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周恩來與鄧斌臨別時的諄諄叮嚀
雲霞燒著的黃昏。開往香港的英國客輪再有一個小時就要拔錨啟航了。一位身穿長袍馬褂、留著鬍子的商人來到鄧斌秘密出發地點。
“胡公！”鄧斌驚奇的目光投過去，端詳著周恩來的臉。周恩來摘下禮帽，威俊的面孔在這些天裡顯得削瘦多了；眼睛里布滿了血絲，眼眶周圍浮現著一團暗影，兩道濃眉和滿腮的鬍鬚上沾滿了風塵；雙唇皺裂，好像嘴形也變寬了；前額微蹙，失去了從前的光潔圓潤。他的容顏不僅呈現出睡眠不足和體力上的疲勞，而且他的深邃的目光裡流溢著一種無可言狀的潛憂。
“我們與他們(指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了。”周恩來的聲音低沉而有些沙啞，“我們內部對武裝暴動的直接革命形勢認識也不一致，柏山(李立三)認為革命新高潮與直接革命形勢是一個東西。政治局連開兩天會，什麼問題都沒有解決，所以決定只有派人到莫斯科去，向共產國際報告”
不抽煙的周恩來從鄧斌手中的煙盒裡抽出一支煙卷，點上吸著。
“派誰去莫斯科？”鄧斌問。
“我去。遠東局也指定讓我去。”周恩來說。
“要去多長時間？”
“很難說。”
“你走後，軍事由誰負責？”
“政治局決定，軍事部與軍委合一，直歸政治局，我離開由柏山擔任軍委常委。”
“……”鄧斌頗感不安地默嘆一聲，欲說又止。中央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派周恩來去莫斯科？可以想見得到，中央最高領導層內又發生了嚴重分歧。在向中央匯報廣西工作時，鄧斌已看出政治局常委們對廣西工作的討論意見不一；也知曉中央同遠東局之間的矛盾已發展到十分尖銳的地步。此刻，鄧斌最憂慮不安的是，周恩來離開軍委後，軍事領導工作將會出現怎樣的局面？迄今為止，軍委在周恩來的主持下，經過一年多的奮鬥，全國紅軍戰勝了初期的嚴重困難，取得了顯著的發展。並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建立了統一的序列，紅軍已有第一軍至第十三軍共十三個軍，擁有約六萬四千人的兵力， 近三萬支槍，建立了湘贛、贛南、閩西、湘鄂贛、閩浙贛、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小15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黨所領導的革命游擊戰爭擴展到了12個省、幾百個縣。
當時在中共最高領導層內，也許很少有人能看到，以後中國工農紅軍的三大主力——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這個時期已初具雛形。這些都同周恩來主持下的中央軍委的指導和支持很難分開。
與此同時，在實際鬥爭的摸索中，周恩來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設也越來越重視：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城市化的步驟十分緩慢，從人口比例來講，農民好像汪洋大海，而城市工人階級卻如同汪洋大海中的一個小島。到1921年中共誕生前夕，全國的產業工人也不過二百萬人。中國歷代政權的更替差不多都是農民起義的結果。
周恩來進而闡明：馬克思主義的故鄉在資本主義發達的西歐，在那裡，“城市中心論”自然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特徵。中國共產黨信仰馬克思主義， 按一般道理，也應把城市看做革命的堡壘。但實際上，中國和西方在革命起點上存在巨大的“落差”，年輕的中共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教條式地把“城市中心論”當成了金科玉律。
1927年國共反目後，共產黨被迫轉入農村，另起爐灶，可中共領導機關並非馬上意識到廣大農村才是其工作重心和力量源泉，依然對城市心馳神往，把組織和發動城市工人暴動當成奪權的不二法門。對於農村紅軍，頂多視它為配合城市暴動的輔助力量。由此以來，那些主張紮根農村的紅軍領袖，如毛澤東、朱德等，被戴上“農民意識”、“狹隘經驗論”、“山溝裡的馬克思主義”的帽子，言下之意，農村紅軍成不了什麼大氣候，向農村發展是“旁門左道”。
周恩來在中共六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指出：他們(指托派)以為中國像西歐各國一樣，大城市的經濟力量可以統治全國，所以大城市暴動成功以後可以影響小城市及鄉村；而在中國，則找不到一個大城市的經濟力量能統治全國的。所以中國革命要勝利，必須要有紅軍，必須要有廣大的蘇維埃區域的幫助。
