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八月八日，夜深，我剛躺下，忽然電話鈴聲大作。一聽，是傅雷次子傅敏從北京打來的。他告訴我，剛剛接到其兄傅聰從倫敦打來的電話，詢問能否得到一本？
自從《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出版以來，我不斷接到這樣的索書電話以及來信。
在“文革”中，被“下放”到“五七幹校”的干部們，常稱之為“五七戰士”。然而，如今這“五七戰士”又有新的涵義：在一九五七年被劃人“右”冊的人們，戲稱自己是“五七戰士”。
由於《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書是有關“反右派運動”的非常詳盡的一本書，所以這本書出版以來，受到眾多讀者的關注。內中特別是“五七戰士”們，非常關心這本書。就連那些盜版書商也“關心”此書，在這本書出版不久，盜版本也就迅速“上市”了。
我發現，中國的“五七戰士”們，彷彿已經形成了一個無形的聯絡網。這本書，沒有在內地報上登過廣告，也沒有發過出版消息，但是“五七戰士”們互相轉告，以至十分偏遠的地方，都知道出版了這麼一本書。只是這些地方買不到《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所以他們給我來信，希望能夠見到這本書。
也有許多“五七戰士”買到此書，跟我暢談讀後感，回憶那幕歷史悲歌。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和十四日兩天，兩位“五七戰士”——分別是當年中國最大的“黨內右派”的夫人和中國最小的“右派分子”，向我傾訴各自那苦難的經歷，從特殊的角度反映了那歷史悲歌。
一月十三日，正在上海華東醫院住院的“五七戰士”陳修良託人轉告，希望約我一談。
陳修良的丈夫是當年浙江省省長沙文漢——一九五七年黨內最大的“右派分子”。她自己當時任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也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了一對“黨內右派夫妻”。
我在華東醫院見到了八十九歲高齡的陳修良。她的記憶力很不錯，身體也還好，一口氣跟我談了兩個多小時。她告訴我，《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書出版之後，別人很快就告訴了她，她託人買到《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書，讀後感慨萬千。她說，作家有勇氣寫這本書，是很不容易的。一九五七年這麼一場“左”的運動，誰都不敢去碰、去寫，你能夠寫出來，表明你有很強的歷史責任感。應該讓現在的年輕人知道一九五七年的真相，這是為了將來不再發生這樣的歷史悲劇。
她患白內障，視力不好。一買到此書，就請人先讀了書中關於沙文漢的一節給她聽。她說，沙文漢被打成“右派分子”一事，已經將近四十年，這本書第一次詳細地寫了此事，她特別高興。
她說，她生於一九零七年。一九二五年，十八歲的她便已經成為寧波的學生運動領袖。她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她在莫斯科留學時，與楊尚昆、陳伯達是同學。回國後，她長期從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
陳修良對筆者說，在她的一生中，兩回當“右派”。頭一回是在蘇聯，她因為反對左傾機會主義，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就是“右派”；第二回，則在一九五七年。
陳修良說，在一九五七年，她在九月先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到了十二月，沙文漢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沙文漢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後，還算掛了個“浙江省政協委員”的空銜。他在萬分鬱悶之中，埋頭於研究中國古代史。他寫出《中國奴隸制度之探討》一書。
精神上的折磨，使沙文漢病倒。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日，沙文漢死於肺氣腫，年僅五十五歲！
陳修良的“右派”冤案，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得以平反。
沙文漢的“右派”冤案，在一九八零年得以平反。
陳修良說，希望在《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修訂再版的時候，補入她所談的許多新的內容。
筆者已經遵照她的意見，把她的談話補人《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書。
就在採訪了陳修良的翌日，我家響起了門鈴聲。開門一看，是一位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他消瘦，一頭白髮，說是已經把《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書看了兩遍，打聽到我的地址，所以前來尋訪。
我請他在客廳坐下。他說自己當年是“五七戰士”，吃了二十年的苦，現在看了《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書，才恍然大悟。
他說，書中引述了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關於在工人、農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全文。他還是頭一回看到這個《通知》。他是一個工人，按照中共中央這一文件的規定，在工人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可是，他卻在這一文件下達後的一年零二十五天——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被劃為“右派分子”！
他長嘆一口氣，如果在當時他看到這一《通知》，那就不會吃那麼多年的苦頭了！
他說自己在中國的“右派分子”之中，佔有兩個“最”：
一是最小的“右派分子”——因為他是一個工人；
二是最晚被劃為“右派分子”——因為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反右派運動”已經宣布結束，連“反右派補課”都已經“補”過了，已經開始進入“大躍進”運動了。他卻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被打成“右派分子”！
他說，看了《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書，書中寫的絕大多數都是“大右派”，他跟“大右派”們相比，本來不足為道。但是，由於他沾了兩個“最”的光，所以可否在《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書修訂再版時，把他這位“最小最晚”的“右派分子”也寫上一筆？
我同意了。我拿出錄音機，請他細細道來……
他叫陳忠興，一九二六年生於上海漕河涇農村，只有小學文化程度。他在農村長大，後來在郵電部上海通訊設備廠當工人。從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二十個春秋，人生的黃金歲月，他在“右派”的陰影中度過！
他同樣希望在《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修訂再版時，能夠補入他的苦難。他說，中對“大右派”寫了很多，對於“小右派”反映不夠。我也遵照他的意願，把他的坎坷經歷補入了《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書。
一九九六年一月七日中午，我忽然接到湖南湘潭的長途電話，那是一位名叫黎健的“五七戰士”打來的。
他說，他很興奮地讀了《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當了二十年“右派分子”，第一次知道了自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真實背景。
他說自己是在病床上含淚讀完《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他患癌症，已經晚期。
他對《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意見，也是以為對“大右派”寫得多，而寫“小右派”不夠。他說，他便是一個“小右派”。他願意把關於自己的苦難經歷的材料寄來，希望在再版時補入。
他告訴我，這本書最初是湘潭一家小書攤在銷售。他的朋友——也是“五七戰士”見到了，買了一本，向他推薦。他馬上買了一本。他讀後，又打電話給許多當年的“五七戰友”，告訴有這麼一本書。於是，那家小書攤的生意格外興隆。
他在病中給我寄來春節賀卡，我給他回信表示感謝。
在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晚，他又從湘潭給我打來電話。他說，他向許多人推薦了《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這本書，內中有山西文聯主席，有歌唱家成方園的父親，湖南新聞界的朋友。其中一位《湖南日報》的記者冒雨去買這本書，書攤上只剩一本連書角都捲起來的，他也買了下來。
他說，他本來收集許多關於“反右派”的資料，有了這本書，就用不著費心了，因為這本書幾乎都有。這本書是“開先河”的書。
他說，他在九歲時死了父親，進了孤兒院。後來參加土改。自從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吃夠了苦。特別是在“文革”中，受“二茬罪”。如今生活好起來了，又落了一身病，活一天算一天。自己是“小右派”，實在算不了什麼。但是，經歷了這麼多年的苦難，心中有許多話要說。等天氣稍微暖和點，他要把自己的經歷寫好寄來。
他還說，他要把自己在“反右派”前、“反右派”中和“反右派”後的照片寄來，作為歷史資料。從照片可以看出，“反右派”後，一下子瘦了許多。
第二天晚上，他又來電話說，在一九五七年，湘潭是“反右派運動”進行很“激烈”的地方。當時的縣長、公安局局長、法院院長、組織部部長，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以至“反黨集團”。縣長毛特夫，還是毛澤東的親戚，被打成“反黨集團”頭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