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龍先生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日來信自述：
四十年前震驚中外的反右派鬥爭，把我這個年方二十四歲“最可愛的人”推進“最可恨的人”行列中去，接著又推入了一條充滿屈辱和磨難的坎坷人生的絕路上去，便將我一棒擊倒地上。當我甦醒過來時，我一切都完了，被極左派打成一個反黨右派，這簡直使我蒙受天大的冤枉。
我是個軍人，提著自己腦袋流亡天涯。在同公安機關周旋二十年中，我始終不知自己這是犯了什麼罪？原先公安機關將我抓捕入獄後，獄方把我從右派升級為反革命分子，我問自己這究竟又是犯了什麼罪？獄方在軍警林立的審訓中，再次問我到底犯了什麼罪？我只好向獄方說了一句話：“一沒偷，二沒搶，三又沒有參加國民黨，只是向領導提了一條工作意見，左派就說我是個反黨右派和反革命分子。”
楊重野先生原是上海《文匯報》記者。在一九五七年，《文匯報》是“重災戶”。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楊重野先生從北京給筆者來信：
反右鬥爭時，我是文匯報北京辦事處的記者，首當其衝。人民日報對我有專文批判（文匯報就不說了），新華社發過通稿。後來被升級為現行反革命，判刑十五年，這在新聞界中也屬罕見（文匯報是重點批判對象，記者中判刑、勞改的不少，但判刑十五年的僅我一人）。十五年服刑期，一天沒少，刑滿後送回原籍作為四類分子繼續改造。到一九七八年，我被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也滿了。北京中級法院通知當地政府恢復我的公民權。當地派出所不同意，我上訪到瀋陽省公安廳，答復是，你現在是在公安部門管制，是否要“摘帽”得由公安部門來決定。好像那時候對待勞改分子法院與公安部門是兩種制度，因此我的四類分子的帽子一直戴到一九七九年年底，正式宣布“改正”才摘掉。
我當初判刑的罪名是“反蘇”（因為一九四六年我作為文匯報特派記者在東北親見親聞關於蘇軍撤走鞍鋼等處的機械，蘇軍違反紀律的事。我在文匯報社編輯部裡談過），“反對知識分子改造”，“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我曾對法院審判工作的程序提過意見）等等，當宣布對我“改正”時，認為這些意見都是正確的，法院撤銷對我的刑事判決，恢復工作，恢復名譽。
徐涵初先生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來信：
我今年六十五歲，是上海交大一九五二年的畢業生，也是一名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倖存者。年過花甲，閒下心來，很想回憶一下這一生是怎麼走過來的。見到報導葉永烈最近有本長篇新作《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恨不能一睹為快。可是在上海跑了很多書店和報攤，始終未見此書……
我同胞兄弟姐妹五人，除大姐未讀大學當了小學教師外，其餘四人，二人在交大，一人在北大，一人在上海二醫，一九五七年全都無一倖免，可見反右對我家的影響之深，也無怪乎我如此關心了。
無奇不有。竟然有“選舉”產生的“右派分子”！這並非天方夜譚，而是哈爾濱讀者張有先生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給筆者寄來他寫的親身經歷，內中寫及這麼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記憶最深的有個選舉右派的故事：有一個小單位共有八名幹部，反右鬥爭開始後，上級黨委給這個單位攤派抓一個右派分子的任務。這個單位領導反復發動大鳴大放，這八名幹部沒有一個發言是提意見的，怎麼也挑不出右派言論，抓不出右派分子。
可是上級不答應，抓不出右派就要拿這個單位領導是問。急得這位領導坐臥不安，終於想出了辦法……
他公開向大家講明，上級給抓一個右派的任務，完成也得完成，不完成也得完成，有也得有，沒有也得有，抓也得抓，不抓也得抓，沒辦法，就得要求大家民主選舉一個右派！辦法是背對背每人寫一張選票一個人名，誰得票多，當眾宣布誰就是右派。
就這樣經過投票，把一位叫沈德章的選中。
為什麼多數人選這位姓沈的呢？是他工作表現不好，還是群眾關係不好？都不是。因為那年代人們心目中不管有什麼壞事出現，最優先考慮的是階級成分。在八名幹部中，惟有姓沈的家庭出身是“富農”。當然，這不幸的事情就得攤給他承擔了。這右派當也得當，不當也得當，因為是“民選”的，“公認”的，理由說他的階級本性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以他有話無處說，有苦無處訴，只能怪自己投錯了娘胎。
沈德章戴上右派帽子後，沉冤成疾，監督改造幾年之後離開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