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鄧斌和韋拔群一次極富歷史性的會晤

1929年8月中旬，南寧街頭搭起了一座座用松枝翠竹和鮮花點綴的彩門，一街兩廂掛滿了五顏六色的旗幟。社會各界群眾紛紛走向街頭，敲鑼打鼓，燃放爆竹，歡慶廣西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的召開。 日前，廣西省主席俞作柏發布通告：凡擁護和支持本政府，致力於廣西的安定、繁榮與進步的工會、農會、學生會、婦女協會等群眾社團組織，一律給予承認和保護。 這的確是一個開明的舉措。此時的俞作柏何嘗不懂得“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呢？但僅靠所掌握的幾萬部隊和收編的一些散兵游勇、民團及土匪，是無法使廣西長治久安的， 自己也不可能在這塊地盤上久立，更何況各派系軍閥視廣西為一塊“肥肉”，都饞涎欲滴地打著“一飽口福”的主意。怎麼辦？出了名的“俞大膽”心一橫便就接受了“小個子”的中共代表的建議：

在廣西開放進步的群眾運動，建立各級群眾社團組織，形成工、農、商、學、兵聯盟的防衛體系，以抵禦強敵入桂，以對付舊桂系餘黨勢力的叛亂。 要做廣西的開明之主，成就一番大業，俞作柏更深諳孟老夫子之言：“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所以他非常同意中共代表的建議，視為“安邦撫民之良策妙略”大加讚賞。於是決定召開全省農民代表大會，成立廣西省農民協會。 代表大會的會場設在一座老式的粵劇院內。會場是經過精心佈置的。原來又黑又髒的四壁都用石灰水粉刷一新，主席台上吊起了嶄新的幕布，中央懸掛著一面犁頭旗，周圍擺滿了鮮花翠草，台兩側站立著執槍的衛兵，看上去莊嚴肅穆而又隆重熱烈。 來自南寧市郊和左右江地區的農民代表已於會前相繼趕到。最引人注目的，是韋拔群帶領的三百多名東蘭縣農軍和農協代表。他們一律身穿白褂黑褲、腰扎皮帶，或背挎短刀，或肩扛長矛，在群眾的夾道歡迎中，威武雄壯地步入會場。

此刻，雷經天、韋拔群、陳洪濤、張震球、李乾等廣西各路農民領袖們已在主席台上就坐。當雷經天宣布大會開幕時，會場歡聲雷動，鼓樂轟鳴！ 首先，由俞作豫代表俞作柏向大會宣讀省政府寫給大會的賀詞。 接著，雷經天請韋拔群講話。 年方35歲的韋拔群身著黛青色的農民唐裝，高挑的個頭，四方臉龐，看上去儼然一位憨實健壯的壯族農民，神情裡卻不乏精明睿智的才氣。他站起環視一下會場，向大家抱拳致意： “各位鄉親，各位農友，今天是我們農民的節日！我們能在這裡歡聚一堂，慶祝自己的節日，這在廣西曆史上還是第一次！” 台下響起一陣掌聲。 “當年，洪秀全在桂平金田起事，直到創建了太平天國，靠的是什麼？靠的就是千百萬農民兄弟！今日在我們廣西，乃至全中國，誰贏得了農民兄弟，誰就贏得了天下！” 熱烈鼓掌。

“只要千百萬農民兄弟站起來了，我們廣西就不得了呀！我們中國就不得了呀！ ” 長時間的掌聲和歡呼聲。 大會一致通過了成立廣西省農民協會的決議，選舉雷經天為會長，韋拔群為副會長，陳洪濤、張震球、李乾等為委員。大會還決定出版《廣西農民》三日刊——它實際上就是中共廣西黨組織的機關刊物，對指導廣西革命運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南寧的市民說，當官的一發慈悲，這天就變藍了，地就變綠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好過了。 韋拔群是在農民代表大會開幕的前一天到達南寧的。當他接到中央代表寫給他的親筆信，心中翻湧著怎樣的澎湃之海？很快，他又接到廣西特委關於召開農民代表大會的緊急通知，要他率領右江地區的農協代表和一支精幹的農軍小分隊即赴南寧。

