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定遠縣讀者葛先華先生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來信：
我是九死一生的倖存者。
反右派之前，我風華正茂，在水利部治淮委員會下屬佛子嶺水庫任器材接運站站長（正科級）。我雖不是黨員，但受到提拔重用，因為我完成任務很好。
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我被'深挖'出來，說我是“極右分子”！
我被鬥爭達五個月之久。我堅決不承認，據理力駁，弄得所謂“左派人物”在“批判鬥爭”會上啞口無言。最終，以所謂“抗拒從嚴”以及用所謂“歷史問題”，對我升級加碼，成了“四料壞蛋”，即“反革命”、“極右派”、“叛徒”、“富農”，判刑二十年！ “左派”們說我，“頭上害瘡，腳下流膿，反革命加右派，壞透了！”我欲哭無淚，欲喊無聲，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在“文革”中，我是雙料壞蛋，死老虎，天天鬥。當時說我死後還要踏上一隻腳，叫做永世不得翻身……
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我徹底平反，在安徽定遠縣一所中學擔任總務主任。現在我在老年大學學習。
四川離休幹部梁全海先生一九九六年一月來信：
大作《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讀過之後，覺得很好。正如先生所說：“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反右派運動儘管已經過去將近四十年，卻未曾有過一本反映這一歷史悲歌的長篇。”先生本著“不虛美，不隱惡”的精神來寫這一重大而又敏感的政治題材……
比定名有案可查的“右派”更多的是“內劃右派”，連改正都挨不到！
據梁全海回憶，一九七九年，當他回校辦理“改正”手續時，遇到當年的學生黃君。
黃君對他說：“老師，你們戴過帽子的'右派分子'，現在到底還'改正'了。當年，我們被趕到農村，學校有通知，說我們是'內劃右派'！我們參軍當然不行，參加工作也不行，就連當社員也受歧視。現在四十幾了，一事無成。今天到學校來，又查不到劃我們為'右派'的底子。像我們這樣的同學好多啊！”他對黃君說：“寬心些，你們比我們年輕。當年學校語文組十一人，就劃了五個'右派'，能教書的都打倒了。還有一個自殺的。”他與黃君相視良久，都哭笑不得。
梁全海說：
“反右”和“文革”這兩幕悲劇，它給中華民族的“內傷”是很大的。八十年代的“傷痕文學”起了一點醫治“內傷”的作用，因為它告訴人們那些被扭曲的靈魂是怎麼扭曲的。先生能在“反右”十年之際把“悲劇”較系統地引用歷史檔案材料，搶救口碑，如實地寫出《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這無疑是一件大好事。因為《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澄清許多是非。 “右派”的親屬、朋友、子孫也從中了解、理解並諒解他們。有一個“右派”的妻子讀完後說：“啊！原來是這樣的喲。”又說：“我們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但願從此不再有悲劇。”在此特向先生表示敬意。先生年富力強，又有治史之才德，吾人寄以厚望。
林肯說過：“可以蒙蔽多數人於一時，也可以蒙蔽少數人於永遠；但不能蒙蔽多數人於永久。”今後還會有眾多的“太史公”秉筆直書，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只有如此，才能拯救中國文化。例如“士可殺，而不可辱”，在傳統文化上是士的優點，因為他堅持真理、堅持正義的立場，寧可犧牲其生命也不苟同、屈服。這難道不好嗎？可是“反右”和“文革”中，把不苟同，不違心，不誣陷別人，寧肯死去的人都說成是“自絕於人民，畏罪自殺”。他既然連死都不怕，還畏什麼“罪”呢？那些昧著良心，無限上綱，無中生有，移花接木的人才是好人嗎？可是“反右”和“文革”中就“造就”許多這樣的人，壞了風氣，這難道不是破壞中國文化嗎？
近讀《新華文摘》（一九九五年十月第四頁末）有這樣一段話：“一九八八年一月全世界的諾貝爾獎得獎人在法國巴黎開會時發表宣言說：'如果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二千五百年吸取孔子的智慧。'……”這難道是不令人深思嗎？先生的《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意義重大，它是一本醫治中華文化“內傷”的好書。
四川熊習禮先生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來信：
拜讀先生《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後，使我又重溫一次四十年前之情景。先生著作中所言李天德其人者，餘之至友也。
先生之著，以翔實的史料，千家萬戶的走訪，深睿的目光，銳利的筆鋒，至誠至善的心靈，寫出歷史的真實，獻給千千萬萬被扭曲的靈魂，獻給被侮辱與被迫害者，獻給子孫後代和人類的未來……
我名熊習禮，一九三五年出生，是四川省雅安一家醫院口腔科醫師，現已退休。
我於一九五三年秋考入華西大學口腔醫學系，一九五七年畢業。畢業前夕，由於一件學生調換寢室的小事，和當時任我班的學生輔導員（學校派往該班專職管理學生的政治、生活干事）發生爭端，我把爭端的雙方對話用大字報公諸於眾，這樣就搭上“六·八”社論的頭班車了。
以後我作過洗漿工、炊事工，去農村，下礦井……
我曾專門研究過各種自殺和死亡方式，並且在一九六零年夏天嘗試過一次。但是，就像羅馬的保羅二世和美國的羅納德一樣，上帝不收，死神又把我送還人間……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一切欣欣向榮。我曾經在瀋陽、北京、成都等地召開的全國性專業學術會議上作大會論文講座。我寫過長篇醫學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