農講所裡學到的道理，一口氣搬出了十條好處。 鄧政委聽後，高興地笑了笑。這時，課堂氣氛活躍起來，男女學員們都在七嘴八舌地評論我的發言。最後，鄧政委聯繫我們武篆地區婦女的實際情況，從婦女過去受到的政權、神權、族權和夫權的壓迫，說到婦女翻身解放的重大意義。他還讚揚了武篆婦女們的作用：組織婦女赤衛隊、配合紅軍上山剿匪、護理傷病員、做軍鞋、做米袋等等。同時，還指出今後婦女工作的方向。

在學習期間，我們每個學員都領到了兩本油印教材：一本是《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號》，另一本是《蘇維埃的組織和任務》。這是鄧政委在魁星樓上的桐油燈下親自編寫的。他寫好後還叮囑刻蠟版的同志說：“我們的干部，大多數文化水平低，有的才識幾個字，所以你們刻寫時，字體要寫得端正，筆劃要寫得清楚，使大家容易認容易看懂。” 訓練班結束後，我到太平區(今三石鄉)檢查婦女工作，正巧碰上我愛人韋菁也陪著鄧政委到了那裡。一見面，我主動伸出手去同鄧政委握手。他說起剛到我家時的情景，詼諧地說：“現在不害羞了吧！大有進步！” 有一天，他和拔哥、雷經天、陳洪濤等人一起去東里屯，參加那裡的土改慶祝大會。我也跟在他們後面一起去了。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當鄧政委聽到拔哥家裡帶頭燒毀田契時，高興地稱讚說：“拔哥做得對，給黨員幹部們做出了好樣子！”

東里屯傳來了歡樂的鑼鼓聲，我們加快了腳步。當我們步入會場時，首先佩戴上了紅領帶。那時，我們開群眾大會，都要在衣領上係紅布條。大會開始後，拔哥講了話，鄧政委也講了話。他代表紅七軍前委向東里屯各族群眾表示熱烈祝賀，鼓勵大家分到土地後要努力生產，多打糧食，支援紅軍，鞏固和擴大右江革命根據地，讓更多的窮苦人耕者有其田，過上有飯吃有衣穿有房子住的好光景。 鄧政委在武篆魁星樓住了兩個月左右，我們經常看到樓上的燈光徹夜通明。 鄧小平在回顧他在東蘭工作和生活的那些日子時，總是懷有一種眷念的愜意。 他曾經追憶說，他在右江地區開展土地革命的一些做法，並非出自他的發明。是他在上海黨中央工作時，從由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四軍的報告和紅四軍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進行的口頭報告中學習的經驗，並結合右江東蘭的實際加以補充和推廣。

他說，右江一帶，雖然在大革命時期已建立了較好的群眾基礎，各縣約有千餘黨員，但由於各地領導幹部的成分和水平不同，土地革命有的偏左， 有的偏右，只有東蘭縣的干部狀況好，土地革命較深入。在進一步發動群眾進行土地革命時，提出了要糾正政權“新豪紳化”的富農傾向和“平分一切土地”的過左做法，制定了“平分”、“共耕”、“沒收豪紳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給貧苦農民”三個辦法，以適應不同的地區和由農民群眾自己選擇。同時，針對右江地區蘇維埃政權內部一些領導和黨員腐化和新豪紳化的問題，提出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號下來改造、改組蘇維埃。 他說，韋拔群同志是廣西著名的農民領袖，工作的開展至為順利。 1930年5月1日，右江蘇維埃政府頒發了《土地法暫行條例》，宣布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給貧苦農民耕種。這就是在當時那樣的白色恐怖之下，廣大農民群眾為什麼支持紅軍、熱愛紅軍的原因所在。共產黨的天下，就是靠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打出來的。

倔強、敦厚而又機敏的壯族人的典型性格，使韋拔群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在長期與官府的力量過分懸殊的較量中，表現出他的超常的膽略和意志力量，他除了對自己民族的兄弟姐妹無限忠貞和至死不渝的堅定性外，搞農民運動的經驗和與敵人進行決鬥的節節勝利，使他贏得了壯族同胞的敬慕和擁戴。 然而，韋拔群並不以“農民領袖”自居，他曾向當時的鄧政委由衷而又略帶一絲自嘲的口吻感嘆道：“拔群何顏稱之為'領袖'？東蘭乃蠻夷之地，可謂'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也” 是的，舉世無匹的傑出人物畢竟是極少數。韋拔群對營造出東蘭這塊小小的“基地”，這片晴朗的天空，並不津津樂道，沾沾自喜。自紅七軍退出右江流域後，形勢急轉直下，紅八軍失敗了，左江重又陷入敵手；右江革命根據地也隨之遭受桂系軍閥和反動民團的大規模的血腥“圍剿”，一樁樁駭人聽聞的慘案傳到東蘭，令韋拔群這個立志“拯救苦難民眾於水火”的世子心如刀絞！他恨不得讓萬側群山化作千軍萬馬殺出東蘭，奪回百色，奪回右江，奪回整個廣西！可是，東蘭人口稀少，他的第三縱隊雖已發展壯大了近兩千兵力，但農民赤衛隊卻是某種意義上的“全民皆兵”——婦女、兒童和上了年紀的老人都參加進去了。

自從紅七軍第一、第二縱隊由李明瑞和張雲逸率領向黔桂邊一帶迂迴活動，整個東蘭、鳳山的防守全由第三縱隊和赤衛隊來承擔，既要隨時對付桂系軍閥派兵來進襲，又要同躲在暗處的土匪、惡霸勢力鬥。為此，韋拔群發動群眾想了諸多絕招來抗擊敵人的侵擾： 譬如在險峻的山間隘口佈設“晴天霹靂火雷陣”，一旦敵人從山路前來，埋伏在山上的赤衛隊就擂響牛皮鼓，把排放好的石頭套上松油火圈，轟轟隆隆劈頭蓋腦砸下來，敵人被砸得燒得焦頭爛額，傷的傷，亡的亡，丟盔棄甲奪路而逃。 譬如“呼風喚雨水龍陣”，一旦敵人從水路而來，就有當地的幾位巫仙、神漢在碼頭或船頭擺設卦台，坐其上招訣念咒，引誘嚇唬敵人，那些趁機潛入水中的水手和孩子們抱起竹筒水槍向敵人噴射，用鐵釬將敵船搗透沉沒。 譬如“梅花陷餅陣”，是專門對付從平川大道襲來的敵騎兵和車馬隊的，僅此陣在兩個月內就獲戰馬二十餘匹，馬車十餘輛，山炮六門，重機槍八挺。 恰在這時，鄧斌跋山涉水從左江來到東蘭，這使韋拔群不禁感到莫大欣慰。他和鄧斌攜手搞起東蘭土地革命的熱潮，又使他感到了一種原始的開闢鴻蒙般的豪邁激情沸騰起他的一腔熱血！所有的希冀與熱望都匯成一曲粗獷雄壯的戰歌，像一支血的潛流和著戰神的脈搏，從東蘭大地深處流過。右江的窮苦百姓正望眼欲穿地期盼著紅七軍和他們的“拔哥”再次打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