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同盟四川省主任委員、當年所謂的“章羅聯盟骨幹分子”潘大逵之子潘必純先生，讀了《歷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之後，在一九九六年一月三十日給筆者來信：
“從你的書中知道你曾在一九八四年走訪過我父親。父親已於一九九一年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裡，老人家將他的一生經歷寫成一本書，書名叫《風雨九十年》。該書由成都出版社出版。我想，也許對你有用，故寄一本與你，留作紀念。
“我也是你的忠實讀者。感謝你為一九五七年蒙冤受屈的知識分子仗義直言。”
筆者細讀了潘大逵先生晚年所寫的回憶錄，內中這麼談及他在一九五七年的遭遇，而且寫及章乃器面對“批判”的坦蕩和磊落：
“這次人大的小組會議，一開始就進行反右，朱德同誌編在我們四川小組。我們小組內當時有右派二人，章乃器是首要，我則次之。初先大家向章集中火力，章都毫不介意地以極簡短的語言報之，以'誣衊'、'改造'、'卑鄙'一類詞彙向對方予以反擊；別人提出的指責，他既不加以辯護，也不作出回答。他的強項，我還暗自佩服稱讚。記得朱德同志在休息時，曾問他受得了麼？他回答說：'沒有什麼'。
“可是一輪到我，我就有點不知所措。本來是莫須有的事情，卻越辯越辯不清，有的批評我的檢查是'進一步、退兩步'（以後在四川的批判會上，有的說我的檢討與舊社會的慣犯'滾案'差不多）。一位名歷史學家，也與我同在一組，當我某次檢討不禁淚隨聲下時，他把我的流淚當作辮子來抓，指著我說：'你想軟化鬥爭！'這種非常尖銳、十分刻薄的批評，我真有點接受不了。但一散會，他又特來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原諒他剛才講的有些過分的話，這更令我啼笑皆非。
“對這些漫天飛來的批評，表面上我只好逆來順受，要說於心毫無耿耿，那就是欺人之談了。至於章乃器那種毫不介意，旁若無人的氣概，我是自愧弗如的。最後人大舉行大會發言，這時周新民、鄧初民、章友江（他是國務院參事，並非代表）幾位同志對我非常關心，要我在大會上作一次深刻、沉痛而又誠懇的檢討發言，使一些問題讓人了解，從而得到澄清。
“週新民先看過我的發言稿，認為寫得可以。我發言後，還有不少人鼓掌以示稱許。週新民、鄧初民都說檢討比較深刻，回到四川再檢討一下就可以過關了……”
潘大逵面對不幸的遭遇，甚至閃過自殺的念頭：
“在返川的途中，我曾起過跳入長江的念頭，但又怕背上一個畏罪自殺的惡名，更為家人增加不幸，也就只得忍辱偷生，活下去再看。”
潘大逵從北京回到成都，迎接他的是“反右派鬥爭”的狂風暴雨：
“孰知回到成都，風雨更狂暴，省人大會議對我的鬥爭，民盟組織對我的批判，無不愈演愈烈，好像我犯下滔天罪惡，雖萬死亦不足蔽其事，甚至有人要求把我拿去'敲沙罐（殺我的頭）'，若不如此，就難快其心意……
“有的人說，李井泉（原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在川執行'左'的路線很厲害，但證諸於我，至少他在反右鬥爭中，對我是手下留情，有所照顧的。要不是他在某次反右會上對我說：'不要怕，你的職務多嘛，黨的政策要包下來，還要給你保留幾個職位'，我真的放不了心。
“當時他那樣一說，想來可以免'敲沙罐'了。這無異讓我吃了一顆定心丸，我的緊張心情，至此始稍得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