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出版之後，筆者多次收到上海“五七戰士”杜重石先生的來信，並贈我他在香港出版的長篇回憶錄《風雨歲月》。
他在《風雨歲月》的扉頁上，寫下了這樣的話贈我：
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說：“悲劇是寫一個人遭遇不應遭遇的厄運。”而我正是遭遇這種厄運的人。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說：“如果我們不向歷史學習，我們就將被迫重演歷史。”
對於一個從一九五七年那大劫大難走過風雨歲月的他來說，借用亞里士多德和托夫勒的話，道出了內心深處的聲音。
杜重石先生有著不平常的來歷。僅從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給他的一封短箋，便可覷見他傳奇人生的一角：
請您證實一下，這份電報是否發於一九五零年，建國後您的工作是如何安排的，以及您的簡歷。
請您在百忙中回憶一下，並早日函復，謝謝。此致敬禮！
通訊地址：北京一七四零信箱聯繫人：李靜
杜重石證實，一九五零年，他在四川，賀龍給他安排工作之前，曾致電北京請示周恩來。周恩來一眼就看出，電文中“杜瑞石想系杜重石之誤”。
這一細節，既表明周恩來的細心，也表明周恩來對杜重石是相當熟悉的。
杜重石，四川廣安人，鄧小平也是那里人。他在上海新華藝大卒業之後，一九三三年，二十歲的他便擔任國民黨二十軍軍長楊森的秘書。
一九三八年春，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時，他作為楊森的代表，派駐延安。在延安，他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並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從此，他與中共高層有了許多聯繫……
翌年春，二十六歲的他，出任二十軍駐成都辦事處處長、川康綏靖主任公署少將參議。
一九四九年，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南的時候，他扮演了重要角色。駐守四川的是國民黨二十軍。他從事秘密工作，受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的派遣進入成都，策反國民黨二十軍。
十二月中旬，奉周恩來之命，杜重石隨賀龍入川，擔任賀龍的政治代表……然而，一九五七年，在上海工作的他，卻在大鳴大放中陷入“陽謀”：
“整風學習伊始，'戲'的導演說：毛主席教導我們幫助黨整風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即使有說錯的，也必須從團結願望出發，和風細雨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再團結。'我對這些話，真是洗耳恭聽，字字句句都信其為真，因為這些話都出於毛澤東之口。
“整風導演者的娓娓動人說詞，甚於偽善的求愛者。我是懵懵懂懂地被他們強扮著他們所需要的'角色'。”
他遭到大會批，小會鬥。他說：
“毛主席教導我們幫助黨整風，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有什麼錯。不知哪位如黑松林裡突然出現的'剪徑'者，鼻孔裡'哼'了一聲說：什麼言者無罪，言就是行動，你已經有了行動，怎麼無罪。我反駁說：言就是行動，毛主席從沒說過這樣的話。
“我當時確是孤陋寡聞，不知道'言就是行動'典出何處？事後聽說這是郭沫若這位名人的'言即行動'的名言。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就是據這句'名言'來指導反右鬥爭的。”
他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後，在家中發生的一個小插曲，是那樣的感人：
我素知妻子最疼孩子，從不用打作教育孩子的辦法，即使孩子有了錯，也只是對孩子講明道理，改正錯誤、不要再犯，更不會讓孩子一人在樓下哭泣而不予理睬。我一邊叫茜茜跟著我，一邊把咪咪抱著邊上樓邊說：好孩子是不哭的。我們去向媽媽講道理，為什麼要打掛紅領巾的孩子。
我走進臥室，眼前的情景將我愕住了：妻子靠在沙發上低頭沉思，眼眶也含著晶瑩淚珠。我驚詫地坐在她身旁，輕聲地說：“蓉，怎麼你打了咪咪，自己也在哭（妻名素蓉，生肖屬猴，蓉是我對她的愛稱）。”同時咪咪從我懷抱中下地來緊偎在我身旁。妻仍低頭不語。經我再三說：“蓉，我知道你從不打孩子，這次打她，是不是咪咪過分淘氣了。”咪咪聽到我這樣說，像受到更大委屈，抽咽得更厲害，斷斷續續的說：爸……爸，我沒……沒淘氣，我要唱歌，媽媽不許我唱。老師教的歌，我唱不好，就得不到五分。我說：爸爸教你唱，保證得五分。咪咪的小臉呈現出希望的喜悅。妻子用不耐煩的語氣說：“我就不許她唱這支歌。”