1929年底，周恩來在給朱、毛紅軍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了“先有紅軍，後有城市政權”的論斷，並確認“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如有人懷疑紅軍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就是一種取消觀念。 ——這與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軍事思想一拍即合。
——顯然，這是大慈大悲大智慧的周恩來經過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之後，對中國的國情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毋庸諱言，周恩來開始也曾迷戀第三國際的“城市中心論”，不過他不像李立三、王明等那樣執迷不悟。城市暴動的屢遭挫敗，調整了他的思維框架：上海不是巴伐利亞的慕尼黑，南京總統府也不是彼得堡的冬宮，工人手中的木棒更不是“阿芙樂爾”號軍艦上的大砲，在第三國際望遠鏡裡看到的城市暴動大軍的紅旗在上海海關大樓上迎風飄展，那不過是海市蜃樓的幻境。他發現，城市並不那麼青睞共產黨，而落後的偏僻的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反倒是共產黨最好的用武之地，只有在農村實行武裝割據，積蓄力量，奪取城市才是可能的。
自中央機關遷往上海以來，他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
第一、整頓幾乎被敵人打散的黨組織，恢復並發展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秘密工作；
第二、指導各地區的武裝鬥爭，努力擴大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並把這個工作放在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上；
第三、領導在嚴重白色恐怖下的保衛工作，清除叛徒，保證中共中央的安全；
第四、進行反對右傾取消主義的鬥爭。
應該說，這個時期中共中央的工作路線基本上是對的，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起著從嚴重挫敗到走向復興的關鍵作用。
鄧斌感到另一個憂慮不安的就是，中央機關所處的這種極端險惡的環境：
國民黨特務組織一直竭力利用各種手段窮凶極惡地搜索並破壞中共的各級機關，捕殺黨的領導人。在大革命失敗後的三年內，黨的許多重要領導人如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江蘇省委代理書記趙世炎、中央政治局委員羅亦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彭湃、中央軍事部長楊殷等先後被叛徒出賣，被捕犧牲。
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會議決定，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特別委員會，負責領導中央特科，周恩來為此傾注了不少心血。早在這年春天，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由陳賡等具體負責，建立了第一個反間諜關係——楊登瀛(又名鮑君甫)。楊是國民黨情報系統頭目陳立夫的親信、國民黨中央的駐滬特派員。楊社會關係複雜，與各黨各派、外國租界人士以及黑社會、三教九流等都有來往。有人稱他為“四朝元老”，就是因為他與國民黨、日本人、漢奸、共產黨都有聯繫。蔣介石著手在上海建立特務組織，陳立夫便推舉楊登瀛主抓此事。而楊登瀛同情革命，他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情報，對防止黨的機關被破壞、營救被捕人員和清除內奸起了重要作用。
1929年初，中共特科又利用楊登瀛的關係和介紹，派遣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等打入國民黨高級特務機關，錢壯飛還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對保衛黨中央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上海做黨的地下工作，最最可惡的就是自己內部出叛徒，他們不僅出賣了自己的靈魂，還出賣黨的事業和許多共產黨人的生命。
鄧斌清楚地記得，1928年4月間，他就遇到過兩次最大的危險：一次是從蘇聯歸來的何家興夫婦叛變，出賣了黨中央政治局常委羅亦農。當時鄧小平去和羅亦農接上頭，辦完事，剛從後門出去，前門巡捕就撲進來了，羅亦農當即被捕。鄧小平出門後看見前門一位特科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暗示他出事了。前後相差不到一分鐘時間。不久，羅亦農就被國民黨殺害了。
