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之後，筆者收到一封來自遙遠的新疆伊犁的來信，寫信者名叫楊萬才。他是從他的老師——上海復旦大學邵嘉陵教授的來信中，得知我寫了。他理所當然關注這本書，因為正是一九五七年那場政治災難，給他帶來了無限的悲傷……
他在信中說：
“人生苦短，我已年逾六旬。古人云：朝道暮死，足矣！希望能讀完後，知道那是為什麼。那麼壽終正寢時，也可以安然合上這雙看得太多太多的雙眼了。”
他給我寄來了他寫的《廿九年後的回信——給許傑老師》以及許傑教授的《我與楊萬才》一文。我細細讀畢，不勝感嘆！
楊萬才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可以用“莫名其妙”四字來形容，也可以用“禍從天降”來概括。
一九五七年，楊萬才與徐成淼一樣，也是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學生。徐成淼由於一首小詩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他則僅僅因為他寫了一封信給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從不相識的許傑教授，被劃入“右冊”！
儘管楊萬才的這封信與政治無關；許傑教授給他回了一封信——這封信也與政治無關。可是，後來在“反右派運動”中，許傑教授成了“大右派”，居然株連這位從未謀面的年輕學生。於是，楊萬才也被打成“小右派”！
楊萬才這麼回憶道：
二十九年前，即一九五六年，我還是複旦大學新聞系的一名學生。九月的一天，聽完蔣孔陽老師的《文藝學引論》課，回到第十宿舍二零五號寢室，同室夥伴正在爭閱一大堆函件——新聞系學生交際廣、投稿多，信件也特別多。楊開民舉起一封信對我說：“委員（當時我是團支部組織委員），有你的信，華東師大來的。”我拆開一看，信末署名是“許傑”。同學們一下都圍攏來，好奇地看著這位名作家、教授、華東師大中文系主任的親筆信，問我怎麼會認識許教授的。
其實，我並沒有見過許教授。
解放初期，我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中學生，就為上海的《亦報》、《通俗報》、《新民晚報》寫過通訊報導，稍後還為《文匯報》寫過雜文；愛讀各種各樣的書，一心想當記者、作家……我整天躑躅在老城隍廟九曲橋邊的舊書攤旁，隨心所欲地翻閱著五花八門的舊書，剛扔下一本看不懂的，又撿起一本《冬至集文》，其中有一篇文章說：桂林山水甲天下，可是美術家看到畫面的美，音樂家聽到水潺、鳥鳴、山歌美，農民著眼於田肥，而商人卻盤算怎樣借勝地謀利……這段議論，是十來歲的我所從未想到的，我彷佛讀懂了。本能地翻到封面，看到作家“許傑”。
後來，考進了復旦大學新聞系，知識增長了，才知道那是談的“美學”。課餘，我蒐集了陳望道、朱光潛、黑格爾、克羅齊、伯克、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如飢似渴地讀起來。其時固有所得，但更多疑難。於是我想起了“許傑”。
這時，我已從現代文學史中知道，他是一位知名作家、教授，並且還知道他是華東師大中文系主任。於是，一個毛娃娃竟然提起筆來，給許教授寫了一封信，談體會，提疑問。沒想到這位大名鼎鼎的現代作家，不到一個星期就給我回了一封不短的信：肯定我的某些想法，解決我的疑難問題，介紹我讀什麼和如何讀；末了，還告訴我、他有一篇美學論文，將發表在下一期的《學術月刊》上，如感興趣可以找來讀讀……
蒼勁的字體、平易的語氣、淵博的知識、精深的見解，使我和全室同學傾慕不已。當然同伴們更羨慕我能得到這樣一位名師的指導。
須知，楊萬才收到許傑的信，是在一九五六年的九月，離開那場“反右派運動”還有九個月！
然而，隨著許傑成為“大右派”，楊萬才也就被稱為“許傑的嘍羅”：