到了南寧的當晚，鄧斌與韋拔群首次會晤，倆人親切交談了一個通宵。 鄧斌開口喚他一聲“拔哥”，喊得韋拔群兩眼濕潤。出身鄉紳家庭的韋拔群，從小就受到太平天國英雄故事的熏陶，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啟蒙和濡染。為尋求救國救民之路，他在桂林讀完法政學堂之後，就前往廣州、上海和長江流域一帶遊歷、考察，從而更加崇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當聽到竊國大盜袁世凱改元稱帝的消息，他憤慨已極，立即回老家變賣家產，購買槍支，招募一百餘名血性男兒，前往貴州參加討袁戰爭。討伐失敗，他又轉到四川張毅軍部當參謀。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爆發時，他親眼目睹了舊軍閥對青年學生和示威群眾的殘酷鎮壓，於是他化名“憤不平”，秘密串聯其他進步軍官，散發“大倡國民革命”、“堅決改革舊軍制”的傳單，以展“剷除人間不平事”之志向。四川軍閥下令緝捕他， 他憤然逃離四川，回家鄉東蘭搞農民運動，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幟，“吃大戶”、“均貧富”，以實現太平天國洪秀全夢寐以求的“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平，無人不飽暖”的天國理想。他極力說服長輩要做開明鄉主，開倉分糧，減租減息，普濟蒼生，造福一方。他把自家的好田分給最窮的佃戶去種，把積存的餘穀救濟那些揭不開鍋的眾鄉親，深受窮苦百姓的擁戴，老少爺兒們都喚他“拔哥”。 1923年夏天，韋拔群組織農民自衛軍攻打東蘭縣城(在此之前曾兩次攻打縣城，因敵眾我寡而失敗)，一千多名手持大刀、長矛的農軍在夜色的掩護下，襲佔了守城的團防總隊。翌日拂曉，各鄉農民聲勢浩大地擁進縣城，縣知事蒙元良驚慌失措， 在幾個縣警保鏢的護駕下倉皇逃離縣衙，躲到鳳山縣避難。東蘭縣城第一次獲得解放，被關押在牢獄的群眾全部釋放，一向欺壓窮人的土豪劣紳一時間銷聲匿跡。當日，召開盛大的群眾集會，歡慶胜利，韋拔群當眾宣布取消各種苛捐雜稅，廢除所有契約，提倡各民族平等和男女平權。農民自衛軍紀律嚴明，市面秩序井然，人民歡天喜地，人心大快。迫使黃紹竑執掌的省政府不得不承認東蘭農民運動的合法地位。 1925年初，韋拔群懷著尋求革命真理的強烈願望，進入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從而結識了彭湃、陳延年等幾位年輕的共產黨員。畢業後他重返廣西，廣泛組織農民協會和農民武裝。幾年來，不管桂係政府怎樣更替，皆對韋拔群領導的右江地區的壯、瑤、苗、漢各族農民武裝奈何不得。他們稱韋拔群為右江“無冕之王”。

“拔哥，你在東蘭大刀闊斧地搞農運時，我和一批同仁正在法國勤工儉學。”鄧斌深摯地說，“雖然在異國他鄉，但對你的名字，我們在獲悉和關注的有關國內信息裡早已熟知了。” “慚愧，慚愧，”韋拔群神情肅然，聲音也顯得低沉，“窮奔苦尋好幾秋，也未了然出路在哪裡，每想到我華夏被欺凌被壓迫被掠奪的屈辱史，便有徹骨之痛！就想拼灑一腔子血喚醒民眾！若不是所處之地閉塞偏遠，愚兄縱然傾盡家產，也會與同仁一道飄洋過海去尋求救國救民的真諦” “同在一個地球上，那裡也有剝削，有壓迫；同樣也有鬥爭，有反對。我在法蘭西的土地上生活了三年零兩個月又十九天，接到了法國警方的驅逐令(當時傲慢而冷酷的法國警察當局，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他們於20年代驅逐的這位東方的小個子，五十年後竟然以國家副總理的身份訪問了法國， 而且受到了法國政府和法國人民極其熱情而隆重的歡迎和接待)，我和被驅逐的二十多位學友們告別法蘭西，奔赴十月革命的故鄉——蘇聯。”