“什麼歌呀？”我問。
“社會主義好。”妻答。
我說：“社會主義是好嘛。大人也在唱，孩子要唱，用不著打她。”
妻子略帶埋怨但仍含柔情蜜意的音調說：“唉！小牛，你知道這支歌詞中的'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已改為'右派分子夾著尾巴逃跑了'嗎。我叫這小東西不要唱，爸爸聽到會難過的。她偏不聽話，還要唱。”
妻子說著說著，她的淚珠竟克制不住一滴滴落下來。這時我感到襲擊我的是妻子對我體貼入微的蜜情深愛，我也情不自禁地緊偎著她飲泣起來。孩子們張大著小眼望到爸爸媽媽相互飲泣，用手絹互擦淚水。咪咪反而止住哭聲拉著妹妹緊緊靠著妻和我，拉著我和妻的衣角說：“爸爸，媽媽不要哭了，我和妹妹都不哭了。我一定聽媽媽的話，不唱歌了。”
他不僅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他的歷史被顛倒，居然成了“歷史反革命”！
這樣，他在一九五八年被上海黃浦公安局逮捕入獄，押送安徽勞改。作為“右派”加“歷史反革命”的“雙料分子”的他，蒙受了雙重的屈辱。
他直至一九七六年才回到上海，一九八零年終於平反昭雪。他在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五日致筆者的信中，深刻地說：
“雨果在裡說：'當一個人心中充滿了黑暗，罪惡便從黑暗裡滋長起來。有罪的並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製造黑暗的人。'回顧我的人生歷程，我心中充滿的不是黑暗而是光明。然而卻遭遇妻離家破、骨肉分離的不應遭遇的厄運。難道犯罪的是那製造光明的人？這在我思維邏輯上實在弄不通……”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作為影片《大鬧天宮》的編劇，我在北京長城飯店出席了影片《大鬧天宮》新聞發布會。
在會上，我見到了著名“五七戰士”、劇作家吳祖光先生。正巧，我的手提包裡還有一本《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便送給了他——因為書中有一節專門寫他的“五七悲歌”。
二月六日，吳祖光先生和夫人新鳳霞給我來信。信中說：
謝謝你那天在長城會上，送給我的書，前夜回家，看見一封讀者來信，正巧也是談到讀了你這本書表示對我的同情，說明你的影響之大，我十分感謝。
有很多事情你不可能知道，“反右”及“文革”之難，我家受害最慘的是我妻新鳳霞……另郵寄上《我與吳祖光》一書可作參考，相比之下，我所承受的要比她輕多了。
……
你的寫作可以澄清這一代顛倒事非的歷史，有功後世，功德無量，衷心敬佩。
吳祖光先生還給我轉來讀者百明寫給他的信。讀者在信中說：
近日看了一本葉永烈寫的書《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其中第十五章《藝術悲歌》一節有您的介紹，說您一九一七年生於北京，江蘇武進人士。一九四一年因寫話劇《風雪夜歸人》而廣受讚譽。一九四五年您在重慶主編《新民報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譚》時發表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後在“反右”中被錯誤打成“小家族集團”的“統帥”。那些批判文章簡直是一派胡言，其中最不能理解的是受人尊敬的老舍（舒慶春）先生為什麼會對您寫那些無聊、尖刻的文章。後來您被送往北大荒監督勞動，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帽子，但在“文革”中又被扯進了所謂的“二流堂”，太冤枉了，您一生多坎坷，今年過了春節，您將八十大壽了，祝福您健康，快樂，安度晚年。
老詩人公劉在一九五七年也是“五七戰士”。他在讀了《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之後，在一九九六年十月五日從安徽致函筆者：
“的確，這是描繪反'右'全景的開山之作。
“我打算寫一部個人'加冕史'……”
原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陳沂，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給筆者打來電話說：
“最近，看了你的《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我也是'右派'！你把這段歷史寫下來，很有意義。
“這些歷史，如果不寫下來，慢慢的大家都忘記了……一九五七年，我在部隊工作。毛主席曾在三次講話中，稱我是'左派'。可是，後來我卻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中，有一節專門寫梅朵、姚芳藻“右派夫婦”。我準備送書給他們，事先給他們去了電話。姚芳藻馬上說：“我已經聽說你出了這本書。據說，書中有四頁是寫我們的，謝謝你！”可見，他們的消息相當靈通——“五七戰士”之間，很快就“通報”消息。
