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喪妻失嬰之痛——他追念說：張錫瑗是少有的漂亮

鄧斌向黨中央匯報了廣西的工作，忙完了公務，便又不得不急忙去忙他的家事。 因為，在這個時候，他的個人生活遇到一件不幸的事——他的妻子張錫瑗難產。 十月懷胎，一朝分娩。此時，張錫瑗正住在上海寶隆醫院裡。分娩，這對一個將要做媽媽的女人來說既是痛苦的，更是幸福的。然而，誰也沒有想到，偏偏孩子難產！ 好不容易，孩子總算生下來了，可是張錫瑗卻因此得了產褥熱(通稱“月子病”。產婦在分娩期或產褥期中，由鏈球菌從生殖器官浸入體內所引起的持續發高燒、下腹部疼痛流血膿、頭痛、嘔吐等)。雖是住在醫院，但醫療條件很差。鄧斌在醫院以極其焦慮的心情日夜陪伴著妻子。 不幸的是，幾天以後，張錫瑗就去世了。年僅24歲。沒過幾天，生下的孩子因患“七天風”(即肺炎)也死了。這是一個女嬰。

妻子和孩子的死，令鄧斌十分悲痛，這對於他是怎樣的一種打擊啊！他久久地凝望著妻子那張青春的遺像，心裡充溢著萬般珍惜的親情與追念。 那是1925年秋天，在十月革命的故鄉——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一期大多來自中國的六百多名學員陸續入校學習。當時因遭到法國政府驅逐出境的赴法勤工儉學中共旅歐支部成員的鄧希賢(即鄧小平)與同伴傅鍾(後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任卓宣(曾任中共放歐支部書記，大革命失敗後叛變，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等，奉命於1926年1月從巴黎經柏林來到莫斯科入中山大學培訓。 己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後又轉入正式黨員(1924年)的鄧希賢被推選擔任學員共青團團小組長。在他的團小組裡，其中的一位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而另有一位女性就是從國內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年輕的共產黨員張錫瑗。

蔣經國是到莫斯科以後加入共青團(後在俄工作期間加入共產黨)的，雖與鄧希賢不同班，但卻在鄧負責的團小組過組織生活。蔣經國和鄧希賢個子都不高，集合站隊總是排在一起，肩挨著肩。有一次，同學們去郊外滑雪，蔣經國好奇地問鄧希賢：你們幹麼老圍著一條大圍脖？鄧希賢告訴他說：在法國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因生活所迫，常去當清潔工，尤其是撿馬糞。因為乾這一行掙錢多，撿一天馬糞能打發一個星期的花銷，最劃得來。法國的清潔工都圍那麼一條白圍巾，所以，我們每人都有這麼一條圍巾，以此作為對那段生活的記憶和對富民強國的矢志追求。蔣經國聽罷，連連感慨：兄等含辛茹苦，尋求救國救民之道，可敬可敬！並表示：我此次來俄，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一切交給我所信仰的蘇維埃，我願絕對地受蘇維埃的訓練，為中國的民主革命勝利而鬥爭！

——生活和歷史就是這樣地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這兩個當年同窗共學的朋友和同志，誰能料想到，五十年後，會成為台灣海峽兩岸的實權人物和政治對手呢？ 卻說張錫瑗——這位年輕的女共產黨員來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年方19歲。她的原籍是當時的河北省房山縣良鄉鎮，父親張鏡海在鐵路供職，參加過“二七”工人大罷工，曾任良鄉火車站站長。張錫瑗在直隸省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讀書，1924年作為骨幹分子參加該校學生改革學校教育的學潮運動，並在該校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5年她到北京，認識了李大釗、趙世炎等共產黨的早期領袖，同年在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黨領導下的國民會議促成會的活動，是不可多得的女革命活動家。是年秋天她被黨組織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這樣，張錫瑗與鄧希賢作為同學便認識了，而且彼此之間相當熟識。這是志同道合者的天造地設般的一種“情緣”。

中山大學從1925年秋一直辦到1932年，曾有幾千名中國人在這裡學習，接受蘇維埃的洗禮與熏陶。學校首先是培養政治工作者和革命者，時間有長有短，長則兩年三年四年，短則年把或八九個月。雖然開始時國民黨派出的學生差不多坐滿了教室(一些由共產黨派出的學生也是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入校的)，但教材的重點仍然是馬克思主義。教材有俄語、英語、法語和德語；有歷史(中國史、俄國史、東方和西方革命運動史)；有政治經濟學(主要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根據蘇聯有關著作編寫的教材)；有列寧主義基礎課(主要是斯大林的著作)；還有軍事科學和軍事訓練。 當時，正值國共兩黨合作出現“摩擦”的嬗變期，以國民黨“西山會議派”為代表的右翼分子提出“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此時率軍東征的蔣介石(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兼黃埔軍校校長)也要求周恩來交出在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名單，否則退出第一軍，已表露出他旨在軍隊中排斥和清除共產黨人的企圖。由此，莫斯科中山大學也是中國黨內鬥爭的一個場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那裡的托派和反托派鬥爭的緣故。國民黨派去的學生時常與共產黨派去的學生進行辯論——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國共兩黨的合作能持多久？所有這一切又引起了蘇聯領導人之間的爭論。