“唔，我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時，見到了陳延年，才曉得他與諸位同仁旅歐之行，獲益匪淺。” “那是陳延年剛回國不久。他確實很能幹，他是旅歐支部的領導者之一，他反對他老子(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見解也比別人高。他的犧牲很可惜” “陳氏兄弟被害之事，我是在雷經天來廣西時聽他說的。那是'四一二' 事變之後，陳延年在上海龍華殉難，一年後他的弟弟陳喬年也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話題扯到這一“悲壯點”時，二人的神情都顯得沉鬱，許久都不再說什麼，彷彿以難言盡詳的沉默為死難者誌哀中國共產黨誕生於亂世之秋。她一誕生，周圍便聚集了一群燦若星辰般的英傑才子，他們都是一些最熱情、純潔、勇敢、真誠、優秀的熱血兒女。而此時的中國正是黑夜茫茫，風雨如磐，四萬萬人在水深火熱之中熬煎，“政治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塗，可謂絕無希望，惟有不理一切，另闢道路，另造環境一法(毛澤東致向警予的信中之言)。”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為尋求救國救民的出路，提出要改造中國，必先認識世界。 ——在遙遠的歐洲，那個徘徊著的共產主義的幽靈對於中國有著巨大的吸引力，為追求理想和出路的中國青年們呈現著一種無與倫比的燦爛的光明，他們飄洋過海而去。

按說，他們本可以在西方繼續求學，或去做工，或去經商，或成家立業安度一生。但他們卻又毅然決然地回來了，回到了他們那貧窮落後、滿目瘡痍的祖國，回到了生養他們的血淚斑斑的土地上，回到了他們的兄弟姐妹和他們苦難深重的人民中間幾度風雨，幾度春秋，他們還有幾人尚存？許許多多的志士仁傑飲恨於九泉，與江河山川化為了一體。 是啊，回顧半個多世紀腥風血雨、波詭雲譎、大起大落、大悲大壯的中國近代史，面對先烈們的英靈和他們創下的豐功偉業，常常會使後來者從心底泛起一種崇高的敬意，同時伴隨著一種自我慚愧感和一點淡淡的憂思：相比起他們那一代人，現今的一些青年人，好像缺了點什麼，似乎熱情沒有那麼濃厚與強烈，信仰沒有那麼明確與堅定，品德沒有那麼高尚與純正，就連血管裡奔流著的血液似乎也沒有那麼鮮紅與火熱此刻，中央代表住室裡的燈光沐浴著兩張一見如故的摯友的臉龐。

他們談得是那樣的投入，那樣的深遠，又是那樣的情真意濃。雖是一夜未眠，卻都毫無倦意。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全國革命形勢處於低潮，在反動派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惟獨廣西，出現瞭如此高漲的革命新形勢。最難得的是有韋拔群苦心經營幾載的這麼一塊嶄新的天地。 也許，有人並不曉得，韋拔群開創的這塊嶄新的天地，以及這位農民領袖以他高昂的頭顱和傳統的忠誠來拯濟遼闊蒼茫大地上千千萬萬痛苦呼號的民眾於水火的執著追求，其實是一個很古老很古老的夢，人類已經做了幾千年。 公元1535年7月6日，前英國財政副大臣、下議院議長、大法官托馬斯·莫爾在倫敦塔被劊子手推上了斷頭台。當他自己從容地用頭巾蒙住眼睛的那一瞬間，不是死神出現了，而是他二十年前就夢想到的那個新月形的島國浮現了。那裡沒有壓迫，沒有爭鬥，沒有私有財產，人們像一個大家庭那樣和和美美快快樂樂地幸福生活著。他管那島國叫“烏托邦”——人類美麗的天堂。

莫爾被砍下的頭顱，懸掛在倫敦橋上，像一個被斬斷的夢在微笑莫爾以後的四百年來，歐洲多少先哲智士不斷地為實現這個夢而構想更完美的藍圖，設計更現實的道路，嘗試更具體的模式又是一個英國人，曼徹斯特闊綽的工廠主羅伯特·歐文，在莫爾死後近三百年，以十五萬美元在美國印第安納州購買下三萬英畝土地，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共產主義”移民實驗區——紐哈蒙尼公社。但他的一切試驗和計劃很快成了泡影，他由原先的百萬富翁變成了傾家蕩產的流浪漢。只有當一個德國猶太人坐在大英博物館裡，把資本主義像一具屍體標本那樣放在桌子上解剖時，莫爾的理想和人類之夢，才漸漸變得清晰起來。實現這個夢想的道路，也由此被科學地闡明了。 於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的政權——巴黎公社誕生了。雖然它只存在了72天，但它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終於使人們看到人類從階級社會中能夠解放出來的燦爛的革命曙光。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讚揚巴黎公社的英勇壯舉，指出：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