正當我專心致志地研讀著“自然美”、“人為美”、馬沙爾、休漠的“美的靜觀性”，還未來得及給許老師寄去我的論文和復信時，一九五七年，那篇決定千萬人命運的著名《社論》發表了。許老師成為上海的“頭面人物”、華東師大的“第一號大右派”，我也被那些起先羨慕不已的同伴“揭”出來，成為“白專”典型、“許傑的嘍羅”。大字報、批判會，迫我交出許老師的信，逼我揭發“許傑的罪行”，以此來將功贖罪，爭取寬大處理。
我愕然，茫然。
從“揭發”文章的字裡行間，從華東師大斷斷續續傳來的消息，我知道許老師也在痛苦、費解，但不屈。
我心裡明白，許老師無罪；從他的文藝作品、美學論文中，從他給一個素不相識的青年來信中，我確信許老師畢生在追求真、善、美！
嚴峻的現實，無情的生活，迫使我激烈地思索，要我作出抉擇。
許傑，怎麼會成了“大右派”呢？這連許傑自己都想不到也想不通！
許傑，是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也是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華東師範大學主任委員。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許杰和傅雷等上海文學界代表一起，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聽了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講話結束後，毛澤東接見代表們。毛澤東見到許傑，握著他的手，風趣地說道：
“久仰，久仰，你原來就是那個寫小說的許傑；喔，還有一位安徽籍的地理學家也叫許傑。歡迎你們民主人士給我們提意見，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嘛！”
聽了毛澤東親口說的這幾句話，許傑受到莫大的鼓舞。回到學校之後，就貼出了中文系的第一張大字報……
不料，“言者無罪”後來演變為“以言定罪”，許傑成了華東師範大學“頭號大右派”。
中文系徐中玉教授為許傑仗義直言，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於是，許傑、施蟄存、戴家祥、徐中玉，成了華東師範大學“萬炮齊轟”的目標。
楊萬才雖然在復旦大學，領導上也要他“揭發”許傑。許傑是他心目中尊敬的師長，他能夠違心地“揭發”什麼？ ！
楊萬才沒有出賣自己的良心。他竟然因此成了“極右分子”，而且還是“頑固的極右分子”：
漸漸地我從痛苦中堅定了一個信念：
做人要“真”，不說違心話，不做違心事；為人要“善”，愛護關心別人，盡可能為別人排憂解難。
大字報、批判會……但我沉默著。
於是，我被認為是一個頑固的極右分子，被送到祖國最西陲的伊犁。吃的苦，遠勝於《牧馬人》、《燕歸來》的主人公，遭遇比他們更慘：父親因思念獨子過度而亡，母親因盼子歸里絕望而離世。
但我不悔。我感謝許老師，他不僅傳我以知識，更以行動教我如何做人。
直至一九八五年，楊萬才終於寫出《廿九年後的回信——給許傑老師》，發表在《伊犁教育學院學刊》上。楊萬才把文章寄給了許傑。
許傑看了楊萬才的文章，深為震驚，也深為感動。許傑在一九八八年第八期《文匯月刊》上發表了《我與楊萬才》一文，作為回應。
許傑寫道：
一九八五年，我已經八十五歲了。有一天，我收到一份刊物——從新疆寄來的伊犁教育學院的學報，其間有一篇文章，題目叫《二十九年後的回信——給許傑老師》，作者的名字叫楊萬才。
我不認識這位寄信者的名字，等到看過文章之後才知道，他原是複旦大學新聞系的學生。在一九五七年我被“揭發”為“右派”之前，曾經給我寫過信。我當時也同對待一般青年一樣，既然來信了，就一定要給他寫复信。這事情當然忘記了，也不知道有這樣一個青年，因為收到我的信，就被“錯劃”為“右派”。由於他很忠誠，不肯隨便歪曲事實，假造事實，不肯跟著別人說話，交代不出他和我的關係，結果就成為頑固的“極右分子”。等到畢業的時候，就“充軍”到新疆伊犁，當年林則徐充軍的地方勞動改造。