有史料說，1926年秋，托洛茨基和斯和大林同時來到中山大學作報告： 托洛茨基主張，停止共產黨同國民黨的合作。斯大林主張，應保持和發展國共兩黨兄弟般的親密合作。托洛茨基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已提上中國的日程，共產黨要自己幹。 斯大林認為，那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必須同它的主要力量國民黨合作。托洛茨基說，國民黨好比老虎，中共將是一頭雄獅；不是老虎吃掉獅子，就是獅子吃掉老虎。 斯大林說，中共還是一頭幼獅，即使將來同國民黨分道揚鑣，各自雄踞一方，兩分天下，要比現在就打個兩敗俱傷的好！ 就這些問題的辯論，個子矮小的鄧希賢以他善於雄辯的口才，闡述了在中國祇有國共兩黨親密無間的合作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偉大社會變革，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這個觀點，一直貫穿鄧在此問題上的主導思想，他提出的“一國兩制”的構想，就是一個傑出的典例)。由此他贏得了同學們對他的一種生動、形象、詼諧而幽默的稱譽——“小鋼砲”。

當時人們大概不曾想到，三十年後的1956年2月，他作為中共派出的一個重要代表團的成員，參加蘇共“二十大”。繼而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事件，展開了激烈的中蘇論戰。在毛澤東授權鄧小平直接指導和參與下，一連發起《九評》文章猶如一發發砲彈轟動了蘇聯，轟動了全世界，直到赫魯曉夫垮台。正如鄧小平所說：“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實行霸權主義是取得政權的馬列主義黨背叛社會主義原則的最顯著標誌。”後來在中國，有一件事關全局的，就是鄧小平以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為藉鑑，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指出和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的錯誤時，沒有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採取全盤否定的錯誤態度，而是相反， 實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績和崇高歷史地位。同時也沒有把“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錯誤的責任一切都推給毛澤東一個人，而是指出中共中央集體、毛澤東以外的其他中共領導人也負有責任，包括他自己在內。並詳細分析了產生這些錯誤的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特別是指出了導致這些錯誤產生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受蘇聯高度集權體制的影響和中國長期歷史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殘餘影響造成的。

張錫瑗與鄧希賢同在一個黨小組，既是同學，又是戰友，對國內國際一些熱點問題的討論，認識、觀點都很一致。張錫瑗說一口漂亮的北京話，卻十分愛聽鄧希賢用地道的四川話抑揚頓挫繪聲繪色的演說。當大家聚在一起談論時，她就打趣他說：好，現在開始收聽“四川廣播電台”的播音吧。 倆人的感情雖很投貼，但還未發展到戀愛的程度。然而，倆人之間的關係，畢竟是起於斯時，始於斯地。 中山大學的學制是兩年，鄧希賢僅學了一年便奉命於1926年底回國了，進入馮玉祥部從事部隊政治工作。張錫瑗繼續在蘇聯學習。鄧希賢回國後不久，即遭遇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他隨機應變從西安馮部逃到了武漢。黨的“八七”會議後，他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改名叫鄧小平。這時，他驚喜地遇到了一個人——就是剛從莫斯科回國的張錫瑗。張錫瑗於1927年秋天學成回國，即組織參加了保定的鐵路工人罷工運動。這次罷工的籌劃領導工作，自始至終是在良鄉她的家中進行的，她的父親張鏡海是罷工的組織者。此次罷工後，張錫瑗被黨組織調到武漢，正巧分到中央的秘書處工作——在這裡兩位志同道合的老同學相遇必有一番喜悅。

張錫瑗說：看來，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我總是被你所領導了。 鄧小平說：志同道合者，千里來相會，這叫緣分。 江精衛公然背叛革命後，其所謂的“國民革命政府”所在地武漢，已處於一片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殺之中，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秘密狀態，黨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往上海。鄧小平到了上海。張錫瑗也到了上海。 遷往上海的中央各機關，工作人員約二百人，各機關之間禁止往來。中央設直屬支部，支部書記由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的鄧穎超兼任。鄧小平和張錫瑗皆在這個支部裡。機關人員多以開設各式各樣的鋪子作掩護，鄧小平就在中央機關樓下開一個雜貨舖，賣香煙、肥皂、洋火等什物，張錫瑗也就成了這個雜貨舖的女店員。根據周恩來的提倡：男同志大都裝是有錢人的商主或老闆，穿長袍，戴紳士帽；女同志梳髻子，穿旗袍，穿高跟鞋或繡花鞋，一看便是闊小姐闊太太的模樣；住機關的同志，要扮夫婦，不要革命腔。張錫瑗長得很漂亮，白淨的臉龐，很秀氣，再加上一身闊氣的妝扮，使她顯得更加風姿綽約，楚楚動人。她的朋友很多，有不少人追求她，向她求愛，可她早已選準了自己的意中人。

