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東邱中魯先生一九九六年九月八日來信：
看了大作，我潸然淚下。我是當年定為“情節一般，態度特別惡劣的黨內右派分子”，去找柯慶施要求個實事求是，被逮捕送勞動教養。因為是頑固分子，我們這一批約三千人送到甘肅河西走廊，世界風庫安西縣，昌馬河水庫工程，勞動教養，去了一個月後就開始“死”，五個月後送到海拔三千七百九十公尺，八百里無人煙的公婆泉，花三百八十萬煉了一萬五千斤硫子，下馬後調到邊灣農場。死，死，死，死到一九六二年春節，剩餘僥倖活下來的“移民就食”送到新疆。我年年月月寫信申訴，到過北京六部口中央統戰部，我家破人亡，妻離（沒有孩子）……
到今天我仍然認為我是“右派”！我的右派順序是“戴帽右派”，“摘帽右派”，“帽子拿在群眾手裡的右派”，再“戴帽右派”，再“摘帽右派”，再“帽子拿在群眾手裡的右派”，“錯劃右派”，到“改正右派”。只是換了幾個不同的叫法。
我認為，“右派分子”五十多萬，只有五個“沒有改正”，運動值得搞那麼大？見諸文件的是一九八二年關於清理右派的總結：右派五十五萬多，中右及反社會主義分子三十一點七萬，經過複查剩下不到三千。冤枉二千多人搞一個右派，反右運動的正確在哪裡？
我是貧農的子弟，上過四年小學，在濟南學過三年徒。學徒期間參加了八路軍的一個組織，蒐集情報，購買當時的違禁品，坐過日本監獄。一九四二年參加八路軍，我部打到上海（二十六軍），我負傷住院，後部隊赴朝，我留在上海公安局當過所長，第一中級法院代審判員。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復查鷹廈鐵路和大伙房水庫的勞改犯時，我被說成為反革命分子鳴冤叫屈。在反右運動中，我因拒不承認這些罪名而被劃成右派。
重慶程世光先生七月十九月給筆者來信說：
大作《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已拜讀，感慨良多。
我是這場運動的最年輕的當事人，往事歷歷在目，一九五八年四月我被劃為“右派”時才二十一歲。我出身於貧苦家庭，抗日戰爭時父親在重慶經商被日機炸死。我只讀過小學，後在重慶學徒，工人出身。一九五零年十五歲時就參加了革命，一九五三年入共青團，任鐵路工程隊工會主席，修寶成鐵路，又任過工程處宣傳教育幹事。一九五七年三月入貴陽黨校，學馬列主義哲學和中共黨史。
生在新社會，像我這樣對事業、工作、前途是積極的，懷著一顆赤誠純潔的心，在正常情況下，青春是美麗的。可是這場反右派運動，使我墜入冤獄，長達二十一年沒有政治生命。但我堅強自信自己不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在勞動中積極肯幹，可是在那些年代縱然有鐵打的金剛，有“神火凡胎”，也被折磨得精疲力盡，氣息奄奄……
在“文革”中我又被遣送到農村。對此我始終不服，不下上百次地向中央、鐵道部、省和原單位申訴，並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和一九七六年三月兩次到北京向毛主席和周總理交申訴材料。在中南海大門口交給毛主席派來收信的解放軍幹部。可是在“四人幫”橫行的日子裡，不僅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反而更加重對我的批鬥和管制。
河清有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終於給我徹底改正平反。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為我平反時，一查材料，原來早在國慶十週年時就已經摘掉了我的帽子，可我一直不知道。直到這次在改正結論簽字時才知道。這真是跟我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由於那個年代人民無權，國家無法，我又多遭受了妻離子散、遣送農村勞改的冤枉，真是一錯再錯！
在“感慨良多”之餘，他寄贈詩一首：
黑龍江讀者楊泰山在一九九六年六月五日來信：
我是您的一名忠實讀者。得知《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出版，我求之若渴；以一睹為快，一睹為幸。但求北京的幾位朋友及出差者，搜索了大小書店而不得……
我所以求購這本書，因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我是一名共和國最年青的右派之一，在北方一所大學的中文系讀第三學期，年僅二十歲，被定為“學生右派”。
我出生於一九三七年，定為“右派”在一九五七年，退休在一九九七年，一生中佔了三個“七”！
我在那特定的歷史年代，有著特殊的親身感受及復雜經歷。你能著眼這段歷史，我欽佩你的眼光……
江蘇南通王家鈞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來信：
一九五五年我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分配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當記者。鳴放時我采寫了不少稿件在《新聞聯播》節目中播出。當時應浦熙修同志邀約，有好幾篇新聞稿件均以“本報北京專電”在《文匯報》頭版頭條見報。我沒有參加過民盟，因與浦二姐的關係及為《文匯報》撰稿，反右中我被指控為“章羅同盟成員”和“能幹的女將”手下的得力干將。
無獨有偶。一九五七年春天王中來北京，我和在京的好多系友在大公報和他見面，敘談中他曾談及北京缺張晚報。為此，我又成為貫徹執行王中辦報思想和主張的資產階級同仁報《北京晚報》的總編輯。其實辦報一事純屬子虛烏有。
更有甚者，儲安平在鳴放座談會上發言，我採訪回台後當即匯報。經領導層層請示，得到當今指示：一字不改，照登照播。這就是當今認為“黑雲壓城城欲摧”、“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反右鬥爭前夜。我采寫這條新聞，運動中被誣陷為擴散“黨天下”謬論。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我一個涉世不深，參加工作不久的年輕記者，與新聞界三個大右派熟悉與交往，自然在劫難逃了。批鬥後戴上帽子被遣送到渤海邊的黃驊縣中捷農場勞改（同去的還有溫濟澤和邵燕祥）。
我的右派帽子在“文革”後期、粉碎“四人幫”前夕才被摘掉。時間之長，可謂老右矣。三中全會後，我從南通師專被調整到南通人民廣播電台工作。一九八八年為主任記者。一九九四年滿六十歲退休。退休後常被邀赴各地參加社會活動，自覺身心並不衰老，精力也還充沛。
讀者朱育成一九九六年六月八日從金華來信，沉痛回憶往事：
先生大作已拜讀數遍，讀後不勝唏噓！尤是我輩從重災區過來之人，更倍感親切，腦中歷史銀幕鏡頭徐徐而來。
一九五七年，確實是災難深重民族的災難深重歲月。本人時年僅十五歲，是個尚在小學求學的娃娃。在此災難歲月中，竟然被指控為“現行反革命”，判刑十年！
一九五九年歲末，在江蘇句容少年管教所偶閱到彭德懷萬言書，為彭公為民請命精神所感動，越獄告狀，並為右派翻案，又加刑七年。
刑滿後，又強制留場七年。獄中歲月，長達二十四載春秋！可謂少年出家，童身嵌滿風波，年幼入圄，歷盡人間滄桑！黨魁元首劉、鄧及一代棟樑彭羅陸楊皆可莫須有罪雲，何有天理？法又何在？何況吾輩小民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