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有是中共黨員，一九五七年在中共黑龍江省委直屬機關黨委工作，擔任黨支部宣傳委員兼共青團支部書記。
他被劃為“右派分子”時，只有二十五歲。愛人是農村家庭婦女，沒有文化，沒有工作，不懂政治，不知“右派”是什麼意思。子女中年齡最大的才四歲，還不懂事。
雖然就全國而言，張有隻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右派”。但是，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張有給筆者寄來他的近五萬字的身世陳述《回憶與思考》，筆者讀後，深為感動。儘管他的文化水平不高，陳述中不時有錯別字，但是他所敘述的在一九五七年的經歷，卻極具代表性、典型性。正因為這樣，筆者在修訂一書時，根據他的陳述，增寫了這一節……
在中共開展整風運動之初，張有深得組織信任。一九五七年二月和三月，毛澤東先後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作了講話。當時，這兩次講話稿未公開發表。為了傳達毛澤東這兩次講話，機關黨委派張有到中共黑龍江省委機要室聽毛澤東講話錄音。張有記得，用了兩三天的時間，以記錄速度播放毛澤東講話錄音，張有作了詳盡記錄。回機關之後，張有根據記錄，向機關全體黨員幹部作了傳達。這一錄音記錄稿，與後來公開發表稿，有著很大的差異。毛澤東在講話中虛懷若谷，表示歡迎各界幫助整風。
張有記得，黨員幹部們聽了傳達，都非常興奮，以為中國將進入民主自由康平盛世，是第二個“貞觀之治”，毛澤東就是“第二個唐太宗”。
不久，機關黨委成立整風領導小組，共五位成員，張有是成員之一，分工負責抓整風的常務工作。
張有本人，對於共產黨感情極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對黨忠貞不二，堅信不疑。因為我是個窮苦農民出身的孩子，原只有小學三年文化，什麼國家大事也不懂。是共產黨讓我參加工作，培養我成為一個有理想的人，教育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改變了我的人生。所以我感恩不盡，永不忘本，共產黨說什麼我就信什麼，共產黨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從來不打折扣。對於共產黨，不僅我自己從來不懷疑，而且也經常說教別人，不要與共產黨有二心。我確實是共產黨最忠實的信徒。”
根據上級指示，機關召開黨員、團員、非黨幹部、知識分子座談會，反复宣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動員大家大鳴大放。張有積極貫徹上級指示。一開始，許多人有顧慮。經過張有反複動員，這才使很多人消除了顧慮，敢於開誠佈公提意見。
張有記得，最初的意見只是局限於本機關的一些問題。根據上級部署，把鳴放重點引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以及方針政策等重大問題。為了能夠使大家深入地對重大問題大鳴大放，整風領導小組把重大問題分成一個個專題，召開專題座談會。這些專題有：黨的領導，民主選舉，農業合作化，糧食統購統銷，“三反”運動，“肅反”運動，知識分子政策以及統一戰線，中蘇關係，等等。誰提的意見多，誰的意見尖銳，誰就受到表揚，被認為是整風積極分子。
在整風領導小組的一再鼓勵下，許多人敞開思想，不存戒心。張有記得，也有極少數人“看破紅塵，不鳴不放”。有個叫張振遠的非黨幹部，深有顧慮，張有動員他鳴放，他說：“共產黨整風六個月，我得等到五個月零二十九天。即使到了那一天，我還得看運動發展到什麼程度，才決定是否提意見。”張有問他，為什麼要這麼說。他回答說：“我怕共產黨說話不算數，有時朝令夕改，左一下子，右一下子，把握不准就跟著吃虧！”張振遠果真一條意見也沒有提，結果沒有事。後來，張有被打成“右派分子”，張振遠對他說：“怎麼樣，我說對了吧？你小伙子還是'油縮予發白——短煉'。”