他敘述他在復旦讀書時一天收到我的複信，同宿舍的同學，如何的羨慕他和我的通信。可是不久，我在報刊上被批判，同學們也就要他揭發和我這個“大右派”的關係。可是他卻沒有見過我，他也說他不認識我，沒有和我見過面。他在信中說到他在二十九年來所受的不人道的待遇，和艱苦的生活。說他現在也是人民教師，二十年來，也受學生的尊敬，所以想起了我。二十九年以後，仍舊給我回信。
讀了這封《廿九年後的回信》，許傑感觸良多。他寫道：
我讀了這封信之後，我的內心，的確是很感動的。我讀著他談到在新疆勞動受苦的情形，特別是讀到他的父母因為他遠在新疆勞動改造，以致於父母死去，家破人亡的情形，我真不知要說什麼才好。我當時立即回了他的信。我說，我讀了你的來信，我很激動。我好像覺得，他的受苦，只是和我通過一封信的關係。也因為和我通過信，所以“充軍”到伊犁。吃苦勞動，父母死去，家破人亡。但是，事實上，我們卻沒有見過面，也根本不認識。他的受苦，以及家破人亡卻又同我沒有關係。我當時，抱著這種心理回他一封信，這總算把我們的通信關係接上了。這以後，他又給我來了信。詳細敘述他的父親的死，和母親的死的情形。原來，他的父親是黃包車夫，後來學會了開汽車，是運輸工人。母親是家庭婦女。他們都是勞動人民，都不識字，是受苦人。他們把兒子培養到大學讀書，原來就希望他大學畢業以後，振興家業，光耀門庭，使他的父母雙親享點後福。哪裡知道，他卻遭受這樣的命運。
正因為這樣，年已花甲的楊萬才，居然還發出不明白自己為什麼遭受厄運的感嘆！楊萬才先生在一九九六年七月十四日給筆者又一次來信：
一書已收到了幾天，未能立即函告並致謝，是因為收到書後迫不及待地閱讀起來。我想函告時順便談談讀後感受，豈不更好？
讀完厚厚的全書（有些章節還多次重讀），感慨萬千，簡而言之：
在讀的過程中，我彷佛又回到近四十年前的那個時代：我一夜之間，從一個支部組織委員、優等生（所有考試科目都是五分）、威信極高的調幹生，成為被孤立的右派分子。這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我憶起了那一年前前後後的往事，這是塵封近四十年的“過去”，不願想而又時時襲來心頭的痛苦經歷。
“讀史使人明智”，讀了，心裡清楚了好多，這是一場原本可以避免而在當時的中國又實在無法避免的劫難。
感謝你，不僅是寄贈書給我，更感謝的是你花費大量精力時間，收集、採訪那麼多的資料和當時人，為那場災難留下了一部記錄。
書寫得客觀翔實，評論不多，但事實種種又都是最好的評論。
來龍去脈說得很清楚明白，連我這樣當時被稀里糊塗打成右派的人，不讀此書，也感模糊不清，遑論後來的年輕人和當時的“局外人”了。
它與後來長達十年的浩劫，都說明億萬人聽從一個人意志的體制是萬惡之源。
四十年過去了。當時的“大右派、名右派”大多已離開人間，就連我這樣的“小右派”也年逾六旬，滿頭白髮了。幸運的是我還頑強地活著，親眼目睹了這四十年的巨變，也還能讀到，能在晚年來臨時好好想一想，不久當我也告別這既留戀又憎惡的人世時，終算沒有成為一個糊塗鬼。
我還想再多活幾年，且看看這地球如何轉動，這人間如何變化，因為還有許許多多的問題仍在密封之中。
謝謝——你寄來的書和你所寫的大量的文字。
書錢遵囑不寄去了，寄去我全家專門去照的一張近影，留作紀念，算是中國東西兩極有這麼一個印象吧。
人生易老，尚祈上蒼保佑先生健康、平安，能有更多的時間，寫出更多的作品。
凝視著楊萬才在新疆奎屯市拍的照片，全家三代含笑坐在噴泉前，一片歡愉。只是他那一頭白髮，記錄了歲月的滄桑。
如果當年楊萬才沒有給許傑教授寫信？如果許傑教授當年沒有給這位年輕的大學生回信？如果許傑教授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 ……
如果說，與許傑教授之間的通信只是楊萬才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偶然因素，那麼，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在“反右派鬥爭”中遭劫受難，則是怎麼也無法“如果”的必然結果——不是楊萬才受批判，就是張萬才挨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