山東淄博的一位“五七戰士”，從外地“右友”那裡得知出版了《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這本書，可是淄博買不到。他給筆者來信，說自己當了二十年“右派分子”，極想一讀。筆者馬上給他寄去了一冊。
前寧夏文聯副主席戈悟覺先生雖不是“五七戰士”，但是他來信說：“我在看一書，材料翔實豐富。藍翎的事情可以補充進去的。”
我以為他的意見很好。藍翎原是向俞平伯挑戰的兩個“小人物”之一，但是在一九五七年也成了“五七戰士”，確實很值得寫一筆。
在《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書中，曾用了許多篇幅寫及了盧郁文先生。關於盧郁文的“匿名信事件”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卻又無論如何無法迴避。我在書中盡量採用當時《人民日報》對於盧郁文事件的公開報導，盡量寫得客觀，全面反映當時對於盧郁文的“匿名信事件”的各種看法。
由於盧郁文先生已經故世，我在一九八九年曾通過民革中央希望採訪盧郁文親屬。民革中央告知了盧郁文之子盧存學先生的在廣西桂林的通訊處。我曾給盧存學先生去信，他於一九九零年一月九日復函，寄來盧郁文先生簡歷。我在《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書中，引用了這份簡歷。
《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出版後，儘管他已經調離桂林，遷往廣西北海，但是也很快知道了。他於一九九六年二月一日給我來信及賀卡。他在信中寫道：
頃聞您的紀實文學大作《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業已問世，因北海市地處偏遠，文化滯後，書店未見此書，未能拜讀為憾。
尚記十年前我在桂林民革工作時，您曾通過民革中央與我聯繫，索要家父盧郁文先生資料，並說將趁出差雲貴川之機去桂林一晤，惜未如願。據朋友說，您在這部書中提到了我，並用了我當初提供的資料，急切想讀之願望無日可遏，敬希惠贈該書一冊，以了此願並慰先父在天之靈。
我幾乎拜讀了先生全部的紀實文學作品，對先生創作態度之嚴謹，客觀，蒐集材料之全面、翔實，採訪之深入、艱苦以及文筆之流暢、樸素極為欽佩。您為中國人民對中國歷史的發展做了很多大好事。我認為，您的著作對研究中國的當代史、黨史是極有參考價值的材料，作為參加工作已四十七年，在“反右”浪潮中被捲入水底的我，感受尤深，以上絕非奉諛之言。
一九九六年三月五日，盧存學先生再度來信：
“來函及所贈《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分別於春節前春節後收到。感謝您及時的回復和信中表示的關注。
“我發信後數日，從朋友處先得了一本此書，懷著一種極其迫切和復雜的感情，匆匆讀了一遍，有時至深夜。您的書把我帶回了近四十年前那個烏雲翻滾的'不平凡的春天'，作為在那場風浪中父子二人截然不同的兩種遭際捲入水底的一方，不勝唏噓，感慨萬千，在這封信中我不可能向您一一訴說，如有機會和緣份，我願和您促膝長談。”
盧存學先生深刻地指出：
“你的書中涉及了'右派'全部'摘帽'和後來的幾乎全部'改正'，但沒有說到在六十年代初摘了幾批之後，有相當一大批人一直無人管，帽子從一九五七年戴到一九七八年，僅次於無期徒刑。判無期徒刑的人，有案有判決有人管，可以減刑可以假釋可以保外就醫，而戴帽二十餘年的'右派'，實際上被剝奪了工作權、被選舉權、遷徙權、婚戀權（誰肯誰敢跟'右派'談戀愛結婚？《天雲山傳奇》的故事畢竟鳳毛麟角）。如果……恐怕這些人真的該'永世不得翻身'了！拿人的命運這樣隨意糟踏，怎不使人心栗心寒？'反右派'搞了幾十萬人還不過癮，再來'文革'，搞他個幾千萬上億人，搞到'瀕臨崩潰''全面內戰'……難怪章伯鈞說'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到了'。你說'沒有“反右派運動”就沒有“文化大革命”'，確實是這樣。但是其中的理論、路線上的內在聯繫是什麼？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怎麼會有這樣適合迷信、野蠻、瘋狂、殘酷、排外、非古的毒菌生長的土壤，不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傳統意識根源的嗎？”
盧存學先生還指出：
“中國人因可憐而醜陋，因醜陋而更加可憐，應該到頭了！我們應該學會思考和辨別。
“我希望你在著述的同時，也成為一位歷史理論的探索者。這方面的學術理論工作要有人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