還有一次，鄧小平、張錫瑗和周恩來、鄧穎超住在一個房子裡，一位特科突然送來通知：巡捕發現了這個秘密地方，要來搜查。周恩來立刻帶領鄧穎超和張錫瑗向別處轉移。而鄧小平當時不在，沒有接到通知，正當巡捕在裡面搜查，他去敲門。幸好特科有個內線人員在裡面，答應了一聲要來開門。鄧小平一聽聲音不對，轉身即離去
鄧斌也已經得知，就在他去年動身赴廣西的8月下旬，原中央軍委秘書白鑫叛變投敵，出賣了正在召開軍委會議的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張際春等人，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4同志慘遭殺害
同月，內奸戴冰石告密，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派憲兵包圍了中共中央的一個秘密機關，當場逮捕了7位同志
還有黃埔軍校一期生黃第洪叛變，出賣了周恩來和他會面內地點，多虧周恩來因故拖延了會面的時間才倖免遇險
一些叛徒還出賣過李立三、李維漢等黨中央負責人，皆因中共特科人員多有提防和及時將負責人轉移，而使敵人的收捕計劃落空
雖然這些罪大惡極的叛徒，最後都沒有逃脫正義的法網，受到“紅色恐怖”鐵拳(當時特科行動的口號)的嚴懲，但中央機關所處的這種極端險惡的政治環境，不能不令人憂心忡仲。
“胡公，中央機關有否向農村遷移的打算？”鄧斌關切地問。
“這個打算我已向柏山、特生交換過意見，在常委會上也進行過討論，但認識不統一。遠東局更持反對意見，說是'逃跑主義' ”周恩來語氣裡帶有幾分含蓄的傷感，但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觀念皆源於對政局的估計不正確，恐懼反動勢力一旦糾集起來，紅軍會被消滅。”
鄧斌抓起即將出發戴的一頂嶄新的遮陽帽，彈了彈白色的帽簷兒，憤憤地說：“他們之所以不同意去農村，我看無非是迷戀大城市，嫌農村苦，落後！”
周恩來說：“這個問題只是不同意遷移的一個方面”
鄧斌說：“縱觀時局，軍閥之間雖然會糾集一起'圍剿'紅軍，但軍閥之間也因爭奪地盤和餉源而矛盾重重，相互扯皮，使'圍剿'不能完局，而紅軍恰好在其夾縫中求生存，求發展，擴大自己的武裝實力。”
“你的分析是對的！”周恩來極讚賞鄧斌的這個判斷，“軍閥就是軍閥，他們之間從來就不會有堅強的同盟，他們要的是金錢和各自的利益，所以蔣介石用高官厚祿收買他們，比槍砲管用，也屢屢得手。”
鄧斌快言快語地說：“條條道路通羅馬，但我們要達到目的，必須找到一條正路！”
“是的！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我這個觀點是根據朱、毛進行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概括出來的，而且他們的這一經驗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在此以前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周恩來眼眸裡蕩漾著一種激奮的光芒，卻也有一絲暗自隱忍的難以言明的苦楚。
“那些'取消派'們會同'城市中心論'者一起反對這個觀點。”鄧斌對周恩來的處境充滿著一種感情真摯的體恤與諒解：探索前人未走的路，是困難的，也往往是痛苦的。
探索猶如進入遠古洪荒的山林，雲遮霧障，危難叢生，前路渺茫，佈滿沼澤多少先驅者倒斃在披荊斬棘的中途！逝者已長眠，生者將何去？也許行進的路線偏離了目標，但後來者的成功比起先驅者的探求來誰更值得讚頌呢？
“目前的局面非但不容樂觀，而且非常嚴峻。”周恩來聲調黯然，泛露出一種負疚感。他準備對目前的嚴峻局面承擔責任。他的品德不允許把一切失誤與過錯諉卸在李立三、向忠發等人的身上。 “柏山他們已為此思考得很苦，來自國際的、內部的壓力，常常逼得他們罵娘！”
所以，周恩來要親自去一趟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陳述實情。在這個時期內，由於政治環境的極端險惡，由於大革命失敗後黨內所遭受的種種挫折，使黨內一部分不堅定的分子從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進而走上右傾取消主義的道路。他們宣揚：中國革命失敗了。
陳獨秀在《關於中國革命問題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說：“資產階級取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
