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中央匯報會上，鄧斌跟向忠發要煙抽

1930年1月上旬，鄧斌回到了上海。他向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匯報了廣西的工作。 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立三、中央軍委書記(軍事部長)周恩來、中央組織部長兼秘書長李維漢等聽取了鄧斌的匯報，對廣西的工作進行了討論，並將報告和討論的記錄刊登在軍委主辦的《軍事通訊》第二期上。 當時全國各路紅軍和各根據地處於隔絕的狀態。為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和互通情報，在周恩來主持下，於1930年1月15日中央軍委創辦了秘密刊物《軍事通訊》(現存中央檔案館)。首期刊登了陳毅的《關於紅四軍歷史及其情況的報告》，編者在按語中指出：“這是很值得我們寶貴的一個報告。朱、毛紅軍這個'怪物'，在我們看了這個報告以後，都可了然”，“是在中國別開生面”。要求各地紅軍、各地方黨組織學習紅四軍的經驗。

很快，在《軍事通訊》的第二期便刊登了題為《對廣西紅軍工作佈置的討論》一文，並加了一個編者按。編者在按語中說：我們本來不准備再把討論的記錄全部發表，只因為廣西這個轉變是在全國范圍內最有組織最有意識的一次兵變，站在日前應擴大全國兵變的意義上，發表這個記錄，把這次兵變所得的教訓和經驗傳播到各地方黨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們把這個記錄全面發表了。 鄧斌在報告中，詳細匯報了廣西前一階段的工作，並對今後的工作提出了設想。 報告認為，前一階段廣西軍事工作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軍委(即前委)未建立時，士兵運動未能有計劃的開始；第二個時期為中央代表去後建立軍委，開始有計劃地註意士兵運動，並有計劃地派了些人到軍隊中去；第三個時期，教導總隊已帶了紅色，有可能拖出來發動游擊戰爭，但已引起敵人注意；第四個時期，俞作柏反蔣失敗到現在，已將警備第四、第五大隊拖到右江百色、左江龍州，決定正式建立紅七軍、紅八軍。

關於前委今後的工作，報告中說，要繼續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眾選舉的蘇維埃革命政府，建立由貧農組織的農會，防止無目的的燒殺主義，一切工作向著群眾。要擴大宣傳，發展工人組織，對小商人實行保護，對大商人加重捐務，廢除苛捐雜稅，健全地方黨的工作，等等。 關於軍隊，報告中說，要加緊軍隊的戰鬥力，建立游擊戰爭的戰術，改善待遇，做到官兵一律平等，在成分上改造紅軍，開展軍事訓練，加強軍中政治工作，注意維護軍紀黨紀。軍事發展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聯繫，推向湘粵邊界發展，以造成與朱(德)毛(澤東)會合的前途。 鄧斌在報告的最後談到，紅七軍、紅八軍中的軍事人材夠用，但缺乏黨和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人材。地方黨的組織，以前等於沒有，目前黨的組織幹部甚為缺乏。當地農民生活很苦，土地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地主手中，自耕農多，但大都很窮，豪紳對農民壓迫很厲害，因此農民對土地革命的積極性很高。廣西的商品交換以鴉片為中心，現在一是扣留一部分鴉片，一是加重鴉片交易的稅收在討論中，發言人對廣西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見和建議，其中一些意見相當尖銳，一看即知帶有濃厚的“左”傾味道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責令口吻：

——廣西紅軍應向柳州、桂林發展，用革命暴力推翻那裡的地方資產階級聯盟政權，去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專政。 ——要擴大武裝暴動的範圍，組織區域性總同盟罷工和進攻主要城市。 ——在某幾省的形勢之下，組織一省或數省暴動，在今天就應有堅決決定，以反軍閥戰爭與武裝保護蘇聯爲發展獨立的群眾革命運動的主要任務。 ——對李明瑞絕對不要存絲毫的幻想，並要加緊與之鬥爭，不然，遠東局又要指責說這是勾結軍閥。 ——遠東局的批評是對的，目前我黨內最嚴重的問題是右傾，否則，將為其出賣。兩年前，蔣、汪出賣革命的慘痛教訓，難道我們還不應該吸取嗎？ ——中國革命正在軍閥矛盾的激化中掀起新的高潮，要特別警惕像俞作柏、李明瑞這樣的軍閥人物利用工農武裝力量去達到他們統治的目的。