還有一個“不鳴不放”者，是一位“三朝元老”，名叫劉昌福。他年長張有十歲，非中共黨員。由於他曾在偽滿洲國時代、國民黨時代和共產黨時代都做過小職員，所以有著“三朝元老”的外號。平常，在私下里，他對張有也說一些對共產黨的看法，但是在各種公開場合，一言不發。張有動員他“鳴放”。他對張有說：“共產黨整風，能不能誠心到底，我沒有看透。像我這樣出身複雜的人，說話容易使人產生誤會，弄得不好，就有可能好心沒好報！”
除了以上兩位“不鳴不放”者之外，還有一位“不鳴不放”，那就是張有自己！
張有“不鳴不放”，倒不是他對共產黨存有戒心，也不是他“老練”，卻是由於他是整風領導小組成員，忙得不可開交。他要組織、參加各種各樣的鳴放會議，還要做鳴放意見的整理工作，要向上匯報，等等。他根本沒有時間考慮自己鳴放。他還以為，反正各種意見大家都說了，他要說，也就是這些話，沒有必要重複別人已經說過的那些話。正因為這樣，當機關里絕大多數人已經多次鳴放，張有仍“未鳴未放”。
張有“不鳴不放”，照理應該太平無事。這位反複動員別人鳴放的整風領導小組成員，終於在最關鍵的時候，成了“動員對象”！
那是在五月中旬，上級要求大鳴大放“再掀高潮”。
為此，機關黨委居然專門傳達了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學的發言，以張有所在的黨支部作為“試點”，召開大型鳴放大會。在這個會上，要求每個科室至少有一至兩人發言，“不准有空白”。機關黨委指定張有為“第一發言人”，要求作“林希翎式”的發言！
當時，張有以為“這是上級黨委對我們支部的重視，也是對我的器重”。於是，張有根據上級黨委所要求的“著眼於黨和國家大事”指示，擬定了發言提綱，確定“民主選舉、宗派主義、黨群關係”為發言重點。
五月十八日——距《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 》的前二十天，作為“試點”，張有所在的黨支部召開了大型鳴放會，外支部許多人列席旁聽，出席人數總共達二百多人。
遵照上級指示，張有在會上第一個發言。據張有回憶，“發言受到全場贊同，引起共鳴。有些人還插話補充了我發言的不足。會議鳴放氣氛熱烈，開得很成功”。
這是張有在大鳴大放中惟一的一次鳴放。
會議結束之後，張有根據上級指示，還專門寫了題為《如何組織開好鳴放大會》的“經驗總結”報告上報，受到中共黑龍江省委直屬機關黨委的表揚！
二十天后，《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 》之後，形勢急轉直下，全國大張旗鼓開始“反擊右派”。這時，張有仍太平無事，因為機關里絕大多數人都以為有“右派”也只在北京高級領導層裡，在地方是不會有什麼“右派”的。
黑龍江畢竟遠離北京，政治的敏感度差，存在著“滯後現象”。直到七月，中共黑龍江省委才通知，暫停整風，開展“反右派鬥爭”。於是，整風領導小組調整為“反右領導小組”。組織上告訴張有，說他既做人事工作，又抓共青團工作，還要顧及宣傳工作，兼職太多，就不擔任“反右領導小組”的工作。張有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以為是正常的工作安排。從此之後，張有不再參與機關運動的領導工作。
此後不久，有一天，來了兩位記者，說是來採訪關於深入揭發“右派分子”經驗的。記者回去後沒有幾天——八月五日，當地一家報紙頭版頭條消息，報導黑龍江省委直屬機關深入開展反右派鬥爭，揭發出隱藏很深的黨內右派分子——張有！
張有頓時如五雷轟頂，怎麼也想不到、怎麼也想不通自己會成為“右派分子”？ ！怎麼會成為“隱藏很深”的“黨內右派分子”？ ！
報紙到了機關，人們議論紛紛：
“張有是黨性很強的黨員，怎麼會是'右派分子'？”
“為什麼本單位大字報、小字報上沒有被點名的人，報紙上怎麼點出來的？”
也有人說：“本單位有右派不揭，叫報紙給揭出來，這是嚴重的右傾溫情主義！”
