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有先生在他寄給筆者的親自經歷自述中，還憶及一個“反右派運動”中荒唐的故事：
有位叫王晏安的右派，原是某商學院的講師，下放在綠色草原牧場監督勞動。我們一起在右派集訓班學習期間，他表現很好，班領導想拿他做個典型，建議牧場給他摘掉右派帽子。於是派我到牧場做個調查徵求一下場黨委意見。
我到牧場原原本本傳達了集訓班領導的意見，介紹了王在班裡的表現。接待我的是一位管政治工作的場黨委負責人，他聽完我的傳達後說：“在我場被改造的右派中，王的表現也算一般，沒有什麼太突出的地方，雖然是勞動積極肯幹能吃苦克服困難，也比較鑽研飼養技術，是有些進步，但是按'確實改造好了'的要求還有距離。對右派來說勞動改造只是個手段，目的是把思想改造好，可是王的思想還有問題，改造得還不夠……”
我問他有什麼具體表現，能否舉出實例。接著，他舉出王在當年春節給自家門上貼了一副自寫的對聯，上聯是：“茅屋雖小有金山”；下聯是“錦秀小堂居玉坤”；橫批是“愛國愛民”。
他讓我分析一下這副對聯有啥問題。我聽了之後，覺得這副對聯挺好。於是，我又反問他：“這副對聯能有什麼問題？”這位負責人說：“我們看了以後，大家分析了很久，越分析越覺得有問題，這是發洩心中不滿情緒。”我又問：“這從哪一句上能看出來？”他說：“這事你不清楚，是事出有因的。我們場職工住房很緊，新建的好房當然分不到右派名下，我們把草場旁邊一間更夫小房分給他一家四口住，房子又小又不好，他當然不能滿意，可表面不敢說，只好用對聯表露不滿情緒，把小房貶稱'茅屋'，把他右派之家比作是'金山'、'玉坤'富貴之家。'錦秀小堂'這一句，即是諷刺，又是發牢騷。他寫'愛國愛民'不是真心，言外之意就是不愛共產黨。這些都說明他思想裡，內心世界裡，不滿情緒還很大，所以他還夠不上是'確實'改造好了的右派。”
我聽完這位負責人對這副對聯的邏輯分析之後，真是啼笑皆非。由於我的“身份”關係，未敢與他分辯，也未表示可否。
我要求同他一起到王家門口走一走。我看了這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平房，那副惹事生非的對聯，經過風吹日曬已經發白仍在貼著。當時我真感慨萬端，心裡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情感。那年代只要有人對某句話與政治思想動機掛鉤，就會分析推理羅列出無窮無盡沒有完沒有了的罪名，再有本事的理論家，你也甭想駁倒他，右派不就是這樣劃的嗎！我掃興地回到集訓班裡，向領導做了匯報。領導也無可奈何的洩了氣。給王摘帽的建議，隨著集訓班的結束，也就自消自滅了……
事後，我問過王，為什麼寫了那樣一副對聯？王很坦然自得的說：“當時能給我個小房把家搬來，全家團圓自得其樂，我就很滿足很高興了，因為我的男孩乳名叫'金山'，女孩叫'玉坤'，我很愛孩子，把孩子名寫進對聯，表示父母疼愛，沒有別的想法。”可見牧場那位負責人真是自愧自驚政治神經過敏，拿人開了一個政治玩笑！
上海張鍔先生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七日給筆者來信：
我原為國外海員，擔任駕駛員二副之職，足跡所及，可說是遍及全球。在一九五三年初，當時只二十五歲的一熱血青年，辭去高薪工作，返國求學，當年考入浙江醫學院醫療系。作為一個愛國歸國海員，歸國青年，在反右鬥爭末期被劃入右派大軍。
以後在工作單位，歷經磨難，自不消說，血汗積蓄，盡被搜抄一空。待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的境遇日漸好轉，被選舉為寶山縣人民代表，推舉為政協委員，又擔任寶山衛校正職校長。
福建省鄭盛榮先生在一九九七年九月八日給筆者來信，指出：
《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書中只談受劫難的右派分子而從不涉及中右分子，不免使人感到有點欠缺似的。雖然中右分子沒有右派分子受的苦難大，但對有些人的影響也是終身難以挽回的。
中右分子不僅在反右派運動中是一大群體，數量多達三十五萬，而且受到與右派分子同樣的批鬥，只是在最後定性處理上有所不同而已。有些人在運動中受到的降級（降低工資級別）處分，至今都沒有得到恢復。因為從書面改正通知文件看，故然寫有“恢復原工資級別待遇”的白紙黑字，本該在現行工資級別基礎上，降一級是給予恢復晉升一級，降二級的給予复升二級；但在實際執行中，不是採取這種實事求是的做法，而是看你現行工資級別是否已經達到一九五七年被降前的水平，沒有達到的才給於恢復晉升，已經達到的就不恢復晉升了。這種不從歷史客觀實際出發的不實事求是的做法，導致許多受降級處分的人，至今都沒有得到真正恢復。因為二十多年來，多數人都因為工作積極，表現良好，在全國統一調整晉升工資時，與廣大職工一樣，晉升了一至二級工資。
也正巧，四川渠縣讀者周華義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來信，訴說了作為一個“中右分子”的苦難：
我在一九五七年沒有被劃上“右派”，但是成了“中右分子”。顧名思義，所謂中右是中間派裡緊跟著右派分子搖旗吶喊的人，和右派分子只有一絲之差——一根頭髮絲有七絲。
我幸運的是沒有戴上右派帽子。整風運動時我是預備黨員、團員、小學校長，劃上“中右”之後，預備黨員、團員、小學校長統統取消了。從整風運動以後，我就沒有過過清靜日子了！
四川讀者周華義在來信中還指出：
自從一九五七年八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農村也要開展大鳴大放，大爭大辯》以來，整風運動很快變成全民運動。其實，農村也劃右派，不過稱呼不同，叫“壞分子”或者“四類分子”，實質上也就是右派分子，正如半斤與八兩一樣，半斤是八兩，八兩是半斤（老秤，十六兩制）。
全國二十多萬個鄉，二百多萬個大隊，兩千多萬個生產隊，不知劃了多少“壞分子”、“四類分子”。
我家住在四川渠縣寶城鄉一村五組。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時，劃了兩個“壞分子”（實質是右派分子）。其中一個家裡祖祖輩輩受窮，他十七歲還沒有褲子穿。在鳴放會上，他說：“莫種雙季稻，兩季不如一季。”工作同志就把他抓出來，說他破壞種雙季稻，就戴上壞分子的帽子。
另一個是木工，他在鳴放會上說：“修山塘佔了好田好土，修的山塘沒有起到作用，白天曬太陽，晚上映月亮。”工作同志又把他抓出來，說他破壞水利建設，也戴上“壞分子”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