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筆者剛剛採訪了沙文漢夫人陳修良，翌日，家裡響起了門鈴聲。開門一看，是一位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他消瘦，一頭白髮，說是已經把一書看了兩遍，打聽到我的地址，所以前來尋訪。
我請他在客廳坐下。他說自己當年是“右派分子”，吃了二十年的苦，現在看了一書，才恍然大悟。
他說，書中引述了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關於在工人、農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全文。他還是頭一回看到這個《通知》。他是一個工人，按照中共中央這一文件的規定，在工人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可是，他卻在這一文件下達後的一年零二十五天——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被劃為“右派分子”！
他長嘆一口氣，如果在當時他看到這一《通知》，那就不會吃那麼多年的苦頭了！
他說自己在中國的“右派分子”之中，佔有兩個“最”：
一是最小的“右派分子”——因為他是一個工人；
二是最晚被劃為“右派分子”——因為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反右派運動”已經宣布結束，連“反右派補課”都已經“補”過了，已經開始進入“大躍進”運動了。他卻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被打成“右派分子”！
我對他說，你所說的兩個“最”，也只是相對而言。比你更“小”、比你更“晚”的“右派分子”，一定還會有。
他說，看了一書，書中寫的絕大多數都是“大右派”，他跟“大右派”們相比，本來不足為道。但是，由於他沾了兩個“最”的光，所以可否在一書修訂再版時，把他這位“最小最晚”的“右派分子”也寫上一筆？
我同意了。我拿出錄音機，請他細細道來……
他叫陳忠興，一九二六年生於上海漕河涇農村，只有小學文化程度。他在農村長大，後來在郵電部上海通訊設備廠當工人。他在技術上很鑽研，所以在一九五六年被評為七級工，工資為一百零五元四角人民幣，當時他只三十歲，這樣的工資在同齡人中算是很高的了。
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和後來的“反右派運動”之中，他都太平無事。因為在他看來，那都是知識分子們的事，跟他這個工人無關。
他出事是在一九五八年春夏之間。那時，中共中央下達《關於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工廠裡也就開展這“雙反運動”。廠裡開展寫大字報“競賽”。這樣，許多工人在白天上班時間裡寫大字報，晚上還要吃碗陽春面，留下來寫大字報，回到家裡還得吃飯。陳忠興見了，以為這樣做既浪費了時間，而吃兩頓晚飯又浪費糧食，也就寫了大字報說：“在反浪費中造成了新的浪費！”
於是，他被視為對運動“不滿”。他遭到大字報的圍攻。
這時，有人給陳忠興貼大字報，標題為《什麼話？ 》，揭發了陳忠興的“驚人問題”，說他“污衊領袖毛澤東”、“污衊中國人民解放軍”！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是在一九五三年，上海的《新民報》（《新民晚報》的前身）登了一篇《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故事。小學文化程度的他，在那時的工人中算是有點文化了，擔任學習小組裡的讀報員。他讀了《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故事之後，發表感想道：
“孫悟空在花果山上，率領猴子們反抗玉皇大帝派來的天兵天將，真了不起。毛主席率領解放軍，打敗了蔣介石的百萬大軍，也真了不起。”
大字報《什麼話？ 》批判陳忠興，說他把偉大領袖毛主席比作孫悟空，而孫悟空是妖精，豈不是“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 ！把中國人民解放軍比作猴子，豈不是“污衊中國人民解放軍”？ ！
這下子，陳忠興的問題變得“非常嚴重”。
那時，正在進行“反右派補課”。因為在他們工廠裡，還沒有“揪”出過“右派分子”，被視為“領導思想右傾”。所以，工廠的領導正在廠裡“尋找”“右派分子”。他們以為陳忠興有著“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反動言論”，正好成為“反右派補課”的一課。所以，陳忠興已經被內定為“右派分子”，而陳忠興本人還蒙在鼓裡。
從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起，陳忠興被調到工具車間監督勞動。當時，他還以為，劃成“右派”的都是知識分子和乾部，他這個小工人不會被劃為“右派分子”，只是他被貼了大字報，所以也就“勞動、勞動”。
