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陽江市退休教師葉芳穎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來信：
在一九五七年那場“反右派風暴”中，我不幸“名登金榜”，戴上了“桂冠”。
我整整沉淪了二十年，九死一生，歷盡磨難。改正後恢復做中學教師，現已退休多年。對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至今記憶猶新。創疤仍然在隱隱作痛！
大作中所寫，大都是一些著名的、高層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當局對於他們，往往還“假以顏色”、“刀下留情”。備受迫害、殘酷折磨的是廣大默默無聞的“小右派”，他們的命運最為悲慘，卻很少見諸書刊。
鄙人不揣淺陋，意欲借“假語村言”，將塵封已久的往事寫出來，以期從“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又復使後人而哀後人也”的惡性循環歷史悲劇中，有所啟迪。
只因說了句“現在大餅芝麻比以前少了”，被打成“右派”
上海讀者葛偉導先生一九九七年九月九日的來信，從自己家庭的角度反映了“反右派運動”帶來的深重苦難：
反右運動時，我尚是孩子，後來長大了才知道自己的周圍發生的事與之相關。我的一位姨父在工廠工作，反右中鳴放，說“現在大餅芝麻比以前少了些”，遂成“右派”。我的岳母，祖上是蘇北貧窮的農民，她十八歲進紗廠做工，除了能歪歪斜斜寫出自己名字，其余文化知識就可想而知。基層鳴放時，領導讓老工人“提意見，幫改進工作”，她在座談會上直言：“國家規定八小時工作，我們廠做工超過了八小時。”後來被內定為“右派”。我父親在一九五八年以“思想上與右派分子鬧共鳴”為罪名送去勞改，這一去就是二十二年！
一位不願署名的讀者來信說：
我是一九五七年底被轟出來的一個地方右派總頭子，記得是在這樣“×××右派總頭子滾出來”的吼聲中，被揪出來的，鬥了近半個月，滿身貼遍了“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標語，低頭，彎腰，每天站著鬥四五個鐘頭這是常事。弄得眼睛腫脹，血在頭上轉，後來自己乾脆跪在地下還要好些。每次批鬥結果，是只准承認，不准申辯。
一九五八年三月終被逮捕，同年六月判刑五年（判決書為當年三月簽發），八月改判教養三年。
一位小學教師在“文革”中居然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湖南湘潭讀者李赤懷一九九八年二月六日來信說：
我也是一個反右派鬥爭和文化大革命的親身經歷者和受害者。
當年我只是一個小學教師，一九五六年參加工作，在一九五七年寒假整風運動中被劃為右派，作“三降”處分。一九五九年三月被清出教師隊伍，一九六零年代課，一九六二年摘帽恢復公職。一九六五年社教隊駐校，大搞社教運動，我作為摘帽右派，首當其衝。一九六九年二月五日又被清出教師隊伍，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交貧下中農監督勞動。
紹興梅雪葆先生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來信：
紹興有個奇特的“右派分子”，浙江師院俄語系畢業。因是“世仇分子”——父親被鎮壓，畢業分配前無端隔離審查數月，無問題，分配在臨海中學，後調紹興二中。反“右派”後跟“右派”一起下鄉勞動，拿二十元生活費。一九七八年“右派”改正後，他回到農村教書。後來，查看檔案，竟沒有他被劃“右派”的資料，根本不是“右派分子”，而糊里糊塗吃了二十年冤枉。
他不是“右派”，也就談不上改正，談不上落實政策。回校教書後的處境，比真正的“右派”還糟。
他為了討回公道，奔波到一九八三年才調回蘇州楓橋中學教書，總算回到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