在一片嘩然之後，當天中午，機關大廳里拉出一幅白色橫幅，上面寫著斗大的黑字：“堅決打退黨內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張有的猖狂進攻！”
在橫幅兩側，貼著一對大幅白紙黑字對聯：
“堅決批判右傾溫情主義”；
“揭開偽裝共產黨員面紗”。
在橫幅之下，對聯之間，貼著大字報，摘錄著張有的“右派言行”。
張有回憶說：“整個大廳裡真像一個辦理喪事的大靈堂，只是還缺少靈柩和花圈罷了。”
支部書記找張有談話：“你鳴放了很多右派言論，什麼自由選舉呀，共產黨有宗派主義呀，發展黨員也要聽取群眾意見呀……你違背了毛主席講的'六條標準'。”
張有反駁說：“自古以來就沒有聽說過，說話還有什麼標準。毛主席的'六條標準'，不是法律。我說話也不違法，憲法有言論自由的規定。”
支部書記強調說：“毛主席的話，就等於法律。這'六條標準'，就是衡量右派的標準，就得按毛主席的話辦。”
張有氣憤地說：“整風是黨自己發動的，鳴放是黨號召的，我的鳴放是你們再三動員的，鳴放的題目也是你們出的。我根據黨組織的指示，發表了意見。如今，你們反過來，把我打成'右派分子'。這是正人君子的做法嗎？是共產黨幹的事嗎？還要不要共產黨的威信了？”
儘管張有的話句句在理，胳膊擰不過大腿，他畢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除了張有自己之外，那天被張有動員安排發言的十五人中，有五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包括張有在內）。另外，還有三人定為“中右”，六人定為“有右派言論”。
那些被張有動員的人，都說被張有“拉上賊船”！
其中，有一個被張有動員的人，在“三反”中蒙受過不白之冤。張有動員他“向黨交心，說出心裡話”。他聽從了張有的話，在會上“向黨交心，說出心裡話”。結果，在機關里，他第一個被打成“右派分子”。他的妻子一見到張有就埋怨：“我們家老劉如果不聽你勸，就不會成為'右派分子'！”
張有聽罷，心中極為內疚。
不過，由於張有自己也成了“右派分子”，跟他“同歸於盡”，那些被動員的人也就不怨張有了。
張有事後反思：“這是我忠心耿耿、甘心情願、樂意做黨的'馴服工具'的結果，只能自食其果！”
張有遭到嚴厲的鬥爭。
鬥爭大會上高懸“鬥爭黨內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張有大會”。四牆貼著許多標語：
“深挖隱藏在黨內的右派分子！”
“揭開黨內右派偽君子的面紗！”
“摘下掛羊頭賣狗肉的假共產黨員的招牌！”
“清除黨內右派異己分子！”
會上的發言，集中於“批判”張有的“五大罪狀”：
一、“攻擊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二、“反對共產黨的領導”；
三、“詆毀反右派鬥爭”；
四、“攻擊肅反運動”；
五、“離間黨群關係”。
張有想分辯幾句，會場上就響起口導：
“不許狡辯抵賴！”
“頑固到底，死路一條！”
如果張有閉口不答，會場上又響起口號：
“不許耍死狗！”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面對著嚴酷的鬥爭，張有確實想不通。就拿“反對共產黨”這一“罪狀”來說，張有向來是共產黨最忠實的信徒，對黨忠心耿耿，從無懷疑。他開始懷疑共產黨，是在他被劃為“右派分子”之後，而不是在劃為“右派分子”之前。因為像他這樣忠心耿耿的人，都被劃為“右派分子”，他這才開始懷疑黨的政策是否正確……
張有被斥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國民黨的代理人”、“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民族的敗類”、“共產黨的叛徒”，還有什麼“走狗”、“豺狼”、“狗屎堆”之類……
有人“揭發”張有每天晚上睡覺之前，總在宿舍裡記日記，必須把張有的日記拿出來“曝光”！