1928年春天，一個平常卻充滿溫馨的日子，鄧小平和張錫瑗結婚了。 為慶祝這對感情篤深的革命情侶喜結良緣，中央機關的同志們特地在上海的廣西中路一個叫聚豐園的四川餐館辦了幾桌酒席。周恩來、鄧穎超、李維漢、王若飛等在中央的大部分同志都參加了，共有三十多人。 ——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灘上，在巡捕、特務亂竄的租界地，確有這一片難得的純潔、美好的人間真情存在其中，實屬不易，也著實令人看之悅目，聞之清心。 鄧小平和張錫瑗結婚後，曾經有大半年的時間與周恩來和鄧穎超住在一起。那是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裡：周恩來和鄧穎超住在樓上，鄧小平和張錫瑗住在樓下。有時鄧小平陪同周恩來外出，張錫瑗就搬到樓上與鄧穎超同住。

1929年8月，鄧小平化名鄧斌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廣西工作，張錫瑗已身懷六甲，肚腹日漸隆起。她深情地對丈夫說，要不是身子不方便，她真想陪丈夫一起去廣西。因為她曾對他說過：無論你去到哪裡，我也會到哪裡去，這叫緣分。 張錫瑗在良鄉的家是一個大家庭，她有好幾個弟弟和妹妹。大妹妹張錫瑞與她一起參加革命，一起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回國後去天津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不幸被敵人逮捕殺害。小妹妹叫張曉梅，原名叫張錫珍。鄧小平和張錫瑗結婚後，就把張曉梅接到上海，介紹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安排於黨中央職工部工作。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有一個很要好的同學叫徐冰(本名邢西萍，1903年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工商業家庭，1924年在德國留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任黨中央秘書處翻譯科的德文翻譯。經鄧小平介紹，徐冰和張曉梅在上海結婚。新中國成立後，徐冰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張曉梅任北京市婦女聯合會主任。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隨著“劉、鄧、陶”所謂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被“炮打”，無妄之災從天而降，以江青、康生、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下令要“炮打徐冰領導的統戰部”，將徐冰逮捕，進行長期的監禁和摧殘，徐冰於1972年3月含冤而死。張曉梅也沒有擺脫“文革”衝擊的噩運，在林彪、“四人幫”瘋狂批判北京市市委書記兼市長彭真、徹底砸爛舊市委的同時，張曉梅被罷官免職，遭到殘酷地揪鬥和迫害，於1968年4月含冤去世。直到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才為這一對革命夫婦平反昭雪。 化名鄧斌的鄧小平去廣西後，身懷六甲的張錫瑗就由徐冰和張曉梅給予生活上的照顧和護理，並且有鄧穎超、李培之(王若飛的夫人)、朱月倩(霍步青的夫人)等“大姐姐”們的關心和愛護，這使出門遠行的鄧小平感到放心和欣慰。他受中央匯報工作之命回到上海時，想的是與妻子重聚，迎接他的第一個孩子的誕生。卻萬萬沒想到，妻子因難產而喪命，孩子也死了。這突如其來的巨大不幸，使他遭受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他不能沉湎於個人的悲痛之中，他甚至不能夠在上海多停留些時光以掩埋妻兒，他必須馬上啟程回廣西！中央已批准了他們的計劃，廣西那時不我待、瞬息萬變的形勢正在向他召喚，廣西的部隊和同志們正等著中央代表和他們的政委去佈置去指揮！國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慾不勝簪。 他默吟著杜甫的《春望》，以如此感傷而悲壯的離愁別情，告別了戰斗在龍潭虎穴的戰友，告別了上海，再度取道香港去廣西。 他通過中共在香港的地下交通找到了正在香港建立秘密電台的特科人員李強，向李強詢問到廣西後如何與上海用無線電聯絡的有關事宜。李強告訴了他有關的呼號、密碼等事項。 ——1928年10月，周恩來指定張沈川、李強負責建立中共地下無線電台。在上海極司菲爾路(今梵皇渡路)福康里9號租了一幢三層樓房，安裝發報機。