眾人發言之後，鄧斌根據討論者的意見乃至提出的責問作了補充說明，重申了一些根據廣西的實際必須做的工作重點，就一些人的主觀臆斷和誤解給予必要的說明、解釋與陳情。他十分誠懇他說，對李明瑞，我們當然不好怎樣還存在幻想，但是現在，在左江我們主觀力量還不能夠趕走他，而以為暫時利用他的線索去發動其下層群眾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當然，主要的要發動下層群眾工作是對的，但是我們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層線索忽視掉！他說，李明瑞雖為舊軍官，但他畢竟是北伐名將，是反蔣勇士，他和我黨同志一起組織領導了百色、龍州起義。而且他已經接受了我黨的感召，已經堅定地毅然投身於革命隊伍的行列。 他說，中央派我去廣西，就是去做統戰工作！根據李明瑞的表現和他本人的要求，我向中央建議，批准發展李明瑞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不人云亦云，不襲人故智，不當“和事佬” 坦誠而正直地陳述自己的意見和觀點，這正是年輕的化名叫鄧斌的“小個子”不論過去還是現在一

貫奉守的人生品格！他的秉言直諫，他的睿智敏捷，他的思辯謀斷，依然展示出他那光榮綽號“小鋼砲”的神韻與風采！ 當他力主發展李明瑞入黨的建議一提出，立即遭到一些人的極力反對——這他並不介意，他只是那麼平靜而沉著他說：我很願意奉陪某同志親赴一趟廣西進行考察，同時我願以一個黨員的責任與良知作保證，這樣可以不可以？ ！ 一語即出，場面沉默了好幾秒鐘，無人再發話對答或節外生枝地提出什麼。 討論會的最後，化名“冠生”的周恩來作了結論性的發言：廣西是適合於革命的發展，也適合於反革命勢力的生存，因此要了解到，這一時期還不能怎樣樂觀。政治方面，要為武裝保衛蘇聯和反軍閥戰爭這兩大黨的任務服務，同時要加緊對紅軍政治綱領的宣傳，建立經工農群眾大會選舉的蘇維埃政權，深入地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工會、農會。在軍事上明確前委是軍中黨內的最高機關，要開展士兵運動和擴大紅軍，紅七軍兵力應相對集中，龍州亦應與百色兵力會合，以與廣東、閩南、湘贛朱、毛紅軍相呼應而達到會合的前途。

這個結論性的發言，雖然未能脫離中央當時“左”的大框框，但總的來說，比較客觀和求實地分析了廣西的形勢，指示了廣西紅軍今後的工作，顯然與前幾位發言人的風格與水平大不一樣。 鑑於分管軍事的周恩來作出如此結論，化名“特生”的向忠發和化名“柏山”的李立三等人也就不再發表大多異議。 鄧斌認真地作著記錄。當周恩來的話音一落，他抬起臉，挑起微笑的嘴角與周恩來打了個對視。 他摸摸兜，煙癮上來了，可兜里的煙盒已空空如也。他見向忠發正坐在那裡“吞雲吐霧”，便走過去說：“總書記，借支煙抽。” 向忠發從兜里掏出半包煙，顯得很大度很慷慨他說：“拿去拿去，這半包煙都給你啦！” 鄧斌接過煙盒，抽出一支煙點上吸了一口，說：“我只借一支，其餘還還給你。”

他向總書記笑了笑。向忠發也向他點頭笑了笑。 中共“六大”後黨內有一種不正常的現象：過分地強調工人成分。向忠發(又名仲發，湖北漢川人，生於上海)曾在漢陽兵工廠當工人，後到武漢當水手和碼頭工人。 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被安排在湖北省工會工作。 1926年後，歷任中共湖北區執行委員、國民黨漢口市黨部工人部長、武漢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等職。大革命失敗後不久，向忠發去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很受共產國際負責人布哈林和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的賞識，說他“極有領導工人運動的卓越才幹”，“應當在中共支部(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裡擔起重任”。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附近的一座鄉間別墅——塞列布若那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向忠發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自己也不曾想到，他會坐上中共的第一把“交椅”，他在受寵若驚之餘也不得不認為自己“實難勝任”，在實際工作中無法起到主要的決策作用。但這是一種需要，不由得他，也不由得中共，更不由得黨內諸多的出類拔萃者。因為由惟命是從的向忠發擔任中共總書記，共產國際的指揮棒就可任意揮舞、運用自如地特別好使。