這一“揭發”，引起很多人的讚同。於是，會議主持者不顧張有的抗議，馬上派出三四個人到張有宿舍亂翻一通——所以，“抄家”並不是“文革”時的“發明”，早在“反右派”的時候就已經有這一手了。
張有的日記、信件、筆記本都被抄去。不久，經過幾位“秀才”的加工，仿照毛澤東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那些信件分類、加按語的“樣板”，印出了《右派分子張有的部分日記、信件摘抄》，印發給群眾，作為批判張有的材料……由於公佈了私人信件，甚至還連累了那些與張有通信的人！
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張有所在的機關的“反右派鬥爭”宣告結束。黨委正式公佈了張有等十五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名單。這“右派分子”之前，冠有“資產階級”四字。張有笑謂，從這一天開始，他從無產階級變成了“資產階級”！
在這十五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之中，凡是黨團員，一律開除黨籍、團籍。張有被開除中共黨籍。在宣布這一決定時，支部書記找張有談話，問他還有什麼話要說。張有說了一段頗為深刻的話：
“真沒想到共產黨會自殘骨肉！開除我的黨籍，你們認為這是件好事，我為黨可惜一一因為黨失去了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希望黨能夠吸取教訓才好！”
支部書記當即訓斥說：“你的反動立場，一點都沒有改變！”
在開除黨籍、團籍的同時，還進行行政處分，行政處分分為三種：降級、撤職、開除。
另外，所有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一律下放農村，也分三種：一是農村生產隊，二是農場，三是勞動教養隊。
張有被“發配”到鏡泊湖養殖場，接受群眾監督，勞動改造……
張有說：“這種'戴帽子'進行'監督勞動改造'，乃是中國特產，中國獨有。說是刑不是刑，但是比刑還厲害。不經法院審判，不講你違反了哪條法律法規，沒有訴訟程序，不准請律師辯護，不許當事人申辯，'刑期'沒有時間限定，說長就長，說短就短。哪一級黨委都有權決定和批准給人'戴帽子'。戴上了帽子就是扣上'緊箍咒'，是龍就得盤著，是虎就得臥著。機關黨委宣布給我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並沒有宣布戴多長時間；被'送農場監督勞動改造'，也沒有宣布監督改造幾年。只告訴一句：'什麼時候改造好了，什麼時候摘帽。'這'什麼時候'，實際上是'無期'的代用詞，可以解釋為'改造好了有期，改造不好無期'。什麼樣算是'改造好了'，也沒有個標準。所以，'右派分子'的帽子要戴多久，'勞動改造'時間有多長，都是未知數，誰都說不出個子丑寅卯。判徒刑，還有個刑期盼頭。這'什麼時候'，連個盼頭都沒有！”
張有承受著巨大的痛苦。他說：“我惦念著遠方的家。父親年歲大，愛人體弱多病，孩子幼小，依靠我菲薄的工資收入，長期的兩地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經過再三的請求，已經遣回原籍五常縣的父親、妻子、孩子三代人，搬來鏡泊湖養殖場，與他一起過著艱難的生活。
一九六一年冬，張有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成了“摘帽右派”。但是，他的處境仍是那樣。張有說：“'摘帽右派'與'戴帽右派'的區別，只是前者沒人再當眾訓斥而已！”
由於鏡泊湖養殖場連年虧空，允許“摘帽右派”自尋出路。於是，張有離開過了五年“勞動改造”生涯的鏡泊湖養殖場，帶著全家老小，回到故鄉五常縣。
在老家，張有在人們的眼裡仍是“右派”——雖說已經摘帽，畢竟還是“摘帽右派”。
在“文革”中，張有是“當然”的“牛鬼蛇神”。於是，陪鬥“走資派”，進黑幫隊，上“學習班”等等，樣樣有份……