經過一年的努力，到1929年10月試製成第一套收發報機，培訓出第一批報務員，在上海建立了黨的第一個秘密無線電台。它的第一本密碼，是周恩來親自編制的。這年12月，又在香港設立了第二個秘密無線電台。 1930年1月，滬港開始通訊聯絡。嗣後中共中央同廣西左、右江蘇區的往來電報，都是由香港電台轉發的。這年10月，在蘇聯學成的一批無線電台工作者相繼歸國，同在上海培訓的報務人員一起，先後被派往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和湘鄂西蘇區。 1931年9月，中央蘇區同上海黨中央開始直接通報。在天津也設立了分台。這些電台的建立，保證了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之間的通訊往來，也加強了中央對各蘇區工作的指導，並使紅軍能及時了解敵情，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據李強回憶說，鄧斌曾委託他安葬張錫瑗的事情，因為當時黨內有些同志死後，都是由他負責去安葬的。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員羅亦農被敵人殺害後和政治局委員蘇兆征病逝後，都是由李強去掩埋的。 1930年春天，李強回到上海，承中央軍委之命，負責安葬張錫瑗。 李強說：“我們把張錫瑗埋葬在上海江灣的公墓。幕碑上寫的名字是張周氏，立碑人用的也不是鄧小平的真名，而是隨便起的一個名字，這些都是地下工作的需要。但在公墓進行登記時用的是原名張錫瑗。當時埋葬這些同志多用假名，羅亦農用的是畢覺，蘇兆征用的是姚維常。給張錫瑗送葬的，有鄧穎超和她的媽媽，還有一位姑娘，我們安葬好了以後按當時的規矩祭奠了一下。後來我們才知道，同我們一起去的那個姑娘就是張錫瑗的妹妹張曉梅。” 1949年上海解放後，鄧小平一進城就去江灣公墓查找張錫瑗的墓地。因為戰亂，侵華日軍曾在公墓那裡動土修機場，許多烈士的墓地都找不到了。經李強憑當時對墓地方位的記憶，終於在他的幫助下找到了張錫瑗的墓。當鄧小平和他在延安結為伉儷的夫人卓琳(浦瓊英)一起前去查看時，發現墓地已被一場雨水淹沒了。於是鄧小平叫人把張錫瑗的遺骨取出來，放在一個小棺木中，和當時找到的蘇兆征的遺骨一起，都存放在當年國民黨勵誌社的那幢房子裡。不久，鄧小平就又離開上海，率軍揮戈南下，挺進大西南，直到把蔣介石的最後一些殘餘趕出大陸。 張錫瑗和蘇兆征的棺木，一直放在上海勵誌社的舊址裡，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 ——說來也是一種既奇怪又奇妙的安排，蘇兆征、張錫瑗等革命烈士的遺骨，於1969年被革命群眾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園。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最轟轟烈烈又最洶湧澎湃的時期，鄧小平被當做全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已經打倒。而當時建立上海烈士陵園的人們，一定不知道張錫瑗是誰，看到她和蘇兆征的棺木放在一起，也許誤認為是蘇兆征的夫人，或許誤認為是和蘇兆征一樣被國民黨殺害的革命英烈，所以就一起安葬，並受到人們的崇敬與瞻仰。如果他們知道這個張錫瑗就是已被倒的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鄧小平的妻子，那非但不會將她安葬，而且還不知要懷著多麼大的階級仇恨來處置張錫瑗的遺骸以示對鄧小平的徹底批判呢。也可能，在冥冥之中，真有什麼力量，在那瘋狂與混亂的歲月裡，就這麼鬼使神差地把張錫瑗的遺骸保護了下來。張錫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時，曾和她的二十幾位女同學一起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個療養院照了一張合影像。像片中的張錫瑗，端莊秀麗的面容，修剪得極為整潔的齊耳短髮，和女伴們站在一起的親熱姿態，都給人一種純情、自然、落落大方的親切感。誰能從照片上看出，這個女孩子般的年輕共產黨員，已經幾經革命鬥爭的錘煉而相當沉穩與嫻熟呢？張錫瑗把這張照片寄給了她在國內的家人。直到1978年，上海龍華革命公墓才從她的親人手中找到這張珍貴的照片——這也是張錫瑗在短短的24年的生涯中僅存的一張照片。現在，這張照片端端正正地鑲嵌在上海龍華公墓張錫瑗烈士的墓碑上。張錫瑗和蘇兆征、羅亦農、顧正紅等革命烈士一起，安詳地靜臥在青松翠柏之中。 在人們的心目中，24歲的張錫瑗永遠年輕，永不衰老。在她的周圍，彷彿有一層既神秘又朦朧的光環，會引起人們許多的遐想和追念。鄧小平曾對他的子女們感慨而沉思般他說：“張錫瑗是少有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