可是，卡爾·馬克思的主義日後又總是被熱衷於這個“主義”和“信仰” 的人們所曲解，常常陷入雲遮霧罩的誤區。 東方人常常分不清莫爾和馬克思。 中國人又還有自己古老的東方文明的淵源：從孔丘、墨翟到陳勝、張魯、陶淵明、李自成、洪秀全、康有為特別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陶淵明，曾棄官後在湘贛邊的斜川、玉京一帶躬耕田園，雖然也偶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浪漫詩情，但畢竟是粗茶淡飯，柴門陋室，以致晚年落到乞討境地。或許為了這一生的清貧艱辛，他才作出一篇，把一個“春蠶收長衫，秋熟靡王稅”、“黃發垂髫， 並怡然自得”的無壓迫、無剝削、男耕女織的“世外桃源”託給萬世。雖然， 這個素有大濟蒼生之志的陶放翁，沒有辦法讓他的“桃花源”付諸實現，但足可使一千年後的圣西門、歐文、傅立葉掩面羞愧。 本世紀初，一個身材瘦長的湖南湘潭農民的兒子，和他的幾位同窗，踏遍長沙岳麓山的各個鄉村，想尋找一塊歐文式的“紐哈蒙尼”來建立一個“新村”。他為這個新村設計了美妙的藍圖：有公共育兒院，公共敬老院，公共消費社，公共學校，公共農場，等等，等等，十分周全，足以使四百年前倫敦橋上莫爾的那顆血淋淋的頭顱安然瞑目。然而，他卻失望而歸。 這個身材瘦長的湖南湘潭農民的兒子，叫毛澤東。 他本來也是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但他沒有去。不久，他作為湖南代表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然後他又回到湖南。他從勞苦大眾的活動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和按照馬克思提供的理論，揭開了許多中國革命之“謎”——奴隸史觀、階級鬥爭、武裝奪取政權、農村包圍城市他通過對湖南農民運動的調查，充滿信心地描繪了他的預言：很短的時期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 雖然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因蔣介石的背叛而失敗，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倒在血泊之中，但在毛澤東看來，沒有理由再退回，沒有理由不前進。 “上帝”的意志使他始終站在潮頭的頂端，擎旗吶喊，始終是那樣的自信、執著和一往情深。儘管他拉著隊伍跑到井岡山做“紅色山大王”，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革命策略，但他卻找到了新的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開創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並在井岡山制定了興國《土地法》：沒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於是他堅信革命的高潮將會再次重現，並用詩一般的筆調描繪了它的誘人景象：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中國革命的歷程漫長、曲折而艱難，而毛澤東卻具有一般的黨內實干家所不具備的強烈的理想主義精神，天生的詩人氣質與後天的廣博知識相結合，形成他獨特的戰略眼光，形成他充滿魅力的理想追求，形成他氣勢磅礴的意志信念；其未來目標的宏偉和瑰麗，使每個有志於革命的救國之士不能不為之感染，自覺地心甘情願地聚集在他的旗幟下。因為他以非凡的務實能力和創造智慧，把異域的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文化、同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靈活地結合起來，甚至將這個“上帝”的思想轉化為連村野百姓也喜聞樂見的民族化的思維方法和語言形式，為這個世界上最古老和最龐大的國家， 設計出一條民族解放大道，並以他浪漫、超脫的詩人的熱忱關注著歷史和未來。 鄧斌向韋拔群介紹了全國革命形勢和組織工農民眾進行武裝割據，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方針和策略。特別講述了“朱毛”紅軍的發展和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壯舉，以及鄂豫皖、閩浙贛、湘鄂邊等各路紅軍和各蘇區的發展趨勢。 韋拔群傾心聆聽，精神為之振奮。 直到清晨微明的陽光照映入窗，室內的油燈逐漸灰暗下來。而燈芯燃動的一尾燦亮仍是那般晶瑩而溫暖。這時候，遠處軍營的一聲號音破空而來，“嗒——嗒——嘀——嘀——嘀——嗒——”悠揚沉厚的號音遂一聲接一聲地震響了晨空。 鄧斌說：“中央派我來，一是同俞、李做好統戰工作，二是協助拔哥創建左右江革命根據地。” 韋拔群說：“拔群跟黨革命到底，萬死不辭若有二意，天誅地滅！” 鄧斌說：“等時機成熟，我們即開赴右江。” 韋拔群說：“那是我們的家園。” 兩雙手緊緊相握。這是一次極富歷史性的會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