自從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後，經過批判、鬥爭、勞動改造，要求“右派分子”們口服心服。懾於政治壓力，張有在種種檢討中，只得“認錯”，但是張有從來沒有心服。一有“風吹草動”，張有馬上就進行申訴，要求平反。
他曾多次上訴：
一九六零年夏天，報上登載毛澤東為麻雀平反的消息：毛澤東原本把麻雀列為“四害”之一，與蒼蠅、蚊子、老鼠“齊名”——其理由是麻雀啄食糧食。由於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號召“除四害”，各地開展群眾性的“消滅麻雀運動”。後來，科學家向毛澤東提出，麻雀不只是吃糧食，而且也吃害蟲，有過也有功。對於這一意見，毛澤東倒是聽進去了，就說麻雀應該給予“平反”。從此，麻雀不再“錯劃”為“四害”之一。
敏感的張有讀了這條消息，居然馬上把麻雀的“錯案”跟“右派”的“錯案”聯繫起來！他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寫了一封匿名信，建議像給麻雀平反一樣，給“右派分子”平反。他說，把麻雀列為“四害”之一，是錯案，把我們打成“右派分子”，也是錯案。我們“右派分子”之中有許多人才，對國家對人民的貢獻要比麻雀大得多。平反麻雀，小事一樁；平反“右派”，利國利民，比給小小的麻雀平反重要得多……
不言而喻，他的信石沉大海。
一九六一年，張有聽說中共中央下了文件，給受彭德懷株連的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甄別，馬上就給原單位去信也要求甄別。得到的答復是：只甄別右傾，不甄別右派！
一九六二年，他看到報上登載毛澤東和久不露面的陳雲握手的照片，又浮想聯翩。他知道，毛澤東曾批評陳雲“一貫右傾”。陳雲復出，意味著毛澤東也許改變了對“右傾”的態度。 “右傾”和“右派”都姓“右”，也許“右派分子”平反的時機到了……
於是，張有以真名實姓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寫信，要求平反。信被轉到原單位黨委。張有被找去談話，明確告知：“右派問題，不准申訴，今後不要再到處寫信了，小心弄不好會出新問題！”
……
張有，“人還在，心不死”。他仍然一次次申訴，要求平反，一次次受到嚴厲的警告。
直到一九七八年四月，張有在縣里聽了中共中央十一號文件傳達，無比興奮，興奮無比！
一九七八年“中發十一號”文件，亦即《中共中央批復中央統戰部、公安部〈關於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的通知》。
由於多次申訴平反不成，他當時還不敢相信文件上所說的是真的。
回到家中，親戚朋友接連前來賀喜，他這才相信，苦日子總算熬到頭了！
經過核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組織上作出了對張有右派問題複查改正和恢復黨籍的決定，並把他調回原單位。張有忍辱負重二十二個春秋，終於重見天日。
有人問他：“你對自己被錯劃為'右派'有何感想？”
張有用四句話答复：
這四句話，可以說是張有從多年的痛楚中提煉出來的“結晶體”。
又有人問他：“對誣陷過你的人，鬥爭過你的人，你是怎麼看待的？你受了那麼多的苦，要求補償嗎？”
張有坦然而深刻地回答說：
“罪已經受過了，苦已經吃完了，我同意一位也被錯劃'右派'的教授所說的一段話：'倘若過去的一切能給將來以經驗和教訓，倘若我們的不幸和委屈能換取後人的成熟，那麼我們的痛苦是值得的，我們的欣慰將是永久的。'也相信當年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會自醒自愧。再糾纏個人私怨私忿是沒有什麼意思的，多想些於國於民有益的問題，多做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事情，比什麼都有意義。當然，創傷會留下傷疤，烙印是抹不去的。若想傷痕和烙印全消失，只有到了壽終安息時。”