——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社會已是所謂“資本主義佔優勢並將得到和平發展” 的社會，中國無產階級應該等到將來再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現階段只能進行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他們反對中共領導的各種鬥爭，把紅軍運動污衊為所謂“流寇運動”。他們中許多人原是中共早期的領導人或重要幹部，如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尹寬、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等，這時仍保留著共產黨員的身份，有的還擔負著地方領導職務，在黨內有一定的影響。更為嚴重的是，他們在黨內組織秘密的小派別，散播秘密刊物和傳單，製造思想混亂和糾紛，並同國際上的托洛茨基反對派勾結在一起，進行分裂黨的活動。 1928年秋和1929年春天，中國留俄學生中的托派分子先後被遣送回國，在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建立各種名目的托派小團體。這對於秘密狀態下的中共黨的生存和發展構成了直接的威脅。
192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周恩來起草的《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決議對反對派的整個路線及其對黨的嚴重危害作了系統的分析，作出決定：各級黨部如發現這種小組織，必須馬上解散；經討論後，仍堅持取消主義思想，不服從黨的策略、不服從決議者，應開除出黨。
反對派首領陳獨秀，念其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有過功勞，故此，周恩來、向忠發、李立三等都找他談話，對他進行幫助和挽救，而陳獨秀卻以中共元老和領袖自居，根本不把這些現任的領導者看在眼裡。 10月5日的《決議》對他發出嚴肅的警告：“獨秀同志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
但是，陳獨秀和其他托派分子並不接受中央的警告，拒絕中央指派他們的工作，繼續在黨內進行反黨宣傳和非組織活動。這就迫使中央不得不對他們採取組織製裁。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由李立三起草、經周恩來修改的《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黨籍的決議案》。接著，江蘇省委又將鄭超麟、尹寬等人開除出黨。
面對敵人白色恐怖和血淋淋的屠殺，面對變節投敵的叛徒們的告密和破壞，面對來自國際的、黨內的“左”傾盲動危險和托陳取消派的右傾宗派的分裂活動周恩來雖然臨亂不驚，心有定見，皆以他高超的智謀和鬥爭藝術使他和中央化險為夷，安然無恙，但他披肝瀝膽事必躬親舉輕若重為此付出了無盡的心血和汗水。而他的目光卻在人生的無邊無際的汪洋大海中，去尋找繞過那些足以使革命之舟沉沒的暗礁。
周恩來在後來延安整風時說：“經過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鍛煉，堅定了我對革命的信心和決心。我做工作沒有灰心過，在敵人公開壓迫下沒有膽怯過。”這種在極端艱難險惡的特殊環境中，經過千錘百煉而形成的堅韌不拔的品質和常人難以做到的嚴格自律自省精神，成為周恩來性格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他以後一生中起著極其明顯的作用。
直到周恩來逝世以後，海內外學者對他的品格，他的生存、鬥爭、領導藝術和他舉輕若重、忍辱負重的非凡毅力，在公開或私下總是眾說紛紜：
許芥星在《周恩來傳》中，認為童年時期的周恩來就能在母親與兄弟之間協調關係搞好家庭團結。由此他鍛煉出超人的忍耐性與生存能力，“成為20世紀生存藝術中無可爭議的大師，而在他五十多年的革命鬥爭中能夠經歷監禁、病魔和國內外政治鬥爭的考驗，從而一直處於中國權力的頂峰，成為中國共產黨不可缺少的領袖。”
海外學者認為，周恩來一生中有許多機會成為中國的頭號領袖，可他卻激流勇退，甘居次位，從不處心積慮地去謀求那唾手可得的最高權力：30年代初，他退居李立三之後，退居王明、博古、張聞天、毛澤東之後；1945年他退居劉少奇之後；1966年他退居林彪之後甚至準備退居王洪文之後。
——周恩來深諳這些鬥爭的嚴醋性，在這種左右互換的磨盤中求存在，並不是一件易事。他對最高領導權非但不爭取而且讓給別人，這種似乎沒有統治欲領袖欲權力欲固然是他的高尚品德，但另一方面，他也許深知，第一把手，那是風險之地，任何風雲變幻，任何輕微失足，就會成為歷史罪人而身敗名裂。
