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李家驥先生於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來信。他當年是上海教育局領導。他說：
我也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之一。讀了《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後，很高興。
據我所知，上海有幾個中學校長拒絕在校內開展“反右派鬥爭”，說他們學校裡沒有“右派”。局方無奈，就把他們調離上海，去“支援”寧夏。其中有上海閘北區的中學校長朱信中，到寧夏后竟被派到勞改工地勞動！後來，他死在寧夏的勞改工地……
瀋陽姜萬里先生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來信：
拜讀大作《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衷心感謝您大的勇氣和堅韌不拔的探究歷史真相的毅力，把那段陰鬱苦難的歷史記載呈獻給讀者，傳留給後人。這對於那五十五萬多名蒙冤受屈的“右派分子”以及受株連的人數更為龐大的他們的家屬們來說，是個安慰，對那些出於政治權謀需要而無中生有、強加於人的“左派”權術家們，對於那些追風逐浪、助紂為虐的政治投機家們，是對他們的一付靈魂洗滌劑。
您的大作是一面鏡子，雖然寫的是歷史，但面向的是未來。
本人也因“右派”問題蒙冤二十三年，蹉跎歲月空耗了我青春年華，從二十六歲的小伙子化作瘦弱老人。幾十年中，總是憋悶著一股受人騙入陷阱的憤慨，明明是陰謀，卻忝然美名“陽謀”，政治多變的郭沫若還製造出“有罪者言之有罪”的高論。不久前，又有人替“陽謀”作了辯解，說反右派“這個決策並不是完全沒有客觀根據的”，只是“在兩個最關鍵的問題上失誤了。”
明明是“左”傾錯誤，而有些人卻總是輕描淡寫成個別錯誤。這是根本問題。如果不能正視政治上的根本錯誤，或者明知不對嘴還硬，則在一定條件下這樣的人還會重操舊業。
我希望咱中國更快地強大起來。所以，覺得您這部書對今人、對後人、對社會是有價值的，因為這部書客觀真實地寫下了歷史。
大港油田離休幹部高學仁先生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給筆者來信：
我是“五七戰士”。在一九五七年，我不足二十六歲，是河北省政府某廳的科長。
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的核心，是要求大家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但是，“反右派鬥爭”卻把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當成了敵我矛盾！這樣，就把五十多萬黨內外的優秀幹部當成了敵人。
“反右派”不僅使五十多萬“右派分子”及其親屬受苦受難，更重要的是傷害了兩代知識分子的心，造成了中國人的貧窮——“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都是從“反右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平潭縣讀者何可澎先生在一九九六年九月二日來信中，則進一步指出：
反右派鬥爭的根本錯誤，在於開“以言定罪”之先河。
不論多麼偉大的人物，對事物的認識都有時代的局限性。彼時認為是香花，此時也可能認為是毒草；彼時當作毒草的言論，也許此時卻代表真理。何況一句話，可以這樣理解，也可以那樣理解；可以說是忠言逆耳，也可以詆之為攻擊誣衊；可以理解為善意的批評，也可以說成是惡意的中傷。以言定罪的標準，不管其文字表述如何精確，都無法防止定罪的隨意性。
何況定罪權不是交給第三者，而是交給被批評者，這就給趁機打擊報復，大開方便之門。
浙江寧波讀者方明一九九六年六月六日來信說：
首先，先生有膽有識，敢於突破禁區，寫出如此厚實的煌煌巨著，敢於秉筆直書反右派是毛澤東晚年犯“左”的錯誤的第一幕，敢於斷定所謂“章羅聯盟”是千古奇冤，敢於提出“反右派運動是錯誤的”這個命題。
其次，筆者以為，《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書，不僅是為了今天的青年了解過去，不犯歷史悲歌的錯誤，更重要的是為了當前，為了今天！
自“反右派運動”之後，重提“以階級鬥爭為綱”，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強化這個方針，“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才導致了一系列錯誤的政治運動，最後導致了讓八億人民受劫難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窮本溯源，其源蓋出自於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因而，正本清源，請自源頭始！請自否定“反右派運動”始！
中共浙江省委原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雲河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來信說：
在杭州，我是第一個買到《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當晚，我就用電話告訴十幾位“五七”朋友，他們第二天就到新華書店購買了此書，並告訴我一看目錄就被吸引住了。我說：“三十元一本，太貴了。”他們說：“別說三十元一本，就是一百元一本，也要買……這本書說出了我們心底的話！”
李雲河先生以為，《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缺憾是“沒有把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論與八十年代自上而下推行改革聯繫起來考察”。
他說：
“右派”言論的超前性、人民性、改革性，只有和八十年代的改革相聯繫，才更顯而易見。回頭看，不少“右派”言論代表了人民意願，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喊出了改革的聲音。如果決策者採納了他們的意見（而不是鎮壓改革者），中國絕非今天這個樣子……《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如果從這個“視角”、這個“方位”多費些筆墨，可能更好。
《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書，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在內地版尚未出版之前，先由香港出版了香港版。
香港是“五七戰士”的聚居地。因為許多“五七戰士”在一九五七年羈禍之後，便千方百計借助於“海外關係”出走，大部分便定居於香港。所以，這本書在香港暢銷。香港的雜誌曾轉載了這本書的部分章節。
一九九五年十二期《明報月刊》對此書作如下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