“六大”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由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項英、蔡和森五人組成。蔡和森因對向忠發瞧不起，便很快被撤銷了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職務(1931年3月赴香港指導廣東省委工作，6月10日被英國警方逮捕，後引渡到廣州，被國民黨軍閥殺害)。蘇兆征第二年2月才從蘇聯歸國，當月就因病去世了。於是，便由最初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候補常委的李立三，被補為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部長。在這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成為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向忠發在軍事上依靠周恩來決策，而在其他方面卻事事依靠李立三。 由於黨內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不平衡性缺乏清楚的認識，就把蘇聯革命的經驗看做可以照搬的模式，加上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強烈仇恨和對革命勝利早日到來的渴望，致使黨內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在這一時期惡性地發展起來。

1929年春夏之間，共產國際代表米夫與一個德國人和一個波蘭人來到中國組織遠東局。他們同過去的國際代表有不同：不參加中共的政治局和常委的會議，而由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等在會議之前或會議之後去向他們請示、報告或商議。雙方很快就發生許多意見衝突，如在中共派鄧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廣西，同俞作柏、李明瑞搞統戰，準備武裝起義，即被遠東局指責為犯了右傾錯誤，“陷入機會主義的泥潭”；當中央代表和李明瑞率領廣西警備第四、第五大隊舉行兵變，拉部隊轉向左、右江地區準備武裝起義，遠東局又指責這是“勾結軍閥”，“使革命誤入歧途”。再如在游擊戰爭問題上，雙方也發生了激烈爭論。遠東局說：在目前中國環境之下，游擊戰爭一定會失敗。中共代言人說：農民自衛，要游擊戰爭；中國地盤大，有山川湖泊，最利於打游擊。遠東局說：中共黨內最嚴重的問題是右傾。中共代言人說：反右也不能放鬆反“左”。雙方一直爭吵不休，局面很僵。就連一向對共產國際的指示百應百諾的向忠發也憤憤不平他說：“我非常反對遠東局的工作方式，他們專門吹毛求疵地來指摘中央！娘屁操(湖北土話)， 藥不對症，何以治病！”似乎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央才電令鄧斌回上海詳細報告廣西的工作，以便進一步向共產國際和遠東局陳述中國的實際情況。

周恩來在他的結論性發言中，沒有提及李明瑞的問題。 ——這無疑是對鄧斌建議中央批准發展李明瑞為中共黨員的一種認可。 會議批准了鄧斌的這一建議。鄧斌伺機找向忠發借一支煙抽無疑是施展的一個小計——“感情籠絡”，既抽了他的煙，又表示對他的一種尊重。在向忠發看來，找他要煙抽，就是瞧得起他這個總書記，就需要他這個總書記體恤下情地表個態。他見周恩來向他微微點了一下頭，他便開口說話：“這個建議就通過吧！” 鄧斌向中央和中央軍委匯報完工作不久，即3月2日，上海黨中央就給中共廣東省委轉紅七軍前委發了一封指示信。信中寫道：鄧斌(小平)同志來，對於過去廣西軍中工作及轉變情形有詳細的報告，除與鄧斌同志詳細討論許多具體問題由他面達外，更有下面的指示。 指示說：目前的形勢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機更加深刻，全國軍閥戰爭的局面更加混亂，加速了統治階級的危機。紅七軍是在全國客觀條件下產生出來的，是在廣西群眾鬥爭的影響之下產生出來的。紅七軍雖然出現在偏僻的廣西，但並不能減低其偉大的作用與意義。 中央的這個指示信總結了紅七軍前一階段的工作中的優缺點，指明今後工作的主要路線是：深入進行土地革命，擴大游擊戰爭，徹底摧毀封建勢力，建立在廣大群眾信任之上的蘇維埃政權。紅七軍發展的前途，“是向湘粵邊、廣東的中心推進，與朱、毛紅軍以及北江地方暴動取得聯絡，以爭取廣東一省或數省先勝利的前途。” 指示信批准了紅七軍前委名單，指定鄧斌、陳豪人、張雲逸、李謙、韋拔群、雷經天、何世昌7人組成前委，鄧斌為前委書記。同時任命李明瑞為紅七軍、紅八軍總指揮，鄧斌為總政委。 黨中央的這個指示，為紅七軍、紅八軍指出了今後的任務和方向。其中許多指示十分重要，比如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發動群眾、加緊反對帝國主義等等。但其內容中仍充滿了“左”傾冒險主義的精神，特別是提出保衛蘇聯、攻打大城市、奪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以及一些“左”的政策和措施。而正是這些“左”的指示和精神，為紅七軍、紅八軍定下了一條必須去走的，極其艱難而又充滿危險的浴血苦戰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