終於，在九月二十九日，陳忠興在廠裡的食堂門口見到貼了兩張佈告，上面的一張佈告是宣布一個技術員由於“反黨反社會主義”，定為“右派分子”；下面的一張佈告則宣布陳忠興為“右派分子”，從七級工降為三級工。佈告下方是廠長、副廠長具名。
陳忠興本來就夠不上什麼“右派分子”，何況即便在當時，中共中央也早在一年前就已經規定“在工人農民中不划右派分子”。但是，他竟然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從此，陳忠興被推入泥坑。喝足苦水。
陳忠興處處遭人白眼，處處矮人一截，低人一等，成了“監督勞動”的對象，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政對象”。雖說在當時的上海，“師傅”是對年紀稍長的人的很普通的稱呼，而陳忠興是正兒八經的師傅，廠裡卻再也不許年輕人喊他“陳師傅”——因為“右派分子”是不能稱“師傅”的。當然，更不能稱“陳忠興同志”了。
陳忠興的工資從每月一百零五元四角的七級工，一下子降為五十七元五角的三級工。他上有雙親，下有三子一女，生活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原本是家中的頂樑柱，如今這頂樑柱倒了。
他的妻子是女工，在一九五六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已經被列為中共發展入黨對象。自從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妻子也就無法入黨了。家庭重擔壓到了妻子肩上，妻子的頭髮過早地白了，成了“白毛女”。
在百般無奈之中，陳忠興把女兒送給了別人。
陳忠興本來就夠不上“右派分子”，所以在摘“右派分子”的帽子時，他完全可以列入第一批“摘帽名單”。可是，他卻沒有“摘帽”的“榮幸”，反而被送往上海青浦農場勞動教養。
內中的原因，是他在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時，又挨了一棒。
那是在“大躍進”高潮中，廠裡的青年工人“敢想敢干”，提出要製造“思想車床”。所謂“思想車床”，就是你的腦子裡怎麼想，車床就“自動”地怎麼做。作為一位經驗豐富的老工人，陳忠興自然對這種“思想車床”搖頭。於是，他被扣上“對技術革命潑冷水”的罪名。他本來就是“右派分子”，在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時，他又被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加以批判……
陳忠興被送到上海青浦縣青東農場勞動教養達兩年之久。
陳忠興想不通。他在極度孤獨、苦悶之中，精神失常。他甚至幾度想自殺。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六日，陳忠興終於結束了勞動教養生活，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回到廠裡。可是，他的工資竟被降為每月三十九元——據告，他從農場回到廠裡，算是新工人，而新工人的工資是每月三十九元！
他在一份舊報紙上看到“反右派運動”的總結報告，上面提到在工人之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他據此寫信向上申訴，卻被說成是“右派翻案”。
不久，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澤東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發表。毛澤東在詩中寫道：
陳忠興又一起找到“理論依據”，因為毛澤東歌頌孫大聖，這表明他在一九五三年讀報時所說的那些話沒有錯。
可是，陳忠興的這些“學習體會”，又有什麼用呢？
在“文革”中，陳忠興又吃足苦頭，因為是“摘帽右派”而遭批鬥、抄家。
他的雙親在“文革”中含冤而逝，他卻連追悼會都沒有資格主持，只得請他的妹夫出面，因為他的妹夫是中共黨員。
他在工作中一直認真、苦幹，從未聽見過一句表揚。但是，粉碎“四人幫”之後，在一九七七年，他破天荒在全廠大會上受到表揚，稱他“同志”，使他激動萬分。他感到“天要亮了”！
也就在一九七七年，他的每月工資加了五元，年輕人也叫他“陳師傅”了。他的心情變得舒暢。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黨支部書記對陳忠興說：“恭喜！恭喜！”他以為一定是他的“右派”冤案得以平反，而黨支部書記卻告訴他，恭喜他被提升為技師。廠裡給他貼了紅榜，這是從未有過的。
終於在當年十二月十五日，廠裡開大會，宣佈為陳忠興平反“右派”冤案，恢復原工資。
陳忠興在欣喜之餘，不由得長嘆：從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二十個春秋，人生的黃金歲月，在“右派”的陰影中度過！
如今，許多年輕人不知道什麼叫“反右派運動”。陳忠興說，一定要讓年輕人們知道一九五七年“左”的劫難。他一再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後，再也不應該發生像“反右派運動”這樣的苦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