有些學者對周恩來的不爭名利不謀高位的品格，感到遺憾。他們從權力鬥爭哲學或是從生存競爭意義諸方面去解釋：有的認為周雖然具備了領袖的許多偉大品質，卻缺乏兩點：一是缺乏獨立的決策能力；二是缺乏森然無情的權術和手段。有的認為周的品質反映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謙讓態度——“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他的種種優秀品格，溫良恭儉讓之風采，符合中國固有的傳統道德規範，所以他獲得持久不衰的聲譽與愛戴。有的認為“正是周無可比擬的光明磊落的氣骨使他成為一個重要的排難息爭解決糾紛和照顧全面的角色”。有的還認為周一貫小心謹慎地避免強求任何個人權力，而在努力貫徹與實行國家和革命政權的政策時，則一向是個熱心的工作人員。他的謙和態度遮蓋著不屈的意志，他的自我隱沒的獻身精神使得他成為毛澤東不可缺少的助手。
理查德·尼克松說：周恩來，嚴冰覆蓋下的一座火山。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之火將很難燃燒起來；如果沒有周恩來，中國革命就會燒成一堆灰燼。
此時，周恩來不願意陷進個人之間的是非曲直之中，但他又無法擺脫這些是是非非的紛爭，在國共合作北伐時期直到蔣介石大清黨向共產黨舉起屠刀，他就悟出一個道理：任何統一戰線，只是暫時的聯合，是矛盾的綜合而不是矛盾的解決。但是，中共黨內的矛盾是需要解決的！
“胡公，你不能總替他人承擔過多的責任，也不能像諸葛亮那樣事必躬親，食少事繁豈能久乎？ ”這時對“胡公”在強烈的自我克制中隱藏極深的苦痛、憂慮、傷感，只有思鋒犀利、頭腦靈敏的鄧斌最能體恤。 “有句詩曰：'黃塵滿面長須戰，白髮生頭未得歸'。你此去蘇俄，一切都要善自珍攝啊！ ”
“當然，當然，”周恩來對這種兄弟親情般的寬慰，竟然一時說不出能夠表達心緒的話來，沉吟良久才說，“我會盡力去爭取共產國際的理解，消除誤會，以得到更多的支持。”
“最擔心的是你走後，有人拿共產國際的大棒瞎指揮，一旦造成損失，再追悔也無法挽回。”
“是啊，教訓不少啦！”
“你最好速去速回。中央不能沒有你。”
“我會盡快趕回來”周恩來將禮帽戴在頭上。
鄧斌也將遮陽帽戴在頭上。
“小平啊，對於錫瑗同志的不幸，我們大家都感到意外和悲痛，你大姐(指鄧穎超)說，錫瑗的死，使她們失去了一位好妹子。我已經通知李強，由他負責安葬之事。你此次返回廣西，任務更艱鉅，因為一旦打出紅軍和蘇維埃的旗幟，不僅會遭到桂系勢力的攻擊，而且蔣介石也會調兵遣將，對廣西進行軍事會剿。”
鄧斌點點頭，深摯地說：“非常感激'胡公'對我去廣西開展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回去後即向前委傳達中央的指示。”
周恩來說：“政治教育的重點應放在紅八軍。我在會上有意沒提李明瑞的問題，最後批准了你介紹他入黨的請求。但我對李明瑞沒有直接了解，不知他以後會不會有反复？”
“李明瑞是難得的將才，是很有血性又很有頭腦的人，只要他認准了的路，他會義無返顧地走到底的！”
“這就好！要使紅七軍、紅八軍的全體將士，看到我們為之奮鬥的光明前途，同時要作好艱苦奮戰乃至流血犧牲的準備。中國地域遼闊，迴旋餘地大，紅軍只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作戰原則和發展方略，就能長期存在下去，壯大起來。 切勿妄自菲薄，忽視了對於全國影響的偉大作用。”
“胡公所言，正是我和張雲逸韋拔群、雷經天等謀劃起義時所暢談的。”
“左、右江地形複雜，利於游擊戰。朱、毛總結出的'十六字'訣很可以作為你們的參考。”周恩來津津樂道地將“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戰術戰略進行了一番講解。在此之前，他已把此訣在內的游擊戰爭指導原則以中央軍委指示信的名義轉發給了賀龍、周逸群領導的紅二軍團和紅六軍團。
周恩來掏出懷錶看了看時間，神色驀然變得異常沉重而莊嚴，深邃的目光望著窗外燃燒的雲空：“再等一些日子，中央即遷往江西，到朱、毛那裡去！ ” 這分明是周恩來深思熟慮的一個決策！
“好！我十分贊成，越及時越好！” 鄧斌說。
周恩來進而又面授機宜：“根據目前紅七軍和紅八軍的兵力，紅八軍最好應向紅七軍靠攏，集中力量，形成一個拳頭，以對付可能數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敵人的進攻。如若實難立足，應在開展游擊戰中向外圍轉移，以實現與朱、毛紅軍會合的前途。”
鄧斌鄭重地點頭，許久沒說話。
啟程的時間到了。倆人握手相視，眼睛裡淚花盈轉。
周恩來突然低聲哼唱起那支彼此都很熟悉的《馬賽曲》。
鄧斌當然曉得這曲子的歌詞是周恩來填寫的，那是在法國的巴黎。他跟著“胡公”哼唱起來：我祖國之驕子，赳赴戎行！今日何日，日月重光！暴政與我敵，血旗已高揚！君不聞四野敗兵呼噪急，欲戮我眾欲殲我妻我子以勤王。喚起我國民—— 秣爾馬、厲爾兵、整爾隊伍，冒死行進！瀝彼穢血以為糞， 用助吾耕。
倆人陶醉在這沉渾、雄壯、悲憤、激蕩的歌聲裡。這歌聲，曾使那些在法蘭西的土地上苦苦尋覓的華夏驕子們滿腔熱血沸騰，點燃起救國救民的信念之火！今日唱起它，便又平添了一種風雨登程生死以赴的悲壯情懷！
“小平，祝你一路順風！”
“胡公，請你多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